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的轨迹
——论鲍桑葵《美学史》对丑的历史梳理及其动因
谢舒祎1,刘旭光2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2.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 “丑”是重要的美学范畴。随着时代的更迭,美丑关系发生着变化。鲍桑葵的《美学史》作为西方人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美学思想的专著,以审美理论为线索去探讨审美意识的发展。在《美学史》中,鲍桑葵自觉地把“丑”列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对从希腊到近代美学的各个阶段中“丑”的历史梳理,鲍桑葵认为有一部分丑和美是辩证统一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浪漫主义美学、黑格尔辩证观、鲍桑葵的历史精神这三个方面,解读鲍桑葵对“丑”的历史梳理的动因,进而探讨其审丑意识和美学精神。
关键词: 鲍桑葵;《美学史》;丑;浪漫主义
伯纳德·鲍桑葵(1848-1923)是一位英国哲学家兼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鲍桑葵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致力于美学研究,代表著作有《美学史》和《美学三讲》等。其中他的《美学史》是西方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比较完整的美学思想专著。在《美学史》中,鲍桑葵以审美理论为线索,去探讨审美意识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其书中也在追寻“丑”的历史轨迹,并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展现了19世纪“丑”的全貌,其论述的中心问题更指向对人类生活的价值。还需强调的是,在另外一本小册子《美学三讲》中,鲍桑葵将第三讲命名为“审美满足的形式及其反面——美与丑”,这也足以见得鲍桑葵对“丑”的关注与重视了。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美学史不仅仅是被作者所“陈述”,而且更是作为了鲍桑葵本人的美学思想的依据。他辩证地讨论美丑关系,这恰恰体现了鲍桑葵自身思想的敏锐性与丰富性。那么基于《美学史》对“丑”的历史全貌的展现,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鲍桑葵对“丑”的“历史梳理”背后反映了他怎样的美丑观?而“历史梳理”又何以形成的?
一
在《美学史》对“丑”的历史全貌的展现过程中,鲍桑葵第一次论述到“丑”是在古代美学部分的亚里士多德的“象征主义”章节之下。亚里士多德承认滑稽是喜剧的主题,也应归入美的范畴,但也认为滑稽是丑的分支。《诗学》中有论述诗的起源与发展,“实践的经验证明了这点:因为有些东西本身尽管触目痛心,我们却乐于观赏它们的逼真的画像,例如,最丑恶的动物和尸体的形象。”[1]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能够从令人不快的对象中获得快感的原因是,我们在所涉及的智力活动和智力成就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乐趣。也就是说,在我们感受到对象的审美愉悦时,不在于对象的内容,而在于认识对象过程中的智力活动与产生的惊奇感。同样,亚里士多德也在《修辞学》中这样谈道: “凡是属于模仿性艺术之列的东西,如绘画、雕塑和诗歌,以及一切模仿得惟妙惟肖的东西,都能给人以快感,就是在对象不能给人以快感的时候,也是如此。”[2]之所以不快的事物的形象也能使得主体获得快感,是因为主体认出了对象,“认出”是一种智力成就感,从而产生了快感。
通常来讲,西药具有很多的种类,要想合理的使用西药药剂,就需要根据西药的相关种类来进行合理的分类与排序,可以根据临床用药的方法,把药物分为口服类,注射类和外用类等,同时还可以根据药物的的作用或者性质进行区域的划分,逐一进行储存。以便于有效的避免药物和药物之间出现不良的反应。在药物管理存放的过程中要做好防晒的措施,以免药物受到阳光的照射儿产生变质,还要进行良好的通风措施,保持储藏环境的干燥,还在对储藏药物的地方做好防火的措施,有些较为特殊的药物要进行特殊的管理,摆放的过程中要严格的按照相关的标准进行摆放。
在近代美学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思潮在康德那里汇合。鲍桑葵《美学史》将康德作为独立的一章,以象征近代美学思辨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在本文中对鲍桑葵关于“丑”做出的“历史梳理”,也做一个相对应的阶段性划分。
在康德以前的美学家中,思想先驱们更关注自由或上帝等问题,对美丑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莱布尼茨将艺术作品中的丑的色彩比作宇宙中的恶,鲍桑葵批评这是倒退到奥古斯丁的观点了;休谟提出美丑的功效理论,美是秩序与结构的适宜使人的心灵感到满足,而相反的,丑是使人不安;伯克提出自然发生的包括痛苦的任何情绪,就其本身也是愉快的。而伯克的崇高就是将两个对立调和成功的结果,鲍桑葵进一步指出伯克的崇高与丑具有相似的关系;莱辛从“丑”的艺术处理的角度,将“丑”视为充满冲突矛盾的动作。并且,他提出著名论断,“诗人固然可以追求理想美,理想美要求不是静穆而是静穆的反面。”[3]显然,莱辛的这种对待诗歌的自由态度并没有延伸到造型艺术中去,造型艺术只能描绘能引起愉快感的可见对象;康德将崇高与美对照,表明自然界的威力无法主宰人类道德上的伟大。当然,他也发现了丑陋的事物,提到了丑可以在艺术中化为优美,但是判断对象是丑的并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审美判断。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鲍桑葵试图给“美”下一个完整并全面性的定义——对感觉或想象力具有特征性表现力并遵从于相同媒介中抽象表达的事物。换言之,美的具体内容就是特征与个性,特征的形成条件是知觉与想象力。而在这个过程中,鲍桑葵认为美是一种情感,美感产生的关键在于情感如何进入对象,在美的欣赏中心灵感受到扩张与自由,由此产生了快感。
鲍桑葵对在康德以后的美学家的审丑思想做了更加细致的梳理。对此,我们可以从诸多美学家的美丑观总结出背后的两条道路。
1.2.3 寻找循证支持 通过文献检索,获得胸椎骨折术后相关护理研究资料。结合临床,发现胸椎骨折术后常见并发症主要有压疮、呼吸泌尿系感染、深静脉血栓(DVT)、废用性肌萎缩、便秘等[2]。此外,术后72 h内疼痛明显,患者负性情绪增加,不利于疾病康复。通过评价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获取循证支持。
其一,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发展,艺术中渗入了更多的“丑”。
而另一条道路上认为要用辨证观看待,没有绝对的“丑”。索尔格认为丑是积极的与美相对立,认为“丑”有一部分在美的领域之间,并且与美有联系。黑格尔认为粗糙的、质朴的、平凡的,不能看成是丑的,“丑”的本质是错误的特征刻画,但用错误的绝对与高超的绝对有种相似性。叔本华把“丑”看作是意志有缺陷的表现或者意志不完全的客体化,在这个角度上看,叔本华也认为丑是相对的。但鲍桑葵对此进行批判,认为叔本华将美丑看作是认识,一种盲目的意志难以把握一致性与统一性。罗森克兰兹与索尔格相似——把丑看作是美的积极否定,但罗森克兰兹把丑进行分层次,分成较低层次的丑(无形式或不正确的形式)与真正或实在的丑(自由的事物中显露出非自由的属性)。以罗森克兰兹的研究成果为起点,作为后期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卡里尔、夏斯勒和哈特曼也都认识到了丑的论点的重要性。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夏斯勒在对于美的范围之内的丑这一方面,他提出新理论:丑可以进入一切美,利用辨证的否定促使审美兴趣创造美。哈特曼明确认为丑与恶绝对没有联系。很明显,黑格尔的纯粹相对丑的观念也影响到了夏斯勒和哈特曼,而不是走向另一条道路——罗森克兰兹那样认为丑本质上不在美的领域。
与两馆相比,进入国子监的要求就比较低,假冒比较简单,因此更加泛滥。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中记载:“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 ”〔9〕(p589)太学中有工商子弟,这与“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4〕(p34)的规定有悖。 说明德宗时,假荫在国子监中泛滥,甚至工商子弟都可以进入国子监。国家政策中规定进入学馆的条件已经完全被破坏,而真正贵胄子弟已不愿进入学馆学习。
二
那么,我们要解释鲍桑葵对“丑”的“历史梳理”的动因,首先要明确鲍桑葵是如何定义“美”的,又如何审视美丑关系?
当“丑”这一概念被鲍桑葵积极辨析的半个多世纪前,有一位美学家创新性地提出:“丑就在美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17]。这位思想者就是维克多·雨果,他被公认为法国浪漫主义的领袖。其《克伦威尔·序》基于文学发展的规律,论证了浪漫主义的必然性。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创造了外丑内美的卡西莫多和外善内恶的主教等人物形象,鲜明地体现了“美丑对照”原则。在集“真善美”为一体的爱斯梅达拉的对照下,法比斯的背叛欺骗、弗罗洛的道貌岸然、甘果瓦的忘恩负义和卡西莫多的外貌丑陋都被夸张到极致。而这部作品和谐地融合一切最相反的特性,成为了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最独特的表现。
“在古代人中间,美的基本理论是和节奏、对称、各部分的和谐等观念分不开,一句话,是和多样性的统一这一总公式分不开的。至于近代人,我们觉得他们比较注重意蕴、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表露。一般来说,这也就是说,他们比较注重特征。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要素融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美的定义。凡是对感官知觉或想象力,具有特征的,也就是个性的表现力的东西,同时又经过同样的媒介,服从于一般,也就是抽象的表现力的东西就是美。”[5]
首先,在计算机三维建模软件中绘制模型,建模软件很多,如3DMax、ProE、SolidWorks、AutoCAD等,本文采用AutoCAD2014进行闸阀的模型设计,各个零件、连接螺栓均按实物构造单独设计,为了方便观察内部构造,工作原理,壳体设计为剖切状态,模型如图1所示。
鲍桑葵坚持在广义上去解释“美”:“广义上的美(也就是美的较正确意义)和通过教育而获得的意义,和具有高度审美洞察的人所赞成的意义——广义的美和审美上卓越的东西是一样的。”[6]艺术在追寻最富有表现的和最卓越的内容时候,才达到“美”。继而,鲍桑葵指出广义上的美包含浅易美和艰奥美,把美的定义扩充到审美上卓越的具有特征的东西。主体在欣赏艰奥美时,会遇到不同形式的困难:错杂性、紧张性、广阔性。“错杂性、紧张性和广阔性解释了大部分的所谓丑,也就是说,解释了大部分使多数人骇异的,或者使他们觉得无趣之至、或者过分牵强或者荒唐的东西。”这些里面大多数是由于主体的怯弱的心灵造成的,需要通过自我教育或者天生的洞察去改变审美观,才能发现艰奥美。“但是如果它是有形的,即如果它有表现形式,因而体现一种情感,那么它本身就属于美的普遍定义之内,即等于审美上卓越的东西。”[7]鲍桑葵梳理出了美丑关系问题,认为丑与美是矛盾对立的。此外,在这个意义上,在《美学三讲》中鲍桑葵对表面丑与不可克服的丑之间的差别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艰奥美中的丑遇到的一系列反感与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有一部分不在审美范畴里面的丑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即使部分是美的,但整体上表现是相互冲突的,就无法体现单一的情感。
那么在鲍桑葵的对丑的“历史梳理”中,是如何体现他的辨证美丑观呢?
首先,鲍桑葵强调亚里士多德的审丑意识具有重大意义的,并明确指出其中的启示性:“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竭力加以阐述的现象开辟了通向浪漫主义艺术和近代理论的广阔前景。”[8]换言之,鲍桑葵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只是提及到“不能给人以快感”,但是这一提及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亚里士多德已经观察到了在再现性艺术中存在一种丑的魅力,而且为后来的浪漫主义潮流埋下了种子。鲍桑葵极力赞赏古希腊的批判理论所具有的质朴性,认为几乎达到了近代理论相似性的解释。
其次,在近代美学的美丑观两个道路的选择上,鲍桑葵给予美丑辨证统一论极大的关注。鲍桑葵总结了索尔格的两个要点:一是真正的丑被美所排斥;二是丑与美具有相似性。对于后一个要点,鲍桑葵认为这是一种理论的萌芽,美在从崇高到喜剧的各个阶段,美丑接近。鲍桑葵也对罗森克兰兹主张做了详细的点评,认为这个观点相对于前辈们的认为丑是美的衬托的观点大大的向前迈了一步,但是根深蒂固的19世纪初的传统美学观还是束缚了他的深刻性与创造性。在对夏斯勒关于“丑”的观点梳理之后,鲍桑葵总结艺术美蜕变成丑的两种方式:一是把美的两种形态(崇高与秀美)加以混淆;二是激化某种特征使原有的和谐破坏成滑稽与嘲讽。这就是从艺术与美的领域中的丑沦落为美的领域之外真正的丑。鲍桑葵积极认同这种见解,必须在与美的辨证关系中分析“丑”。鲍桑葵明确肯定了这种新观点具有极大的启示性,“因为这一理论明确指出特征应有的地位是作为美的表现的主要事实,这无疑为美的更广阔的理念开辟了道路。”[9]关于美丑关系,在支持夏斯勒的观点基础上,鲍桑葵对此进行批判性考察,美的肯定性的变更包含了否定性的关系,丑作为一个明显特征的因素被吸收到美的形态中,而丑只有在与美的辩证讨论中,才能获得解释。哈特曼认为自然界遍布了丑,而鲍桑葵认为自然界是不存在丑的,由此产生了两者的分歧。鲍桑葵在《美学三讲》中强调真正的丑是人为的,与自然无关。如果赋予与自然不符合的装饰美,对象就成为丑了,而这就呼应了与哈特曼的分野。在鲍桑葵看来,特征美对于形式美具有巨大的扩展意义。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观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2]。从黑格尔哲学的立场看来,丑似乎就是对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歪曲。鲍桑葵指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丑似乎是对于一种类型内容的明确否定,但又美其名为那个内容的描写,也就是说,是不正确的相似,或关系的混淆。”[23]因此,黑格尔对丑的观点很有可能影响了鲍桑葵的见解。鲍桑葵是这样审视美丑关系的:“丑”是对描述了不正确特征内容的对象的否定,但这种美的否定又的确在美的范围内,具有肯定性。
三
不同于其他美学史的陈述,鲍桑葵为何给予“丑”特殊的关注?为何进行丑的“历史梳理”?
第一条道路主张美丑绝对对立。施莱格尔在《全集》中第一次在美学史上提出“丑”的理论,将丑作为美的否定的体现,认为丑是恶的令人不快的表现。这里明显的可以看出,施莱格尔将美丑看成是绝对的对立,把丑完全驱逐在美的范围之外,又承认最高度的丑包含美的因素。鲍桑葵对此批判道,“这种肯定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是一种混淆——是一种对同它相关联的那种类型的美的滑稽模仿或歪曲。”[4]
鲍桑葵在《美学史》开篇写道,“伴随着对自由和激情的表达的追求,浪漫主义的美感开始觉醒,公正的理论已经不可能继续把有规则的和谐的,或多样性统一的简单表达看作是对“美”的恰当解释。这时,崇高理论开始出现,最初它的确是在美的理论范围之内,但是继之而来的对丑的分析发展成为美学研究的一个公认分支,结果最终确立了丑与崇高这两者在总的美的领域中的地位。”[11]可见,鲍桑葵已经明确意识到“丑”已经是美学不可不谈的问题。浪漫主义运动掀起高潮,继续遵循新古典主义规范的艺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不再限于和谐、统一的美,渴望自由与情感的抒发。之后,康德、席勒等学者对美与崇高等范畴的研究,也推动美感形式的发展与变化,反而拯救了“丑”。“丑”已经成为美学领域中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分支。这样的分化趋势决定了鲍桑葵不得不注意到“丑”的存在,推动着他在《美学史》中整理出“丑”的历史性线索。
浪漫主义美学强调“情感”在艺术中的作用,对直接的外在的现象世界是漠不关心的,认为艺术最终要回归到心灵与情感。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认为,“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是无情的美女,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12]在浪漫型艺术中,死亡只是否定的否定,主体的精神最终达到和解。李斯托威尔对“丑”的情感分析道:“在艺术和自然中感知到丑,所引起的是一种不安甚至痛苦的感情。这种感情,立即和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满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混合的感情,一种带有苦味的愉快,一种肯定染上了痛苦色彩的快乐。”[13]
[2]许全兴:《〈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在《论文学》中,雨果指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18]换言之,在艺术中美丑对照给予了主体深刻又丰富的体验。更值得注意的是,雨果强调了美丑对立的和谐,“丑”似乎也是和谐的一部分了。“正像近代理性精神在自身的重重背反中转化辩证理性一样,近代的感性,也同样因感受到自己内部的美与丑的对立冲突而成为辩证的感性。”[19]因此我们更加不能否认,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对鲍桑葵在《美学史》中出现的丑的“历史梳理”及其他本人的辨证美丑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雨果等浪漫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在美丑对照中把丑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并开拓了艺术的视野。
根据公式(9),当类内距离小而类间距离大时,即IG(i, j)的值接近1时聚类效果最好;反之,当IG(i, j)的值接近-1时聚类效果差.
而鲍桑葵也极其重视“情感”的作用。在《美学三讲》的文末,鲍桑葵引用了歌德《论德国建筑》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美学思想的精华——“独特的艺术正是唯一的真正的艺术。当它出于内在的、单一的、个别的、独立的情感,对一切异于它的东西全然不管、甚至不知,而向周围的事物起作用时,那么这种艺术不管是粗鄙的蛮性的产物,抑是文明感性的产物,它都是完整的、活的。”[14]“丑”在歌德的表象世界中具有一席之地,并被独立出来甚至可以向美提出挑战,此时感性心理与独立的情感发挥着巨大的背反作用。相似地,鲍桑葵把“情感”放在了美感产生的过程中和感性的裂变中。在鲍桑葵看来,审美态度的中心问题是情感如何进入对象,因此他一直在探索一个表象如何表现情感,表现的方式又决定了什么后果。“因为美首先是一种创造,一种新的独特表现,使一种新的情感从而获得存在。”[15]而在面对艰奥美所遇到的错杂性、紧张性和广阔性中,主体必须用不再软弱的情感去克服,才能欣赏那些有意义的“丑”。值得补充的是,鲍桑葵辨析各家观点时经常提到“音乐”,音乐具有极大的抒情性,是浪漫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之一。例如,在批判叔本华的观点后,鲍桑葵还略加同情地提到,“无论如何,他至少还是对黑格尔归于音乐的地位——主要的浪漫主义艺术——作了辩护,并且用生动的语言论述了音乐的神奇莫测的感染力问题,给哲学和音乐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由此可见,鲍桑葵在审视美丑关系时明显地受到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
其二,鲍桑葵是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支持矛盾辨证统一。
鲍桑葵的唯心主义观点将黑格尔学说的本质表现得很充分,矛盾的协调与和解在《美学史》中体现为:鲍桑葵不仅给予丑进入美学领域的通行证,而且思考它和美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和鲍桑葵都称赞索尔格的辨证观点。鲍桑葵认为索尔格的观点的意义在于除了研究美的领域之外的丑,还关注了美的领域之内接近于丑的东西的运动现象。黑格尔在比较古典型艺术与浪漫型艺术时,提到“浪漫型艺术里再见不到理想的美,即使外在的观照对象摆脱了时间性和变化无常的痕迹,把现实原来的枯萎的现象变成鲜花灿烂的美。”[20]当在主体的审视下,“丑”的客体转化为“美”的时候,这种“美”绝不是僵死的与虚饰的,反而体现了更多的自由性。丑是一种否定的否定的循环演变过程。而鲍桑葵囊括古今,在《美学史》中也批判性的结合了古代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正因为黑格尔能够辨证美丑,所以鲍桑葵显然继承了黑格尔“表现丑”的态度,认为由此扩大了美的领域,用“丑”来拓宽与加深人的感性。鲍桑葵支持了黑格尔的肯定性态度,他认为“黑格尔的方法具有丰富的启示性远胜于许多纯粹图解式的方法。”[21]
在《美学史》中,鲍桑葵提到了把“丑”引入审美范畴的途径是“特征”和“意蕴概念”,最终使得美丑矛盾得到了缓和。黑格尔也在《美学》中极大地支持希尔特的“特征说”,认为“特征”并不只会导致丑化,丑的本质就是不正确的特征刻画。关于美丑关系的缓和,鲍桑葵得出了两个原因:一是主体重新运用形式原则,扩大了审美鉴赏的对象,丰富了内涵概念;二是主体接受了美的鉴赏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机地决定,将对象转换为“特征”的显现。其中,“特征”就是“个性的表现力的东西”。“特征”的显现对美丑关系的分析具有具有理论依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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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出现的对历代美学家审丑思想的批评或赞赏都集中体现了鲍桑葵的辨证美丑观。鲍桑葵并以此为立场去阐释“美”的完整性与全面性:他关注到有一部分丑和美是辩证统一的,而另一部分丑则在美之外,主体无法克服。正如鲍桑葵所说的“真正是从一个人的完满的心灵中产生出来的富于特征的表现可能是野蛮的、笨拙的或古怪的,但决不是丑的。”[10]
俗话说“面由心生”,面部是一个人情绪最直接的外在表现,面部表情是我们传递情感的一个方式,通过面部表情可以判定一个人喜悦与否,在与人的交往中我们首先是通过眼神、姿态、语气语调来感受对方,而舞蹈是通过肢体语言来传达情感的,在无声的传递中,面部表情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技术动作的延伸,也是情感的传递,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甚至有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鲍桑葵进一步剖析出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丑”本身是不是存在于不完善阶段或象征性阶段?在黑格尔的美丑辨证相互转化的理论背后,更是认为艺术要极力的避免去表现丑。鲍桑葵也发现了这一点并认为,之所以黑格尔没有把“丑”运用到艺术形式中去,是因为他用有缺点的形式表现绝对,因而相似于这种高超的绝对。在鲍桑葵认为关于真正的丑并不存在的美学悖论中,有学者在研究他的艰奥美时指出,“与他修正黑格尔和克罗奇的艺术是精神表现的理论有关,又使他可能表明,没有什么可以真正称为丑,只不过是某种程度(或许极端)的艰奥美。”[24]在讨论“为艺术而艺术”时,鲍桑葵强调并没有一个预先的法则去规定和限制美是什么,如果伴随着一个自觉意识去理解美的既定理想,那么对于美和艺术而言都是有害的,因而不能用逻辑思维去定义艺术。在这里,鲍桑葵并没有完全陷于黑格尔理论,反而承认了艺术不能按照逻辑规律去表现。同时,鲍桑葵不认可克罗奇的“丑是纯粹的无表现性”的说法,其理由是他认为表象必须有一种能够体现的情感。而丑之中具有两个要素,表现性的“暗示”与“阻挠”。即使美的意义被破坏,但是我们不可否定这也存在着表现性。
其三,鲍桑葵将社会改革的历史精神,积极地运用到了美学领域研究中。
我是那么渴望脱离父母的目光,我想自己蹦跳着走,我更想多转几个街角,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只是背上的书包好重啊,它总在提醒我,不要走弯路,快点回家把它放下。我开始期盼假期,我想出门走走,走一些新奇的路,看一些新奇的事。终于,在暑假的日子里,爸妈带我去了丝绸之路。
19世纪中后期,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一系列问题,人文领域的思辨哲学几乎已经找寻不到了。“哲学家从他作为美学导师的宝座上被赶下来了。谁去代替他呢?”[25]科学时代的美学已经到来,出现了一大批科学派美学家,开辟了美学新时代。同时,也存在一大批美学家等与艺术爱好者各自为政,主观地把美学论题割裂开来论述,如心理学、人种等论题。但由于无法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内涵,美学研究失去了完整性并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最终导致美学领域的形势日益严峻。吉尔伯特和库恩在他们的《美学史》中,批评菲德勒的“纯视觉性”学说与里格尔的“艺术意向”概念是主观专断的和缺乏协调性。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著作者的各种缺点,是一些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业余艺术爱好者普遍存在的缺点,而科学派的弱点正是审美感受性不发达的专家学者所特有的。”在这个阶段,科学家和艺术爱好者是美学的对手,他们没有完全的美学体系与感受力,所以不能赋予艺术应该有的地位。鲍桑葵似乎意识到了此时形势的紧迫性,在“丑”之于美的意义上,鲍桑葵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他用广阔的视野修正了同时代的专门化的美学理想,用广义的美去拓宽美学范畴。在美丑关系的辨析中,鲍桑葵所强调的“卓越性”正弥补了当时研究的空缺,对“丑”的历史梳理也完善了美学范畴。吉尔伯特与库恩这样评价鲍桑葵,“力避片面性,不失严密、考虑周到的完整性,这就是他的著作的特点……而且,在综观整个世界时,他把创作的想象力当作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跳动在历史的进程中最易被感知。鲍桑葵的理论便充满着历史精神,它是人类历史的一种产物。”[26]
基于审丑的必然性与美丑的辨证性,鲍桑葵重新审视美丑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在《美学史》第一章他就进行带有历史精神的深刻反思,“美学理论的历史,就是以美学理论的智识形式探讨审美意识的历史,但它从没有忘记,需要阐述的中心问题是对美对人类生活的价值,这种价值既包含在明确认识的反思过程,也体现在人类的实践中。”[27]鲍桑葵认为对美的理论阐释与分析更有利于人类去欣赏现实的对象,并促进现实世界的实践。在面对艰奥美中的丑时,鲍桑葵提出的对策是人们必须用不再怯弱的情感与心灵力量或者天生的洞察力去克服,去感知对象的生命力。“最高的美,无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并不是按照普通人的感觉本身的一致性来进行判断的,而是按照与教育和经验发展程度相应的人类情感的一致趋向来判断的。”[28]换言之,对于一些稍微欠缺教育与训练经验的人来说,感受到的审美愉悦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的美,只是主体没有能力和更加普遍的心理事实去辨别出来罢了。
如果说在浪漫主义浪潮的推动之下,鲍桑葵发现了美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黑格尔辩证观的导向下,鲍桑葵明确了美丑的辩证关系。那么他对“丑”的轨迹进行“历史梳理”最终是为了追寻生活价值与并进行人的反思。
四 结 语
综观全书,在关于“丑”的历史梳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鲍桑葵调和了美丑关系。在辨证对立的背后,他也赋予了深层的意义,即调和了主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分裂矛盾。但是我们应该用辨证的态度去看待鲍桑葵的《美学史》,在卓越性与全面性的光芒之下,我们也会发现它的不足之处:他对美丑矛盾的折衷并没有那么深刻。正如邓晓芒指出本书在著述上的一个最大缺陷是由“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带来的。鲍桑葵认为黑格尔之后的形式主义美学“只不过是古希腊形式主义在近代科学上的重演,它注定只能成为近代“唯心主义”美学所强调的自我表现的一个工具、一个成份”[29]。这源于鲍桑葵忽视了审美范畴的本身逻辑发展,低估了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力。
即便如此,《美学史》对于当今的意义还是不可磨灭的。面对现当代艺术,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需要叩问的是,当不再用“美”来定义艺术,那么展现在主体面前的又会是怎么样的本质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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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ail of Ugliness —— On the Bosanquet’s historical combination of Ugliness and motivation
Xie Shuyi1,Liu Xuguang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2.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 :“Ugliness”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aesthetic.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auty and ugliness has changed. Bosanquet’s History of Aesthetics is the first monograph of Westerner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aesthetic thoughts, which using aesthetic theory as a clu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 of Aesthetics ,Bosanquet consciously listed “Ugliness” as the key research object.Through sorting out the history of “Ugliness” from Greek classical aesthetics to modern aesthetic,he found that some ugliness and Beauty can be in dialectical unity. This article takes it as breakthrough point and analyses Bosanquet’s motiv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combination on “Ugliness” through three angles of romantic aesthetics, Hegel’s dialectical view and Bosanquet’s historical spirit, and then explore his appreciation ugliness and aesthetic spirit.
Key words :Bosanquet;History of Aesthetics ;Ugliness;Romanticism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79(2019)04-0001-07
收稿日期: 2019-03-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审美’的观念演进与当下形态研究”(18AZW003)。
作者简介: 谢舒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美学研究。
通讯作者: 刘旭光,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史与艺术学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杨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