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研究（1945～194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战论文,美国论文,在华论文,中国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3；D829.31.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3－0053－13
凡关注中美关系的学者，无不十分留意美国情报机关在中国情报工作的情况及其准确性如何。随着美国相关档案越来越多地被解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很容易地读到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一段时期由其情报人员提供给美国高层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情报资料了。通过这些情报资料，我们不难对美国当年在华情报工作的情况及其情报取向、内容及其价值，做出一些基本的判断。笔者2005年曾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1949～1956）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评估问题做过概要的分析①，本文则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美国对华情报工作及其价值，略作一综合性评估。
一 中国内战时期美国情报形成的相关背景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18天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J.多诺万亲自向新任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一周前曾明确批准了他关于与相关部门会商，成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提议。②
成立这样一个对外情报部门，是因为战略情报局的设置和任务是为战争服务的，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情报要求。成立中央情报局，可以使总统直接掌握对外情报部门及其所提供的信息，并统合美国各个部门的情报工作。③
1945年8月25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美国对外战争刚刚宣告结束之后，多诺万又再度上书杜鲁门总统，催促立即成立美国中央对外情报机构，以取代难以继续存在的战略情报局继续对外情报工作。④ 9月19日和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先后向总统提交了内容同样的备忘录，要求在战略情报局的基础上，毫不延迟地建立国家情报领导委员会，下设中央情报局，以适应新的和平形势的到来。⑤
然而，几乎在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克利福德提交的备忘录的同时，杜鲁门总统却根据一份秘密调查报告⑥，突然下令要求国务院从10月1日起接管战略情报局研究和分析处等部门的工作，并由陆军部接管战略情报局其他方面的工作部门，解散战略情报局。⑦
10月1日，原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和介绍分处的1362名工作人员被调到国务院临时研究与情报局，归国务卿特别助理阿尔费雷德·麦克马克指挥。其他9028名特工则被划归陆军部，由马格鲁德将军指挥。战略情报局就此不复存在。
直至11月7日，杜鲁门才第一次就成立中央情报局这一计划作出反应。他要求在12月31日之前召开一次由他主持的有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参加的会议，共同讨论建立一个中央情报局，以协调对外情报工作的计划。⑧ 但是，这一计划也未能按期实现。整整两个月后，国务院和陆军、海军部长才最终商定，共同向总统建议成立一个国家情报领导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局。⑨
1946年1月22日，经过各部门反复协商，杜鲁门总统最终得以发布命令，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并由他任命一名中央情报局局长，领导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相关人员，组成一个协助情报委员会的中央情报小组，协助情报委员会的工作。⑩ 次日，海军少将悉尼·索尔斯被任命为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但是，任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组成中央情报小组的决定，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由此建立了起来。事实上，2月8日中央情报组正式受命组建之后，围绕着如何组建中央情报小组以及中央情报小组的具体职责等问题，各部门仍旧颇费周折地进行了相当时间的研讨。直至6月索尔斯将军辞职，范登堡将军接任，由于涉及到战后军队复员和众多机构变动等复杂情况，特别是因为该机构的合法性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中央情报组仍处在筹备过程中，许多工作未能正常进行。包括情报分析和评估的正常报告制度，也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11)
中央情报组在谋求合法化，即正式建立中央情报局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尝试着为美国政府提供具有参考性的情报信息和综合分析报告。它在1946年下半年陆续开始给总统和国务卿、陆、海军部长提供日报和周报，并不定期地提供特别报告。从1947年年初各部门反馈的情况看，其日报和周报的质量仍旧受到广泛批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央情报组的情报信息不能满足上至总统，下至国务院、情报科，以及军方情报官员的情报需求，唯有特别报告“受到一致好评”。(12)
美国对外情报机构的这种过渡状态一直延续到1947年7月第80届国会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成立之后，才逐渐结束。这种情况决定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外情报活动处在极不正常的状态。这在美国对华情报工作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美国在中国的情报工作战时主要是由战略情报局下属的驻华战略情报小组进行的。战争期间，该小组完全处于美国军方的领导之下。战后，由于美国海军在中国华北地区登陆，战略情报小组对在中国华北和满洲搜集有关苏联问题的情报非常重视，情报小组组长赫伯纳下令在北平组建了新的情报据点，利用北平、天津、张家口周围地区的天主教徒，开始建立庞大的情报网络，并计划将与中国政府军统局在战时创办的中美合作所改建成中美联合情报机构。不料，由于战略情报局的突然撤销，多诺万设计的战后对华情报工作的方案中途搁浅。
1945年11月，罗伯特·J·迪兰尼成为新的驻华情报组组长。由于情报组划归美国陆军部指挥，而陆军部在华工作着眼于准备军事撤离和清理战时财务，再加上12月受命来华调处国共冲突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担心情报组的活动会妨碍他在国共之间的中立立场，要求停止该组的情报活动，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情报组几乎无法开展其工作。
经过几个月时间在美军高层中间的反复磋商，1946年3月马歇尔才最终同意情报组继续留在中国和搜集情报。据此，迪兰尼提议将情报组活动中心北移至天津。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以便在保留原有的上海、汉口、南京、广东、台湾、香港、河内等据点的基础上，加强在青岛、北平、沈阳，特别是张家口和满洲的情报点的建设。但这一提议和迪兰尼对陆军部的不满，再度引发了争议。迪兰尼因此被撤换，驻印度的前战略情报小组负责人小阿默斯·D·莫斯克利普在1946年5月初受命成为驻华情报组的新组长。这一人事变动甚至导致了驻华情报组一批骨干因不满也集体“跳槽”。这一变动无疑使该情报组在中国的活动又一次遭受重大挫折。
驻华情报组时来运转是在1946年7月7日，马歇尔将军致信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建议驻华情报小组能够在美军10月1日撤离中国大陆之后，改由美国第七舰队指挥，继续搜集情报。据此，9月30日，美国海军部第七舰队正式接手驻华情报小组的指挥和援助，驻华情报小组改名为对外调查第44分遣队。其中央情报组随后亦开始介入到对华情报工作中来。到1947年7月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之后，莫斯克利普领导下的这个对外调查第44分遣队才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主要情报组织。
了解上述情况是了解当年美国在华情报来源的一个基本背景。因为，基于以上情况，美国对中国内战时期中国情报的搜集，相当一段时期里还并不是源自于中央情报局，而是源自于国务院及其下属的情报研究室或中国事务处。而战后美国情报机构的变动所带来的一系列混乱局面，以及对美国驻华情报组织所造成的冲击，不可避免地给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了解和判断中国国内局势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麻烦之一，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战后刚刚开始的向中国北方，尤其是向中国东北地区渗透及发展情报网的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等到1947年它重振旗鼓再来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东北的主要区域已经成为国共两党交战的战场，靠近苏蒙边界的地区，包括美国驻华情报机构极力想要建立据点的哈尔滨等城市，也已经落入到共产党人之手。
麻烦之二，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国民党军统多年经营的以中美合作所为基础的合作机制，被意外中止。双方战后一度积极筹备的建立在情报合作基础上的各项合作计划，包括支持军统在北平建立一所训练情报人员的学校的努力，也因为这种情势和军统头子戴笠的突然死亡遂半途而废。(13)
麻烦之三，是一方面美国战后急需最大限度地获取中共特别是通过中共获取苏联方面的有关情报，包括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各种情报，一方面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在战后急剧恶化和紧张，美国驻华情报组织不仅难以获取到中共的重要情报，相反，其自身的动荡和混乱，还极大地便利了中共对美展开自己的情报工作。
最具戏剧性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于1946年成功地打入美国心理战争委员会上海小组，中共秘密党员吴大琨担任了该组的顾问，英文译员和打字员等多人均系中共上海地下党选派的秘密工作人员。据说，他们不仅通过该组织获取了有关美军及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大量情报，而且运用情报战手法，制造假情报误导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员。(14) 对于这一情况，有的研究者的说法更加令人称奇。他写道：战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战争新闻局和其他机构在云南和上海地区雇用的许多中国打字员、翻译员，都是为延安工作的密探。这些密探偷窥了美国文件，组织了共产党秘密活动，经常伪造情报并给美国情报机构提供假情报。尤其是在乔治·马歇尔在华期间，共产党渗入美国机构的“情报活动十分猖獗”，共产党甚至在延安的许可下，将伪造的情报和文件通过美国心理战争委员会上海小组，直接送往白宫，从而成功地操纵了美国的决策者。(15)
二 美国国务院相关报告的内容及其价值
来自于美国国务院的有关中国情势的报告，基本上属于形势评估性质，只有极少数涉及比较具体的专题分析，如谈论中共军队扩充因素，以及就某中共干部提供的情报做出分析等。
其国务院形势评估报告的特点，是综合情报分析人员根据各种公开信息和秘密情报，针对某一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情势，或针对某些党派组织、某一政治性事件的发展情况，通过对事实的陈述和分析，进而做出性质上的或趋向性的评判。
从其国务院这时的情报评估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战后对华情报工作所处的尴尬地位。和中央情报局的同类报告相比，国务院早期报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得不在报告中大量地做征引和注释。之所以要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时国务院的情报分析人员，即使是那些刚刚从战略情报局转来的情报分析人员，在分析中国情势时，都面临着缺少充足的可以利用的内部情报信息的困境。因此，他们不得不大量征引和利用中国这时的报刊资料，包括美国报刊上的相关报道，以作为形势分析的基本依据。这样一来，其情报评估自然也就只能主要依靠一些众所周知的信息，根据逻辑的推导来得出相应的结论。
比如，在1945年12月11日的报告当中，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人员只是从各种已经十分明显的现象作出判断称：战后，虽然国民党因为有美国的援助和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所得到的地盘、城市、工业设施以及军事装备等，在人口、军力和工业潜力等方面远比共产党的力量要大得多，但由于国民党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相反，共产党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口、组织能力和政治上的长处，因此，它从日本投降中所获得的好处，其实超过了国民党。虽然，没有外援，共产党固然不大可能推翻国民党，但即使有外援，国民党也不大可能根除共产党的军事力量。(16)熟悉抗战期间美国一些年轻外交官所写的这类报告的读者，应该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按照一年多以后国会调查小组的说法，这个时候的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的人多半都还是有共产党嫌疑或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17) 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指责基本上属于无中生有，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时对国民党持有悲观看法的，远不止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的那些人，包括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这时也再三告诫华盛顿：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除非美军准备同中共和苏联作战，否则腐败的蒋政权很难维持下去。(18) 既不愿看到国民党政权垮台，也不愿把美国拖入到中国的内战中来，结果就是派马歇尔将军使华调处国共关系。国务院的12月11日的这份报告，实际上也就是为杜鲁门总统的这一决定提供了一个论据而已。
马歇尔将军1945年12月20日抵达上海，他很快迫使国共两党重新坐在了一起，并同意讨论具体的停战措施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根本解决消除内战的问题，即实现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途径。因此，国务院几乎马上就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问题进行了新的评估。这份写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两周前的报告更加凸显了国务院综合情报分析人员情报信息的欠缺。整个报告的资料来源全部来自于美国本地的报纸，如《纽约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而报告的主旨，其实只是希望强调这样一种看法，即“政协就统一中国问题进行商讨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国共达成妥协的意愿；而国共之间的妥协，又部分地要取决于美国决策者的态度”(19)。
1946年1月中下旬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举行，明显地使美国人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在。但是，通过政协会议，美国国务院的情报官员显然有了更重要的发现。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民主同盟是一支正在发展中的、区别于国共两党的第三种势力。尽管，1946年2月7日的这份报告注意到民盟目前所采取的立场，在很多方面近似于中共，但是，它显然相信，民盟内部的分歧，以及它从第三者地位中所得到的种种利益，特别是民盟成员一致追求宪政的目标，都使它必然会选择区别于共产党的发展道路。一旦联合政府能够取得成功，民盟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20)
让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始料未及的，是马歇尔的调处使命在1946年很快遭遇失败，国共内战到底还是大规模爆发了。国共内战的爆发，与几乎同时开始的美苏冷战相联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对中共军事力量壮大的强烈担心。这导致了国务院的情报官员开始重视对中共军事力量的研究与评估工作。在1947年6月25日形成的一份报告中，国务院情报官员终于借助于中央情报组的机构整合，运用到了驻华情报小组提供的相关数据。
根据这些依旧过于笼统、并不十分清晰，甚至还有错误的情报信息，其国务院情报官员对中共军事力量的增长问题看来还并不悲观。依照他们的分析，中共军队过去迅速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抗战初期从国民党败军手里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而抗战胜利又通过苏联的帮助，取得了日军在满洲的大量装备。但是，由于中共几乎没有能够生产枪支的兵工厂，其进一步获取武器的速度无论如何赶不上战争过程中枪支损坏的速度，因此，中共方面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大放慢下来。情报官员们显然相信，苏联不会冒与美国发生战争的风险来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因此，除非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迅速溃败，否则，中共无法找到新的武器装备的补充来源。再加上华北粮食生产的水平充其量只能维持100万人左右的军队存在，中共在军事上取得超过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地位，还有很大困难。至少“到1948年中期，中共军队的扩充不大可能超过150万人”。基于这一分析，国务院的这份报告指出，只要国民党改变自身的一些重要弱点，比如把一流部队用来驻守城市，一些指挥官的军事指挥能力低下却占据着关键位置，以及在后勤补给方面存在着严重腐败等情况，那么，中共目前的军事进展没有理由不受到遏止。(21)
但是，美国务院情报官员这时得到的有关中共军队数量增长情况的情报本身就存在问题。比如，报告根据所得情报认为，中共军队1934年只有8万人，1944年年底达到48万人，增长6倍；1944年至1947年年初，从48万人发展到将近100万人，增长了一倍。因此，报告分析认为，中共军队的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步枪获得的难易程度。8万人发展到48万人，根本上是因为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溃败，给中共军队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武器。1944年至1947年的快速增长，则是因为日本投降，中共进入苏军占领的东北地区，获得了大量日本武器的结果。一个用来支撑其论点的重要论据则是，1945年年初中共中央计划当年军队数量要比1944年增长80％，结果，因为中共缺乏完成这个目标的手段，即武器，该计划只是到日本投降之后才得以开始和实现。(22)
然而，事实上，第一，报告中所提到的1934年的中共8万军队，其实只是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中央苏区时的兵力数字。这一数字随着其后一年之久的长征，已经变成了6000余人。即使加上其他几支红军部队的兵力，长征完成，抗战开始时，整个中共军队的数量，也只有三四万人，并无8万人之数。
第二，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虽然给中共扩军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在进入到1938年年底1939年年初战争相持阶段时，中共军队的数量，也只是达到了22万左右。到1940年，才发展到了将近50万之数。这一数字一直到1943年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到1945年春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共军队正规军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91万人。(23) 到日本投降，即1945年8～9月间，军队数量已经发展到127万人。到1947年3月，则进一步发展到168万人。(24)
显然，国务院情报官员评估中共军事力量增长时着眼于枪支和粮食供给的分析方法，虽然相当科学，但他们因为情报信息掌握得不准确，导致其分析角度太过简单，对一些问题的判断上也过于主观，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准确预见到一年以后中共在军力上，进而在对国民党的战争形势上，会取得“大跃进”。
国务院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苏联在国共内战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直到1947年年底，它的情报评估报告还没有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它虽然也谈到了中共掌权和与苏联结盟的可能性，但它更重视的显然是中苏之间历史上的以及现实外交方面的种种摩擦和敌意。它在1948年1月虽然有一份专门的报告评估了苏联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需求，也注意到了1947年以来中共东北政权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往来，但它却没有从中共背靠苏联控制东北大部分地区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情况会对整个国共内战产生怎样的作用与影响。(25)
随着中共在军事上日渐取得明显的优势，其国务院的情报官员也开始对中共政权及其统治方式的各个方面展开评估。他们明显地注意到中共由于实施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在农民中间受到欢迎的情况。在国务院1948年4月15日的评估报告中，第一次较多地注意到和介绍了中共中央的各种政策、指示，以及毛泽东的相关言论。报告也像以往的美国记者和美国外交官一样，从正面肯定了中共军队官兵平等、士气高昂、纪律严明、热心学习和与所在地区民众关系融洽的情况。但与此同时，报告对中共对城市的占领，则持消极看法。根据他们提到的中共占领张家口、烟台、哈尔滨等城市后所采取的极端政策及其所造成的种种后果看，他们相信中共还没有掌握管理城市所需要的技巧。当然，他们这时也已经发现中共正在调整自己的城市政策，公开宣布要保护私人企业，但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中共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报告断言，“他们的意识形态最终还是会要求他们对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化的”结果，他们最后还是会干涉家庭、限制自由和取消私人企业的。(26)
1948年最后一份美国国务院的情报评估报告，是10月13日提交给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对华政策所做的一项报告。该报告严格说来已经不是情报评估，而是政策评估了。这个时候中央情报局业已成立，并且开始全面接管美国对外情报，包括情报评估工作了。因此，该报告事实上已经在利用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各种情报信息。但是，作为一项权威性的全面分析中国现状、评论美国对华政策得失的综合性报告，它还是可以使我们了解美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的情况究竟掌握到什么程度。
该报告首先强调的是中国的庞大人口数量，及其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进而说明中国经济状况原始落后，除非求助于高压统治和严刑峻法，否则人口问题仍会严重地牵制其经济发展并构成进一步的灾难。报告对中国政治的评估，概述了中国革命的由来，以及中共成长的过程。而对于中国的现状，报告承认：“共产党正在赢得内战”。至于原因，它也有很客观的说法，比如，它明确认为，国共双方在内战中实际上都得到了外部的援助。报告估计中共战后得到了60万日军的物资及其重装备，而国民党则至少获得了大约100万日军的物资和不少于20亿美元的来自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包括由500名军官和800名征募人员组成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这一切使国民党人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据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这包括共产党所不具备的空军和海军，以及39个美式装备（部分美式训练）的陆军师，及其超强的火力和美国顾问的协助。然而，国民党却输掉了这场战争。
国民党为什么会输掉战争？报告人除了继续重弹国民党自身的腐败及军队士气低落的老调以外，只能承认中共军队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军事领导人指挥娴熟、水平高超，和其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能力，以及强大的组织力量与行政的高效率，等等。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支持一个明显不可救药的蒋介石政权呢？报告人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将蒋介石同我们追求的目标——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等同了起来。”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取代蒋介石。问题是，“由于蒋和国民党借助的意识形态工具新儒教太过陈旧，由于按照传统的中国观点来看，蒋介石显然气数已尽，国民政府正在输掉这场内战”。美国必须考虑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为此“应主动抛锚停船，直到明确我们的航向”。
报告的结论很明确：中国由于难以缓解的人口压力，决定了中国经济必将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由此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骚乱和威权主义，包括通过暴力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除非美国准备无限地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并且长期坚持下去，否则，绝不可能阻挡共产党的胜利。但由于导致骚乱和革命的根源并不能轻易解决，因此，即使共产党取得政权，其麻烦仍将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报告人提议：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理当暂时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在其灭亡的过程中视形势发展决定承认新政权的问题。当前唯一需要努力的，是要尽可能阻止中国依附于莫斯科。(27)
注意到这份报告把美国在中国政策上的失败，进一步归结为中国自身不可逆转的人口压力及其经济落后所造成的骚乱和威权主义，进而相信蒋介石根本是气数已尽，可以想象美国政府主管中国事务的分析家们这时的感觉是何等沮丧。
进入到1949年，其国务院情报官员已经直截了当地认为：共产党中国的出现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报告人这时更热衷于讨论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期望。即未来的中国政权是否不至于变得过分极端，及其对周边国家是否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等等。
在1949年1月24日的报告中，报告人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希望共产党中国的出现，只会对朝鲜和印度支那半岛造成重大影响，这是因为那里共产党的力量本来就很强大。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情况或许不会变得那样糟糕。马来亚华人太多，情况难以乐观，但由于政府在马来人手里，共产党及其亲华势力仍受到控制。相对而言，反共势力强大的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情况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无法回避的一种危险是，中共革命的成功势必会加剧其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上的两极分化。(28)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国民党政权内李宗仁“副总统”以代“总统”的身份转而开始推动国共和谈的新的形势下，美国国务院的情报官员马上开始评估一种新的联合政府产生的可能性。按照它在2月14日报告中的看法，共产党绝不可能接手既有政府的框架，但纯粹靠军事手段推翻国民政府，建立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权，又会付出过多的代价，并且丧失掉许多合法的机会。因此，建立一种共产党类型的“联合政府”，可能会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这不仅是毛泽东曾经再三强调过的一种政体形式，而且也最容易取得国内各个社会阶层的拥护。中共宣布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在为此努力。(29)
随着国共和谈宣告破裂，解放军大举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发生裂痕，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转而相信桂系将领仍有可能与中共达成妥协。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还在抵抗中的其他地方实力派也难免会步其后尘。其7月26目的报告详细地研究了这种可能的前景，格外担心，李宗仁如果真以代“总统”的身份与中共达成妥协，会不会把当前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的承认转移给共产党政府，从而使共产党在国际上也获得合法的地位？(30)
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军事推进越是接近于全面胜利，美国政府也就越是期待国民党能够在大陆保持相当的抵抗能力。为此，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接连就这种可能性提交了评估报告。其9月19日的报告分析认为，大陆现存的抵抗力量必须要能够取得有效的物资和金钱的援助，才有可能长期坚持，然而，蒋介石绝不会为了延续大陆的军事抵抗，动用其贮备在台湾的物资和金钱。蒋的基本设想，不过是期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蒋相信，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就必将全面卷入中国事务中来，那时，他也就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显然，这不是美国政府希望看到的情况。因此，报告明确提出了向蒋施压的三种建议，以便逼迫蒋动用其物资和金钱贮备。(31)
在这一点上，比较一下中央情报局这时的一份报告是有意思的。这份提交于10月29日的报告根本不相信向蒋施压有何种意义。它干脆极其悲观地得出结论说：共产党的军队将“能够在1950年底以前消除一切有效的军事抵抗”，“各抵抗集团的联合也无法阻止共产党的最后胜利。在目前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即使在台湾最多也只能残存三年”。“美国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后勤方面的援助，不可能实质性地改变目前这些抵抗集团毫无希望的处境”。“台湾是唯一一个既符合美国重要的战略利益需要，同时通过积极的军事干预可以有效阻止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非共产党地区”。(3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已成为一种现实。根据美国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共政权政策及其权力核心的情报分析，开始成为国务院情报官员对华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两份报告反映了其这方面情报分析的重要特点。
其国务院情报研究室1949年11月3目的报告，着重分析的是新华社8～9月间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白皮书所发表的6篇评论文章。报告破天荒第一次大段摘录中共评论的批判文字，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白皮书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镇压自由主义者的便利借口，但是，共产党人长篇大论地针对白皮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激烈反驳，则显示美国政府通过发表白皮书，已经在中国取得了重要的心理上的胜利。(33)
其1949年12月22日的报告，着重分析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家和党的领袖，在中国革命走向最后成功的过程中，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报告注意到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对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的一个提法深感困惑。因为决议宣布说，毛泽东所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现时已经完结，中国革命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敏感的报告人怀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与毛的国际鼓吹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2月间突然在莫斯科被以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逮捕一事，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习惯于从各种信息的字里行间寻找矛盾与裂隙的报告人虽然无从得出具体的结论，但还是强调称：“不管怎样，毛作为世界共产党领袖和理论家的形象正在改变，因为这种变化伴随着一些极端挑衅的世界性事件，如铁托分子的出现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所以，考察影响毛的未来的因素看起来是合适的。”(34)
三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报告及其价值
和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不同，美中央情报局自成立之日起，就更多地习惯于从提供情报信息和情报分析意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权易手的严重局势，美国国务院及其情报机构均要求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人员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因此，在这时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报告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类似于国务院情报评估报告那样的内容。
美中央情报局值得提到的最早的一份有关中国内战问题的情报分析报告，是1947年9月15日《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报告》，这是其情报人员针对苏联对华政策及其与中共关系，所做的情报评估。这一报告典型地反映了美国驻华情报人员这一阶段情报关注的重心所在。
其实，还在抗战结束前，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情报小组就已经开始把苏联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的可能性，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了。战后，随着美苏关系逐渐发生问题，驻华情报小组更是高度重视利用中国领土来搜集苏联的和苏联在华活动的各种情报。
在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946年4月20日当时的情报小组组长迪兰尼根据魏德迈的要求，提交的《战略情报小组继续作战修改计划》。在这份计划书里，迪兰尼明确主张，驻华情报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观察和反击苏联在中国和邻近地区的扩张。战略情报小组的任务就是：1.搜集有关苏联、中共和国民党在中国、满洲和俄国的实力和部署的情况；2.搜集有关苏联部队在满洲北部和从满洲至西伯利亚边界的防御工事、军备和物资以及中共部队的防御工事、军备和物资的情况；3.搜集有关苏联的沿海防卫能力的情况；4.搜集有关苏联海军的实力和部署以及苏联在亚洲东海岸的航运量和航运物资的情况；5.搜集有关苏联在中国特别是满洲边界的空军基地与空军的实力和部署的情况；6.搜集有关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的公路、铁路、河流、电报和电话联络系统的情况；7.搜集有关中国内战的各个方面的情况；8.搜集有关在苏联和被苏联侵占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支那北部的政治经济局势的情况。
在这一新计划中，对在中国进行的反谍报的任务规定是：“在中国的首要目标是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其次是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日本、中国、英国和法国的情报等等，驻香港的代表们的任务则例外，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搜集有关英国的情报。所有情报搜集活动应瞄准以下有关各方面的情报：1.在远东企图损害美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地下组织或秘密组织。2.在中国战场代表外国列强，或由外国列强资助或控制的秘密情报组织。3.包括辨认领导人、特工、技术和战争手段等的组织和敌方间谍组织的活动。4.已经参与或涉嫌参与有害于美国利益的破坏活动人员。5.在远东施加压力的外国组织和外国战略活动、其机构、联络手段和成功的程度。6.外国政治团体、小组和地下组织以如何对待美国和其他国家为重点而进行的活动。”(35)
很显然，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后，其驻华分遣队基本上延续了迪兰尼当初设计的这一套情报工作计划。
1947年9月15日的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在华情报人员正在开始起作用。不过，根据报告说明的情况，可知这些情报人员更多地还是利用国民党人所获得的消息。而国民党人这时的情报，往往含有太多的水分。比如报告中引述的来自国民政府的一份情报声称，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1946年1月30日曾经在奉天（沈阳）与当地苏军司令一起参加会议。而事实上，这个时候林彪正在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准备迎击向他们推进中的国民党军。而报告也透露了国民党人这时经常会“伪造”文件的情况。如报告提到，1946年5月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提供给美国记者一份文件，说是中共与苏军在奉天签订的秘密协议。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最初深信不疑，但他很快就发现文件是事后伪造出来的，旨在用于指责苏联，博得美国同情。文件送到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之后，大使馆的官员也肯定了这一判断。
但是，无论如何，报告以附件的形式提供的大量情报信息，仍旧可以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共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合作，包括通过北朝鲜提供物资援助，和透过苏军控制的大连港，经由海路，与中共在山东的根据地之间保持着一条物资运输渠道等情况。根据这些来路五花八门的情报，报告断定：中共是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不仅两者意识形态相同，且只要中共有夺取政权的需要，它就必定会与苏联合作。当然，由于报告人习惯性地看重经济利益的需求，因此报告怀疑苏联是否真的希望中国会很快出现一个共产党的政权。在报告人看来，在如此巨大又如此落后的中国扶助起一个共产党政权，不仅在经济上对苏联的吸引力不大，而且还会使苏联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考虑到苏联这时已经在东欧承担了太多的责任，报告判断：“在西方局势没有变得更加稳定之前，苏联在其世界共产主义计划中不大可能希望背负起这个额外的负担。”(36)
在1948年1月27日的一份对苏联在满洲的经济利益的情报分析报告中，报告人继续坚持类似的看法。一方面，报告注意到满洲的资源对苏联是重要的；另一方面，报告则相信满洲目前的经济水平还很低，苏联因为自身物资的匮乏，也不可能为满洲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投资。因此，共产党对满洲地区的控制，更多的只是加强了苏联的安全感而已。(37)
1948年5月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可以视为中情局这时对中国情况最全面的一份基础性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组织机构、运作方式及其派系分野，包括政治上活跃的其他各种派别和势力的情况。在具体介绍了两党的历史及其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复杂情势之后，报告明确认为，国共两党的政策体制都是建立在寡头政治的基础上，政权靠军力支撑，党没有军队，或领袖个人不能掌控军队，就难以巩固其权力。报告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中的问题，都做了十分详尽的介绍与说明。对中国的外交及军事形势，也依据大量数据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报告同样担心共产党统治中国，很可能会与苏联结盟，从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它不同意过分夸大共产党中国出现的危险性。在它看来，这种危险是受到限制的。一方面由于东南亚民族普遍对中国不信任，且敌视那里的华人，因此足以遏制共产党中国的影响向南扩展；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资源不仅不可能对苏联提供重要的帮助，而且会在很多年里给苏联造成巨大的麻烦。考虑到美国挽救国民党政权也一样会面临类似的麻烦，且中国并不能对美国与苏联的对抗起到有效的帮助作用，因此，报告也明显地不赞成耗费巨资去支撑一个即将垮台的国民政府。何况，报告相信，没有人能够保证国民党能够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美援发生效力；也没有人能够保证美苏之间不会发生更大的对抗，从而极大地牵制住美国，使其无法全力帮助国民政府。(38)
这种情况显然使其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人员对任何新出现的，可能避免中国全部落入中共之手的消息，都格外关注。其7月12日的报告就特别分析了有关苏联大使出面鼓动两党和谈的信息。它明确认为，这一谈判如果发生，势必要建立在蒋介石下野的基础上。但它对蒋介石的控制力显然估计过低。它不仅相信有可能出现一个具备政治和军事支持度的领导人或集团，来推动这一谈判，而且推测这一谈判有可能取得某种成功，尽管最后的结果并不能让人满意，也就是共产党依旧会在实际上取得控制权。(39)
然而，这样一种推测显然不能让美国政府满意。因此，10天之后的另一份报告撇开了和谈的可能性，更直接地点出了问题的所在。即国民政府随时可能覆灭，即使美国予以援助，情况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40) 11月3日，中央情报局的另外一份评估报告，更具体地分析了国共战局发展的趋势，称：国民政府很可能在几个月后崩溃，它无法实现与中共划江而治的企图，而李宗仁取代蒋介石的必然趋势必定会加剧国民政府的垮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将能够解决那些国民党所不能解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尤其是过分依附于苏联，难免不会使中共自食其果地陷入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围困之中。(41) 据此，其12月10日的报告更进一步分析认为：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注定会是一个实际控制在中共权力之下的名义上的“联合政府”。而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公开偏离苏联的路线，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苏联的行为和苏联的代理人，也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暗示表明它将偏离苏联靠拢美国。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苏联的政策工具。虽然不能确定共产党现在或者将来都是苏联完全可靠的工具，但现在看来，至少在共产党主导的中国政府接管权力之前，中国共产党内部，或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不存在分裂的可能性”。(42)
面对大陆即将失守，蒋介石选择以台湾作为退身之地的部署，其中央情报局亦于1949年3月14日做出评估报告。报告在介绍了台湾的各方面情况及其历史之后，明确认为：“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地位仍决定于对日和约。”只不过，日本投降后，根据1943年11月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中国人已经在实际上控制了该岛。但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还没有正式承认台湾归属中国，因此，台湾的法律地位还有待确定，美国与其他对日战争的参加者在军事占领地区，依然享有专属利益。而也正因为如此，台湾本地人自国民党当局进入台湾，无限制地掠夺台湾的资源以来，一直在进行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很可能渗入台湾，通过各种方式策动内乱，进而达成夺取台湾的目的。“假如美国无所作为，台湾必将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这样的发展态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极为不利的。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美国实施阻止共产党控制台湾的计划所获取的利益是大于其产生的不利的政治后果的”。(43)
上述报告，均得到了其国务院、陆军、海军等相关情报部门的一致认同。
但是，其中央情报局的综合情报评估报告，也有遭到相关机构批评的情况。比如1949年6月16日有关中国目前局势发展趋向的报告，虽然详细地讨论了中共政权可能面临的各方面情况，并且对美国要不要承认中共新政权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分析了不承认、立即承认和拖延承认三种政策选择的利弊优劣，明确强调拖延承认最为有利。但是，该报告依旧受到这时苦于承认问题的美国国务院相关部门的严加批评。国务院情报机构明确提出：他们“不相信这份主题报告，因为对共产党中国的国际承认问题，它没有给出足够的对策。文件中的对策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从涉及当前中国形势的重要政策角度看，这种倾向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44)
作为一种情报评估，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人员也时常会依据新的情报和形势，对以前的报告和形势估计做出修正。但通常情况下，这种修正的幅度是有限的。如1950年年初中情局对台湾情势的估计。1950年2月20日，其情报评估曾得出结论：1.国民党政权不能作出有效的政治、经济调整以成功地防御来自台湾岛的内外威胁；2.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在1950年年底以前拿下台湾，并且可能将采取这样的行动。几个月后，当他们在5月11日再度提交评估报告时，不能不注意到：1950年的前4个月里，台湾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好转的迹象，经济形势相对稳定，对大陆的突袭和海岸封锁取得了成效，并几度击退了中共军队的渡海作战。尤其是蒋介石3月恢复“总统”权力后，台湾国民党内部较前团结，这些都显示2月份评估报告中强调的台湾国民党的形势更趋恶化的估计不尽准确。但是，报告指出：“共产党4月下旬迅速攻克海南岛和国民党陆、海、空防御台湾效果的不佳，表明了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提高的报告是不真实的，并且更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军队的顽疾根深蒂固，是长期的。”“因为政治稳定依赖于军事上的安全感，故共产党轻易攻克海南岛不能不对台湾的政治稳定产生消极的影响。”加上中共已经建立起一支空军，如果它投入战斗的话，肯定将严重影响国民党军队的士气。综合这些因素，“虽然上述简单讨论有相当多的未知因素，但中国共产党至1950年底攻陷台湾还是未来最可能的发展结果”。(45)
四 关于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情报分析评估报告的价值评估
从上述中国内战时期美国情报机构的各种情报分析和评估报告的情况可知，在当时背景下，美国对华情报工作并不成功。在这段时期里，美国情报人员几乎完全无从获取中共方面的相关情报。除了其情报组织方面出现的混乱造成了某些影响以外，美国这时与中共关系恶化，情报工作技术程度不高，情报来源过于外围，都使得当时的美国人不得不过多地借助于各种公开信息，包括与国民党人合作，或者干脆从国民党那里获取情报。
根据已有的研究可知，美国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很长时间里主要依靠的其实并非是中国人，而是那些外国传教士，或其他外籍人士。如战略情报局就主要是利用了梅根大主教的中国天主教网络，(46) 以后美国陆军及海军的情报组织，虽然也开始发展中国人从事情报工作，但主要也还是依靠外国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陆军情报机构1947年在沈阳建立起来的一个情报网。其主要成员即多为外籍。如主要情报人员北迁卓二、玉置清次、佐佐木、迁六郎、人江永吉等，均系日本人。尼克米逊得维奇，系白俄。另外，如伯彦苍，系蒙古人，伪满时曾充任热河省裕生会总务科长。1947年经美籍日人介绍担任美军驻长春联络团Richard上尉的蒙语教师，被Richard发展成情报员。因美军联络团自长春撤退，伯受命在内蒙地区建立情报据点，以便深入外蒙古，搜集外蒙古与苏联方面的情报。1948年伯到沈阳接受沈阳美军联络团副团长西田指挥，后沈阳美军联络团也被迫撤退，交伯两部美式轻便电台及密码，并从上海另派一经过训练的蒙人来沈使用此电台做情报通讯工作。我们只是在佐佐木手下注意到有中国人被发展成情报人员。佐佐木是1948年1月开始被吸收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他发展了4个情报关系，一为中国人，名为萧耀庭；一为日本人，名为佐藤雄；两人为朝鲜人，即曹承德和崔健。萧耀庭的任务是调查中共解放区内是否有苏军及朝鲜人的军队；曹承德的任务是情报翻译，并搜集有关蒙古的相关情报；崔健的任务是担任沈阳和外地之间的情报交通，和保护秘密电台。(47)
过多地依赖外国人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显示了作为西方人的美国人，由于语言文化以及深入中国社会不够等原因，缺少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有利条件。而他们所利用的日本人、蒙古（族）人和朝鲜（族）人来做情报工作，其活动范围也同样十分有限。这显然是其不得不大量借助于各种公开信息和从国民党人那里获得中共情报，以至于许多情报不准确，或不具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照，美国在涉及到苏联问题上的情报工作，则明显地具有一些特色。有关这一点，我们通过美国这时的其他一些情报分析就能有所了解。比如1948年10月8日《国务院关于苏联拆运日本在满洲工业设备的质询报告》，就是显著的例子。该报告的情报详尽到苏联从中国东北的哪些地方、哪家工厂，拆运了哪些机器和物资，在拆运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主要设备经过哪些线路，运送到了苏联的哪些地方，准备用于何种用途，多数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状况如何，等等。尽管报告人特别强调，这些情报许多来自于被苏联遣返的日本士兵和日本技术人员，因此在使用时应小心谨慎，但是报告人也特别指出，报告中引用的相当部分情报，其实还有不便注明的特殊来源。从报告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些特殊来源的情报，多半就是美国在苏联安插的眼线所传递出来的，因而其准确度比较高。
目前所见，涉及到中共的情报，来源最直接，信息也是最具体的一份分析报告，是依靠于大连地区中共一名因父母在土改运动中双双被害，因而意欲叛逃的级别不高的干部的主动提供。因为很少能得到这样具体的情报，因此，美国国务院的情报官员不惜大费周张地专门为了这件事情撰写了长篇的报告。然而，这位自称是中共大连安全局国际情报科的上校副科长，因为不是美国情报系统的发展对象，而是主动跑到美国驻大连领事馆去抱怨共产党的策略，因而就连与之交谈的美国外交官也不能确定其动机及所说内容的真实程度如何。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在大连地方工作的中共基层工作人员，他对中共高层，包括对中共东北地方领导层的情况，均不甚了了。他所提供的，对美国人来说最具价值的情报，就是大连安全分局的组织机构、工作内容及其人员情况，包括大连的中国安全机构与苏联安全警察“在一起工作，几乎如同一个单位”，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官员不仅指导着大连社会部的工作，而且帮助中共培训安全干部。从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对这位情报提供者的说法的详细分析和长篇评论可以看出，类似这种层级的情报，对于这时的美国情报机构是相当珍贵的。这也正是情报分析人员尽管对这位上校副科长的行动动机、言谈内容的矛盾，包括几度“轻率和鲁莽”地进入领事馆等等情况，也充满了疑惑，但他们还是相信他的许多说法，包括这位级别不高的地方官员对中共上层情况道听途说的说法，是有价值的和可靠的。这更有助于说明这时美国情报机构掌握中共情报之不易。
相对于美国情报机构这时对中共的情报工作而言，美国人这个时候理当对国民党了如指掌。然而，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此。美国情报机构最了解的，是国民政府的军事装备及其暴露无遗的经济状况。但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人事纠葛、派系矛盾，以及高层决策的内幕，亦常常只能依靠主观的分析和推测。像前述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的形势估计，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就明显地不了解李宗仁及其桂系根本不可能左右国民党中央及其中央军的情况。而且越是到后来，即国民党的抵抗变得七零八落，大部分资源和兵力撤去台湾之后，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情报机构的消息来源就显得更加闭塞，以至连台湾国民党军队及其在沿海岛屿防守作战的情况，都不甚了了。它有时甚至还会发出与自己一贯说法自相矛盾的根本错误的讯息。比如，1949年6月16日其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就断言：西北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军队，将能够抵抗共产党对西北宁夏、青海的进攻。而中共这时也暂时不愿意进攻西北，“因为它或许想把西北作为缓冲，以抵御苏联通过新疆向中国进行的扩张”。(48) 而实际上，还在一个月之前，中共第一野战军就已经开始大举发动解放西北的作战，并且在一个月之后，即已直击“二马”主力，进而于8月26日攻占了甘肃省会兰州，9月5日进占青海省会西宁，9月23日更夺取了宁夏省会银川。如此，所谓“二马”战力较强，中共不愿轻易与之交手的判断，显见其推断之毫无根据。至于说中共有意留下“二马”控制区作为抵御苏联通过新疆向中国内陆进行扩张的一种缓冲，那就更是子虚乌有的猜度了。
总之，依据今天在美国已经公开的大量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内战时期的情报报告可知，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在这段时期存在许多问题，因而直接影响到了其情报的质量，特别是其情报的涵盖面和准确度，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其情报评估的价值与适用性。当然，即使是凭借各种公开信息，根据常识和逻辑来进行推断，我们依旧应肯定，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对国共内战总体趋势和中共建国后的政治走向，及其对中苏关系性质和可能存在的矛盾等大的问题的判断，一般还是客观和可信的。也许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情报分析评估工作，而不是其基本的情报活动的某种价值所在。
收稿日期 2008—10—14
注释：
① 《1948～195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② 《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J.多诺万关于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给总统的备忘录》，1945年4月30日，见"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Its Founding and the Dispute over Its Mission,1945～1954,"(vol.23),in Dennis Merrill(ed.),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1998,Documentl(后文同者，见"The Centr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The CIA文档")．
③ 《多诺万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1944年11月18日，见The CIA文档。
④ 《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关于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给总统的备忘录》，1945年8月25日，见The CIA文档， Document2.
⑤ 《威廉·D·李海建议在战略情报局基础上建立中央情报部门给总统的备忘录》，1945年9月19日，见The CIA文档，Document3.
⑥ 该报告指责战略情报局组织混乱、用人不当、铺张浪费和自作主张，严重地损害了美国公民、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多诺万成立全球性情报机构和统一美国所有情报机关的建议，不仅出于个人野心，而且带有盖世太保的一切印迹。帕克报告，中央情报局文件，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档，转见余茂春著，李艳波译：《美国间谍在中国》，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426页。
⑦ 《杜鲁门总统致多诺万将军》，1945年9月20日；《杜鲁门总统处理战略情报局及其职责的行政命令》，1945年9月20日，见The CIA文档，Document5.
⑧ 《杜鲁门总统关于建立中央情报局问题的备忘录》，1945年11月7日，见The CIA文档，Document4.
⑨ 《美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给杜鲁门的信》，1946年1月7日，见The CIA文档，Document7.
⑩ 《关于建立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总统指令》，1946年1月22日，见The CIA文档，Document17.
(11) 《索尔斯关于中央情报组的进展报告》，1946年6月7日，见The CIA文档，Document25.
(12) 《对于中央情报小组日报和周报的充分性的调查研究》，1947年1月2日，见The CIA文档，Document22.
(13) 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在南京附近因堕机意外身亡。
(14) 张执一：《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革命史资料》（5），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
(15) 余茂春著，李艳波译：《美国间谍在中国》，第466页。
(16) 见《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评估报告》，1945年12月11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2-29.
(17) 美国国会在1947～1948年间对国务院进行了调查和清洗，131人被清洗，据说“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共党分子或共党嫌疑分子”。转见Anthong Kubek：《远东是怎样失去的》，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版，第274页。
(18) 麦克·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Michael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282～285页。
(19)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评估报告》，1945年12月27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2-30.
(20)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关于中国民盟当前立场的报告》，1946年2月7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3-4.
(21)(22) 《美国国务院关于支配中共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1947年6月25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6.
(23)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24) 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简明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304页。
(25) 《美国国务院关于苏联在满洲的经济利益的报告》，1948年1月27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12.
(26) 《美国情报研究室远东研究部关于对共产党统治的普遍反应》，1948年4月15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14.
(27) 《美国国务院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报告》，1948年10月13日，SC34,DDRS,CK3100371087.
(28)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关于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对远东其他地区的影响的研究报告》，1949年1月24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20,pp.1～25.
(29)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关于中国政权变更的研究报告》，1949年2月14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21,pp.1～25.
(30)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桂系恢复和谈的前景的报告》，1949年7月26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27,pp.1～17.
(31)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关于蒋介石与中国其他非共产党领导人合作前景的报告》，1949年9月19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31.pp.1～14.
(32)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残留的非共产党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分析》，1949年10月19日，ORE 76～49/1,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316,pp.1～10.
(33)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关于中共对美国白皮书最初反应的报告》，1949年11月3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33,pp.1～12.
(34)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关于毛泽东作为领袖和理论家的研究报告》，1949年12月22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35.pp.1～22.
(35) 余茂春著，李艳波译：《美国间谍在中国》，第437～438页。
(36)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年9月15日，MDO1150，DDRS CK3100533997.
(37) 《美国国务院关于苏联在满洲的经济利益的报告》，1948年1月27日，OSS China and India,Reel-4-12.
(38)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DDRS.CK3100341033.
(39)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报告》，1948年7月12日，MF2510412-0218，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40)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目前中国形势的报告》，1948年7月22日，ORE 45-48,DDRS,CK3100429623.
(41)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可能发展趋势的报告》，1948年11月3日，ORE 27-48,DDRS,CK3100374847.
(42)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共产党控制全中国能力的报告》，1948年12月10日，ORE 77～48,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236.
(43)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评估署对台湾可能的发展趋势的评估》，1949年3月14日，ORE 39-49,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250,pp.1～5.
(44)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发展形势的评估报告》，1949年6月16日，ORE45-49,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277,pp.27～48.
(44)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台湾可能的发展形势再评估的备忘录》，1950年5月11日，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401,pp.1～2.
(46) 余茂春著，李艳波译：《美国间谍在中国》，第414页。
(47) 《中共东北局致中共中央转发美特口供材料》，1948年12月。
(48)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发展形势的评估报告》，1949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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