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科技创新中的思维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科技创新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6）03—001—05
新中国建立50多年，国家在繁荣科技事业上投入巨大，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科技队伍。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原创性科学理论和重大的技术发明仍是凤毛麟角，这不能不发人深省和追根溯源。当然导致这种现状的因素很多，诸如政治经济、科技基础、文化背景、学术环境等，都是影响中国科学技术滞后的重要因素。然而舍此之外，还必须看到在我们的研究传统和思维方法中，一种陈旧过时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狭隘理性主义在始终笼罩着我国科技界，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堵塞着他们的思维，损伤着他们的想象力，压抑着他们的智慧，阻滞重大理论构成；使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科技史早已证明凡是伟大的科学发现都离不开思维方法创新。从古代的原子论、整体论到近代的归纳论、演绎论，一直到20世纪流行的直觉论、否证论、试错法、虚构论、建构论、反归纳论、多元方法论、发散式思维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人类思维经历了一系列的飞跃与革命。正是这些思维革命打破人类科技活动中那些僵化的研究传统，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使得每一项科学发现都与一定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因此，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要想振翅高飞，获得重大的理论和技术突破，除了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关键是要加速提升科学家的发明创造能力，转变科技人员的研究观念，要在认识论上特别关注在后现代层面上发生的方法创新和思维革命。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眼下流行的各种非逻辑思维、神话科幻、赛博虚构和科学虚构。
一、突出非逻辑思维
不能否定科学实验、经验归纳、逻辑演绎、分析综合等理性方法在科学发现和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科学作为人类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①，也是人类活动各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科学方法和思维形式上，不只包含理性思维的作用，也包含各种创造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的作用。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当表面的、现象的、具体的和直接的现实被科学实验和经验观察的方法所“一览无余”的时候，那些隐藏很深的科学真理的挖掘和技术奇迹的发明，就再也不能仅仅依靠经验，而是要更加经常地借助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
当然在20世纪之前，尤其在19世纪那个绝对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非逻辑思维的重大创新价值一直遭到多数人的贬低和否定。比如在绝对理性主义者黑格尔看来，尽管那些高尚的灵感和天才的直觉有时确能够产生深刻的创见，但毕竟还不能够揭示出事物内在本质的源泉，还不能照亮那真理的最崇高的穹苍。“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② 其实，直觉、灵感和顿悟作为一种仅凭外在的直接观察，根据有限的经验就能做出大胆的、有洞察力的判断、结论、选择或预见的思维形式，作为一种简单明了、迅速果断、而又经常有效的探索手段，在科技发展史上常常起到令人兴奋和值得珍视的作用。为此，早在近代之初，笛卡尔就不仅利用这类方法在解析几何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并直觉地和非经验地提出“以太说”发展了古代原子论，而且站在方法论高度指出：“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③ 事实上，无论是伽利略的摆的振动规律，还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是英国工人哈格里沃斯从碰倒的纺车中，突然直觉到直立的纺锤能够转动的原理，从而发明了珍尼纺纱机等，都证明直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具有重要价值。也正因如此，到了19世纪，基于绝对理性的甚嚣尘上，经过反理性主义者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对理性的激烈批判和否定，以及其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本主义者和彭加勒和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的进一步论证，便开始将直觉等创造性思维放在认识论的决定性位置。比如叔本华就在认识论中突出了“自我反省、自我体验和神秘直觉的作用”。而胡塞尔则主要突出了人类认知过程中的“本质直观作用”。至于柏格森则赋予直觉以更高的意义，认为人类要想认识宇宙的本质或绝对真理，只能依赖于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活动，一种自我内省和突然实现的认知过程。这就是直觉，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与意志生命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且“只有凭借这种努力，人类才能洞察到自然现象和意识深处的隐秘，才能获得绝对真理。”④ 巴门尼德所谓的纯粹逻辑或康德所谓的纯粹理性是不存在的。人类的智慧和本能、理性和非理性、逻辑和非逻辑是合二而一的，两者从未完全分裂，因此既没有无本能痕迹的智慧，也没有无智慧在其周围的本能。只是智慧天生地不理解生命，而本能却能够通过直觉的努力穿透空间障碍，抵达对象内部，将个别事实引申为一般规律。为此，尽管智慧经常是人的认知得以发光的核心，但是“直觉却能使我们看到智慧材料的不足和补充智慧材料的方法”，将人之认识引入无止境的连续创造，使得“直觉因此而超越智慧。”⑤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数学家彭加勒则在《科学与方法》一书中充分肯定了直觉等思维形式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创造性作用，指出，“逻辑用于论证，直觉可用于发明。知道如何进行批评固然不错，知道如何创造当然更好。”⑥ 如果没有直觉，一个科学家便会像这样一个作家，他只能按语法写诗，却毫无思想。特别是数学或几何学上的许多概念、公理、定律、定理，以及理论的提出都是与人们的直觉观察和直觉思维分不开的。因为那些潜在的、隐藏很深的、抽象的和普遍性的规律或真理，只有凭借机智、敏锐的直觉、推测、假设和深刻的洞察，才有可能揭示其庐山真面目，获得富有成效的认识结果。
为此在倡扬直觉、灵感、反对经验证实原则的否证论者波普尔看来，由于一切命题的真理性都不能通过经验从逻辑上证实，而只能否证，因此具有可否证性的科学知识，其起点既不是观察实践，也不是经验事实，而是怀疑，是现实和理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问题。问题既是科学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点。一切科学理论都是对自然界或认识对象的普遍性猜测，而猜测总是始于问题。科学家针对问题提出各种大胆的猜想和假设就是科学理论。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的科学理论，诸如“日心说、星云说”等，都不是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直觉，源于科学家的自由遐想与奇思异想，或者说“每一种发现都含有在柏格森意义上的‘一种非理性因素’或者‘一种创造性直觉’。”⑦ 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必须承认各种非理性方法和非逻辑形式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合法地位和拥有的巨大创造价值。他说，这种情况恰如爱因斯坦所言：“我相信直觉、灵感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⑧ 与逻辑相比，直觉不仅能教人思路敏捷、观察透彻、富有洞察力，还能够教会人们从远处瞭望目标和领悟现实。在科技创新中，通过对科学家本人的自我和事物的隐约把握，以及对某种包含着必然发生的胚芽的直接透射，产生某种认识上的共鸣力和创造性，结果往往是由自由的生命精神透过幽夜的云雾，从中迸发出新的思想、概念或形式。此时，直觉就像“从一粒细沙看尘世，从一朵小野花看苍天”一样，不仅可以满足沉浸在想象和情感中的创造性精神的最初要求，还能够对认识对象进行总体把握，深入洞察其底蕴，对一些新知识、新概念、新观念进行敏锐的领悟、发现和选择。
因此直觉、灵感和顿悟等非逻辑方法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形式。它们是人类特有的、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认知活动形成的一种在一瞬间就能够将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部分和整体、偶然和必然、可能与现实等观察素材相互统一起来的发明创造能力。也正基于它们具有如此特别的认知功能和性质，以致黑格尔在论述这类认知形式的心理机制时指出，任何直觉、灵感都不是一个喜欢拜访懒汉的客人，都是人类由于花费犍牛般的劳动所获得的奖赏。它们只属于那些勤奋的、博学的、对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思考，使思想状态达到饱和的人。它们是眼睛和大脑、观察和思考、知识和能力、位点和视野的直接统一和迅速结合。表面上看，这类认知形式是一种本能的认知冲动和发现能力，而且它们所认识的结果，往往是一下子洞穿到的真理，而实际上则是人类长期的认知活动、经验积累、心理体验和综合性认知的总爆发。否则，“即便是最伟大的天才尽管朝朝暮暮躺在青草地上，让微风吹来，眼望着天空，那温柔的灵感也始终不会光顾他的”。⑨ 由此我们说，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全部知识领域，不论是哲学还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概念、公理、定律和理论的提出都离不开人们的直觉观察和直觉思维。迄今的科技史完全可以证明我们的结论：没有直觉、灵感，就没有悟性；没有悟性就没有发明创造。
二、抬升神话科幻
在人类认识史上，至少自古希腊时代起，在认识路线上就存在两大传统，一是手工艺人的经验传统，一是哲学家的思辨传统。直到中世纪后期，通过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的倡导，这两大认识传统才逐渐结合，最终产生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实验。从此，科学实验就成为科学家揭示宇宙奥秘、发现科学真理的主要途径。直到今天，科学家仍然强调观察和实验在科学发现中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人类智力发展中存在的一条根本规律，即我们的每一个观念和每一个知识分支的发展，都经历过三个演化阶段，即神话阶段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换句话说，就人类思维的本性而言，它在自己的进程中分别运用了三种探求知识或发现真理的方法，即神话的方法、形而上学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这三种方法的特征在本质上虽有所不同，但就人类认识的演变过程而言，却有其内在的连续性、继承性、互补性和统一性，同时也证明人类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多样性。
然而自从近代开始，科学实验和经验归纳的方法在科学技术史中占据统治地位以来，人们就似乎一直在以一种排斥和对立的态度来对待人类思维的神话阶段，没有认识到以直观、虚构、想象、猜测、臆想为特征的神话思维，不只是代表了人类认识的初始阶段的原始思维，没有这种思维，就没有后来所谓成熟思维的发展，比如在孔德看来，人类智力发展的形而上学阶段就是神话阶段的改头换面；神话创制也代表了人类智力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和认识方法。这种思维形式的目的是寻找万物的内在本性、本原、超自然的主体及其目的因、动力因、绝对知识和终极。该阶段之所以盛行多神教、万物有灵论和各种稀奇古怪的神话故事、神奇传说，本身就证明神话阶段人类所拥有的极为丰富的想象能力和虚构能力。
对此，德国人类学家卡西尔曾就神话的性质、功能和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论证与肯定。他说：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是最难相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的。神话乍看上去只是一团混沌，一大堆不定型的语无伦次的观念，然而只要深入反思就会发现，整个神话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它无边无际、苍苍茫茫；在这里，时间和空间都消逝不见。它既展示了一个永恒的、连续的和整体的世界，也显示了古人的天赋极高的智慧。全部神话几乎无一不带有虚构和幻想的性质，但也同时是在围绕一个客观中心，即把所有天体聚拢起来，以酿造出他们的神话产品。因此一切神话又不是纯粹的虚构，只是对他们所观察和感受到的现象或事实的不断强制和夸大。神话兼有一种理论要素和艺术要素。在神话想象中，暗含一种相信的活动。没有对它的对象的实在性的相信，神话就会失去它的根基。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说，神话思维虽然与科学思维不同，但是两者似乎都在寻求同样的实在世界。尽管神话使用的手段是想象或幻想，然而就其目的而言，或者就其向我们所展示的概念结构或感性结构而言，也属于科学探究的一种方式和方法，从而也可以说具有现代科学的部分性质。它并不是一大团无组织的混乱观念，而是也依赖于一定的感知方式，只是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人的感知方式在感知世界，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其做出判断和解释。因此神话的世界更经常地像是一个戏剧般的世界，“一个关于各种活动、人物、冲突力量的世界。”⑩
在这种世界中，原始人的生命观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是未分类的，而非界限分明的；是流动的，而非固定不变和不可逾越的。神话中拥有一种基本的“生命一体化”特征；使得万事万物都具有生命的性质，使得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亲族关系，并将人和动植物都放在同一层次，从而确立了至今仍然对生命的本质和起源的探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生命的一体性、不间断性和统一性原则”；预设了生命的不可毁灭性和死亡的可避免性。使整个神话变成是人的生命冲动、求生本能、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以及“整体交感”的结果，甚至完全可以说是“生命的本能创造了神话创作的本能”(11)，它客观地包含着对宇宙学和人类学的探讨，尝试性地回答了有关世界起源和人类社会起源的诸多问题。它赋予一块僵死的石头以生命，与现代人从量子扰动中发现DNA大分子得以发生和形成的机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神话的产生同时意味着人类智力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证明生命就是积极的生活和渴望永恒的顽强生存。所以神话本质上就是人类智慧和语言的艺术；是头脑机敏的人类深谋远虑的结晶，是自觉而能动的人类自由意志和自由理想的一种文字优美、形式高雅的表现。
也正是基于神话在认识论上的诸多功能和性质，以致孔德认为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科学技术都必然经历这一神话阶段。比如就科学发展史而言，早期的原始科学受神学统治，天文学表现为占星术，化学表现为炼金术，医学表现为巫术；古希腊时期的科学受形而上学支配，力求在经验的自然现象背后寻找抽象的物质或精神本性，因此它的形式主要表现为自然哲学，即表现为本体论、原子论、活力论、宇宙论等知识形式；近代科学进入实证阶段，才使得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相继成为实验科学。
事实上，整个认知史都证明以想象和虚构为特征的神话思维在人类创新史上具有不可估价的作用。比如想象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既可以使科学家的思想纵横驰骋，不受逻辑思维的约束，透过各种分散零乱的经验材料，去自由想象其间可能存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透过那些被感知的经验现象，去想象人们无法感知的那些现象背后的隐蔽机制和内在本质，获得新颖而奇特的技术发明和科学真理；也可以使人们突破已有经验材料的局限，去探求事物的底蕴，开辟新视野，拓展新境界，探索科学的新领域，从而引发科学技术的新突破。比如被誉为“现代幻想之父”的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发挥他的丰富想象力，早在19世纪就设想了电视、直升飞机、潜水艇、导弹等表征现代化的发明物。在他出版的80多部科幻小说中，通过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和手法展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美好远景，显示了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愿望和魄力，为人类的未来编织了一幅科学技术的奇异图画。另外，丰富多彩的想象可以激发人的求知欲，给人以启示、希望和力量，从而大大加速科技创新过程。关于想象的创造性作用，列宁也曾给予充分肯定，他曾赞同地引用皮萨列夫的话：“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丝毫没有害处。”(12)
由于想象具有一种丰富的、奇妙的、新鲜的、自由奔放的联想、虚构和加工改造知觉与幻觉的能力，它不仅是人们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一种方式和源泉，而且可以给人们带来智力上的娱乐和满足的效果，因此想象常常是人们最乐于使用的一种认识形式，也是人们保持旺盛的探索热情和不衰的求知欲望的最积极的认识手段之一。另外，类似直觉、灵感、顿悟和类比等科学方法，通过与想象紧密结合，也会产生如虎添翼的作用和效果。
三、倡导科学虚构和赛博虚构
所谓“科学虚构和赛博虚构”是当今世界科学中，由思维革命产生的两种最流行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途径。所谓科学虚构，就是有关科学理论、科学对象、科学活动、科学成果和科学技术的虚构。它是对近代以来兴起的科学实验和经验归纳方法的否定，是对那些常规性的科学实践和科学行为的否定。“虚构”（fiction）一词，作为一种思维的方法和形式，原本只用于神话、故事、小说、艺术的创作过程。它是远离经验、真实和现实，因而也是远离科学技术的。然而人类的实践力量却在其文明进程中，日益将古往今来人类所虚构的许多荒诞离奇的神话故事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来，就更加强烈地激发了人们自觉地进行科幻小说和科幻故事的创作冲动。结果，这种“准科学的研究活动”便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内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这种情况不只是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人造物，如飞机、大炮、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导弹、原子弹、潜水艇、水陆两用坦克、电话、电报、电脑、电视、电子通讯、机器人、电子人、克隆羊等都是来自早期的幻象和虚构；而且今天流行的虚拟城市、虚拟地球、虚拟宇宙、虚拟地理环境也都直接是科学虚构、科学想象或科幻小说的产物，甚至是一些“对人类的未来充满憧憬和好奇心”的人在茶余饭后闲聊和胡思乱想的作品；特别是由男人们在茶馆、咖啡馆或酒吧间里随机杜撰或异想天开的结果。
毋庸置疑，人们最初，并没有把这些奇思异想的东西与现实世界或科学技术相联系。他们创作、识别和确定这些科幻小说仅仅是出自兴趣、爱好，或者仅仅是为了艺术，为了制造新颖的艺术形象、审美空间，刺激人的感官，吸引或感染人的心理，别无他求。即便如此，人们开始创作、学习或研究这些科幻小说的初衷，也只是为了考察作者有关空间形态的原本描述，而且问题集中的焦点也主要是有关空间关系、虚拟空间的交互作用的几何形式。只是在人们，尤其是科学技术人员对这类艺术品进入详细的阅读和解读状态之后，才逐渐发现在那些“被扩展的读书摘要或学习心得中”，却包含着与未来科学技术相关联的各个方面；继而甚至在他们所阅读的每一本书、每一页、每一段文字中都包含着与物质世界相关联的时空认知和描述。由此，科学家们对于这些描述或注释不仅给予了新的解读和意义上的延伸，而且对于其中的诸多幻想和虚构甚至利用图解进行了详细地标示和说明，展示了那些由科幻小说的作者们在许多故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述出来的有关未来世界的远大前景。尽管这些判断和预见通常都距离现实非常遥远，但是随着理性的科学实践、工业革命，以及附随的技术和社会变革都向人们证明，通过对这类科幻小说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进行加工、利用，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进程，结果人类就自然而然地顺从科学技术开辟了一种新局面：即现在从过去认识的可能性中获得发展的现实性，以及有可能从现在推断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所谓“赛博虚构”是科学虚构中的一种特殊的有关空间形式或空间结构的虚构；它是由一系列文学虚构逐渐演变而成的科学虚构。因此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赛博空间技术，比如虚拟现实、电子媒体、电脑智能、监督或人机系统，以及电子人等，都可能构成这种虚构故事的核心部分或中心内容。赛博虚构的新奇性是一种疏远的、植根于非理想化或反乌托邦框架之中的社会空间秩序。在这种空间秩序中，“赛博虚构关涉的是社会的有序性和无序性的模式；其叙述性结构是往往基于空间探索和由此产生的空间知觉；……而且通常都是一幅紧凑的、无中心的和高度复杂的都市空间地图。”(13)
在这里，赛博虚构绝对地是一种外推虚构，它是立足于现在向外或向前的空间延伸。它当然包含着思辨的因素，但是同时也保留着第一流的有关疏远经验的科学虚构的功能和过程，例如不断地制造陌生与奇异，自身日益远离现代主义或理性主义的科学虚构传统，而将其推向后现代的思维进程。换句话说，赛博虚构不仅挑战了科学虚构的现代主义时尚，而且俘获了当代人的后现代条件的本质。传统的科学虚构把未来社会特征化在现代主义的结构之内，没有认识到正是技术的转换有可能使得现代社会发生转变，从而成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化的一种条件。而赛博虚构却认识到这种转变作用；探究了有关知识的本质主义概念的缺陷和中断；促动了现代主义二元论的瓦解。这种二元论是传统的科学虚构的核心，正是它将自我一非我、自我－社会、自然－技术、自然－文明、理性－非理性、秩序－混沌等概念一分为二、势不两立。而赛博虚构进行的那些陌生化和中断的过程却提供给读者一种新的现代观，也即后现代理念。对此，英国学者布卡特曼（S.Bukatman）早在1993年就主张：赛博虚构为人类构建了一种“十分便利的空间”，比如虚拟空间和虚拟社团。在那里，新的和未来的冲击能够得到美化和检验。赛博虚构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崇拜，而且反过来又得到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赞赏，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科学虚构过程中的一种点缀，因为技术进步已经保证人类必将处在历史中的这样一个时刻：此时，各种文化层面上的稀奇古怪的幻想都将包围着我们；使得现在的空间既不是‘在那儿之外’，也不是没有‘最终的边界’；致使许多大惑不解的人被迫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虚拟世界中，成为一个巨型计算机游戏的公民。”(14)
也正因如此，还在1980年代末，赛博虚构就引起学术界注意。他们尊称它为“后现代的科学虚构”；指出，赛博虚构通过一种本身就无疑是后现代的文学工具，如叙述具有美学倾向、论题刺激以及混合性的叙述风格等，认识到并探讨了后现代的条件，产生了跨国公司，创造了超现实的地点，弥合了技术和自然的界限。比如英国学者罗斯（A.Ross）就曾经表述：“赛博虚构勾画出有关权力和财富的新地图的轮廓，以及借助于权力和财富，信息经济正在殖民全球性的前景。”(15) 与其它的现代主义的外推型虚构突出科学虚构中的科学，以及技术中的力学不同的是，赛博虚构集中于技术的日常应用和占有。它的用途重在构思和设计，重在技术和人类主体的相互接触。这样，它就宣布或转达了一种后现代的人文主义虚构。在那里，技术不再是叙述的背景，取而代之的是，叙述涉及到人类和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结和相互作用。对此，布卡特曼也论证说，在赛博虚构内部，一个新的人类主体已经涌现，这是利用电子技术和文本机器构造而成的主体。因此人们完全可以重新命名赛博虚构为“终极的身份虚构”（terminal identity fictions），以便清楚明白地表明它是怎样赋予主体以终极意义，怎样通过电子媒体构建了一种新的主体性建构物；创造了一种电子人的谈话方式或虚构形式。
他们在科学的现实主义和丰富的想象力之间设置了一根拉紧的绳索。他们采纳了当前流行的观念和技术，并打算进一步利用学术界和科学家的寓言，来完成由赛博虚构到科学虚构的转变。为此，这些虚构的小说不仅被全球观众所阅读，而且连同它的观念或理念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反响。在这些受到影响的人中间，甚至包括那些正在发现、发展和采用赛博空间技术的人员。正是在这里，赛博虚构所认识的空间被建立，而且叙事的疏远被重新亲近和拉近。结果是，一些有趣的递归关系正在小说家作为一边和学院派的科学家、职业工程师、计算机程序设计者、军事专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音乐家和日常生活风格的社团学者作为另一边的两者之间发展起来，而且将现实与想象的未来连接在一起，共同建造了一个既现实而又超越了现实的新世界。为此，我们相信，通过这种分析和论述所获得的知识是重要的，理由有四：一是有关科学虚构和赛博虚构的作品已经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和赞同。他们已经认识到现在流行于西方社会后现代背景中的社会空间及其程序和作用，以及这种条件所激发起来的新的空间性的未来前景。二是这些作品提供了一种有关未来才可能呈现出其发展趋向的高瞻远瞩和见多识广的见解。这个未来就是通过想象构建或幻想虚构的未来，就是摆脱了传统观念和学理性质约束的未来。三是赛博虚构提供了可进行认识的无穷空间和深思的广阔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考察眼下社会，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持之以恒的实践。四是大量的递归关系存在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而且存在清楚的证据证明虚构提供了一种想象的范围和领域，构思了新技术的成果和发展。在人们试图建造一个通过叙述而人工制造出的真正的社会技术前景（socio-technical futures）之后， 使得愈来愈多的成功虚构变成现实。
而且正是在这里，他们否定科学是或仅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他们告诫人们，要想做出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必须扬弃科学创新活动中的经验论、逻辑论和反映论，推行虚构、直觉和游戏，丰富想象力，长于怀疑、批判，大胆假设和猜想，勇于冒险和创新，敢于从最司空见惯的对象中发现最普遍的真理；摆脱逻辑思维的约束，冲破传统理念的禁锢，透过各种零乱的经验事实，自由地构建其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发现其背后隐蔽的机制和本质；要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那些非常规的科技创新方法，如：反归纳法、否证法、试错法、直觉法、虚拟法、建构法、模拟法、历史回眺法、猜测假设法、赛博虚构、科学虚构、科学幻想、发散式思维、创造性思维、非逻辑思维，以及“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特别是后现代思维高扬非理性主义、反逻辑中心主义、反一元论、反本质论、反绝对论、反经验论，以及相对主义、多元论、解构论和自由意志论，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前景无量。它不仅能够促进人类创立新的生动活泼的思维方式，还能够把人们从现有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启迪人的头脑，开发人的智慧，激发人的兴趣、培养人的创造性，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繁荣。
注释：
①⑩(11)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98、131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页。
③ 剑桥：《笛卡尔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1911年英文版，第45页。
④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7页。
⑤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9页。
⑥ J.H.Poincare.Science and Method.New York,1913.438.
⑦ 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1959 P.31.
⑧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84页。
⑨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4页。
(12)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页。
(13) S.Bukatman.Terminal Identity:The Virtual Subject in Post- modem Science Fiction.London,1993,P.142.
(14) L.Armitt.Theotising the Fantistic.Arnold,London.1996.P.9.
(15) Martin Dodge,Rob Kitchin.Mapping Cyberspace.[M] London,2001.P.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