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归#183;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维持与提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金融论文,香港论文,地位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国际都市的香港，其金融走势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内，香港的金融业不仅积极催化和支撑着香港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促进和推动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对于香港的未来来说，其发展的变数不仅很大，而且很多，包括“九七”回归这一重大历史转折、香港自身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周边环境的变化等均集中重叠在1997年前后。政治上的敏感性、经济上的复杂性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不稳定性使得香港“九七”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走势的演变态势突出地凸现出来。
一、“九七”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维持与提高的条件分析
（一）有利条件分析
1.中国政府无意改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香港一直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理论，并进行“两制一体”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九七”后，香港将仍然得以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会有所发展。这是因为：
从法律角度来看，《基本法》将从制度上保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1984年12月由中英两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1990年4月获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香港现行金融、经济及货币政策和司法制度在“九七”主权移交后基本维持不变。这就意味着：（1）作为“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原则的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也就是说赋予香港独立的对外金融关系和金融政策。（2）独立的货币制度要求货币的发行及管理也自成体系。因此，港币作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应继续流通和自由兑换；在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后，人民币也不能取代港币，只能是香港外汇市场上一个新的交易品种，港币在内地地位则等同于外币。（3）独立的立法系统与司法系统将得以基本保持。为给香港创造一个自由港的法律环境，中国政府在保留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与修改权的前提下承诺保留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香港现行法律体系。在内地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适用于香港，回归后的香港将自行制订法律、法规和政策。（4）香港到内地的投资视同于外资投资，并将继续享受外资待遇。总之，内地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基本金融关系是一个主权国家内，两种货币、两种货币体系、两个货币管理当局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后仍保持其各类金融环境（包括货币制度、法律制度、投资制度等）基本不变，目的在于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保证香港金融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从分工合作与比较角度来看，香港“九七”后将维持作为中国的国际性金融中心，上海则主要扮演中国内地金融中心角色。作出这种考虑并不存在价值判断上的抑扬因素，而是为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获得分工与合作的规模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为发展中国经济、金融作出贡献。中国目前正在大力开发浦东，发展上海，并致力于培养其金融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香港对内地的重要性。“九七”后香港将会承担国内许多银行及币种的金融交易，相对独立运作的香港金融市场与内地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会大大加强。香港与上海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主权国家内两个各具特色的金融城市之间的关系，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而不是互相取代、你死我活。从长远来看，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促进，上海必定会迅速发展成为以中国广阔腹地为依托的，以人民币交易为主体的金融中心，并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继续发展。
从经济成本角度来看，改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赖以确立的政策环境将是得不偿失的。香港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金融业绩，其所具备的良好经济基础及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九七”后将会为香港经济、金融发挥巨大作用。作为经济实体而非政治实体的香港，不仅可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筹集资金的有利场所。中国的实际利益在于保持香港经济的稳定，在于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
从道义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保持香港现行制度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的承诺。中国在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方面一向有着良好的记录。收回香港、澳门是中国多年的夙愿，中国必然善待香港，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良好示范。在过去几十年内，中国一直没有以武力和资源供给来威胁香港，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也尽力使其免为受害，因此，在华南经济因香港而得以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不让香港象过去一样自由经营，没有理由不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
2.香港强大的城市整体功能与高度发达的金融业将继续支撑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与提高。
香港地理时区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资讯发达、法制健全、人才集中，与世界各地华人拥有源远流长的关系。这一切使得跨国银行及跨国公司均视其为向东南亚和中国拓展业务的理想地。香港为金融、贸易、工商、交通运输、旅游业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运输中心、轻工业制造及出口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国际旅游中心，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维持与提高提供了强大的城市整体功能基础。同时，香港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与运作成熟的金融运行机制更是构筑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坚固基石。作为世界著名的自由港，香港金融业的国际化是尤为突出的，不仅具有全方位、多功能、开放型的特点，而且效率高、辐射强。在金融市场方面，香港的银团贷款市场与黄金市场为世界龙头金融市场；外汇市场以日净成交量计，1995年排名世界第五；股票市场以市场资本总值计，1995年全球排名居第六；期货市场是亚太地区成立最早的，从而具有较高的地位与影响；保险市场为当前亚洲最大的保险市场之一。此外，香港基金市场、租赁市场、钻石市场及信用卡市场等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均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金融机构方面，香港是全球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为仅次于伦敦、纽约的世界第三大国际银行集中地。在金融业务方面，由于国际银行的汇集，游资的集中，为国际银行同业间或企业与投资者间庞大的资金需求和余缺调节提供了可能，投融资业务资金雄厚、离岸金融业务高度发展、结算业务大量在国际间展开。在金融监管方面，涉及到香港金融业方方面面的金融法规及监管指标，符合国际惯例，具有世界通用性。在金融通讯方面，以大东电报局为核心的电讯系统是世界最发达的电讯系统之一，能尽快收集与提供各方所需之情报资料，加强了运作与资金运用的效率。在通货方面，港币具有稳定的内在价值，可兑换性强，是世界上16种主要可自由兑换货币之一，为国际上比较普遍接受的计价和支付手段。此外，香港还顺应国际潮流致力于金融技术及国际金融工具的创新。以上一切均将以强有力的架势支撑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维持与提高。
3.“中国因素”将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自从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因素”对香港金融业的影响愈来愈大，主要表现为：内地对香港金融业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支持，中国广大市场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中国政局和政策对香港的影响及内地与香港金融体系之间的业务与联系。如今中国内地已在基建、法律、金融、人才及各个市场体系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正在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金融、财政、税收、投资、外贸外汇、计划等在内的体制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仅将使中国的微观经济运行规则日益逼近国际惯例，而且将为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与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国整体经济将持续以较高速度向前发展，这样到21世纪初就可以基本建成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香港经济、金融的发展也就有了一个更为可靠的腹地、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广阔的市场，这将有利于香港金融业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增强金融中心功能。因此，香港与内地经济具有高度相关性，香港的前景离不开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无论从眼前或长远来看，“中国因素”都将加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乃至整个香港对世界的吸引力。
4.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国际经济的复苏及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将成为香港经济繁荣与金融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首先，未来的世界经济形势十分有利于香港金融业的发展。除美国经济的周期性上升外，日本、德国正力图摆脱经济衰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整体国民生产总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将有利于香港以金融、商贸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有助香港国民经济的实质增长。其次，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如今正由大西洋范畴转移到太平洋范畴，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点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出现，回归后的香港与毗邻的中国华南经济之间的联系将更为密切，将一并构成东亚地区未来发展颇具活力的“经济板块”，对香港金融业将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二）不利条件分析
1.过渡期港英当局的不积极配合不利于香港金融的平稳过渡及其与内地的衔接。一方面，港英当局积极为维护英国在港的既得利益，试图建立其单方意愿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管理的全面架构，以迫使中国接受既成事实，达到保留其在香港的影响的目的；另一方面，港英当局还围绕“人心”问题大作文章，采取了一些不利于香港金融秩序稳定的措施，如突然改变了一向奉行的量入为出、略有节余的理财方针，取消了有助金融稳定的联汇制度，推行高风险的股票期货交易，还通过实行高福利的“老年人退休金”等计划，大幅提高老年人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以及公务员薪金，欲达到扰乱人心、收买人心及增加未来特区政府的负担和债务的三重目的。这一切无疑会给香港金融未来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2.香港作为亚太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强有力的竞争和挑战。香港以前所凭借的某些优势如今正在受到侵蚀，新加坡、台北、曼谷等地正在自由化程度、基础设施的质素、金融机构的齐全等方面迎头赶上来，将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趋于下降。首当其冲与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将面对新加坡的竞争。新加坡在许多方面与香港拥有相当的优势：同属城市经济与港口式城市，自然地理及时区位置优越度相当，均毗邻经济高增长区以及低税率等。另外，新加坡还拥有一些香港所不及的优势，如其是亚洲美元中心，外汇市场更大，期货市场更为完善，基金组织及其它非银行机构相对发达，租金及薪金相对便宜，而且如今正致力于在税务及管理方面的改革，吸引了不少外资银行在其设立亚太区域总部。因此，新加坡表现出了强有力的竞争性和咄咄逼人的挑战性。台北则在90年代以来积极加快金融国际化步伐，并通过雄心勃勃的“振兴经济方案”，欲营造“台北国际金融中心”。曼谷作为东南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正致于发展成为国际银行中心，不仅开放了本地银行业务给外资银行，而且允许部分过去须在境外进行的金融业务在境内进行。此外，吉隆坡、马尼拉、汉城均表现出较大的竞争实力。至于东京，由于其本来就是一个影响力相当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加上其庞大的银行规模也可能会吸引相当一部分本属香港的金融业务，从而导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削弱。这就给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压力。
3.人才、商业及资金一度出现较为严重的外流现象。据估计，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稳定在每年5至6万，持有外国护照的香港人总计已超过45万。受过良好训练的会计师、持牌测算师等人才的外流将不可避免地给香港经济效率的提高带来损失；而且自1984年英商怡和公司迁册百慕大后，汇丰等英资财团也以迁册海外、将第一上市地位外迁以及加强海外投资的手段来加快其“外脱”香港的步伐。更为甚者，一些香港公司建立海外分支机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其雇员要求获取外国国籍的要求，这势必给香港经济、金融造成不小的震动与影响。
4.香港过渡期通货膨胀及失业问题给经济、金融发展带来隐忧。近年来香港政府着手进行新机场、航运集散站、九号货柜码头、西北铁路等大型基建项目。这些基建项目从长远来看会给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一些有利条件，但因港英当局不考虑实际财力状况，形成高达1270亿港元的巨额基建支出，给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加上香港楼价及租金等急升高位，久居不下，从而导致连续几年10%的通货膨胀率，使得银行经营成本被动提高。所以，一方面香港经济增长源于香港巨大的基建支出和希望增加到中国投资的外国资本的流入；另一方面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却要受到上涨的物价与高额的经营成本制约。香港金融业、传呼业等服务业的北移及外来人口猛增等因素也导致了香港失业率持续上升，最高达3.5%，给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安定因素。
5.香港对外依赖性强，金融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由于香港并没有与其金融实力高度发达相匹配的坚实经济基础，金融市场的高度开发性以及银行和股市对房地产业的过渡依赖使得其极易受投机性“热钱”等外来因素的冲击。
二、“九七”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维持与提高的策略选择
香港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既充满了机遇，又充满了挑战。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比较灵活与高明的战略策略，扬长避短，化不利为有利，以寻求香港金融业高质化发展。
1.扩大宣传，表明主张，加强与港英当局的合作。针对港英当局不积极配合态度，一方面，香港回归以前，中方应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在不同场合上宣传有关香港“九七”回归的政策与主张，以显示出中方继续保持和提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信心和决心，以争取最大多数的香港市民的支持与理解。因为从现实看，人心思定毕竟是香港市民和驻港外商心态的主流。在给港英当局施加无形压力的同时，应加强与其实际接触，表明中方的原则与态度，争取港英当局的友好合作。另一方面，还应增强中银集团在香港金融界的地位和影响，弱化和抵消港英金融当局所造成的负影响。中银集团作为中国的国家银行继1994年成为香港的第三家发钞银行后，于1996年1月1日起，又正式出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这既是主权的一种体现，又是中国对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充满信心的表现。中银集团应在稳定香港金融市场、保证香港平稳过渡与长期繁荣上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才能使中央政府在制订和实施货币金融政策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当然，中银集团无论“九七”前后均无意垄断或左右香港金融界。
2.积极应付来自新加坡及其它地区的竞争和挑战。这是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整体策略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虽然香港面临着众多且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回归后的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中心将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内地整体经济实力和巨大经济潜力将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承受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的后盾与支撑。香港当务之急的是保持乃至扩大已有优势，并积极弥补不足，如推动发展不够的债券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其金融中心的基础设施，提高全港人士的英语应用能力，充分利用回归祖国后所处的特殊地位发展以人民币为单位的金融工具，争取建立人民币的境外货币市场，给金融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与契机。与香港绝对优势相比，新加坡及其它地区也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如新加坡，政府对金融控制较严，金融自由度不高，至今仍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国际金融业务和国内金融业务是分离的（东京亦是如此），整体金融不及香港发达，而且“香港所失去的，新加坡也可能失去，因为它失去了香港的收益增殖效应”（李光耀语）；曼谷、台北等则由于金融市场规模相对狭小，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发达，人才不足，金融实力及城市功能与香港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导致其难以形成实质性竞争。至于东京，拥有与新加坡相类似的劣势，并且当前正面临着大批金融机构严重呆坏帐甚至破产倒闭的危机困扰，因而也很难完全取代以自由港为背景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3.争取人才、商业及资金的回流。虽然在过渡期出现了一些人才、资金外流及财团外迁的不良现象，但只要我们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这些人才及资金的回流应该说同样是可以预期的。许多市民由于长期生活在香港，对香港产生了深厚感情，只要香港一如既往地保持稳定与发展，他们是愿意留在香港的。有资料显示，1993年香港总对外要素流出收入高达3084.58亿港元，其中77%的收入为海外金融债权所得；总对外要素流入收入则高达3183.97亿港元，其中81.5%的收入为香港金融债权所得，这充分证实了在香港进行金融交易的高效益性。因此，在部分银行财团及上市公司中曾引发的一股迁册风与海外投资风并没有越刮越大；相反，香港仍是这些财团的盈利中心，它们仍未放弃而是固守或伺机拓展在香港原有的核心业务。一些中资、日美等国际资本还加强了对香港的投资，显示它们对香港前途充满的信心。
4.减少通货膨胀及失业的压力。虽然香港目前存在一些诸如通货膨胀、失业等困扰人心的非政治问题，但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通胀压力正在逐步减轻，因为香港房地产业有所抬头、美元趋于回稳、基建巨大支出压力得到缓和，而且随着1996年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下降和人民币市场汇率缓慢下调，从内地进口的日用商品价格升幅也将下跌，这将有利于缓和通胀压力；失业则由于是个结构性问题，虽不会构成大问题，但政府应从结构调整与重组入手加以解决。而且，据预测，香港及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惠及全港，这不啻是个福音。
5.加快赴港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我们应该有心地选拔和培养一批精通国际金融业务，熟谙国际金融运作规律，了解香港风土人情，并且能够流利运用英语的政治素质好的优秀人才参与未来香港金融管理工作。当这些按照香港金融法律和“游戏规则”办事的中方干部以其出色的才能及对工作的胜任消除了当地华资及外资金融的顾虑并赢得它们的信赖时，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也就到了一个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发展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