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世论文,学术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康乾时代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传统王朝的发展高峰期，或者说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这使它在时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给人们的评价提供了更多地角度和层次。这些层次和角度至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传统史家和中国人普遍的盛世情结；二是国内外对清代历史进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三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背景变化的影响。这使康乾时期的形象在各种著述的历史记忆中不断地变化和变迁，而这些本身就构成了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的一个内容。
2002年3月20日，戴逸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撰文《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重申康雍乾时期为盛世，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重大功绩，但也潜伏很多危机。之后，周思源先生撰文《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坚决反对戴逸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的极度专制，使中国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上彻底失去活力，与世界差距迅速扩大而且越来越大。之后两人均有后续文章跟进，一场学术争论由此而起。2002年8月1日，姚小平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又发表文章《也谈康乾盛世》，认为从学术史上看，清代学术繁荣在乾、嘉，孕育则在顺、康，“康乾盛世”之说是可以成立的。高翔先生于2003年9月9日《北京日报》撰文《康乾时期能否称为“盛世”·四大焦点争论》，项立岭先生于2003年11月在《世纪中国》发表文章《中国“积弱”始于康雍乾“盛世”》。
除了学术界热衷于讨论康乾时代，媒体对康乾时代历史的全面演绎则有了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康乾时代的历史和影视媒体之间一直有着一个良好的互动的“双赢”关系，从电视剧《雍正王朝》红极一时，到后来《康熙王朝》热播，再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正说清朝十二帝》走入千家万户，清朝康乾时代的故事不断地为媒体注入活力，使收视率大大提高，而媒体的力量又让康乾时代的是是非非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街谈巷议。
然而，对康乾时代历史评价又何止是现在的热点话题。清朝结束近百年来，对这个百年历史时段的评说一直不绝于书，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康乾时代特殊的历史地位。
一、盛世情结：对康乾盛世历史的记忆
康乾盛世观念的形成首先是中国传统盛世情结的再现。盛世情结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人们习惯于用治乱相间的历史循环论思维来审视古代历史的发展，① 用盛衰观念来评判一个历史时段，对康乾时代冠以盛世之名就像以往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一样，都表现了古人对太平、强盛历史时期的推崇与怀念，表现了一种传统变易史观。
剖析一下古人关于盛世的观点，其内涵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曰富，二曰强，三曰宁。所谓富者，人民安心生产，社会财富日益增多，国家亦有充足的财政基础；所谓强者，不仅是军力强盛，开疆拓土，而且还是指皇权强大，君主英明，无权臣之乱，无武将之患，因而天下一统，政治稳定，边疆安定；所谓宁者，指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无战乱之祸，天灾得以救济，人民生活安宁。盛世的相对面是衰世、乱世，是国力衰弱、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更主要的是指皇权式微，疆土分裂，诸侯并起，战乱不已。
20世纪以前，对康乾时代的评价主要是在这种传统的变易史观下展开的。首先是康熙、乾隆等皇帝对盛世这种政治局面的追求和标榜。自康熙后期，清朝消除了各方面的忧患，统治日益安定，社会发展再次走出朝代更替的变乱局面，于是有“盛世”之说。到乾隆时期，财富积累，军功强大，特别是以平准战争的胜利、统一天山南北为标志，清朝强盛一面展现得更加充分，盛世一词也更是经常被皇帝、大臣们反复提起，“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② “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现在巴达克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捧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世。”③ 清朝皇帝这种天朝大国抚有四海的骄傲心态本身就是盛世情结的表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很容易被盈庭称颂，广为流传，成为一种统一的政治话语。盛世意识由此逐渐形成。
其次，乾隆以后，即进入19世纪，在文人与史家的记载中，人们把从康熙到乾隆这百年有余的时段当做一个时代来看待，“康乾盛世”的观念趋向明确化。这个时期形成了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学派，他们对嘉道时期国家衰落迹象非常担忧，把康乾时代当做改革时代颓势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洪亮吉曾说：“我国家膺图百年，僻地三万，东西视日，过无雷咸镜之方；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孙之外。广于唐汉，远过殷周。”④ 又如龚自珍，虽然一再批判清朝的腐朽和衰落，但对康乾时期强盛与富足不乏赞美，“惟时纯庙久临御，宇宙瑰富如成康。”⑤ 之所以出现这些记载，应该说是乾隆以后清朝日渐衰落的局面，很容易激发文人学士对康乾时代强盛局面的怀念之情，并把这个时期与历史上其他太平盛世相提并论。如生活在嘉道时期的姚莹讲到，“周之成康，汉之文景，唐之贞观，本朝康熙乾隆之间，天下富庶，教化洽隆，岂异域殊方所能彷佛者？发仓赈粟蠲免钱粮动千万计，而生当郅治，身及见之，转若寻常。”⑥ 康乾盛世的概念在这种历史记忆中逐渐定型，为文人学士广泛接受，并记入笔记文章中流传后世。
到19世纪后半期，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国外西方国家的侵略日益深入，在这种内忧外患日渐加深的情况下，时人倒更加怀念康乾时代中国的强盛。魏源认为，康乾时代成为盛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富”。他说，康熙年间清朝的财政已出现盈余，雍正年间（1727年）库存银已增至6000万两，乾隆时常年库存6000－7000万两，最高达7800万两左右，“为国朝府藏之极盛”。⑦ 在目睹了鸦片战争中西方船坚炮利、清朝战败受辱的冷酷现实后，魏源深深地体会到国家强盛与否应该主要用武功来衡量，只有振兴武备，方可谓盛世。所以他说清朝的盛世出现在武功辉煌的乾隆时代。“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余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⑧ 晚清重臣李鸿章曾在中法战争时期说：“彼当天下全盛之时，圣明主持于上，萃各省之物力，协千万之巨饷，荐一人无不用，陈一事无不行……”⑨ 表现了对当初康乾盛世的向往。
所以，康乾盛世本来也是古人提出的一种观念，是生活在康乾时代之人对传统盛世观的再继承和诠释，而到19世纪人们一面批评时政弊端，寻求自强之路，一面也更加怀念康乾时代的强盛，康乾盛世也就在后人的记忆和怀念中，成为一种观念更加强化。
但是到19世纪末期直至清朝结束，这种政治话语左右史学评价的局面开始松动。随着西方的进化论等思想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新史学思潮呼之欲出，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开始发展变化，在如何评价历史时期上，传统变易史观被逐渐打破。未来的新史学将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影响历史学的研究，使史学研究走出传统，对康乾盛世的研究和评述，也因此将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二、史学思潮激荡下“康乾盛世”的评价
清朝结束后以至整个20世纪，清代历史成为史学领域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必然处在20世纪各种史学思潮的评判之中。从时间上讲，康乾时代是清代发展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高峰之一，同时也是评价中国如何走向近代不可回避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当代的学界显然不满足于将鸦片战争定位于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他们希望能够从更广阔的18世纪即康雍乾时代，甚至更早历史阶段，寻找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逻辑，对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给予长时段关注。但无论是把康乾时代看作铁板一块的传统社会的发展高峰，还是看作具有了很多的近代因素的历史阶段，近代化的问题使每一学派都必须放眼18世纪中国的各个方面。
从空间上讲，康乾时代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激烈变化一个历史时期。航海时代和资本主义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纷至沓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非昔日简单的丝绸之路联系可比。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中西力量对比的变化，马戛尔尼的到来直接戳穿了中国在西方以往那种美好形象。费正清讲到：“19世纪初，西方物质文明有了很大发展，与中国的接触更为直接，从这时起，西方人的幻想开始破灭。18世纪，欧洲人都把夜壶倒进沟里，而中国则有收集、输送粪便做肥料的习惯；但当自来水及洗手间在欧洲盛行时，中国落后了。西方人因与中国贸易而直接闻到了广州街头的粪臭。中国很快‘衰落’了，缺少蒸汽机、大炮及其他的文明成果。先不说司法改革、警察、医院这些西方近代的产物，仅在中国至今仍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已处于领先地位。因此，18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⑩ 如何面对西方？18世纪康乾时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措施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意识的无意识的，都将给后世带来重要的影响。中国在当时是否有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和走向世界的机会，是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百思难解的问题。所以，如何理解中国在这个阶段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为评价康乾时代增加更多的变数。
1、世纪之初的新史学思潮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期是康乾盛世研究乃至清史研究极为关键的一个时期。19世纪末以来，急剧变化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但由于传统王朝专制控制的松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学术研究获得了难得的自由空间，因此，各家各派有机会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言论。走出了传统的治乱之史学的套路的第一批清史研究专家乃至其他学者文人，对康乾盛世的相关问题做了初步论述和研究，对诸如盛世的称谓、起落时间、兴起的表现和原因以及盛世隐患、盛世走向衰落的原因和表现都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和分析，尽管研究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主观性较强，以及以偏概全等问题，但是总而言之，研究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很多研究和结论对建国后初期乃至今天的研究依然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这些成果的取得，其内在动力就是新史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发起进行史界革命、创建新史学的运动，这对康乾时代的认识和评价有深刻的影响。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之后，关于建立新的史学体系的著述大量涌现。新史学以进化论和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价值进行重行界定，以建设新史学。新史学受欧日史学观念的影响，主张变君史为民史，认为旧史学是以帝王个人为中心的君史，不是反映人群竞争团结之道的民史。梁启超批判传统史学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四弊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历代之史籍，“质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也。”(11) 新史学强调进化史观和群众史观，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以探求人类文明发展的通则为主旨，利用地理学、统计学等方法来研究历史，把对历史科学性问题的探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2)
从国际上看，1912年，就是在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观点的10年后，美国学者鲁滨逊出版《新史学》，也提出了“新史学”观念，认为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鲁滨逊认为史学研究要注重普通人的普通事情，也要发现和应用天然的定律。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反对传统史学叙述式的、经验主义的罗列，主张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其目的是改变19世纪以前历史学是文学或神学附庸，或被当作政治工具的地位。(13)
史学思维上的进步改变了人们考察和研究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对康乾时代的研究也是这样。
梁启超认为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国朝因用明制，故数百年来大臣重镇，不闻他变，天下虽大，戢戢奉法，而又文网颇疏，取民极薄，小民不知不识，乐业嬉生，此其治效中古所无也。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随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14) 梁启超认为康乾盛世之所以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康雍乾三帝能够不断地改革。“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15) 康雍乾时期强盛的标志是武功卓越，平定西北准部、回部、西藏、青海、缅甸、安南各地，帕米尔高原以东诸部落，尽全部纳入中国版图，数千年来亚洲之形势，为之一变。“满洲势力，几掩覆亚洲、南亚之全部，然极盛之后难为继矣。”(16)
梁启超也指出乾隆晚期是清朝发展的转折点，自乾隆以后，极盛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益多事。而专制与腐败是导致清朝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君权的过度集中使清朝的政治缺乏生机和活力，对皇帝来说，军机大臣“则如写字机器将留声机器所传之声，按字誊出耳”。(17) 另外，八股取士制度是中国“致弱之根源”。(18) 他认为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为博十全老人之一头衔，不惜穷兵黩武，四处用兵，只是为图虚名而已。“惟然，则虽属国遍天下，而与我国民曾无丝毫之益，反而蒙莫大之累。”(19)
梁启超还认为康乾盛世并不是说家给人足、比户可封，中国国民的租税负担并不比其他国家人民的负担轻，农民的负担尤重。家给人足只不过是古代盛世的理想描述。“况乎所谓家给人足者，又不过历史上一美谈。而当时时状，正未必尔尔也”。(20)
梁启超认为康乾盛世达到顶峰时，西方正经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而当时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错过了与时俱进的机会。
2、马克思主义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康乾时代的分析重点在阶级矛盾缓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资本主义萌芽。
翦伯赞认为清朝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成为空前强大的王朝；吕思勉认为清朝在康、乾时代，政治还算清明，乾隆时代，表面上还维持着“盛况”，实际上暗中已经凋耗了；邓拓指出所谓“康乾盛世”是封建经济发展到娴熟时期，也是各种矛盾充分暴露时期；并集中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进行了论述；这是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范文澜从疆域和封建经济上对此问题进行了描述；蒋兆成、刘永成、侯外庐、袁良义、平心等分别从经济角度给予了论述；《清史述略》书中着重从科学文化学术上进行了探讨；祁龙威除从经济上进行分析外，还强调了文化和人才等诸多方面；刘大年对此问题的论述更为详细，经济、军事和政治统一、疆域辽阔、国家统一、封建文化等都是他强调的盛世根据。
关于盛世兴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史家格外强调康雍乾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合理运用。袁良义比较详尽地对该问题进行了阐述，他强调了康熙帝在明末农民战争之后的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放宽对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人身束缚上所采取的政策是促使清势力走向兴盛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康乾盛世”的衰落原因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土地集中、军事败坏、吏治腐败等封建制度的腐朽所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是马克思史家们重点描述的对象。除了继续吸收深化已经有的学术成果以外，他们更多的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问题，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尤其是文字狱的危害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受挫依然是他们描述的重点。
范文澜认为考据学的隐患和资本主义萌芽受挫是导致盛世转衰的重要因素；吕振羽从帝王因素和吏治腐败寻找根源；郑天挺从军事和军队腐败上寻找清世衰亡的根本；邓拓、翦伯赞等着重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同时，文字狱和帝王因素依然是很多史家注意的方面，侯外庐、张家驹、郭沫若、施达青、庄练等就在这两方面进行了论述；吴大琨强调清王朝的衰亡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规律发展的结果，强调阶级矛盾的因素是这一时期史家的突出特点，陈诗启、郑全备、马少侨、刘大年、罗思嘉、吕振羽、孙毓棠、李洵等就从清朝中叶以后的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的阶级矛盾方面对盛世而衰的现象进行了分析；魏千志则认为清朝的对外侵略是导致清朝衰亡的罪魁祸首；袁良义、尚钺等人则综合分析了盛世衰落的缘由，包括统治阶级经济政治政策实施的效果、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阶级矛盾、民族政策、闭关政策等诸多方面。
3、日本的研究
1914年4月，也就是清朝统治结束的第三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在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年底即由但焘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这比国人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还早将近10年，在当时的学界曾引起轰动。在这之前，稻叶君山的老师内藤湖南已经对清朝历史进行系统的讲述，其讲稿形成后来的《清朝史通论》和《清朝衰亡史》，稻叶君山的著作可以被认为是内藤学派观点的继续。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奠基人，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影响甚大，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是不断反复出现的，只要没有连年的战争，人口就会不断繁殖，在像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上，未开垦的土地不断被开垦，这样，国库收入就会增加，随之朝廷就开始奢侈起来，文学也繁盛，又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建筑，以此粉饰太平。中国的任何朝代，都是这样在中间的第四五代出现极盛期，歌舞升平，而并不是那个皇帝特别的了不起的缘故。清朝的财政自清初以来是一直在不断增加的，所以在康雍乾150年间，国库的岁出入是增殖的，因此呈现出清朝全盛的形势。(21)
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殖民掠夺，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军事势力进入中国的还有大量的学者，对中国特别是对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源等进行考察，内藤湖南曾率其弟子两次来华进行考察。他们认为清朝的统治将行之不远，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的序言中说：“（宣统三年）友人有西浮大江北登长城而归者，谓禹域风云急迫，鼎革之期，当再不远。”他研究清史的目的是了解中国之情事。他认为对中国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法理层面，“而当孳孳于繁琐之事实与成例之分解，余不自揣，辄欲以特别之研究竖观察之基础。”这个基础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构建理论基础，对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来说就是探讨中国种族思想，即汉族本位思想的演化。为什么会以此为研究目的？应该说他的这种重视中国文化研究的思想在日本国内学术界颇为不合时宜，当时的日本学界、思想界讨论最热烈的就是“脱亚入欧”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由福泽谕吉提出，它否定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想切断日本与中国在文化渊源上的关系。而白鸟库吉及其助手津田左右吉更是提出“尧舜禹抹煞论”，其目的是否定中国的儒学，呼吁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和东亚新秩序。内藤湖南一派则反对这种脱亚入欧的观点，他们认可并主张强化日本和中国在文化渊源上的关系，但他们认为，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需要周边民族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才能摆脱腐化堕落的“中毒”期，唐、元、清几个朝代都是在异族的影响下或由异族直接建立的，给中国带来了新鲜血液，使儒家文化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晚清时期的中国再次进入文化的“中毒期”，需要像日本这样的儒家文化圈中的周边民族的“解毒”。然而，殊途同归，无论是白鸟库吉一系，还是内藤学派，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儒家文化，其目的都是为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而进行理论探讨，为日本在20世纪的各种行为“竖观察之基础”。(22)
4、苏联史学界的观点
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学界也非常关注中国历史，关注与俄国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康乾时代。他们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既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分析，也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并因为特别留意边界问题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苏联的学者认为，康乾时期确实是中国的盛世强盛时期，而且主要表现在边疆战争的胜利，达到“乾隆帝（1736—1795）的时期里对外威力的隆盛”，(23) 但这种战争，也就是所谓“十全武功”是对周边国家的入侵，被收到《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唯物史观中国史》就持这种观点。苏联学界对中国清代康乾时代的研究和表述也充满着民族主义，他们把满族入主中原视为异族入侵中国，所以他们认为康乾时期的强盛是满族建立在对民众压迫的基础上，更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满族人本身构成独出的特权集团。他们的地位在法律上固定下来。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满洲人被同化，为此严禁与汉族人杂婚。满洲人利用了许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一切成就，靠掠夺汉人致富，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中国的旧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可是他们却有意识地在自己与被征服的人民之间建立壁障。”(24)
5、欧美学界的研究
在欧洲，直到20世纪初的时候，对中国史的研究还只是汉学的一部分，而未成为独立学科，对中华帝国的认识只是哲学家进行思考的历史依据，其主要观点也还停留自18世纪末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之下。自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看法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整体的彻底的否定。黑格尔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古老的国家，但它没有过去……这个国家今天的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古代的情况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国家没有历史。”爱默生：“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陋的面貌一丝不变地保留了三四千年……”(25) 直到20世纪80年代，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pitte）出版《停滞的帝国》一书，仍然认为：“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26)
然而在20世纪初的时候，随着西方对中国有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全面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气氛开始松动。
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20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曾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于1922年撰写《中国问题》一书。在书中，罗素是以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来看待中国问题的，他看到了当年这个闭关锁国的文明古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的困境，但反对自18世纪以后形成的对中华文明忽视和贬低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哀。他对以康乾时期为代表的中国的发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试想罗马人自命为世界的管辖者，视帝国以外的世界无足轻重。乾隆治下的版图比罗马更广大，人口也更多。……他（指乾隆皇帝）对于与西方通商的理解也不能说错，国计民生所需之物中国都有，西方强迫中国与之通商不过是出于一己之利，而与中国交换的东西只不过聊胜于无。”(27) 罗素指出，科学落后使中国在与西方竞争中处于劣势，“使我们处于优势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后起的科学家。我们之所以胜人一筹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更熟练的杀人技艺。一个英国人杀一个中国人比一个中国人杀一个英国人要容易，所以我们的文化比中国的更优越，而乾隆大错特错了。我们战胜拿破仑之后就一直在力图证明这个命题。”(28)
另外一个对20世纪欧美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认为，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以表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撑，这种精神是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在这里，韦伯特别强调西方理性主义的作用，唯有它才发展出体现在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对中国的关注是为了给他自己的理论提供足够的论证材料。通过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的反复论证，韦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解释了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除“社会学基础”与西方相异外，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类似基督新教的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29)
韦伯这一理论被后世称为“韦伯式命题”，其要旨在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它的逻辑起点是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它的结论亦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社会关碍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理性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韦伯的学说成为以后欧美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模式和理论基础，凡是研究中国近代化问题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只是角度和层次不同。而康乾时代的100多年，或者说18世纪，恰恰是世界资本主义产生和大发展时期，这个时代紧紧地和中国近代化联系在一起，让谁都无法回避。
二战以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将韦伯的命题推进到一个史学研究领域。费正清的主要贡献是推动“汉学研究”转变为“中国研究”，以费氏名著《美国与中国》为代表使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感，成为新兴的“区域研究”。(30) 然而费正清仍然遵循欧洲汉学主要观点，那就是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缺少历史感的文明。“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当时日本国内正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后来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中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其原因至今也仍然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31) 费正清认为在每个东亚国家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传统形式一旦确立，就具有一种惰性，一种按照常规惯例持续下去的倾向。只要未和西方直接接触，它们就只发生过“传统范围内的变化”，而未曾发生过根本转变。“直到一个生气勃勃，其活动遍及世界各国而由把各国加以世界主义化的西方，给她注入新的活力，使她脱胎换骨。”(32) 按照这种逻辑，费正清的学术研究重点是中国的传统是如何阻碍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为此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以窥测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是如何回应西方的刺激和挑战，而中国也就正是在这“挑战与回应”之中步入近代化历程的。
在这种观念下，费正清对中国清朝历史的叙述并没有表现出对盛世的赞叹，他认为清朝的建立只不过是把最高决策层换成了满人而已，国家可以掌握在异族手中，但文化却分布在中国的平民百姓当中，中国的文化仍在继续。“总之，180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比不但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其结构和运行状况亦有极大的差别。”(33)
把康乾时代看作一成不变的传统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段，寻找其中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产生资本主义并走向近代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出发点。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费正清的观点受到开始新一代中国史研究者批评。一些学者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动力。柯文将这种研究思潮归纳为“中国中心观”。墨子刻认为，把中国当作停滞不前的社会，是因为学者们只想解释中国在近代的种种失败，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其成就会超过失败，就需要有一种新的解释，其基础是对中国传统做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理解。(34) 这种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不仅存在于历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是如此。例如，197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西里尔·爱德华·布莱克教授主编了《比较现代化》一书，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方向转变的主要标志。“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视为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仿效的榜样，因而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因为对于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比如何对待外界的刺激更加重要。“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35) 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
这一研究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20多年的时间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其研究主要特点是反对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他们认为从康乾时代能够看出中国有着自己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不缺少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不缺乏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动力，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和刺激，中国内部也有孕育资本主义的可能。所以这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去发现和论证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康乾时代不再被看做是与近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而是包含着众多近代因素的前近代时期。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称康乾时代为“镀金的时代”，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把乾隆时期的中国看作“如日中天”，曼速恩在《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称之为“盛清”。具体而言，王国彬、魏丕信对康乾时代国家职能的讨论，罗威廉等对市民社会的公共管理领域的分析，曼速恩对18世纪妇女的研究，曾小萍对康乾时代国家财政政策的探讨，等等，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论证了康乾时代的各个方面都充满潜力，产生了很多代表中国近代社会先声的因素，并对近代乃至20世纪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36)
这些汇集为“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在学术内在逻辑上是要对“西欧中心论”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和解构，是学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看到康乾时代内部更加精彩的方方面面，但它还是无法真正突破“西欧中心论”，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寻找到新的坐标。但正如夏明方所说：“事实上，对绝大多数国外学者而言，不管18世纪的中国如何美好，也不管这美好时刻可以持续多长时间，最后还是落得个曲终筵散的结果——王国彬发现的‘斯密式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中国最终走向工业资本主义，魏丕信的福利国家至19世纪几乎土崩瓦解，濮德培所设想的作为清帝国国家建设根本动力的西北政府行动在18世纪中期的完结，反过来又使帝国很快走向衰落。受彭慕兰赞誉的中国市场的‘自由度’说到底没有敌得过英国的煤和海外殖民地，如此等等。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无论其与中国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或者有多少不如中国之处，毕竟还是出现了‘欧洲奇迹’，还是在19世纪用武力洞穿了中国的边界。”(37) 因为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在“西欧中心论”下的一个问题，也是为韦伯、费正清等人一直探讨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近代化问题。他们与费正清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费正清主张中国只有在西方的挑战和刺激下才能突破传统，走向近代化，而中国中心观下要论证的是中国在按照自己的道路走向近代化，而无需外力的刺激。所以，“中国中心观”实际上还是一种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意识。(38)
另外一种对如何认识清朝的强盛的观点是“新清史”。所谓新清史就是以新的角度来审视清朝如何实现空前强盛。他们把“内陆亚洲”和民族认同的观念引入清史研究，自90年代初以来，逐渐形成对以往“汉化观”下清史研究的“修正”。
十二年前罗斯基（Evelyn S.Rawski）和何炳棣（Ping- Ti Ho）之间的那场激烈的论争应该被视为新清史学者将内亚因素注入到清史研究，并向传统的汉化观发起挑战的标志。多年后，司徒琳（Lynn A Struve）在评论这场论争时说：“从世界史的角度，这场辩论最终是关于清代是否通过将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带到了一个帝国扩张、政权发展的和文化精深的新高度而代表了内亚文化要素的连续活力，还是它是否代表了内陆亚洲民族独立力量被外亚文明最终淹没的一个相对温和过程的问题。”(39) 尽管有论争，但显然，在过去十多年中，新清史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用以解释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认为新清史在民族认同、多元文化、性别和帝国殖民记忆、战争和军事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40) 米华健（James Millward）也归纳道：新清史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对满族等非汉族人群，及其与中国内地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新关注，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下而重新审视。对同种同质的“汉化观”下各种命题提出质疑，形成解构。其次，反对“中国中心主义”；相对于和汉人的关系，新清史认为满族统治精英和它的亚洲内陆的臣属（蒙古人、藏族人和突厥穆斯林）的关系更为紧密，清朝是一个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中国的帝国，“一个在亚洲内陆新的更加伟大的中华帝国实际是清朝的创造。”(41) 第三，是对清帝国对整体性研究，新清史的学者认为，以往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所称的中国多指东南沿海一带，忽视了对北部、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清朝的研究实际上缺乏整体性。
2007年，美国学者张勉治（Michael Chang）(42) 《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5》一书推出，把满族认同、内陆亚洲因素注入到对清代皇帝南巡的政治行为中，重新解读乾隆南巡。他认为，乾隆南巡并不是要接受汉文化，恰恰相反，它是要向江南士人展示清朝的满族特色，展示“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Ethno- Dynastic Exceptionalism）。乾隆帝要通过构建这种政治理念，整合汉族士人的意识形态，让他们接受满族人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无非是论证满族王朝的合法性。岸本美绪也曾将这样的问题归纳为“十六世纪问题”。即在十六世纪的大混乱中，旧的秩序已经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人或商品、货币的流动迅速活跃化。新政权到17世纪逐渐建立，包括中国的清朝、欧洲国家和日本，都是近世国家，都要回答16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以何种正当性理论来处理这种多样性问题，以实现国家的整合。美国的阿尔泰学派的研究强调清朝国家的满洲特性，主张没有被完全汉化的满洲认同才是清朝成功的关键，也就是欧立德所说的满洲之道：不放弃武艺和质朴。清朝是一君万民的统治体制，不允许其他特权集团的存在。一方面继承明制，另一方面则极力保持和维系作为战斗集体的八旗的结合力和忠诚心，控制并整顿八旗组织，统合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之下。
然而，无论如何，史学思潮的激荡，让我们看到一百年来人们审视康乾时代的视角在不断变换，因此对康乾时代的理解也就不同。一个总的趋势是，国外对康乾时代的研究由远及近，由整体性的否定到具体的理解，由哲学的思考到历史的分析。例如，马戛尔尼使团离开中国时，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有一段著名的表白：“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波，万国来贡，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心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43) 这段话曾经被认为突出地表现了乾隆皇帝以及当时中国故步自封、不谙世事的落后方面。这不但在当时被传为笑谈，在后来也被认为正因如此才使中国失去了在当时走向世界的机会。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认为乾隆皇帝的这一极其冷漠的态度代表了几乎整个亚洲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拒而不纳，“亚洲这种隔绝性从中国乾隆皇帝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44) 然而，在何伟亚和濮德培那里，乾隆帝的这一番话得到了另外一种理解和尊重。何伟亚认为，清朝构建了一个多主制、多权力中心的世界，他们关心如何以适当方式建构最高权力。清廷运用礼仪技巧，建立宇宙—道德优势，并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其帝国权力。(45) 因此何伟亚把清帝国看做是与当时的英帝国同样的性质、有同样地位又相互竞争无法相容的政治实体。而濮德培认为，清朝统治者在从17世纪到18世纪持续的征服过程中，构建了明确的国家观念，实际上是重新界定中国国家特性的巨大突破。(46) 在这样的观念下，乾隆皇帝对欧洲人的表态不仅不再显得可笑，而且非常合理。这种视角的转变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康乾时代更加精彩。或许，这早在100年前就被英国的哲学家罗素不幸言中，他曾说，乾隆皇帝通过马戛尔尼给英国国王的上谕曾经一直被认为是清朝皇帝愚昧无知、闭关自大的表现，但人们只有等到不再认为乾隆所言甚为荒谬时才会理解中国。(47)
三、20世纪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背景变化的影响
从时间上溯的角度来看，康乾时代是传统王朝的最后发展高峰期，对康乾时代各方面的政策和社会发展的评判，自然要受到以革命为主要背景的时代变革的影响。中国的革命在20世纪如火如荼，革命的首要对象是“封建社会”，而清朝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代表着专制、愚昧、保守和落后，自然要承受革命者的批判。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变革、“五四”以后的思想解放、红色的“土地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都是以对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基础的坚决批判为前提的。
20世纪之初的革命者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并构建中国的资本主义政治。他们认为以康雍乾为代表的清朝皇帝对汉族实行愚民政策，这个异族统治的王朝曾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巨大灾难。远不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近不论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大片国土的沦丧，就是对清朝全盛时期、史家所称的“康乾盛世”，留给后人更多的只是血淋淋的“文字狱”。孙中山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48) 他认为清廷愚弄汉人的统治、压制中国的民族思想、禁止与外国相通等思想是造成中国一盘散沙局限的罪魁祸首。章太炎对清之文字狱和文化钳制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同时他还对康雍乾时期的政策，诸如减赋、外交、军事、汉学、修订《四库全书》等，做了新的评论。廖仲恺对清朝统治蒙古的民族政策很为不满，“由康熙一弄，蒙古人几乎要亡种了。……故用宗教来亡人的国，非只是满洲人才有这样办法。”(49) 邹容认为“康乾南巡如同隋炀帝”。(50) 汪精卫指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有少数民族的自卑心理，害怕汉人与外部势力联合反清。“盛世表面宁谧，实则内乱不断。”(51)
所以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者重拾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为武器，视满族为外夷，大加挞伐。章太炎曰：“虏有封豕之德，卖官鬻爵，著在令典，简任视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历常善用贪墨，因其籍没其家，以实府藏……以官为卖，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52) 字里行间表达出“华夷之辨”用意。
如果说革命者们对清朝进行口诛笔伐是出于革命需要的话，那么“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则是从否定传统的角度出发，将康乾时代视为传统社会的代表，通过史学、文学等各种方式将清朝塑造成为反科学、反民主、独裁专制、愚民落后、封闭无知的形象，其揭露可谓深入骨髓。他们重点批判的是清朝的文字狱政策。吴虞称文字狱“令人发指眦裂”，(53) 钱玄同视乾隆皇帝是与秦始皇等同的独夫民贼。张君劢具体地批判康乾时代在中西科学交流方面的落后甚至不如明朝。“欧洲科学发达，由文艺复兴以开其端，而利玛窦到东方来，只有少数人物如徐光启、康熙还能赏识他。到了乾隆以后，士大夫还是麻醉于考古之学，无人感觉世界新潮流之来袭，此亦政府与学人缺少先见之故。”(54) 鲁迅说：“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55)
但无论革命者或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如何否定清朝，但有一点他们非常认可，那就是清朝在疆域和武功上的表现。孙中山认为以往清朝统治虽然带有强烈的民族压迫色彩，但是它的盛世却给中国带来民族自豪感，“中国受欧美政治力的压迫将及百年。百年以前，满人据有我们的国家，仍是很强盛的，当时英国灭了印度，不敢来灭中国，还恐中国去干涉印度。”(56) 20世纪30年代，在民国政府开发西北部的号召下，一些受政府指派或者自愿赴西北考察的文人，比如吴蔼辰、谢彬、魏明章、萧离、王志文、叶祖灏等，他们身临其境，目睹天山南北的广阔，因而感慨清朝在边疆建设方面的功绩。“清初讨平准噶尔之乱，明代天山北路之四卫拉特全部尽入版图，拓地二万余里，……当时西域之广大，……自汉唐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57) 谢彬也感慨道：“当盛清时，我国势力十倍于今日，不禁掩卷而长太息也。”(58)
应该说这些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对当时中国强盛的向往，这是他们的另外一种政治需要，就是中国在当时还受到外国列强的压迫，因此怀念清朝的武功和强盛。
然而，对于这种在历史评述中，强烈表达“民族革命观”的做法，和将政治立场带进对清朝历史的评判，是合理的但不是科学的，因此遭到一些清史研究者的反对，孟森先生在谈到清代历史的地位时说：“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59) 直接批判政治对清代历史研究的片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显著特征。从民国时期形成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到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政治联系密切。从其研究重点可以看出。建国后，有关康雍乾时期的历史，形成了三个研究热潮：第一，关于康熙帝的历史定位；第二，关于《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三，关于农民起义问题。这显然与当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史学爱好分不开。毛泽东对《红楼梦》历史背景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有专门论述。(60) 另外在建国前他主持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也论述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61) 尤其是后一句话，简直成为1949年以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论著中，必引的经典。至于农民起义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就更不足为奇。
这一时期对清代历史的研究重点虽然不是“康乾盛世”，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第一，已经明确“康乾盛世”的提法，对盛世持续时间的认识逐渐统一；第二，对“盛世”形成的原因和表现有很多重要论述，突出了经济问题，承认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末清初中断后，在康乾时期又复苏，从而肯定了“盛世”，否认资本主义萌芽者，则从另一角度认为专制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则对“盛世”进行了否定；第三，对“盛世”的衰落原因给予了重点分析。有些论述和观点直接来源于民国时期史家的研究，只是研究更深入，评价也逐渐客观了。
然而，“这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未突破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格局，方法上亦呈现出教条化与简单化的倾向。这些问题到‘文革’时期发展到极端，演变为‘路线斗争决定论’等荒谬理论，和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把史学演变成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史，倒退到旧史学偏重政治史的状况，与鲁滨逊所说的旧史学依附于神学的特点有相似之处。”(62)
对于研究包括康乾时代在内的清代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冯尔康先生于2007年撰文《清史研究与政治》说，回顾自清朝结束以来，清史研究就一直受到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包括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苏联“修正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等历次政治革命和运动。虽然这些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清代历史某些问题的研究，但也造成一些问题，如观念上偏颇和研究领域的不平衡，因此呼吁：“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63)
然而，历史研究既然是要服务于社会，满足社会需求，那么政治作为社会需求中最重要的一种，当然会对历史研究提出很多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期盼孙中山等人能够像王国彬、魏丕信那样探讨康雍乾时期的政府如何赈济灾荒、体恤民间疾苦，也不可能期盼“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能够像李伯重、曼速恩那样去揭示18世纪中国妇女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更不可能期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像史景迁那样去证明康熙皇帝是个伟大的政治家。
历史学必须要接受现实社会的各种命题和要求，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史学的客观性不可能突破时代的需求，或者说，我们只能够在时代需求的基础上构建客观史学。20世纪，美国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心，几代学者前后相继，不断地在转换着研究视野，努力描绘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客观轨迹。然而这种研究又何尝能够脱离时代背景？费正清能够把对中国和东亚的研究从欧洲的汉学中独立出来，是与美国现实需要相符的。二战前后的美国已经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日渐抬头，它在二战期间和中国的内战期间的表现表明美国一直在努力将中国纳入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政治体系，虽然这种努力在后来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失败了。但当时的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确实需要一个真实的、有着明确发展轨迹的实体国家，而不是100多年来欧洲哲学史上的对中国形象的模糊概括。(64) 费正清的研究成果卓著，影响几代美国人甚至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了解，然而费正清学说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置疑和批判，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中心观”蔚然兴起，还是受到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关系以及国际政治力量变化的影响，美国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整体的轮廓。而在何伟亚和濮德培那里，康乾时代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国家观念、可与当时的英帝国试比高的强大帝国。这即使在1993年承德避暑山庄召开的纪念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还是难以想象的。往日西方对中国不屑一顾的那种态度荡然无存，或许是因为在国际上中国是美国想象中的重要敌人和威胁。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中华文明（实际上指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冲突引起的。(65)
所以，20世纪对康乾时代历史的研究，代表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进行研究的一个侧面。这个时代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特殊性，使人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找到很多角度对它进行评判，这种评判有着自己的学术逻辑，但更受到时代变化的影响。角度的不同造成研究和评价的标准与内容大相径庭，很多学术争论因此而起，或许恰恰反映了我们对康乾时代有着太多的期盼。相信随着历史发展，对康乾时代的研究必然还会更加深入，也会演绎更多的精彩。
注释：
① 刘焕性：《“康乾盛世”之说的由来》，《清史研究》2003年1期。
② 王先谦：《东华录》乾隆，卷67。
③ 《清高宗实录》卷599，第30－32页。
④ 洪亮吉：《卷施阁集·文甲集》卷八《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序》，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45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427页。
⑤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九辑，《庚寅纪梦七首·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99页。
⑥ 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十《书西域见闻录控噶尔事后》，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2种，第二册，第856页。
⑦ 魏源：《圣武记》卷11，“武事余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8－159页。
⑧ 魏源：《圣武记》下册，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第375页。
⑨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稿》卷四十四，《议复张佩纶靖藩服折》，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39页。
⑩ ［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1)(13)(62) 李伯重：《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2) 侯云灏：《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1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一·改革起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第116页。
(15) 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8页。
(16)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敬告我国国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4页。
(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之二十五（上）·政治与人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1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1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五·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17页。
(2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四·新民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
(21) ［日］内藤湖南著、钱婉约译：《中国史通论·清朝衰亡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94－697页。
(22)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00页。
(23) 苏联大百科全书版：《唯物史观中国史》，费明君译，上海永祥印书馆，1949年。
(24) ［苏］苏联社会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五卷上册，第416页。
(25) ［美］转引自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6) ［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618页。
(27)(28)(47) ［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37、37、58页。
(29) 李帆：《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0) 王晴佳：《中国有文明史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2)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31)(33) ［美］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
(34) ［美］墨予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之演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5) ［美］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译者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36)(37)(38)(46) 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载《史林》2006年第6期。
(39) 司徒琳：《满学研究》第五辑，范威译，民族出版社，2000年。
(40) 卫周安（Joanna Waley- Cohen）：《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清史研究》2008年1期。原文发表于Radical History Review，第88期（2004年冬）。
(41) 米华健（James Millward）：“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清代承德的形成》），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
(42) 张勉治（Michael G.Chang），200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历史系，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自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张勉治就一直致力于清帝南巡的研究，其博士论文为《马背上的王朝：满洲少数民族宗室统治在中国的建立，1751－1784》。2007年，历经十年之功后，张勉治终于将其书稿付梓印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43) 《清高宗实录》卷1435，第15页。
(4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5－160页。
(45) 何伟亚：《怀柔远人》，第57页。
(48) 孙文：《建国方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1页。
(4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4页。
(50) 邹容：《革命军》，载于张坍、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61页。
(51) 精卫：《民报（1906）·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载于张坍、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66页。
(52) 章太炎：《讨满洲檄》，《章太炎全集》（四）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1页。
(53) 吴虞：《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驳议》，载《吴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54) 张君劢：《立国之道》，载于《张君劢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31－332页。
(55)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载《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3页。
(56) 孙中山著：《三民主义》，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5页。
(57) 吴蔼辰：《新疆纪游》，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35卷，〈总〉第110册，第479页。
(58) 谢彬：《新疆游记》，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辑，第15卷，〈总〉第131册，第129页。
(59) 转自王家范：《萧一山与〈清代通史〉》，《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60)(63) 冯尔康：《清史研究与政治》，《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
(61)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64) 王晴佳：《中国有文明史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5)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等译：《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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