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印“驮运补给线”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地下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补给线论文,情报局论文,西藏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济实力较弱的中国为增加抵抗日本法西斯的物质力量，曾从同盟国购买或获得了急缺的军用、民用物资。这些物资通过多种渠道被运到我国。举世闻名的“滇缅国际路线”、“驼峰”空中运输线、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等等，都对国外物资、租借物资等“防卫用品”的运输，起过重要作用。学者们对这些运输供应线已颇多研究。但是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过力量的驿运、驮运古老运输方式，如中印“驮运补给线”(A Supply Route by Means of Park Animals)这一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地下活动，学者们就研究很少，非专业读者就更陌生了。本文拟对这条拟议中的没有多大实效的中印“驮运补给线”的情况加以研究，以展示当时鲜为人知的情况。
一 中国国民政府筹办国际驮运线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苦于工农业落后、经济力量薄弱，急需从国外进口武器弹药和紧缺的民用物资。购买这些物资后，运输却成为一大难题。水运曾是我国国际运输的主要通道。抗战之初，因海军太弱，各海口备受威胁，不得已而暗中借用当时英国管理下的香港以及海防、仰光等港口转运，终因香港、海防、仰光被日本法西斯占领，海运断绝。陆路（公路、铁路）国际运输通道如滇越、滇缅路也因越南、缅甸先后为日寇占领而被迫中断。1942年11月1日开始修筑的中印公路直到1945年1月才通车。只有1942年4月开辟的中美“驼峰”空运线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为此，国民政府也想到了古老的传统驿运、驮运。1940年7月15日至18日，国民政府曾召开全国性驿运会议，探讨驿运的可行性问题。同年9月1日，交通部综合各方意见，成立了“驿运总管理处”。在国际驿运方面，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龚学遂于1946年12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驿运作了概述。随时势之需要，驿运管理处曾筹划三线。其一为康藏线，联结中印交通。此线取道印度之锡金（原文如此），入藏进亚东、江孜、拉萨、太昭、昌都、甘孜至康定，里程较短，治安较稳，时间较省，运费较廉。惜因政治关系，未能畅通。旋改为官商合办性质，组织康藏驮运公司[1]，资本400万元，交通部投资半数，起自印度边境之葛林堡（Kalinpang，今译为噶伦堡），经拉萨以达康定[2]。开始运输，以布疋为主。其二为新印线，起自印度北部之司令纳加（Srinagar，今译为斯列纳加），经过列城（Leh）以迄新疆之叶城，亦在拨费开办中。其三为滇印线，起自印度东北隅之萨地亚（Sadiya），以迄云南之丽江，已组勘察队，因政治关系，迄未进行[3]。在龚学遂所说的三条国际驿运线中，康藏线（即传统的中印驮运线）、滇印线，均有过贡献。在几乎仅靠“驼峰”空运的艰难岁月里，四川、云南、西藏的藏族同胞都坚持了一条国际驿运交通线的运输，以弥补空运的不足。这就是由四川西部经云南西北部，又经西藏入印度，抵噶伦堡的传统马帮运输路线。四川康定、巴塘、乡城的藏族同胞，为这条支援抗战的马帮运输线奉献了人力、物资和畜力[4]。滇境的回族马帮亦贡献了力量[5]。龚学遂还提到了另外两条国际驮运线。
1942年8月中国国民政府同意商讨开辟一条新的中印“驮运补给线”，以运送“非军事物资”。这条拟议中的运输线由印度经甲拉山口（Gyalam），贯穿西藏中部、东北（不经过拉萨），至青海的玉树，玉树南的巴塘（Batang）作为交货点[6]。数千年来，人们以“云梯溜索独木桥，羊肠小道猴子路”来描写旧日西藏艰难的交通。这条拟议中的运输线只能靠畜力驮运。由于西藏气候极差，一年之内驮运可通行时间不足半年；路线之长（仅拉萨至玉树的古驿道就为2270里，共38站），往返一次费时六个月之久。按最乐观的估计，其年运输量在3000至4000吨之内。苦于物资匮乏的国民政府，在困境中仍对这条运输线表现出了热情。
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所遇到的运输困难及国民政府开辟运输路线的运作和尝试，都毫无例外地引起了同盟国成员国英美的注视或配合。本文所涉及的中印“驮运补给线”，就是英美两国大为“关注”的运输路线之一。然而英美的“关注”却值得研究。居心叵测的英国，乘人之危，不顾同盟国之间的“袍泽之谊”，以“中英藏”三方会谈、“英藏”协议、中国保证西藏“自治”、重弹1913年“西拉姆会议”上老调等阴谋，胁逼国民政府放弃对西藏的主权以换取驮运补给线的运行。英国种种招数和阴谋失败以后，竟破坏传统运输[7]，对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入藏多方刁难[8]，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
二 美国战略情报局军官进入中国西藏
另一同盟国美国，其官方甚至罗斯福总统都对开辟中印驮运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它的外交人员始终注视、插手这条路线的开辟，罗斯福还亲自批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军官进入西藏活动。
1942年7月2日，美国战略情报局（OSS）[9]局长多诺万上校（William J.Donovan）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声称他的两名部下托尔斯泰（llia Tolstoy）上尉和杜伦(Brooke Dolan)中尉肩负使命经印度至西藏再入中国内地，以期会见美国驻中缅印武装部队总司令史迪威将军（J.W.Sitl-well）。多诺万要求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印度新德里外交使团采取措施，以使此二人获得英印当局准许，让他们通过印度进入西藏，且能获准在西藏自由旅行。多诺万在信函中还说：“我们在印度的军事当局将向国务院在新德里的代表证实和进一步说明这次使命，以便顺利地与英国的行政、军事部门谈判。这次使命具有重要战略性，我们希望（这次使命）将探索亚洲战场在推动战争成就方面的长期价值。我们对此一方案高度保密。在谈判的任何场合避免提及此二人的军人身份，是符合需要的。当他们与驻印美国外交、军事人员进行个人接触时，此事可加讨论，也可充分信任英国。英印当局的一些人员已知道他们的使命性质。”[10]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这两名军官究竟肩负什么使命呢？是与击败日本法西斯有关？是对法西斯国家高度保密？对同盟国中国是否保密？目前还未见到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的关键性资料，这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留待日后再及。
赫尔在接到多诺万信函后迅速处理，7月3日即呈报罗斯福：“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上校正打算派送该局的两位成员经印度、西藏至中国。此二人肩负特殊的机密使命。假如您写一封介绍信给西藏的达赖喇嘛，这对在西藏的使命将极为有利。……这封信是写给身份为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而不是写给西藏世俗领导的。如此考虑以避免冒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视西藏为中华民国的领土。如果您批准，多诺万上校将就递交此信的方式与您的办公室接触。”[11]日理万机的罗斯福当天就签发了他给达赖喇嘛的信[12]，可见美国最高行政首脑的重视程度。
从美国内部的信函来往可知，托尔斯泰等人进入西藏与开辟中印驮运补给线有些关联。托、杜于1942年7月飞抵新德里，12月到达西藏拉萨[13]。1943年1月22日，赫尔致电罗斯福总统驻印度私人代表费利浦斯（此人于1942年12月9日抵达新德里）：“我们想知道经西藏内陆运输非军事性战略物资前往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关于此事，请你与中国驻印专员沈士华洽谈。去年8月间罗伊（F.F.Ray，美国租借局代表）曾和沈专员讨论过此事。如属可行，请将运输此类物资的数量和种类通知我们，并请按月提供此项资料。我们想知道运送的这类物资是否包括租借法案中的任何物资在内。”[14]在当时，除1942年4月开通的“驼峰”空运线外，运输美国租借物资来华的陆路运输几乎断绝，而在此时，英国正向中国施压，妄图逼中国放弃对西藏行使主权，中国政府严辞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开辟中印补给线一事至1943年1月仍无进展。1月26日，费利浦斯致电国务院：“迄今尚无物资经西藏运往中国。”[15]
托尔斯泰等人在拉萨活动数月之后，从拉萨经黑河（今那曲县）、玉树到达西宁。这条旅行线与拟议中的中印驮运补给线大体吻合。1944年4月14日多诺万致函赫尔，信中称：“根据1942年和1943年驻西藏使团首领托尔斯泰少校的建议，我提请你考虑通过驮运经印度、西藏运输一些物资到中国的可能性。我亦已写信给外国经济管理局的居里（Lauchlin Currie）先生。托尔斯泰少校已经就这事与居里先生谈过。据英印当局估计，通过适当的组织每年可驮运4000吨。这点物资对中国战区武装部队的物资援助微乎其微，但如此数量的物资对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运作起很大作用，它是通过‘驼峰’空运供给战略情报局的两倍。”[16]多诺万认为，此事如无中国和英国的合作与参与，将一事无成。而谈判应在拉萨进行。多诺万援引了托尔斯泰的主意：“在同西藏打交道时应强调，所运物资是用于而今在中国的美国人”；“为诱使西藏人同意并保证供应安全”……战略情报局应赠送礼物给达赖喇嘛，购买所有的羊毛和西藏的其它物产，作为交换，美国供给西藏一些药品和其它产品”。多诺万甚至建议，可以考虑在西藏设立美国代表处[17]。
对于多诺万的建议，美国国务院的重要官员持否定态度。1944年5月17日，欧洲事务司司长邓恩（James C.Dunn）回复多诺万，明确表示：在当前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因素。邓恩援引托尔斯泰于1944年4月7日所写的备忘录声称：通过印度经西藏、玉树的驮运线可能只对中国中央政府“完全控制西藏”有利[18]。这就是所谓“首先要考虑的政治因素”。美国官员不愿看到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其居心叵测。邓恩还谈到，开辟这条运输线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潜在的政治困难又是主要的。因此，在此时谈论这事是不明智的，“国务院不准备就这一建议与中英当局合作参与其事”[19]。1944年6月9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格林(J.C.Grew）在给外国经济管理局副局长居里的信中，重申了邓恩的观点。1944年5月17日国务院在回复多诺万时已作了实质性的表态：“此时关于这一设想有种种理由表明它是不明智的。因此国务院不准备与中英当局参与其事。”至于购买羊毛一事，由外国经济管理局按照经济上是否划算、政治上是否可行而定[20]。
其实，对开辟这条运输线抱有浓厚兴趣的托尔斯泰也认为困难重重和实际价值不大。1944年4月7日，托尔斯泰在其补充备忘录中承认：由于最近同盟国在缅甸受挫，关于这件事同西藏谈判更加困难，西藏害怕日本的情绪可能重新产生，西藏一些官员怀疑同盟国能否胜利；通过印度经西藏长距离运输物资的经济和军事利益，明显有限；驮运周期6—8个月。而且，任何战略情报局物资供应的运输，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现有生活用品的运输。托尔斯泰本人还暴露了他对中国的敌视态度，诬称中国出于政治考虑希望开辟这条驮运线，不使用现存的另两条驮运线，即从吉尔吉特和列城进入南疆的驮运运输线[21]。
1944年5月以后，在美国官方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里就没有发现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美国战略情报局热衷的中印驮运补给线并未正式运转。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三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西藏的地下活动
托尔斯泰等人于1942年12月抵达拉萨后，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无视中国的主权，不与中国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联系，直接与西藏地方当局的“外交局”办交涉。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当局擅自成立了“外交局”。对此，国民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在7月6日“外交局”成立的当天，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即电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今噶厦告知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情，是视中央为外国，视藏为独立国。……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情。”[22]蒙藏委员会于8月5日通知西藏驻京办事处，遵照行政院8月1日训令：“藏方为处理地方涉外事务而有设置机构之必要，应遵守下列两事：（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间一切往返接洽方式仍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23]
然而时隔不久，美国的军事代表团进入西藏。1943年1月托尔斯泰和杜伦前往“外交局”，递上罗斯福写给达赖喇嘛的信。随后，达赖喇嘛还接见了托尔斯泰、杜伦；托、杜二人送了罗斯福的礼物，即罗斯福签名的照片一张、手表一只。3月15日、3月24日西藏“摄政”和达赖喇嘛分别复函给罗斯福。尽管赫尔已经说明罗斯福只视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而不是世俗首脑，不经中国中央政府而直接与西藏地方当局打交道，是一种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西藏地方当局也违背了中国政府“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的原则。美国战略情报局军官进入西藏，难以认定其合法性，因此他们在西藏的活动均应视为地下活动。
刺探情报是托尔斯泰等人进入西藏的目的之一。多诺万在给赫尔的函件中毫不掩饰“这条补给线的情报副产品”作用[24]。托尔斯泰等人究竟在西藏收集了多少情报，至今还未见到全部资料。尽管如此，其刺探情报是其入藏的目的之一，却是不容否认的。例如：在1943年春夏由于英国胁迫西藏当局“谈判”补给线而造成紧张局势期间，中国中央政府采取强硬态度，进行军事部署。此时，托尔斯泰等人奉命从拉萨出发经黑河（今那曲）、玉树到达西宁，然后又前往兰州。表面上，他们在探测补给线，实际上尽在收集情报。1943年5月15日，美国驻印代表莫瑞尔（Merrele）向赫尔报告此事：“本人适收到托尔斯泰4月17日自西藏索格发出之函称，他在前晚获悉西藏军队与中国军队正在相对前进中，中国军队已接到中央政府命令。他亦自某西藏军官处听到一项谣言称，中国人民要求政府入侵西藏但被拒绝。”[25]莫瑞尔也迅速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尚未得此情报的英国人。英国驻华大使即与中国外交部讨论此事。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1943.5.13——1945.8.29任期）表示“并未获任何消息证实此项报告”；胡氏借此“重申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立场”[26]。托尔斯泰等人在西藏活动的“情报副产品”，决非仅此一项，不然他何以在回国后既晋升少校又获得一枚勋章。[27]
拉拢西藏地方当局是战略情报局军官的目的之二。馈赠礼品，收购西藏羊毛，“建立友好关系”等等，都旨在拉拢西藏地方当局。托尔斯泰以“应西藏要求”为名希望国务院准予赠送无线电发报机和无线电台。1943年3月20日，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项白克的助理希斯记录了战略情报局古德费朗斯上校（P.Goodfellons）的谈话：该局派往西藏的两名军官在会见西藏地方当局时，后者“要求”提供一套无线电广播装置，以供西藏境内广播之用；“战略情报局多诺万上校及其他官员认为，而今在西藏的这两名官员，在与西藏当局建立友好关系上，已经做了良好的工作，并认为如果送给他们这付发射装置，将有助于我们在此整个地区的战时工作”[28]。4月12日。多诺万出面致函项白克：“我们在拉萨的两位代表转达西藏的一项要求，希望我们能够立获许可，以便他们即可购置三部全付可移动的无线电台以建立全西藏的通讯网”；“此项请求乃前无先例，如应其请求，于此东西幅员1200哩之西藏地区，盟国将可发生其影响力，并可使此地区现代化，将来此一地区在战略上具有很大价值”；“本局现存有他们要求的装备，愿作为美国政府之一项礼物，将此项装备送给西藏政府，本人相信此举对于双方之关系将可发生极为良好的影响”；“如果阁下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即将送此项装备给我们在拉萨的代表，以代表美国政府致赠西藏政府”[29]。这时已是多诺万将军任战略情报局局长，其意图非常明显，且视西藏为“独立国家”。这自然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权衡利弊，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贝尔（Adolf A.Berle.Jr.）代表国务院就多诺万4月12日的“建议”，在4月23日作了否定的答复。
托尔斯泰又“建议”在西藏设立据点。1944年4月7日，托尔斯泰在致国务院的补充备忘录中建议：“尽力在西藏驻扎一常任代表，应认为是有利的。”[30]这是托尔斯泰等人在西藏活动后得出的结论。早在1942年10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德拉姆雷特（E.F.Drumright）在其长篇备忘录中就有这一考虑。德拉姆雷特陈述道：“迄今还没有美国领事或其它官方代表驻扎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尽管不时有美国的代表在这些地区旅行。……而在最近几年，据知只有两个美国人进入西藏旅游到江孜以远地方。”[31]德拉姆雷特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大大落在英苏两国之后。他认为可以考虑在内蒙、新疆和西藏设立常驻或临时代表处，但又顾虑如在西藏或内蒙设立常驻代表处，除了那里没有常驻美国侨民或美国的财产利益需要保护外，还可能引起有关这些地区政治地位这一麻烦问题。复杂的“主权问题”又加上那里的地方当局是否欢迎常驻代表还是未知数。德拉姆雷特最后建议：临时派遣一个或几个代表经新德里去拉萨进行观察，提出中肯的报告[32]。事隔14个月后，托尔斯泰再次提出在西藏设立常驻代表，这自然又引起美国国务院的思考。国务院远东司于1944年4月21日作出结论：“应该认识到，美国在涉及西藏总体关系上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该小心慎思，以避免卷入有关西藏地位的国际政治问题。”[33]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打算被否定了。
煽动、耸恿西藏当局“脱离中国”是托尔斯泰等人对中国颇怀敌意的地下活动意图之四。1943年8月17日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G.Atcheson,Jr.）向赫尔报告：谢伟思（John S.Service）先生叙述托尔斯泰上尉和杜伦中尉就中国对西藏之意图其态度至为亲近西藏，而对中国则多加批评。在最后一次与大使馆的谈话中[34]，托尔斯泰上尉极力暗示美国应支持西藏面对中国[35]。托尔斯泰明目张胆地向中国挑衅。中国国民政府显然注意到了托尔斯泰等人的动向，时时关注着。外交部次长胡世泽博士称，他已获得报告托尔斯泰上尉曾向西藏人士保证，“美国愿对西藏脱离中国表示支持。胡氏对此甚表惊异，美国一向对西藏之事表示至为正确的态度。胡氏并称，对此事将获得更多资料，在适当时机转致我方”[36]。
事实已经表明，托尔斯泰等人进入西藏除收集情报外，分裂中国的领土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四 美国国务院未公开冒犯中国
在英国要挟中国政府以牺牲主权来换取开辟中印驮运补给线之时，美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英国。英国通过它的外交代表多次向美国试探，希望美国就“西藏问题”与英国一道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国务院对此持慎重态度。1942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告诉英国驻美大使海特（Hayter）：“中国宪法列定西藏为中国的领土[37]，本政府决不就此事惹起麻烦。”[38]汉密尔顿又在1942年9月15日的备忘录里写道：“我们对英国外交部关于西藏自治的问题，不加评论。”1943年5月15日，美国国务院致英国大使的备忘录中正式表态：“关于西藏在亚洲的地位，英国政府详述它一向采取的态度，至为允当。在美国政府方面，当记着这一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对西藏享有宗主权，中国宪法中列定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地区之一。关于中国这两项主张，本政府从未表示疑问。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此刻开始详细讨论西藏的地位，将会有何益处。”[39]
在商议中印驮运补给线过程中，掌管美国外交的国务院虽然支持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高度机密使命”，罗斯福也批准了派遣战略情报局军官入藏进行活动，然而在事关中国主权这一重大问题上，罗斯福和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比较谨慎。
前文已经提到，罗斯福视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不认他为“世俗”领导者。这是一种原则性区分。其所以采取这一态度，是为了避免冒犯中国。他当时知道“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罗斯福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措词也比较谨慎。在谈到长期以来美国人包括他自己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感兴趣时，有一个关健性词汇掌握了分寸。其英文原文为：“Ther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ny Persons,Among them myself,who,long and greatly intersted in your land and people.”[40]此处用“your land”（你的土地，尽管land也有国土、国家的含义）而不用“your country”（你的国家）。当时的“大英帝国”经常用“country”一词来谈论西藏。严格地说，罗斯福使用“your land”一词，也不完全恰当。
在1942年夏季商议中印“驮运补给线”之际，英国驻华大使西蒙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E.Gauss）通报了开辟驮运补给线的有关问题。西蒙说西藏当局以置身于战争之外为由，不同意开辟此补给线。西蒙欲联合中国以经济制裁向西藏施压，但先决条件是中国放弃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政府当然拒绝了。高斯在向国务院报告时有两个词引起了赫尔的注意。赫尔在1942年7月3日向高斯发出指示，要求高斯澄清。赫尔说，你在报告中提到“西藏独立”（to Tibetan indepen-dence），在另一处提到“西藏自治”（to Tibetan autonomy）；这些词汇是“被交替使用，或不是被交替使用，不清楚”。赫尔最后指示：“正如你知道的，中国政府一直认定它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中国宪法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领土之内，本政府决不就中国的这两项主张表态去引起争端。“[41]赫尔最后一句话有含糊之处，使用“宗主权”一词更是错误的观点，但没有公然反对中国的主权。
前文亦已提到，美国助理国务卿贝尔于1943年4月23日代表国务院就多诺万主张赠送西藏电台一事作了答复，其中贝尔说到：“阁下知道，西藏被中国认为是中国的属地，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行动违反或不尊重中国此项主张。”[42]贝尔用“属地”（dependency）一词也是错误，西藏是中国的领土（Territory)，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1943年5月15日，美国国务院在致英国驻美大使馆的备忘录中回答了英国政府所谓的“西藏在亚洲的地位”问题。美国国务院表明了它的立场：“在美国政府方面，当记着一件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对西藏享有宗主权，中国宪法列定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关于中国这两项主张，本政府从未表示疑问。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此刻开始详细讨论西藏的地位，将会有何益处。”[43]
据笔者见到的资料，至抗日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西藏的地位”问题，在态度上没有发生变化。它尊重或不干犯中国的主张；它不采纳战略情报局的一些“建议”；在涉及与西藏交往上，避免惹起国际政治纷争。美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态度是明智的。英国则乘人之危摆出露骨的、咄咄逼人的架势，大有对中国领土西藏实行殖民统治的野心。那么，美国为什么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态度？读读赫尔等美国国务院官员所写的字，我们大致寻找到一些原因。
美国不公开触犯中国，是因为它需要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作者在已发表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几篇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一点。此处不再赘言。助理国务卿贝尔在指点、甚至教训多诺万时，谈到了为什么美国不能冒犯中国。贝尔指出：“就对于整个战争所作的努力而论，中国政府对于本国及联合国家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我们可能与西藏当局发生任何关系，或是我们可能对于西藏采取任何行动方面，均宜避免给予中国政府不必要的或疏忽的干犯。”[44]中美既是同盟国，“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野蛮侵略”[45]，如若美国公开在中国领土西藏地区煽动分裂，在中国的院子里放火，中国还能与美国一道打击共同的敌人？本来，赫尔等美国高层人士就害怕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议和。在英国就中印驮运补给线制造混乱和威胁中国最嚣张的1943年夏秋，日本法西斯还在向蒋介石诱降，以致在11月29日赫尔不得不紧急向正在开罗出席会议的罗斯福报告，“我国在重庆的大使馆向我们报告，日本一直继续向中国政府投和平诱饵，但目前还未成功”[46]。也许这一消息起了作用，“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在友谊和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罗斯福确实在开罗会议期间对中国许诺了不少，包括保证中国收复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甚至提出战后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这一形势下，美国的高层当权人物自然不愿在所谓的“西藏地位”问题上触怒中国。
赫尔在其回忆录中曾写到，自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与同盟国中国进行了全面合作，“我们对中国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强有力的联合作战。第二就是在战时和战后时期树立一个同三个西方盟国俄、英、美平起平坐的主要大国，共同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47]。正因为美国期盼同盟国中国与它一道进行“强有力的联合作战”，打败世界法西斯，仅从逻辑推理，它也不至于因中国的领土西藏而触怒中国。那么，英国在当时不也是中国的同盟国么？两者态度何以不同？
读读赫尔关于美国的第二个目的的叙述，也许能说明问题。“在1943年，为显示我们视中国为主要大国，已采取了三项步骤：1943年1月11日我签署了废除我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条约：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成功地介绍中国作了《四大国宣言》的签字国……；12月17日国会根据政府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废除排斥中国人的法律之法令，允许中国公民作为移民进入美国，而这最后一件事又是我多年的意愿”等等[48]。赫尔又说，在经济方面，美国政府也做了许多事。“租借”是其中之一。租借有直接的军事目的，通过援助中国的经济，使之能进行持久的战争。向中国借款五亿美元，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的战时生产局派出众多顾问等等。“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一个支持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机会”[49]。美国又何以热衷于此？“一个稳定的、民主的（亲西方）中国几乎是一个稳定的、和平的亚洲的先决条件”；“一个统一的中国亦将意味着一个相对地摆脱俄国势力影响的亚洲”；“中美友好会产生必要的安全和稳定”[50]。这些话反映了当时美国最高层人士的对华心态。赫尔还针对英、俄的怀疑眼光，论证了他的观点。他说：“总统和我相信，中国完全有资格签署（四大国）宣言。尽管他的军事力量不如其它三国，但她的人口比这三个国家的总和还多；如果她的人口团结一致，她将拥有巨大的潜力；她与太平洋的主要敌人打了六年多的仗，日本战败后，她肯定是亚洲的主要强国。”[51]如此一个受美国影响、控制的东方大国，还是对抗与压抑苏联的王牌，“俄国人最害怕一个比它强的美国控制中国”[52]。这是美国国际战略的充分表白。
正因为美国的战略是在战时和战后通过各种方法、各种影响以最终控制全中国，那本是中国领土的西藏不也就在它的控制之下了么。美国之所以认为战时不“详细讨论西藏问题”，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似乎比没落的大英帝国“高明”。
注释：
[1]“康藏官商合办的驮运公司，在本年二月也在康定成立。那些犁牛骡马混合的大编队，将踏过喜马拉雅山的寻峰带给我们必需的物资。”见《中央日报》，1944年5月22日。
[2]从乾隆年间起，由四川成都至拉萨的驿道共100站，计5645里，其中成都至打箭炉（康定）共860里（亦说920里），见《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2页。
[3]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6月版，第249—250页。
[4]章德华主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5]1939年4月至抗战胜利，经叙昆、滇南驿运干线运至缅甸、印度的物资173吨，运进的达20098.2吨。见杨实主编《抗战时期的战时西南的交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9页。
[6][10][11][12][31][32][38][40][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stes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part 3，p.630，p.631，p.624，p.625，p.625，p.688，pp.691—692，p.625，p.625.
[7]1943年4月9日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电呈蒙藏委员会：“数月来英方力助西藏阻止汉人及货物入境。英国驻藏代表与藏当局要人往返甚密。交通运输等案，我方独洽迄无成功。”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49页。
[8]英国不仅阻止中国中央政府派勘测人员入藏，甚至刁难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员经英属殖民地过境入藏。1944年7月9日，蒙藏委员会官员沈宗濂（1945.7.6任驻藏办事处处长，7.25又任蒙藏委员会委员）与英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B.J,Gould）交涉携员过境入藏事。古德称：“阁下同行人员进藏事，吾人已十分尽力。只因印度与西藏有约，由印入藏人士非经藏方同意，不能签证。此次藏方只同意十四人，故不能再加。假使需要更多人员进藏，应先征藏方同意。”沈宗濂回答：“西藏为中国地方，中央派员前往地方，无征求同意之理。贵国对于过境签证，有如此曲折，实不可解。”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49页。
[9]“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arvices）是根据罗斯福的行政令于1941年6月成立的。行政令规定其为“政府的情报协调者”，回避了它是在国外从事间谍活动的机构。一年后它正式变为“战略情报局”。当时，美国陆军部、海军部认为此机构是“偷猎者”，抢了他们的饭碗。据Ted Morgan,FDR A Biography,Simon and Schuster,New York,1985,p.66。
[13]牙含章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14][15][25][26][28][29][35][36][39][42][43][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art3,p.630,p.620,p.620,p.631,p.632,p.624,p.626,pp.636—637,p.637,p.629,p.630,p.629.以上部分译文参照《联合报社》1957年印行的《一九四三年中美关系文件》。
[22][23]《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0页、第351页。
[27]李有义先生曾撰文：“美军却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进入西藏，据说是为盟军探测路线，及修飞机场的地点的。这个代表团毫不迟疑地进入‘外交局’，……他们曾赠了藏政府一批通讯器材，究竟还有什么其他交涉我们就无法知道。我们只知道这批军事代表团回到美国后，曾受到国务院的称赞，并得到了最高的勋章……。”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53页。
[34]根据艾哲逊向国务院发送的报告时间，托尔斯泰等人至迟应于1943年8月17日前到达重庆。
[37]《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20年6月公布）策一章总纲第一条：“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见《中外宪法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策106页。
[45]《人民日报》1995年1月26日头版。
[46][47][48][49][51]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TheMacMillam Co.,1948,p.1584,p.1583,p.1583,p.1585,pp.1256—1257.
[50][52]《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检1991年版，第322—323页、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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