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协调与企业集群——对珠江三角洲专业镇（注：以行政的乡镇为单位形成的“一镇一品”的专业化生产销售体系在广东比较普遍，这被俗称为“专业镇”，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企业集群（簇群）。如南海西樵作为布匹生产专业镇、古镇作为灯饰专业镇。）企业集群化成长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专业论文,企业论文,南海论文,布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于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是亚洲的生产组织或协调结构。不少作者将网络协调（组织）作为亚洲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的制度要素（如Biggart和Hamilton,1992;Dore.1986;Gerlach,1987;何梦笔，1994等）（注：Dore(1986)将西方称之为组织资本主义，Gerlach(1987)称当今的发展为联盟资本主义。）。这种网络协调（注：有必要指出的是，传统的对于企业战略网络的研究主要基于企业之间的产权以及其它正式合约联系，只有少数作者（如Gerlach和Lincoln,1992）强调了非正式的关系合约在网络中的作用。）是基于亚洲深层次的儒家文化价值的体系，具有互惠意义的亲善(Goodwill)和长期关系合约(Dore,1986)促进了企业之间非机会主义朝向的信任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而企业之间的组织信任又与企业家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个人信任(Wong Siu-lun,1995)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在这一意义上，亚洲家族化组织的企业与网络协调结构更具有企业家经济的性质，而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管理型经济（钱德勒，1997）有实质性的区别。或者说，尽管亚洲历经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而建立起了不少大型的企业科层组织（尤其在日本和韩国），但由于家族控制和企业家个人在网络协调中重要的作用，其经济或生产的协调实质性的表现为企业家协调而非管理型协调。企业之间的协调因此更多的以信任而不是基于法律基础之上的契约治理，正式的合同往往只是处于次要地位的机会主义防范机制。日本的垂直下包体系（Nishiguchi和Brookfield,1997）和以台湾为典型的中小企业出口加工网络(Hamilton,1996)都是恰当的发展个案。同样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网络协调中，地方政府同时也被纳入网络结构之中而发挥企业家作用，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见戴慕珍(Jean Oi,1997)）。这与西方长期以来奉行的政府远离市场和企业的政策观点有着鲜明的区别。
网络与企业集群是不同的，但同时又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企业集群是以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近年来，企业集群作为企业的一种灵活专业化生产体系或创新网络，得到了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的关注。企业网络与集群似乎是亚洲经济的基本协调机制。中国尤其是其沿海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正在实现一个“小农经济”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其生产组织是否沿着经典的西方工业化发展轨迹前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然而，从目前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尽管我们的大企业越来越接近西方式的企业组织，但大量的以“二元经济”存在的中小企业则呈现出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沿海经济发展中，专业镇企业集群经济尽管不是独特的现象，但其普遍存在和发展给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提出了重要的课题。对此，本文基于对珠江三角洲专业镇经济发展的分析给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企业家理论的解说，专业镇企业集群化成长的核心在于其独特的企业家机制而不是管理协调。
一、地区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波特“钻石模型”的扩展框架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继日本之后的东南亚经济的崛起，拓宽了人们对于欧美生产体系与企业制度的认识（尽管欧美之间也存在并非可以忽略的差异）。灵活专业化(Piore和Sabel,1984)、下包生产体系(Nishiguchi，1996)以及较长时期以来人们对于日本企业制度和比较企业制度的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Fruin,1994；青木昌彦，2001等）都表明，对于亚洲生产方式有待重新认识。中国经济20多年的高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一个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经济应当能结合自身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来构建特定的企业制度。如果说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可以引进技术并仿效西方，但在企业制度上则难以通过简单地仿效而取得成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不能忽视企业制度的研究。
企业集群现象在80年代以来引起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者的重视，是与区域经济、中小企业、创新政策以及企业家理论等方面的研究相关联的。在威廉姆森的概念上，这是非常有理论价值的工作，因为这使得“研究单元”(Unit)从市场的交易拓展到企业的相互联结上，这种“联结”不是以企业科层组织作为“契约的联结体”(Nexus of Contracts)，而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企业以产业（或特定产品／服务）为基础从而直接以市场的竞争与合作方式联结在一起，甚至大多数企业之间并没有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和网络关系，这种“贴近”竞争者或产业链而生存的企业制度（李新春，2000）在以前是被忽视的现象。波特(2000)因此定义企业集群（簇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簇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它实体。”
集群在当代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现象，或者说，是企业竞争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尽管经济学理论对此早已有所认识（如马歇尔以及新经济地理研究如克鲁格曼），但对这一行为实证性的系统研究来自于波特(1990)对国家竞争优势与企业集群的研究，他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在许多地区和产业，企业在纵向（供应和销售）与横向（共同的市场和用户、产品）上以集群的方式组织起来，地区（国家）竞争优势在其模型中被归结为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撑产业、以及企业竞争战略结构四要素构成的“钻石”菱形，而政府和市场机会都是作为外生因素对竞争优势发挥间接的作用。这一模型中，可以看到包括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环境、市场需求和关联产业的作用，但在几个重要的方面，这一模型却易于造成混乱：①构成这几个菱形的要素是非规范性的、可以灵活解释的，其包含的内容有很大的随意性；②四要素很难纳入经济学规范的体系之中，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直觉层面上。因此，难以用这一模型深入地解释地区竞争优势尤其是企业集群的实质；③该模型将政府作为外生因素，显然忽视了“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所强调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作用。除此之外，“钻石模型”整体上排除了企业家在形成和发展地区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只能是一个静态的、“唯物”主义的模型。
从根本上来说，波特提供的“钻石模型”是以国民经济的比较竞争优势为目标设计的，其实质是比较产品／服务生产优势。其模型隐含的基本经济协调机制假设是管理协调范式，这与西方工业化经济的生产组织模式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但如果说，这对于高度垂直集中化主导的产业的竞争优势可以给出适当的解释的话，它对于如硅谷这样的高新技术集群和北部意大利的灵活加工出口体系就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忽视企业家的创业与效仿以及知识信息的作用，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企业集群所创造的地区竞争优势。基于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波特的竞争优势“钻石菱形”框架加以扩展，以包含重要的企业家精神要素。或者说，波特基于管理协调的范式有必要进行修正以包容企业家的协调机制，以强调地区企业集群的比较创新学习和灵活专业化生产优势。基于以上考虑，可以将波特给出的“要素”框架重新组合和扩展成以下几方面的条件：要素供给（成本与速度）、市场效率与完备性（决定交易成本与支付结构）、产业配套、“企业家”要素（包括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地区竞争优势的核心，由此，可以构成地区竞争优势的扩展框架，这里称之为“新钻石模型”（见图1）。下面对扩展框架做一解释：
图1 地区竞争优势的扩展框架：新钻石模型
1.要素供给
要素供给包括发展特定产业所必须的生产要素，如熟练工人、技术开发人员、资金和信息获取，它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资金、人力要素，而是强调吸引产业集聚而形成的要素供给优势，如在当地获取产业熟练工人、产业和市场信息以及具有专门知识的投资（如风险投资）上具有的比较优势，而不仅仅是一个成本的概念。因此供给的速度和灵活性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地域上的企业集群使得距离和信息对要素获取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集群企业强调的不仅仅是成本和质量，同时更为关注速度和灵活性。在这方面，马歇尔和新经济地理学家做了不少研究。
2.市场效率
市场效率不仅仅包括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市场规模影响企业分工的效率，同时包括交易成本和市场的价值体系（支付结构），这涉及到企业之间的信任机制、法律体系、政策的透明性、政府办事程序、市场的竞争与定价体系等等。根据大量产业发展事实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在零散化产业、“时装性”变动迅速的产业、知识（或技术）密集的产业，信任的建立受到市场和技术信息阻塞、变动性强等因素的影响，而可能更多地采用企业集群的组织制度。或者说，信任机制和信息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组织形态。这里，政府的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以及地方法团主义是改善市场效率的重要因素。
3.产业配套
在集群的意义上，产业配套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提供的是近距离采购的可能性，这带来的不仅仅是成本的节约，更重要的还在于相互的信息沟通、灵活反应市场需求以及对于质量、供货期等方面的控制。相比于传统的高度垂直集中化企业组织，集群企业主要是通过外包化(Outsourcing)和组装化生产采购体系实现Piero和Sabel意义上的灵活专业化。企业的内部管理变得相对简单，而与外部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协调则成为重要的经营管理环节。在这一意义上，企业家成为一个市场合约（正式的关系合约）的协调者。
4.企业家
企业家处于地区竞争优势形成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企业家作为市场风险的承担者，其形成（创业）受到市场效率和要素供给、产业配套的激励和制约。这几者之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中的相互激励关系。从发展的经验来看，或者是地方政府作为企业家改善当地市场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和营销条件，或者是领先企业家（国内称之为“龙头企业”）的创业示范作用推动这一反馈过程得以实现。这两者在企业集群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都在于外部性，地方政府作为企业家的外部性意义在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领先企业家的外部性则在于知识扩散而带来的外部学习效应。由此带动大量企业家效仿（创业）以及吸引和带动的关联产业配套与要素供给条件的改善，这又进一步推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灵活专业化分工合作的实现。
二、管理协调与企业家协调
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市场协调的理解是基于加总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的，单个企业之间是离散的、独立的（注：德姆塞茨(1999)指出，新古典理论是通过构想一个假设的人们相互依赖的经济来解释价格制度的协调作用。这种构想取决于经济活动的两个特征：极端的分散性和极端的相互依赖性。而“价格协调是自我管理的代名词”（第11页）。），在特定的（外生的）技术结构下，响应市场的需求和价格信号而实施利润最大化目标。对这一古典的、自动的市场均衡模式的修正首先来自于对于市场寡头或垄断力量的研究，这将企业的战略行为和企业市场权力(Market Power)差异引入到厂商理论中。第二步的有实质性进步意义的修正则来自于科斯关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这开拓了经济学对于企业边界以及企业集中化和多元化扩张战略的认识，企业在生产的组织中选择市场化协调还是科层制协调取决于市场的交易成本结构。威廉姆森以及其它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则进一步说明，生产组织的协调机制选择同时还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结构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的成本（如代理成本）。但交易成本仍然没有跳出市场与科层制协调的二分法，新的对于生产组织的理论发展则在于延伸这一“二分法”，如威廉姆森等区分了市场与科层之外的所谓混合治理(Hybrid Governance)以及对于关系合约的研究。当我们越出宏观的加总生产函数和微观的企业内部组织的框架，而进入中观层次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就会发现，现有的理论很少能给予系统深入的解释。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文化和伦理价值因素对于其组织方式有很大的影响。
传统的市场供给需求理论不能解释在生产组织协调上的差异，因为这种差异更多的不是由于价格变动而导致的，而是与特定的市场价值伦理体系密切相关的。对于中国信息结构的研究揭示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信息的非规范化和集中化（Boisot,1987；陈凌，1998），或者说，非正式的信息和信息获取渠道以及信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在信任结构上，中国是一个特殊主义的信任原则，或者说，中国的信任主要适用于内部人或“熟人”，而对于外部人或“生人”则严重缺乏信任（费孝通等）。基于这一市场价值伦理体系之上的生产组织协调应当区别于西方的规范化、分散化信息特征与普遍原则信任结构下的协调机制。在这一信息和信任结构下，企业的组织更多应当是集权的、家族化控制的，因为信息的非规范化和集中化意味着权力难以分解或下放，缺乏对外人的信任使得非家族成员难以进入核心管理决策层。这一价值取向最终决定了企业组织是企业家协调的而非管理协调型的。从这一理解的角度可以认为，有必要将企业的协调区分为管理的协调与企业家的协调。管理的协调是钱德勒意义上的现代工商企业通过领薪的职业经理和授权的科层制度进行的组织协调，而企业家协调则更多体现在企业之间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契约，也包括通过关系和信任机制实现的协调方式。在一个较为稳定的企业内部，管理是主要的协调方式。但对于动态发展的企业（如不断通过兼并收购或自身扩张收缩而进入退出、也包括动态的选择垂直与水平的合作伙伴），企业家就是作为重要的协调机制而发挥作用。因此，与钱德勒不同，彭罗斯强调的实际上就是企业成长中的企业家协调而非管理协调。这里，协调的概念与威廉姆森的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指对交易活动的组织、协调与控制，这与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意义有所不同。
Gerlach和Lincoln(1992)就日本的生产组织体系的研究指出，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不仅仅来自于微观层次的企业内部组织（如准终身雇佣制和分配晋升制度等）以及宏观层次的政府企业关系（如政府与大财团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来自于中观层次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银行及其它机构之间的联系，如层级式的供应商体系、综合商社与企业、主导银行等之间密切的战略伙伴关联。这种所谓的商业网络是亚洲生产组织体系最具竞争力的组织因素之一。企业集群是商业网络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特定地区积聚而成的一种专业化生产的商业网络。
从准确意义上说，市场本身并不是一种协调机制。德姆塞茨(1999)对于市场的功能曾有一个精彩的描述：“市场是使出价和要价相一致，使各种权力进行交易，并寻求出完成这些交换的价格的安排的概念化，但是，完成这些事情的活动是在企业之内。这些企业可能是中间商、有组织交换的成员、契约律师、金融新闻的收集者和传播者等。所有这些都是交换劳务的专业化生产者，在这些劳务的生产过程中，他们可能主要依靠管理协调，也可能并不依靠。”
这里，市场的功能在于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各种权力的交换。它的“协调”是类似于自然规律一样的自发作用，对于企业来说，价格是一种自我管理的约束机制。因此，将市场作为一种协调机制是误导性的。这同说自然法则是一种协调机制一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德姆塞茨在这里提到，专业化生产者（可以统称他们为组织）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依靠管理协调，也可能不是。在不是的情况下，他们依靠什么来协调呢？德姆塞茨显然回避了这一问题。而在我们看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正是解释生产组织体系的核心之所在。企业在处理选择供应商、销售商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并决策以什么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等问题时，也就决定了以什么方式来组织生产的过程。这些决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在其中的协调。因此，与管理的协调不同，企业家主要是通过其关系网络、信任机制等来降低协调和控制的成本。显然，如果市场不存在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价格机制本身就能自发地“管理”这些交易。但在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中，企业家的协调能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市场的交易活动中，企业之间可以通过管理协调来组织，如正式的契约、中间商等，他们只不过是企业管理活动的外部化。但这些正式的管理协调难以将一切情况包括进来，包括合约的不完备性，这使得通过企业家个人的协调成为交易活动重要的补充性协调方式得以存在。因此，在市场作为权力交换和生产过程中，管理协调和企业家协调同时发挥作用。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制度环境下，他们的重要性有所区别。
企业家的协调主要强调的是创新和不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协调的价格机制基本上排斥了创新的作用，在提供同样的或高度可替代的产品或要素市场上，价格作为市场信号指挥着（作为看不见的手）竞争的供给与需求，而这最终只能是李嘉图式的要素报酬递减率在起作用。但在存在企业家的市场上，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创新是主导市场竞争和获取利润的主要因素。如果不存在创新，市场上应当只存在奈特意义上的风险，而没有不确定性，企业利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尽管创新活动分布在不同的行为主体（包括组织）的行动中，但整体来说，在市场经济下，在创新的决策、协调和控制中，企业家是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是承担创新风险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企业的性质，则不难看出，企业就不仅仅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其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承担创新的风险，并由此产生市场的利润。或者说，交易成本学说解释了企业在市场价格协调之外存在的理由，而企业家通过企业实现的创新则为企业之间的差异给出解释。企业家脱离企业组织，则其创新的市场价值实现将受到个人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或者说，企业组织的存在为企业家最大化地实现创新价值提供了制度安排。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奈特主义的。
三、广东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中的企业家协调
广东经济在近20多年的迅速成长中，一个有意义的事实是，一大批专业镇（企业集群）经济发展起来了。据统计，全省1551个市辖镇中，社会总产值超过10亿元的镇有274个，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占了194个，为该地区全部建制镇的46%。这些城镇大多是以专业化产品／服务的生产而形成的企业集群，表现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结构。如顺德容桂镇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经济规模达到178亿元，其它典型的专业镇如中山小揽的五金、古镇的灯饰、澄海的玩具、西樵的纺织品、大沥的铝型材、石湾的陶瓷、伦教的木工机械、陈村的花卉、乐从的家具、虎门的服装、东莞石龙、石碣和清溪的电子工业等等。这些专业镇已经成为在国内同业生产中占有领先地位、甚至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生产基地，如在东莞的一个山区小镇清溪生产的电脑磁头，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电脑机箱占30%，电脑高压包占25%，微型马达占20%，电脑驱动器、显示器、电源供应器、电脑配件和周边设备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据统计，东莞电脑整机的配套率在95%以上，其机电产品约七成出口欧美。在东莞有诺基亚、杜邦、菲力普、北大方正等1800家电脑制造企业落户。另外，在东莞方圆50公里内，装配电脑整机所需的零部件都可以购到。每天，4000多个集装箱货柜进出东莞——香港之间。东莞3000多家台资企业中，IT制造业就占了1800多家。IBM,Compaq等著名厂商都在东莞采购。目前，已有30多家台湾上市公司在东莞投资设厂，其中，投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就有20多家。东莞现有外商投资企业1.36万家，世界前100名的跨国公司中，已有12家在东莞投资，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带。实际上，每个专业镇发展都有着自身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环境制度因素的解释。本文附录中给出了几个专业镇缩减的调研报告，从中可以窥见广东企业集群发展的一斑。
（一）不同类型的企业集群
就广东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可以比较清晰地区分开三种不同的企业集群生成模式（见表1）：历史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
表1 企业集群的三种类型
集群类型
特征
专业镇示例
历史形成
由本地企业家创造 如西樵纺织、小
基于历史和传统
榄五金、陈村花
卉、容桂的电器
由创新带动仿效和集群化
全球商品链 产业国际化跨区域转移与本 如东莞的石龙、清
地化配套
溪的电脑产业、后
街和南海平洲、里
技术与管理知识学习、仿效
水的鞋业、官窑的
玩具
领先的制造商国际投资带动
供应链、服务链而集群化
创新网络 以产品、技术和市场创新
如古镇的灯饰、广
带动发展 州的软件和深圳的
高科技产业
由创业精神带动产品、人才、
资金的集聚形成集群
珠江三角洲一带尤其是南（海）番（禺）顺（德）历史上曾是我国制造业的一个中心，有着较好的制造业传统。因此，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尤其是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空间使得在顺德、南海等地首先恢复了如纺织、小电器、五金和花卉生产等方面的传统。临近香港的优势又使得在技术、管理上得到外来的知识和支持，结果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一批历史形成的专业镇或企业集群。这种企业集群大多是由本地企业家自发推动发展起来的，如在个案中给出的小榄发展的情况即使如此。一些过去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干部员工出来创业，带动了一大批企业效仿，在形成区域规模经济后，配套服务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的支持加速了企业集群化的发展。西樵的纺织、小榄的五金等企业集群的发展都是历史（自然）发展的例子。
广东由于其临近香港特定的地理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成为香港、台湾等地制造业商品链国际化转移的目标地。这种全球商品链的国际转移往往不是单个企业的移动，而是围绕某个或几个关联的制造环节而形成的企业群体转移。在实际的发展中表现为，制造商的转移会带动上下游企业甚至服务企业一起转移。广东企业集群的第二种模式就是这种沿着国际商品链整体性转移的企业集群，如东莞形成的电脑制造业、制鞋业、玩具业企业集群。在这里，广东不少是以“三来一补”方式组织的，主要是地方政府作为企业家在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种企业集群模式是以创新带动的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这尤其表现在所谓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如广州天河的软件产业企业集群、深圳的高技术产业群等，此外，实际上如古镇的灯饰等传统产业也因为产品的“时装特性”而需要经常性的创新。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企业创新网络，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创新是吸引企业地域集聚的主要原因。对于市场机会的高度认同而导致企业家创业集群，由此，带动相关的知识、人才和资金的集聚，而形成企业集群。
显然，这三种集群模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区分这三种模式有助于理解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在实际情况下，企业集群的发展可能是这三种模式不同程度的结合。
（二）企业家的特征：香港与广东
不少作者的研究揭示出，香港华人企业家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如Jacobson,1992;Yu,1998,2000;Hamilton,1998等）。不容否认，这些特征是影响香港企业组织的重要因素。这些特征见表2，表中给出了三种不同的企业家特征或类型：第一种是“游击队”企业家，其特征是：企业较小，以适应市场变化为主。他们追求短期利润，迅速地开发市场机会并迅速退出，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第二种企业家类型是“创造性仿效者”，这一概念来自于Hamilton对台湾企业的研究，其特征是：集中于成熟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领域，通过模仿创造利润，经常针对特定的市场或用户对产品和生产技术进行改进或创新；第三种香港较典型的企业家被称之为”地区套利者和协调者”(Regional Arbitageurship and Coodinator)，其特征是通过下包和在设计、营销以及管理服务上的协调而创造价值，他们是国际商品链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在香港的传统制造业大范围地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的过程中，这些企业家是积极的组织协调者，使得沿国际商品链而形成的企业集群成为可能。
表2 香港企业家：类型与特征
企业家类型
特征
作者
“游击队”企业 规模小、适应型 Jacobson(1992)
家(Gurrilla
短期利润朝向
Lam & Lee(1992)
Entrepreueur)
YU(1998,2000)
快速开发市场机
会，快速退出，
灵活性
创造性效仿者
集聚于成熟的、低附加值消
Hamilton(1998)
(Creative
费品市场 Tse(1998)
Imitator)
通过模仿获取利润
对特定的市场或用户进行产
品／生产过程改进
地区套利者和协
下包
HO(1992)
调者(Regional 国际协调（设计、营销、管理 YU(2000)
Arbitageurship
与服务）
LI(2000)
and Coordinator) 全球商品链
观察广东经济的发展，不难看出，在香港华人企业家与广东企业家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实际上，香港企业家是广东企业家直接的学习样板。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广东的企业家大多数是“游击队”企业家和创造性仿效者，他们主要通过灵活快速地进入机会市场获取“快钱”，也有一部分企业家已经逐渐成为Hamilton意义上的“创造性效仿者”。在大多企业集群（专业镇）的发展中可以观察到这些企业家的影子。他们通过迅速的模仿和对特定市场／用户进行产品或生产／工艺过程改进来创造价值。而第三种企业家则是香港独特的优势所形成的。
（三）广东企业集群中的企业家协调
考察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化成长过程，不难看出，企业家机制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图1是根据广东企业集群个案调研（注：近两年来，作者作为广东省科委组织的专业镇专家小组成员，在广东的南海、顺德、中山、东莞等地先后调研了十多个专业镇，取得了较丰富的一手资料。）给出的一个概念图。首先，作为外生变量，地方政府法团主义或地方政府在专业镇发展初期作为企业家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政府领导人大多是当地的精英，对中央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把握、对全国市场的认识以及有机会到香港或国外考察，其积累的经验知识以及对当地经济的领导能力，是许多地区地方政府官员有计划或无意识推动当地经济走向专业化发展的关键决策因素，戴慕珍(1997)曾对此做了开拓性的研究。相比于内地的官员，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学习市场经济发展和管理的经验，而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予很好的政治与经济预期，从而能积极发挥其企业家作用。在一些情况下，地方政府官员或其家属直接成为首批创业者，带动其他人创业。另一个对珠江三角洲企业家精神发挥有重要影响的是，香港、台湾等来大陆投资的华人企业家成为当地企业家的角色样板，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学习，大大节省了企业家积累管理和技术知识的成本。一些在外资企业打工者跳出来创业，初创业时，原来的老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作为分包商。从这其中诞生出一些具有市场领先概念的企业家，他们作为创造性仿效者，创造出适合于特定市场或用户的产品与生产技术，其成功吸引了大批的小企业家创业，这些大多是“游击队”企业家，通过决速的进入退出来抓住市场机会以获取利润。当大量的企业进入特定行业而形成区域的企业集聚时，就会带动配套与服务企业加盟。由于区域规模经济效应，将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技术和资金的进入，由此形成企业集群。显然，这是一个企业家集聚的过程，是企业家精神引发群体的企业精神的过程。企业家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图2作为一个归结性框架模型描述了专业镇生成过程中企业家协调的作用过程。
图2 广东的企业集群（专业镇）形成与企业家协调
四、简短的结论
在企业成长的三种基本战略选择（依靠内部资源的一般性成长、购并成长和跨组织成长）中，跨组织成长（也被称之为“网络化成长”）被认为是中国企业的主要成长方式（Peng & Heath,1996;Peng,1997;李新春，1998），它强调企业通过在组织之间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盟网络关系以寻求成长。在儒教传统的国家，网络化成长作为一种制度因素给出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企业的成长特征(Biggart & Ha-milton,1992)。但本文给出的分析和对广东企业集群的实证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许多中小企业，集群化而不是网络化的概念才能恰当地描述其成长特征。在企业集群化成长中，具有学习和创新特征的企业家机制而不是钱德勒意义上的管理协调是制约企业成长和地区竞争优势形成的主导因素。在这里，企业家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学习、创新过程以及与地方政府、中介组织一起发挥作用的联合企业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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