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西方革命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二千多年前，在古希腊圣哲的著作中已经出现“革命”一词，但有关革命的研究在古希腊人那里没有成为一个传统，甚至同现代意义的革命相去甚远，正如哈托(Arthur Hatto)所指出的，其原因可能在于“（古希腊人的）文明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的1789革命这样经典的革命”。[1](P3-22)革命这一术语呈现其现代科学的意义，是因为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法国大革命后的二百年时间里，西方学者越来越关注革命这一主题；当人类进入到20世纪，随着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展开，“革命”得到更为广泛的研究，尤其是二战后，西方学者在革命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使得“革命”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总体而言，“战后”西方革命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命题：革命的概念、革命的起因和革命的结果。
一、革命的概念
西方学者在“革命”这一主题研究中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分歧在于如何定义革命。大体上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伟大革命”论，二是“暴力”论。
“伟大革命”论观点认为，革命是一个暴力事件，但并非所有的暴力事件都是革命，应该从行动的结果来判断一个暴力事件是否属于革命。因此，从行动的结果看，革命只能是诸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之类通常所说的伟大革命(great revolution)，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革命的结果导致了一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均发生了重大转型。
亨廷顿关于革命的定义和分类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说：“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因此，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本章所指的‘革命’，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伟大革命、大革命或社会革命。”[2](P241)亨廷顿认为，革命过程一般存在三个环节：第一，对现存政治制度迅速而猛烈的摧毁；第二，新的政治集团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第三，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对于不同的革命，这三者的顺序不尽相同。据此，他把革命分为两种类型：西方型革命和东方型革命。西方型革命走过的道路是摧毁既存政治制度，动员新的政治集团参与政治，建立新制度这三个阶段。东方型革命的模式则完全不一样，首先是动员新的政治集团，创立新制度，然后是推翻旧的政治秩序。
“暴力”论观点认为，不应从行动的结果，而应从行动本身来判断一个事件是否是革命。因此，革命是“暴力的政治”，它不仅包括那些所谓的“伟大革命”，还应包括一切以暴力形式非法颠覆政府的行为，诸如政变、叛乱，甚至骚乱等，换句话说，凡是以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行为均是革命。
扎格林(Perez Zagorin)认为，亨廷顿对革命的定义过于偏狭，它仅仅代表了革命的一种类型，并未揭示其全貌。他指出，革命是社会次级组织(subordinate groups)试图运用暴力引致政府或政体的改变、政权的改变或者社会的变迁这样一些结果的出现。[3](p33-57)
坦特和米德拉斯基(Raymond Tanter and Manus Midlarsky)对革命作了这样的定义：“当一群暴动者非法地，并且／或者强有力地挑战政府精英以占据政治权威结构中的决策，革命可能就存在了。”[4](P281-301)他们指出，四个方面的变量会影响到对革命类型的判断，这四个变量是：革命过程中大众参与的程度，持续时间的长短，暴力的程度——在革命期间和革命后死亡的人数，暴动者革命的目标。据此，他们把革命分为四种类型：大众革命、革命性政变、改革性政变和宫廷革命。显然，他们是从“暴力论”意义上解释革命的，在他们看来，从大众革命到宫廷政变均属于“革命”的范畴。
二、革命的原因
革命的原因是革命理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几乎所有谈及革命问题的学者均要对此做出回答。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理论：
1.行为理论
行为论强调从心理学的角度探寻革命的起因。这一研究方法的开创者是戴维斯(James C.Davies)。他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体对自身需要的实际满意度和预期满意度之间可能会有一定距离，如果个体实际满意度没有达到其预期满意度，而这种差距又很大以至于达到无法容忍的状态的话，就会产生革命。因此，政治稳定与不稳定最终取决于一种社会心态或情绪而不是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知足常乐或麻木不仁的人，即便是贫困、社会地位低下或没有权力，也会安贫乐道；与此相反，社会地位较好的人，如果不满足的话，也可能会参与到革命中去。“引起革命的原因是不知足的心态而不是食物、平等或自由。”[5](P239-259)
自戴维斯后，行为论受到了广泛关注，并成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革命研究的主流理论。一些学者在戴维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种假设：(1)不断上升的期望假设。这种假设认为，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增加了人们对发展速度的期望，而一旦实际的增长速率无法达到人们的期望，则可能引发革命。(2)相对剥夺假设。这一假设认为，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会使人们设定一个预期的增长水平标准，而实际收入一旦达不到这一标准，人们就会产生所谓“相对剥夺”感，随着这种感觉增强，则可能会引发骚乱乃至革命。(3)能力衰朽假设。这一假设认为，社会发展使得人们现有的能力无法适应现在社会条件的需要，从而导致实际能力的下降；而能力下降带来的则是预期增长（如收入）的不稳定，革命由此而产生。
2.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的革命理论运用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分析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行为理论一样，理性选择分析方法不关注革命的环境原因，而集中于分析个体的因素。所不同的是，理性选择方法把革命看作是一项“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影响的公共物品”，假设革命行为是个人的理性选择结果。
塔洛克(Gordon Tullock)是这方面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71年，塔洛克发表了《革命的悖论》一文。在该文中，塔洛克认为，历史学家在对革命问题进行研究时，认为人们参加革命的动因是公共利益，却忽视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一因素，而事实并非如此。“革命本身是一项公共物品。个人……可能不会投资于公共物品的生产”，“个人在决定是否参加革命，以及参加那一方（革命的一方抑或反对革命的一方）上，将忽视对革命的公共物品方面的考察。”[6](P3-13)塔洛克指出，个人参加革命的根本动因是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之上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先对有关革命的事项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然后才决定是参加革命行动，还是参加反对革命行动，还是不行动。塔洛克发展出一套有关革命动因的理性选择模型，指出个人革命行动取决于四个变量：(1)参加革命以及革命取得成功后所获奖酬的大小；(2)参加革命以及革命失败后可能加诸于自身的惩罚的大小；(3)革命行动中受到伤害（包括牺牲）的概率大小；(4)革命行为本身的娱乐性价值。
3.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主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解释革命产生的原因，认为革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手段。亨廷顿是现代化理论的代表者之一。他认为，革命“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它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它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又已落后于社会与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2](P242)亨廷顿主要关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引发革命的政治因素，具体而言，就是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制度化矛盾，从而推动了革命的产生。他说：“近年来许多致力于鉴别革命原因的研究着重强调其社会和心理上的根源。这样，他们就忽视了影响革命发生可能性的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因素。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因为如此，革命就不可发生在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治体系中。”[2](P251)由此可见，低度的政治制度化带来的是政治衰朽，由于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传统政治制度变得更加无力和脆弱，从而引发了政治的腐败乃至逐渐崩溃。因此，亨廷顿指出，革命的产生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
巴林顿·摩尔也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革命的起因。他认为，一切重要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必须经过革命。但是同其他现代化论者不同，摩尔更关心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认为农民是革命冲突的根源。摩尔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有三种方式：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产生了议会民主制；德、日等国的“保守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它导致了法西斯右翼专政的出现；中、俄的“共产主义革命”，它导致了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出现。不同革命方式的起因是各国农民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地位，也就是说，农民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影响了各国革命的走向。但是农民的革命作用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在有些国家，农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有些国家，如德国和英国，“农民在最初的斗争中失利以后，便处于无关宏旨的地位”。[7](P239)
4.系统理论
运用系统方法从宏观角度去分析政治运行与发展，是当代西方政治学有代表性的一种政治研究方法。毫无疑问，用它来研究“革命”也是适用的。系统论的观点认为，政治或社会是一个功能整合的系统，而革命则是“系统故障”的表现。“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遭受过或正在遭受‘系统故障’，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暴乱、国内战争、革命运动、军事政变以及不同程度的独裁政府的专制。”[8](P389)大卫·伊斯顿则指出，政治系统输出的失败，会引发系统成员对政治共同体、典则、政治当局的支持的丧失，从而可能会引起系统的瓦解或变更。
查尔莫斯·约翰逊(Charlmers Johnson)是运用系统方法研究革命的代表者。他指出，“革命是一种社会变迁形式，它反映了社会系统的特殊状态，发生于系统企图解决功能性障碍这一特定阶段。”[9](P169-182)革命的起因取决于三个相关因素：功能失调、统治者对变革的态度，以及直接引发革命的“催化剂”。
首先，约翰逊假设社会系统一直处于不均衡而非均衡的状态，作为一个不均衡的系统，功能失调是必然存在的，只是其程度可以从轻微到致命有所不同。当系统出现功能失调的时候，必须以某种形式的社会变迁（包括革命）作出反应。而导致革命的功能失调，其主要特征是：一方面，系统的功能失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它呈现出“多种功能失调(multiple dysfunctions)”状态；另一方面，“多种功能失调”大大超过了现有系统可接受的水平，乃至于现有系统无法以既有的手段去解决它。因此，功能失调是引发革命的先决条件，但它不能直接引发革命。革命的发生还需要其他因素的支持。
其次，系统的精英是否墨守成规，或者统治者制定的变革措施是否能获得认同，也是产生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约翰逊指出，如果现有的社会问题（功能失调）能够被统治者以及一般成员清楚地认识到，并且统治者能够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得到一般成员赞同的改革措施，那么，革命也不会发生。相反，如果统治者无法正确对待上述情形，则有可能引发革命。
最后，一些所谓“功能失调的催化剂”（诸如一个救世主或寓言家的出现，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等等），将成为导火索，直接引发革命。约翰逊认为，这些“催化剂”表面上看多是一些偶发的事件，它们自身无法引起革命，但如果前述两项条件得到满足时，这些“催化剂”则显得非常重要。
三、革命的结果
革命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回答革命的结果，也即革命的目标是什么。从微观的角度看，革命涉及到一些具体目标的实现。正如理性选择理论所揭示的，个人理性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动因，因此，对于个体来说，革命的目标就在于实现自身所追求的利益。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革命的结果仅仅在于政权的更替，也就是一批人取代另一批人而掌握国家权力。坦特和米德拉斯基分别对四种类型的革命的目标进行了详细考察。他们认为，大众革命的目标是为了达致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系统的根本性变迁；革命性政变的目标主要是实现政治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迁，并可能引起社会系统某些方面的变化；改革性政变所带来的结果只是政治权力结构适度的变迁；而宫廷革命除了权力的更替外，本质上不会对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系统造成任何改变。
以上的观点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总体来说，从微观视角去探讨革命的结果只能停留在一种表面的分析，而无法全方位地去把握革命所带来的价值观念、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因此，大多数研究者更愿意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革命带来的结果。
亨廷顿把对革命结果的关注点放在政治方面，认为革命的最重要结果是在政治领域而非其他领域。具体而言，革命的结果涉及到三个方面：政治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革命首先意味着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变化，它是革命最有意义的成就。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有助于加强政治的长期稳定性，因此，认同它的人将被新的体制所接纳，而反对他的人则以各种形式被拒之门外。革命第二个方面的结果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即更多的新的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投入政治。亨廷顿认为，这在西方型革命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政治动员在西方型革命中是旧政权瓦解的结果”。[2](P243)革命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政治制度化。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有关，高度的政治制度化会带来政治的长期稳定，而低度的政治制度化则会造成不稳定乃至革命。因此，革命要想取得成功，有赖于“创立有充分适应性的、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政治制度”。
巴林顿·摩尔对革命结果的分析是同其“革命的三种方式”相关的。如前所述，摩尔认为，现代化进程中，革命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资产阶级革命、保守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这三种革命分别对应的政治形态结果是：议会民主制、法西斯右翼专政、共产主义左翼专政。在摩尔的研究中，革命的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但他却对当时西方现代化研究的正统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根据西方现代化正统理论，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现代化的唯一渠道；摩尔的研究则揭示出，由于各国社会结构不同，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也有不同。
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对革命结果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她通过对法、俄、中三个国家的革命进程的分析，明确提出，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创建国家”。她认为，国家在革命之前就已崩溃，国家的崩溃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国强大的军事竞争和侵略，二是现有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致使国家无法充分应对挑战。国家的崩溃是革命发生的前提，不是革命推翻旧国家，而是旧国家的崩溃引发了革命。因此，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创建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新的政治机构。那么多的人投入到革命中去，其目的无非是再造国家。与旧国家相比，这是个“加强了的国家——更集权、更官僚化，对国内外都更有自主的权利”。因此，谁能够在这场竞争中取得胜利，又能够打败外国人的侵略，谁就完成了革命，取得了政权，最终创建一个新的国家。[10]
四、总结
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对革命理论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学者多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对待这一论题，力求避免在“应然”这一层面讨论革命的好与坏，因此，他们可以把不同的革命事件（有的是一般的暴力事件）放在一个框架中进行比较，有时还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样性，尤其是在关于革命原因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提供了多种解释，这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视野。
但西方学者在革命理论研究方面的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把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比较起来，这些缺陷更加凸现出来。首先，西方学者往往单纯地把暴力和革命混为一谈，认为革命就是“暴力的政治”，缺乏对革命的本质认识。革命的“暴力论”提法把一般的暴力事件——甚至是一场社会骚乱——同革命混为一谈，很明显，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伟大革命论”的观点尽管比前者的认识要进一步，但也没有深刻认识到革命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通过革命，生产力得到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代替了旧式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上层建筑。可见，革命的本质不在于是不是暴力，而在于是否能引致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深刻变革。其次，一些学者偏重于对革命原因和结果的微观研究，忽略了革命的宏观性价值。“革命”属于宏观政治学的范畴，但有些学者却试图从微观的角度探讨革命产生的原因和结果，这势必割裂了革命事件本身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得到更加全面的答案。最后，西方革命理论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革命给社会带来的进步性意义。由于对革命本质的认识不足，多数学者在回答革命的结果这一问题时，往往只是停留在个人利益的实现、政权的更迭等这样一些表面；尽管有些学者如亨廷顿等已认识到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但由于他们对“现代化”这一概念的片面理解，因而也不能充分认识到革命的进步性意义的根本所在。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1](P82-83)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告诉我们，革命的意义在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