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非一致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非一致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049（2004）03-0012-04
一、经典理论——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索洛模型，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增长，而就业增长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加强效应”。
奥肯法则（Okun’slaw）更进一步用定量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其表达式如下：
△u=-0.5（y-2.25）
公式中，△u表示失业率的变化，y表示经济增长率。
它的含义是，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率低于2.25％时，失业率将上升，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上升半个百分点。
而且，世界各国，无论是处于竞争均衡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是处于结构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都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
二、中国的现状
但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较强的非一致性，也就是说，在中国上述就业增长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异。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非一致性表现为：一方面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逐步下降，失业和下岗人员逐渐增多，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3.6％，大于“八五”期间的2.25％和“九五”前4年的2.3～2.9％。尽管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一致性程度有所上升，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在速度上存在非对称性，这体现为GDP就业弹性的不断下降。
表1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以及就业弹性系数值。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变化的幅度比较大，但就业的增长率却波动不大，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就业弹性系数的波动也比较小。在这20年中，就业弹性值出现过两次峰值，且出现的年份正好是经济增长的低谷年，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但就业增长率并没有相应地减少。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就业弹性值比较小。
表1 中国经济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及就业弹性值
年份 GDP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 就业弹性
（％） （％）（％）
1978年11.70
2.00 0.17
1979年7.702.20 0.29
1980年7.803.30 0.42
1981年5.203.20 0.62
1982年9.103.60 0.40
1983年10.90
2.50 0.23
1984年15.20
3.80 0.25
1985年13.50
3.50 0.26
1986年8.802.80 0.32
1987年11.60
2.90 0.25
1988年11.30
2.90 0.26
1989年4.101.80 0.44
1990年3.802.60 0.68
1991年9.202.00 0.22
1992年14.20
1.80 0.13
1993年13.50
1.60 0.12
1994年12.60
1.30 0.10
1995年10.50
1.10 0.10
1996年9.601.30 0.14
1997年8.801.10 0.1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关于这一增长悖论的解释
国内理论界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不一致性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1.技术进步论。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都认为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两种，即量的因素和质的因素。前者主要是指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导致经济增长，而后者主要是指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等导致经济增长。但是，在我国当前条件下，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深化、技术快速进步等因素推进的，因此节约劳动性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GDP弹性的下降和就业人数的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并且这种就业减少的现象可能与就业体制改革、劳动参与率和1996年以来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有关。
2.结构调整论。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不是一种内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自主型增长”，而是一种“调整型增长”，即经济结构由原来的不合理渐渐趋于合理，中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正是由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快速调整所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换句话说，就业下降或失业上升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必要成本。
3.有效劳动需求论。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人数两个概念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带来了有效劳动需求量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原来已经处于有效就业状态的职工的劳动工时的增加，表现为劳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表现为名义就业人数的增加。再说，即使有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如外来民工流入城镇就业岗位和自我雇用），也常常因为无法进入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使得城镇登记失业率看起来不断上升。所以，整个过程就会表现为所谓的“增长悖论”。
以上三种分析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又都比较片面：技术进步论在考察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时候，它所站的角度是短期，如果是长期的话，结论刚好相反；结构调整论把比较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缺乏说服力。笔者认为，经济增长无疑是就业增长的前提，但并非经济增长速度愈快就业增长速度也愈快，高经济增长并不必然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悖论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实现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其目标，必然会导致“减员增效”。所谓“减员”，必然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而“增效”相应又会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样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非一致性现象。另外，还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
1.我国近年来劳动力增长速度较快导致劳动人口过剩，也是产生这种悖论现象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及人口增长的自身规律，不仅体现为农村存在过剩的农村劳动，还体现为城市非农业部门也存在大量过剩劳动。由于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城乡劳动状况几乎完全是在相互独立的环境中演变过来的，从而可认为城乡的过剩劳动都分别只是各自范围内人口增长的函数。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既不能把收益最大化作为目标，也不能把产量最大化作为目标，而只能以形式上的充分就业作为目标，即低工资高就业的制度。从劳动力增长的情况看，我国的从业人员1978年为40152万人，1997年为69600万人，1997年比1978年增加29448万人，增长了28.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从人口结构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人口已从年轻型、增长型转向壮年型。据人口普查资料，1990年与1982年相比，我国人口总数增长了12.6％，而15岁以上人口增长22.9％。据估计，未来中国劳动力就业形势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增长。除去当前的隐性失业，未来20年间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将在1100万人以上，其中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近1000万人，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860万人。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需求或经济吸纳能力持续下降。这样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
2.就业结构变动长期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是产生这种悖论现象的另一个要素。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也表现出两方面矛盾：其一，在劳动力就业构成中，主要是第一产业就业结构转换滞后。在GDP的产业构成中，目前中国已表现出超前的工业化水平。如图1所示，2001年第一产业占15％，第二产业占51％，第三产业为34％，非农产业构成之和已达85％。但是以就业构成表现的结构问题却非常突出。2001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高达50％，产业与就业结构表现的偏差高达30％以上。其二，在非农劳动力就业构成中，主要是第三产业就业结构转换滞后，大大偏离于其他国家的普遍情况。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高于其产值比，如，韩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与其产值之比为61∶51，马来西亚为50∶41，菲律宾为45∶45，巴西为56∶50。而中国的数据却是27.7∶33.6，两者偏差为5.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结构转换滞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中国非农就业结构偏差的重要原因，从而也会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
图1 1978—2001年按产业的GDP构成和就业人员构成曲线图
四、对策思考
1.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应该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就业增长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增长悖论”。未来20年是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7年中国劳动力数量占世界总量的26.2％，而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不足4％，这就决定了中国应当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决定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应当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从比较优势出发，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重点投资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促进就业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修路、建水库、发展第三产业等，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鼓励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同时积极引导外国资金和港澳台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这样既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又能有效利用那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而缓解人口对环境的压力。
2.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基本前提。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的失业并不是经济增长产生的后果，而是由于产业结构非均衡增长过程所导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型失业并不违背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扩大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必须走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扩大的路子。改革越深入彻底，经济持续增长越有保证，失业问题就越有可能减轻，这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的根本途径。
3.加快体制转轨的步伐，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意味着第一、第二产业能够得到质量好、效益高的各项服务，从而使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第三产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高、投资少、见效快、吸收劳动力就业多等特点，在解决我国失业问题中地位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其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吸收劳动力也很有限，不到劳动力总数的25％，而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在60％左右。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瓶颈产业，今后我们应将第三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来看待。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据有关部门测算，仅仅是由于第三产业中的交通和通讯上的滞后发展，我国每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百亿美元之巨。[1]因此，加大对基础设施等的投入，既可以为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又有利于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及下岗职工兴办第三产业，同时在办理登记手续、发放经营执照、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提供各种方便，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4.发展人力资本，调整劳动力结构，减少结构性失业。我国目前一方面失业严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岗位空缺，即失业与空位同时存在，表现为无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就业难，而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或熟练的劳动力却远远供不应求，致使一些企业关键岗位空缺。实行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从而使其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这样才能让他自身定位，找到合适的岗位。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的特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仅它们自身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够使其它要素也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同时，通过教育向劳动者传授知识和技术，能极大地提高他们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大大降低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就业岗位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缩短失业时间，降低失业率。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解决经济增长与失业扩大这一悖论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