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新形势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1992年发表的《新国际形势与中日关系》一文，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内容和特点已做了具体的阐述。目前，国际社会虽然不会爆发核战争或世界规模的常规战争，但仍遭受更多更经常的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贸易摩擦、领土纠纷等等问题的困扰。因而，国际形势至今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充满摩擦、动荡不安、大分化、大改组之中。
现在，冷战结束后的变化继续冲击着全世界。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进一步增长，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和政治持续稳定。亚太地区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地区。日本是发达工业国家中富有活力的一个，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开放成效最显著的国家，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做了全新的估计。今天的亚洲，分裂的国家要求统一，多边地区经济合作深入发展，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正在形成多网络的经济合作结构。亚洲地区和平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同欧洲地区南斯拉夫的战乱以及复杂的种族和宗教的敌视斗争等，形成鲜明的对照。据推算，到2000年，包括美国在内，亚太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有可能从目前的约50%上升至约60%。
近现代历史表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总是同中日关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不仅对中日两国是重要的，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至关紧要。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共同的利益，是对两国关系产生稳定作用的基础，亚太地区的合作就构成中日两国关系与两国长期合作的重要课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迪斯认为：“冷战后的亚洲形势不仅为日中关系所左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两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所左右。”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在亚洲及世界的作用今后必将越来越大，而且，冷战结束能否导致亚洲永久的和平与繁荣，关键在于日中关系能否发展。”①当前，中日两国都认识到，为了争取和维持周边的和平环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综合发展两国的互补关系，是追求各自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都一再声明，要把维护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奉为基本国策，把世世代代的友好定为两国关系中追求的最高目标。
中日邦交正常化20多年来的事实说明：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是良好的，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摩擦和纠葛，但两国政府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求大同存小异，及时处理了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保持了中日友好的大局和主流。为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事业，稳定地发展中日关系，使21世纪成为中日友好的世纪，不仅要更加珍惜中日关系，而且还必须克服不利于中日友好的错误倾向和消极因素。
二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不仅具有超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而且由于其经济的国际化，实际已成为全球财力的主要占有者之一。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政府提出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原苏联的解体，更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可以认为，如果不出现预想不到的特殊情况或大事件，在不久的将来，日本能够发展成为政治大国。问题的关键是日本成为什么样的政治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日本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是为实现其“国际国家”、走向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和整个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的。为了实现政治和经济发展目标，日本不能用战前那样的军事手段，也不能仅仅联合和依靠一两个国家，而需要采取把太平洋沿岸国家连成一体，实现地区经济的集团化，积极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经济、政治合作体制，与欧美经济集团相抗衡。其中开展同中国的经济、政治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在两国发展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日本有一些人提出所谓“中国潜在威胁论”。他们只想把中国作为自己潜在的大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来对待，担心对华投资和技术输出会产生负效应，使中国成为未来经济的竞争对手，并有碍于日本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因而主张限制日本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发展。设想通过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靠经济实力发挥日本的领导作用，把中国置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的最低层次，形成由日本控制资金和技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事加工生产的国际分工体制，抑制中国经济力量的向外发展，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有的日本人还企图通过技术上保持10年到15年的差距，延缓中国在亚太地区成为同日本同步发展的经济力量。这当然只是日本一部分人的看法，而且是一种保守落后的观点。这种限制中国的做法不仅妨碍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技术贸易的发展，而且势必影响中日友好关系的正常发展。
就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有两种走向：一种是实行排他性的经济扩张，通过竞争削弱别人，膨胀自己，扩张本国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另一种是推进开放，履行国际义务，通过国际合作和经济援助，谋求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对后者中日两国人民积极支持和促进，但对前者应有所警惕。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相互之间实行水平分工的国家才会发展健全、稳定和大规模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促进本国经济和所在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因此，那种怕中国发展起来的观点，从日本真正的利益角度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势必被历史所淘汰。至于日本要保持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和领先地位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自己竞争或垄断优势的重要条件。但这并不会成为中日两国经济交往与合作的根本障碍。从现实来看，中日两国经济交往与合作中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有丰富的人力和资源、广阔的市场，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根本政策之一是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引进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方面，日本是中国较为理想的对象国。对日本来说，与中国开展密切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不仅可以扩大商品和资本市场，而且有助于其“东亚经济圈构想”的实现。况且，中日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潜力很大，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了解较深，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很近，双方各具优势，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存在着天然的条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对中日双方均不利。更应看到，日本同中国经济合作关系如何，是日本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试金石，处理得好坏，将影响到日本在亚太地区政治地位的升降。只要日本从国际责任的角度和为全球发展承担国际义务出发，采取积极态度，完全可以根据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精神，在相互交往与合作的过程中，既追求经济利益，又考虑政治效果；既保持日本的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又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以此改变日本的国际形象，取得国际的信任，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日本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余年间，影响中日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在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侵略历史问题上，经常受到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影响到中日两国的友好气氛。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获得彻底解决，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而且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和侵略战争罪行缺乏认识，并进行歪曲者，甚至包括一些政治家，其言行之惊人，不能不令人深思。在这里我想举出以下事例，供读者思考。
1982年，日本文部省大臣借审定历史教科书的机会，公然指示要把中小学教科书中凡涉及“侵略”的字句一律要改为“进出”。②此举首先引起了日本教科书编辑人员和有良心的学者及各界群众的反对。同时，在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引起了反对日本政府歪曲历史、掩盖军国主义的怒潮，一时间使日本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1983年，中曾根首相在国会答辩时，第一次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侵略”。1985年前后，日本舆论界和政府有的人士公开宣传“战后”已经结束，如果有人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非、胜负，那就是“落后”现象。有的鼓吹，战后40年了，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以及日本本国人民都应该忘掉那段屈辱的历史。这种态度不仅引起受害的邻国和人民的愤慨，而且对教育自己的国民后代也极为不利。1986年，再次发生了“教科书事件”，③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纂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否认日本应对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责任，日本文部省审定该书“合格”。不久，被罢官的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所谓“侵略无罪论”，又遭到其他国家和各界人士的谴责。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议会内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宣扬“卢沟桥事件偶发论”，在国内外各界的抗议声中被迫辞职。1989年，曾经担任过内阁要职的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专访时，也公开否认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责。
进入90年代以后，类似的问题，通过不同的形式，仍不时地发生。1992年5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资料馆日本外交史辞典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新版日本外交史辞典》，关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问题，在“日中战争”词条中，竟这样地写道：“日中战争是1937年至1945年的8年中间，以中国大陆为主战场展开的日本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它给亚洲的形势带来了根本变革，是一场使明治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结束的战争”。④在这里完全抹杀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的根本性质。在“南京大屠杀”词条中，竟只字不提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声称事件的起因是由于日本兵被杀害、日本商店“遭劫”、日本国旗受辱，⑤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掩盖日本侵略军血腥屠杀中国无辜军民的军国主义罪行。
1993年，曾任日本联合内阁新首相的细川护熙上台伊始，一改历任首相的暧昧态度，坦率地承认“上次的大战是侵略战争。我们认为那是错误的战争”。并且对过去的侵略行为以及殖民统治等行动给许多人造成的难以容忍的苦难和痛苦，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这种态度自然受到亚洲邻国的普遍欢迎。但细川首相在8月23日的施政演说中，又将“侵略战争”降调为“侵略行为”。而联合政权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亚洲许多国家对日本是否能够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心存疑虑。
1994年，日本政局继续动荡，联合内阁频繁更迭。在羽田内阁新首相还未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之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迫不及待地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放肆地阐述他的“大东亚史观”，并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力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永野这个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谈话，全盘地搬出了“战前史观”，远比以前其它的错误言论更为露骨和粗暴，一笔勾销了前任首相反省声明在外交上带来的积极意义。国内各界严厉谴责永野的言论，日本各报抨击此种言论“有损国益”。同时，亚洲邻国的官方及大众传播媒介纷纷提出抗议，都做出迅速与强烈的反应。上任仅10天的永野法务大臣因此被迫引咎下台。
不出半年，于8月12日，日本村山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国会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又一次公然歪曲历史，发表有关“日本无意打侵略战争”的谬论，竟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勿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下获得独立”，“只不过半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他们民族强盛起来”。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进行辩护。理所当然地他也在国内外的批判声中，引咎辞职。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樱井前环境厅长官的谈话明明白白的在历史认识上有重大错误。”8月14日，日本政府的官房长官五十岚就已辞职的环境厅长官樱井在讲话中否认侵略战争一事会见记者，以村山内阁的名义表示道歉，并表明要竭尽全力去清除亚洲各国的不信任。在谈到接连出现阁僚讲历史问题发生错误而辞职的情况时，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令人担心之处。明年是战后50年，在这种时候，要对迄今为止的态度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不仅政府应该认识到不能再次犯错误，而且全体国民也要有这样的认识，以此表明前进的方向”。翌日，日本内阁首相村山富市又在一次会上讲话指出：那场战争给亚洲及世界上众多的人造成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灾难，对于他们的痛苦和悲伤，“我们要加以深思”，并且要深刻反省。他说，日本应谦虚地同有关各国建立起更加信赖的关系，努力解决战后各种问题。最后强调，要将过去战争的历史告诉日本年轻的一代，决不允许战争的惨祸重演。日本各报于8月16日纷纷就日本战败49周年发表社论，一致谴责前环境厅长官樱井关于否认侵略战争的谈话，强调“日本必须正视历史”。
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外一致的呼声与要求表明：日本政府官员和国民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帝国主义过去的侵略战争和侵略历史。这已是日本政府面临的一项严肃而迫切的重要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过去49年，而发动那次战争的日本至今并未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谅解。正确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的侵略战争和侵略历史，依然是需要彻底解决的政治原则问题。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不看到，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着的思潮：一种是接受战败事实而走和平道路的现实主义思潮，这在日本是主流；另一种是怀旧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来自战前史观或称大东亚史观，这种思潮实际是对过去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的留恋，因而歪曲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持有这种思想的人，结合日本已成为现实的经济大国，进一步引伸出，在当前的“霸权时代”，“军事霸权正让位于经济霸权”，日本不仅应在亚太地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应确立其霸权国地位，并且试图利用现有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去实现霸权主义的政治大国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仍然接连不断地有人企图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或否认侵略战争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持这种主张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不能代表珍惜中日友好的各界人士和广大日本人民，但他们的能量不小，影响和危害极大。他们煽起沙文主义思想情绪，还不时挑起事端，伤害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人民的思想感情。对这种思潮和倾向，中日两国以及其他亚太国家人民，切不可漠然视之。
对日本来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最好的座右铭。如果不正视历史，不认真地承认历史上的侵略战争的罪过，就不可能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从而取得周围国家的信任。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必将损害日本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努力。我们认为，日本战前的教训也好，战后世界的实践经验也好，都有力地证明赎武主义者不可能从国际社会得到好处，只有走和平发展经济的道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与日本地位和国力相称的贡献，才有光明前途，这也是日本唯一正确的选择。值得欣慰的是，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警惕谴责有损于中日友好的言论和行为，并确认日本只有始终站在反省侵略战争的立场上，才能真正建立日本和中国以及其他亚太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政府当局和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日本未来的主要舞台是亚太地区，“如果失去亚洲的信任，不管经济力量多么大，在亚洲也发挥不了作用。”⑥强调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建立亚洲的和平格局”，并积极改善对华关系，把中日关系作为仅次于日美关系的另一个外交支柱。近年来，日本政局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村山内阁多次重申要继续发展日中友好合作，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我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于8月16日会见由政务调查会长、众议员加藤絋一率领的日本自民党访华团时，加藤说：联合政权的立场正如村山首相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讲到的，日本在过去的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和殖民地统治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对此日本政府要深刻地反省，同时，要以坚决不再战的决心致力于和平事业。他认为，日本要同亚洲国家共同建立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就必须对历史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钱外长表示，中国对村山首相组成的新内阁寄予希望。希望日本政府能保持长期稳定，也希望日本坚持走和平的道路。而为了面向未来进一步开辟和平道路，就必须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评价。
总之，90年代中日关系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但发展的道路是不会平坦的。我们认为，中日双边友好合作的发展再提高一步，必须使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建立在稳定的发展基础之上。所谓稳定的发展，是指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始终不渝地坚持相互信赖、世世代代友好的信念，不管遇到什么风波和变化，两国为了和平与发展，都能相互理解，共同合作，使中日关系不断地、持久地向前发展。要做到稳定地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解决如何教育两国人民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和侵略历史问题，使两国的官民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共识，这是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稳定发展的思想基础。由于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再加上对历史问题取得一致的认识，获得彻底解决，那么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就能奠定在深厚的基础上，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不可逆转性。我们的结论是：稳定地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既要以历史为鉴，又要着眼于长远。
注释：
①[日]《东京新闻》1993年5月3日文章。
②《世界知识年鉴》1983年版第65页。
③《中国年鉴》1987年版第198页。
④[日]新版日本外交史《辞典》第788～792页。
⑤[日]新版日本外交史《辞典》第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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