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革命——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理论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著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从事了大量政治活动和理论研究工作。其中，他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引人瞩目，作为一种革命的知识分子理论，在众多的西方同类学说中卓然不群。例如，与葛兰西同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论认为，知识分子超然于社会各阶层之外，是自由漂浮的社会群体，他们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和政党，独立地承担社会良知的职能。这种独立性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固有特征。 〔1〕与此相反，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强调新生的无产阶级必须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群体，并由此提出了“有机的”知识分子概念和理论。有必要交待一下葛兰西写作的特点。在被捕入狱之前，他主要撰写政论性文章和党的文件。大量的政治活动和严峻的国内国际局势，使葛兰西无法做平静的学者式的研究工作。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思考，主要是被捕之后在狱中进行的。当时，为了应付监狱当局的严密审查，他不得不采用晦涩的语言。这为后人理解他的思想增添了困难。本文力图比较系统地阐释和评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
一、知识分子概念
1931年，葛兰西在写给塔齐娅娜的信中说：“我所制定的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研究的计划，涉及面很广……。无论如何，我的知识分子概念比一般的‘大知识分子’概念要广泛得多。”〔2 〕“大知识分子”的提法最早见于葛兰西1926年的重要文章《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所谓“大知识分子”，是指在文化、思想和教育领域占据主流的智识阶层，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影响广泛的文化人，如在意大利享有盛名的哲学家贝尼季托·克罗齐。葛兰西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概念过于狭窄。因为，这个概念在方法上仍然仅仅从智力活动的固有本质出发，在确定知识分子的内涵。葛兰西强调，智力活动并非是某一社会集团固有的抽象本质。知识分子群体的界定有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他说，工人的显著特征并不在于从事体力劳动，因为体力劳动也需要智力活动的参与。工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被确定为工人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肯定说，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3〕
在葛兰西看来，所谓知识分子的职能，是指他们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如教士在上层建筑拥有垄断权，他们通过宗教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控制了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因此，葛兰西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不是单纯掌握知识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知识财富并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参与领导上层建筑的人。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掌握国家政权，成为领导阶级，并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因此，社会职能便将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这两个范畴联结起来，并成为理解“有机的”知识分子概念的钥匙。在《狱中札记》里，葛兰西提出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即“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
“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由于这种稳定性，从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可以超越具体的社会和阶级而独立存在。葛兰西写道：
每一个‘基本的’社会集团，在脱胎于旧的经济基础而走向历史舞台时，都能够发现（至少从迄今的历史来看）早已存在的知识分子范畴，这一范畴表明了历史的延续性，甚至不受最复杂剧烈的政治、社会变动的影响。〔4〕
传统的知识分子通过自身而感受到历史连绵不断的继承性，因此，他们往往自认为不受其它社会力量的牵制，独立于统治集团，并在社会空间里自由往来。 葛兰西把这种观念称之为“行会精神”（“espritde corp”）。他认为，这种“行会精神”实际上包含着某种虚幻性。把知识分子看作独立的、自主的阶层，这一立场将最终在意识形态上走向唯心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幻想。葛兰西指出，教士是西方出现最早的知识分子，而他们恰恰与土地贵族结为一体。教士在司法上享有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分享着封建土地的所有权，享有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政治特权。因此，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与一定的社会阶级血肉相连。
社会的发展引起阶级力量的变化，旧阶级衰亡，新阶级出现。因此，知识分子的构成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在现代社会，与工业劳动关系密切的技术教育就成为新型知识分子产生的基础。而所谓“有机的”知识分子，就是指依托于一定阶级的发展而出现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说：
每个新阶级随自身而产生的、并在自身的发展中使之日趋复杂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会基础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门化”，而这些新的活动是缘于新的阶级才得以出现的。〔5〕
“有机的”知识分子概念预告了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他们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中，迫切需要发展本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的”知识分子概念为葛兰西讨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前提。因此，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葛兰西在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对工人群众的组织教育工作，其目的便是培育自身的知识分子。他说：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大批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个别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某些知识分子个别地接受它的纲领和思想，同无产阶级融为一体，自觉成为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当然非常重要和有益。但是现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组织方面十分软弱，它没有自己的知识阶层……因此，大批的知识分子发生分裂，发生一种具有历史特征的分化组合，同样十分重要和有益。〔6〕
由此可见，“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形成，一方面依靠无产阶级自身的培育和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转型也同样重要。“有机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现实和历史的综合。为了说明“有机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职能上的具体内涵，我们需要涉及葛兰西的国家理论。
二、知识分子与国家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将国家概念分解为两个主要层面：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在市民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行使着对全社会的领导职能，而在政治社会中，合法政府行使着强制性的“直接统治”的职能。〔7〕这涉及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解，二是他的领导权概念。关于国家，葛兰西认为：
一般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即政权或其它强制性的机构以一种与既定的生产和经济模式相适应的方式来控制民众，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所谓市民社会，我指的是某一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的民间组织全面领导整个国家。〔8〕
“市民社会”一词来自黑格尔，原指在家庭成熟并解体后，家庭中的成员走向社会，在社会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与他人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就产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绝对的相互依存，每一个人都用所有其余的人作为手段来满足他的需要。这种独立的人的相互依赖的状态就是市民社会”。〔9 〕马克思和葛兰西都承认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来自黑格尔，尽管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彼此并不相同。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经济关系的整体。而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则突出了市民社会的文化功能，即作为在文化领域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织和手段。
葛兰西指出，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在东方，如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尚处于原始的萌芽状态。在西方，市民社会则十分发达。在资本主义化的国家里，市民社会已发展成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直接承受经济萧条和危机的打击。葛兰西把市民社会比作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当猛烈的炮击似乎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时，实际上被破坏的只是它的外围工事。当发动冲锋时，进攻者会发现他们依然面临着一道坚固的防线。在此，外围工事指的就是国家机器，坚固的防线则指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国家体制中的内在组成部分。
领导权概念的提出基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他认为，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存在完全无组织和无政党的人（这里的组织和政党均为广义）。在市民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它们表现为两种：自然的和契约式的。在这些多元的组织中，某个组织居于相对的统治地位，从而构成一个社会集团对其余人的领导。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特征，它构成政治社会的基础。根据戴维·麦克莱伦的研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曾使用领导权概念，指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10〕受俄国革命的影响，葛兰西在论述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时，也借用这个概念来概括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即把工人农民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在狱中时期，扩展了领导权的内涵。除政治经济方面的含义外，它还指某一社会集团在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地位。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不同，领导权建立在“赞同”的基础之上，对其它社会集团发挥着“指导”而非“统治”的作用。
市民社会和领导权概念与知识分子阶层的职能关系重大。因为，知识分子主要是在市民社会中发挥作用，以维护统治集团对全社会的领导。葛兰西指出：
知识分子和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基础性的社会集团所有的那种直接关系，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个社会组织和复杂的上层建筑所“中介”的，准确地说，知识分子正是上层建筑的“职能者”〔11〕。
知识分子在上层建筑中的职能，就在于使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领导能够顺利实现，它保证广大民众“自愿地”认同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葛兰西认为，并非一定要诉诸武力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样，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他们通过传播所属阶级的世界观，团结所有其它阶层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保证本阶级领导权的稳固。
社会管理的多层次导致知识分子职能的广义化和多样化。上至科学、哲学、艺术的创造，下至现有知识财富的管理、运用和推广，都可以归属到知识分子职能的范围内。葛兰西的扩大了的国家概念，改变了对知识分子职能的传统的狭隘认识，大大丰富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而这也正是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所在。
三、知识分子与政党
西方学者曾分析说：“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和为赢得领导权所做的斗争，以及领导权在国家政府中的中心作用，把工人阶级和‘受教育’阶级的关系问题放置在共产党议事日程的首位。”〔12〕尽管葛兰西注意到传统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转型问题，但是，面临着革命事业的迫切需要，他认为必须优先重视培育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
任何将成为统治者的集团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为‘从意识形态上’同化和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而斗争。但是，这个集团在斗争的同时，越是成功地培育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这种同化和征服就会越快和越有成效。〔13〕
那么，无产阶级如何培育出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呢？葛兰西指出，知识分子是在革命过程中，在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中逐渐培育自身的。他认为，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任务应是通过理论的输入而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同时，知识分子也应不断从工人阶级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因此，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培育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葛兰西充分认识到这个过程的复杂和艰难，因而，他格外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关键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培养自己的成员，把他们塑造成合格的政治化的知识分子以及整体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是知识分子”，这一说法曾在意大利受到嘲弄和讽刺，但是，葛兰西恰恰把它看成是十分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广大的工人阶级发挥着指导、组织和教育的作用。因此，政党的作用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
葛兰西的党的理论直接受到列宁主义的影响。大家知道，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便是提出了系统的建党学说。列宁在他的重要著作《怎么办？》一书中提出，党在革命中应担负起领导所有被压迫阶级的任务。党必须建立一个全俄性的组织，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入意大利后，葛兰西就一直把俄国革命作为意大利革命的样板，他不仅在革命实践中致力于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教育，而且非常重视党的建设理论。在狱中，葛兰西花费不少精力研究意大利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其目的正在于借古论今，讨论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葛兰西说：现代版本的《君主论》必将以政党为主要角色，因为政党是凝聚集体意志的胚芽的第一个细胞，这些胚芽将发展成为普遍的、全社会的意志。
葛兰西指出政党依赖三个基本要素：第一，由平凡的普通人组成的群众，他们的作用不在于首创和组织能力，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诚，这是党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二，需要党的核心力量把群众组织起来，否则他们便像是一盘散沙，缺乏内聚力。党的核心力量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他们没有军队也能建立起军队。当革命遭遇挫折时，党的核心力量要象酵母那样保存自己，能够使党起死回生；第三个要素是中介性的，它使前两个要素结合起来，使它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道德和精神上建立联系。只有通过大量的教育、宣传和鼓动，工人阶级才能真正提高觉悟和认识，在道德和精神层次上结为一体。因此，中间要素只能由知识分子组成。不难看出，葛兰西把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合二为一，在列宁的建党学说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说明了，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知识分子应被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力量。
四、论教育原则和文化组织
在人类历史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得某些社会集团专门从事智力活动，并通过学校培养新的成员。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培养自己的新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如上所述，应通过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党来有意识地训练干部。另一方面，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因此，他十分重视学校的改革和新的教育原则的确立。
葛兰西认为，正如无产阶级的国家不是简单地继承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成体制，同样，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在全新的基础上形成。他指出：
建立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在于对每个人的某种程度上的智力活动予以批判性的改造，使它与筋肉—神经活动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保证使筋肉—神经活动本身成为新的完整的世界观的基础。因为，筋肉—神经活动本身便是不断更新自然和社会的总的实践活
动的组成部分。〔14〕
葛兰西在这里所说筋肉—神经活动当然是指生产实践活动。他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技术教育是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的基础。因此，只注重基础教育的传统学校具有片面性，不能胜任培育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葛兰西认为，应当使传统学校的基础教育与适应生产劳动需求的专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只有通过这样的教育，管理国家的人员才能切实有效地工作。
葛兰西一向把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看作是新的革命世界观的基础。缺乏这样的世界观，就只能是一个专家，一个具有单纯专业知识的人，而不是葛兰西心目中的知识分子：“专家+政治家”，即能够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于国家政治管理的知识分子。从参与生产实践到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过程。
葛兰西认为，参加劳动能够使学生摆脱愚昧原始的世界观，理解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及其规律。因此，劳动应当成为教育原则的基础。此外，学校教育不仅要教授知识，让学生学习读写等基本能力，而且还要学习“法律与义务”课程，目的是向学生提供新的国家和社会观念，提供新的世界观，让学生具有理性的自我约束和道德的自主能力。与中、小学校体制一样，科研机构和大学也应当为适应新的脑力—体力劳动的关系而做出变更。“从事职业劳动的社会成员，不应陷入智力的消极状态”。〔15〕科研机构和大学应当为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成员提供参与智力和文化活动的必要条件。葛兰西还特别注意到，以往习惯于生产劳动的无产阶级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子弟相比，有着更多的困难。他说：“为了造就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从一向未能发展出相应技能的社会集团中培养出专家，应当克服闻所未闻的困难。”〔16〕可以看出，葛兰西的教育原则以劳动实践为基础，努力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关系的传统格局，以使它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传统上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将有机会被培养成有文化、有组织、有纪律、有道德的新人。这将最终打破历史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分裂状态，充分实现人类的解放。
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中，葛兰西较多地关注并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他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提出了“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并把知识分子问题始终贯穿于自己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他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与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统一关系，倡导新的教育原则，以适应培养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需要。
应当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部分，而这个问题在现实中又恰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复杂课题。在这方面，葛兰西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注释：
〔1〕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系统地表述过这种观点， 参见其代表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2〕《狱中书信选》，Lynne Lawner译，伦敦，1975年，第133页。另参见《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4页。
〔3〕《葛兰西读本：1916—1935著作选》，Davidforgacs编，伦敦，1988年第304页。另参见《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2页。
〔4〕《葛兰西读本》，第302页，参见《狱中札记》，第419—420页。
〔5〕同上，第302页，参见《狱中札记》，第419页。
〔6〕《葛兰西文选》，第250页。
〔7〕《葛兰西读本》第306页。
〔8〕《狱中书信选》，第204页；另参见《葛兰西文选》第574 页。
〔9〕《黑格尔哲学》，W·T·斯退士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373页。
〔10〕参见《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戴维·麦克莱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49—250页。
〔11〕《葛兰西读本》，第306页。
〔12〕参阅朱塞波·瓦卡：《知识分子与马克思国家理论》一文，见《葛兰西研究》，Anne Showstack Sassoon编，伦敦，1982年， 第45页。
〔13〕《葛兰西读本》，第304页—305页；另参见《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戴维·麦克莱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46页。
〔14〕转引自《葛兰西研究》，第64页。
〔15〕《狱中札记》，第443页。
〔16〕同上。第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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