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聂隐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线论文,聂隐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概要 本文是卞孝萱先生唐代小说与政治系列研究的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对《红线》、《聂隐娘》的题材和背景的考察，就两篇传奇的创作意图，主人公的形象特征，相关人物的仕历、事迹、行为和表现以及传奇的作者，作了详细的辨析和考证。这对于全面把握唐传奇的创作倾向，深刻揭示唐传奇的社会价值，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学术界对唐传奇的分类法不同，我按照唐传奇作者的寓意，将唐传奇分为五类：（一）指名道姓，攻击对方。代表作品为《补江总白猿传》、《上清传》、《霍小玉传》、《周秦行纪》。（二）影射时事，寄托愤慨。其中针对某一政治事件者为《任氏传》、《辛公平上仙》、《河间传》、《喷玉泉幽魂》；针对某种社会现象者为《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三）借题发挥，控诉不平。代表作品为《毛颖传》、《谪龙说》、《李娃传》。（四）以古喻今（或假托神话），开悟皇帝。代表作品为《开元升平源》、《长恨歌传》、《柳毅传》。（五）歌颂侠义，向往和平。代表作品为《红线》、《聂隐娘》。对于前四类传奇，我已发表过文章；今专对第五类传奇，进行论证。
唐传奇之涉及侠义者，有以下一些作品：
许尧佐《柳氏传》描写“负气爱才”的李生，将“幸姬”柳氏赠给韩翊。韩翊赴淄青幕，柳氏为蕃将沙吒利劫去。淄青虞候许俊“雄心勇决”，为韩翊夺回柳氏。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上奏其事，肃宗下诏：“柳氏宜还韩翊。”
蒋防《霍小玉传》描写李益与“霍王小女”小玉同居二岁，李益与表妹卢氏订婚而抛弃小玉。“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黄衫豪士挟李益至小玉家，小玉“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沈亚之《冯燕传》描写“魏豪人”冯燕，亡命于滑，与张婴妻私通。张婴醉且瞑，婴妻使冯燕杀婴，燕杀婴妻而去。官家捕张婴，冯燕自首。相国贾耽“请归其印，以赎燕死”。诏：“凡滑城死罪皆免。”赞曰：“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
薛调《无双传》描写王仙客与表妹刘无双幼稚相狎。朱泚叛唐称帝，刘震受伪命官，克复后，震与妻皆处极刑，无双入掖庭。仙客谋于“有心人”古押衙，馈赠不可胜纪。押衙设“奇法”，令无双旧婢采苹假作中使，赐无双服茅山道士药，暂死，赎其尸，复活。仙客、无双归襄邓，“为夫妇五十年”。押衙自刎。
裴铏《传奇·昆仑奴》描写一品家红绡妓与崔生以“隐语”私约。崔家有昆仑奴磨勒，夜入一品宅，负红绡妓飞出，隐居崔宅。一品知必“侠士”挈之，不敢追究。后红绡妓出游，为一品家人发现。一品派兵围擒磨勒，磨勒飞去。
以上皆唐传奇之名篇。暂不评论其寓意、文采，就内容而言：《冯燕传》歌颂传主冯燕的侠义行为，其它四篇分别歌颂虞候许俊、黄衫豪士、古押衙、昆仑奴磨勒的侠义行为。这四篇又可分为两类：（一）许俊与韩翊、柳氏非亲非故；黄衫豪士与李益、小玉素不相识。他们的相助，完全出于义愤。（二）古押衙为报恩而舍命成全王仙客、刘无双的婚事，磨勒为小主人解忧而以“神术”成全崔生、红绡妓的恋情。五篇之共同点：皆是爱情与侠义相结合。
综观涉及侠义之唐传奇，能跳出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范围，而着眼于政治大局者，当推《红线》、《聂隐娘》为代表作品。
《红线》
《红线》写红线盗合故事。其主要情节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将迁潞州”，潞州节度使薛嵩派“青衣”红线，夜入魏州，盗取田承嗣“头边”金合，薛嵩派专使将金合送还失主，承嗣“知惧”。兹针对这个故事，进行如下分析。
（一）薛嵩非潞州节度使，是相卫六州节度使。
《旧唐书》卷11《代宗纪》云：“（广德元年闰月戊申，以）薛嵩为检校刑部尚书、相州刺史、相卫等州节度使。”“（大历三年闰月）庚午，相州薛嵩……并加左右仆射。”“（八年正月）壬午，昭义军节度、检校右仆射、相州刺史薛嵩卒。”
《旧唐书·代宗纪》又云：“（广德元年六月）癸未，以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检校司空，封武威郡王。”“（大历十二年）三月乙卯，河西陇右副元帅、凤翔怀泽潞秦陇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知凤翔府事、上柱国、凉国公李抱玉卒。”
显而易见，潞州属李抱玉管辖，而《红线》作者误以为薛嵩管辖。潞州节度使是李抱玉，而《红线》作者误以为是薛嵩。为甚么会产生这个错误呢？
肃、代之世，方镇辖区，变动频繁。据《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泽潞沁》：“至德元载，置泽潞沁节度使，治潞州。”“广德元年，置相卫节度使，治相州。是年，增领贝、邢、洺，号洺相节度。”“相卫六州节度赐号昭义军节度。”“建中元年，昭义军节度兼领泽、潞二州，徙治潞州。”可见从至德到建中，昭义军有新旧之别，其变动略如下表：
薛嵩生前之昭义军，是治相州之旧昭义。薛嵩卒后七年（建中元年）之昭义军，是治潞州之新昭义（新昭义军领旧昭义军之邢、洺、磁州及泽、潞州）。《红线》作者距薛嵩时代已远，将薛嵩之旧昭义军与李抱真之新昭义军混同了。
当时，魏博、相卫六州、泽潞沁是三个方镇，分别由田承嗣、薛嵩、李抱玉任节度使。《红线》云：“时正德之后，两河未宁，初置昭义军，以釜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此昭义军指旧昭义军（相卫六州）。《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河北道·磁州》云：“永泰元年六月，昭义节度使薛嵩，请于滏阳复置磁州，领滏阳、武安、昭义、邯郸四县。”[（2）]小说与正史基本相符，不过“至德”年代稍前。但《红线》又云：田承嗣“卜选良日，将迁潞州”。则大有问题。作者原意是叙写田承嗣准备侵占薛嵩“疆土”，而误以李抱玉所辖之潞州为薛嵩之辖地。这与小说称薛嵩为“潞州节度使”之误相同。皆由于作者将薛嵩之旧昭义与李抱真之新昭义混而为一。
能否将田承嗣“我若移镇山东”与“将迁潞州”解释为他有兼并相卫六州与泽潞沁二镇之意呢？不能。因为《红线》中只字未提李抱玉对田承嗣“将迁潞州”的反应，只强调薛嵩“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唯恐“一旦失其疆土”。作者按照新昭义的辖区来写小说，根本没有意识到潞州不是旧昭义（相卫六州）的辖地。
（二）田承嗣侵相卫，非薛嵩生前，在薛嵩卒后。
《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云：“大历八年，相卫节度使薛嵩卒。”“（十年）承嗣使亲党扇惑相州将吏谋乱，遂将兵袭击，谬称救应。代宗遣中使孙知在使魏州宣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诏，遣大将卢子期攻洺州，杨光朝攻卫州，杀刺史薛雄，仍逼知在令巡磁、相二州，讽其大将割耳
面，请承嗣为帅，知在不能诘。”《唐大诏令集》卷199《政事·讨伐上·贬田承嗣永州刺史诏》略云：“（薛雄）门尽屠戮，非复噍类。酷烈无状，人神所冤。又四州之地，皆列屯营，长吏属官，擅请补署。精甲利器，良马劲兵，全军之资装，农藏之积实，尽收魏府，迨无孑遗。更复收管将士，去其本部，劫质妻子，给我资粮。观其所为，盖在无赦。……按其奸状，足以为凭。此而可容，何者为罪？”结果怎样呢？代宗自认“皆由朕司牧无方，非朕不德，谁之过也！今将损膳撤悬，内省归咎，以宽承嗣”。[（3）]连颁《宥田承嗣诏》、《复田承嗣官爵制》，了结此事。
薛嵩卒后，相卫无统帅，田承嗣乘机侵略，朝廷无可奈何。《红线》说薛嵩为潞州节度使，田承嗣“将迁潞州”，虽不合历史，但揭露田承嗣的扩张野心，歌颂女侠红线制服田承嗣，起了朝廷所不能起的作用，是具有正义感的。
（三）《红线》作者区别对待薛嵩、田承嗣。
《旧唐书·田承嗣传》云：“代宗遣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军讨平河朔。……凡为安、史诖误者，一切不问。时怀恩……欲留贼将为援，乃奏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诸郡。”薛嵩、田承嗣虽皆贼将，但二人家世不同，降唐后的政治表现也不同。
薛嵩家世、降唐后的表现：《旧唐书》卷124《薛嵩传》云：“祖仁贵，高宗朝名将，封平阳郡公。父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时多事之后，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职，数年间，管内粗理，累迁检校右仆射。”史臣称赞他：“薛嵩祖、父，国之名将，及身濡足贼廷，既沐国恩，尚存家法，守土奉职，终身一心，果有令人，克全余庆。”（“令人”指薛嵩子薛平）
田承嗣家世、降唐后的表现：《旧唐书·田承嗣传》云：“祖璟璟、父守义，以豪侠闻于辽、碣。……承嗣不习教义，沉猜好勇，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史臣批评他：“诸田凶险，不近物情。”
从史书的记载看出，降唐后“感恩奉职”的薛嵩，与降唐后“实无臣节”的田承嗣，形成尖锐对比，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认为：“……薛嵩虽俱大臣子孙，又非河朔土著，然以其父官范阳之故，少居其地，渐染胡化，竟与田承嗣之徒无别。”未免以偏概全。仅言薛嵩为“贼将”，与田承嗣“无别”则可；而言薛嵩降唐后的表现，与田承嗣“无别”则不可。《红线》作者将薛嵩、田承嗣区别对待，是有理由的。
为了区别待薛、田，传奇《红线》中有意抬高薛嵩，比历史上的真薛嵩，更多一些优点。
《红线》云：“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音高调颇悲，其击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晓音律，曰：‘如汝所言。’”又云：“红线辞去，……嵩知不可驻，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诸座客冷朝阳为词。”今案：《旧唐书·薛嵩传》说薛嵩“有膂力，善骑射，不知书”。“不知书”的薛嵩，未必“明晓音律”，更未必能歌唱冷朝阳写的诗。这是《红线》作者为了将薛嵩与田承嗣加以区别，不把薛嵩描写成一个纯粹的武夫。
《红线》借薛嵩之口，宣扬“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业尽矣”。今案：《旧唐书·薛嵩传》说“嵩为贼守相州，闻贼（史）朝义兵溃，王师至，嵩惶惑迎拜于（仆固）怀恩马前，怀恩释之，令守旧职”。可见薛嵩之任昭义节度使，非继承薛仁贵、薛楚玉之“遗业”，而来源于史朝义、仆固怀恩。《红线》作者为尊者讳，避而不谈薛嵩乃“贼将”降唐，这更是为了将薛嵩与田承嗣区别开来。
（四）薛嵩有尊贤重士的表现，《红线》作者对他有好感。
《红线》作者提到薛嵩“诸座客”中有诗人冷朝阳，这不是闲笔，而是表示薛嵩网罗文士。薛嵩确有尊重文士的事实。据《新唐书》卷151《陆长源传》：“长源赡于学，始辟昭义薛嵩幕府，嵩侈汰，常从容规切。嵩曰：‘非君安能为此。’”《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打球》：“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邪！’薛公悦其言，图钢之形置于座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之。”忠言逆耳，薛嵩对陆长源、刘钢的规劝，不进行打击而表示奖励，这在当时河朔的节度使中，是少见的。敬人者人恒敬之，薛嵩尊重文士，必然得到文士对他的尊重。
又据颜真卿《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昭义军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平阳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义之姿，为国保障。上慕公之德业，叹尚无穷，……乃命屯田郎中、权邢州刺史封演，购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僝刻字之工，成乎半岁。磨砻既毕，建立斯崇，远近嗟称，古今荣观。”薛嵩仰慕开元贤相宋璟，命封演刻碑，这是一件大得人心的事，所以颜真卿在“碑侧记”中对薛嵩大加赞美。颜真卿、封演文字流传于世，薛嵩尊贤重士之名就遐迩皆知了。
传奇作者，也是封建文人群体中的一员，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对尊贤重士的薛嵩抱有好感，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是可以理解的。
《红线》作者借红线之口，说出创作意图：“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田承嗣）背违天理，当尽弭患。”她夜入魏州盗合，“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孤立地看这段话，似乎幼稚可笑；但如联系当时政治背景，便见作者的苦心。
安史乱后，唐朝廷与方镇的关系，方镇之间的关系，方镇内部的关系，错综复杂。《新唐书》卷50《兵志》作了概括：“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红线》描写田承嗣准备吞并薛嵩“疆土”，薛嵩“计无所出”，“不遑寝食”，“青衣”红线夜入魏州，不杀一人，只盗走一个金合，就使田承嗣“惊怛绝倒”，向薛嵩表示屈服：“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从而消弭了一场战祸。这显然是幻想——不合实际的幻想。
范文澜先生评论杜甫诗歌，说杜甫“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年代里，这样设想是完全不合实际的”。认为杜甫“有不合实际的大抱负，不能实现这个抱负，……是杜甫诗丰富内容的源泉”。[（4）]这是卓见，对我们很有启发。拿唐传奇来说，《红线》描写红线盗合的神术绝技，能制止田承嗣准备发动战争、吞并薛嵩“疆土”的野心，虽是不合实际的幻想，却反映了当时饱受方镇混战之苦的广大民众渴望和平、安定、恢复生产的愿望。这也是《红线》作者的抱负。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抱负，才幻想出红线盗合的故事，写成小说。《红线》的意境，高于一般侠义小说，也正在于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认为田承嗣与薛嵩不过是“狗咬狗”的争夺，红线不过是为薛嵩效劳，而贬低这篇小说宣扬“国家无疆”，要使“乱臣知惧”的政治意义。
再将《红线》中的红线形象，与唐代侠义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对比如下：
一般唐侠义小说常描绘女侠貌美，《太平广记》卷193《车中女子》云：“见一女子从车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卷194《崔慎思》云：“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以上出《原化记》）卷196《贾人妻》云：“偶与美妇人同路。”（出《集异记》）《红线》作者与之相反，不赞美红线之容貌，而强调其文武双全的素质：“善弹阮，又通经史，（薛）嵩遣掌笺表，号曰内记室。”因为，只有知书达礼的女侠，才能具有“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不畏艰险，为国家“弭患”的好表现。
一般唐侠义小说只简单描绘女侠执行任务时的装扮，如《广记·崔慎思》云：“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红线》作者不是这样，对红线夜入魏州盗合的装扮，写得非常庄严：“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屦。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因为，红线不是报私仇，而是执行重大的政治任务。描绘红线的庄严装扮，是为了渲染她魏州之行的艰巨性。
一般唐侠义小说多描绘女侠个性之忍，如《广记·崔慎思》叙写崔慎思纳少妇为妾，产一子，二年余，少妇报了父仇，杀其子，“便永去矣”。《贾人妻》叙写王立与贾人遗孀同居，产一子，二年后，贾人遗孀报了冤仇，杀其子而去，“尔后终莫知其音问也”。两篇小说都叙写女侠杀死亲生儿子，以表现其个性之忍。《红线》作者与之相反，歌颂红线个性之仁。请看《红线》中薛嵩与红线的对话：
（薛嵩）又问曰：“无伤杀否？”
（红线）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某子夜前二刻，即到魏郡，凡历数门，遂及寝所。……见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趺酣眠……。扬威玉帐，但期心豁于生前；同梦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侍人四布，兵器森罗。……某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
不杀一人，出现奇迹，“河北河南，人使交至”，化干戈为玉帛了。具有儒家政治理想的《红线》作者，赋予红线以仁的特点，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任务。
至于《红线》所云红线“前世本男子”，为孕妇治病失误，“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阴司见诛，降为女子”，以及盗合时“额上书太乙神名”，立功“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身”等，夹杂佛、道两教思想。这在佛、道盛行的唐朝，是不足为奇的。
《聂隐娘》
《聂隐娘》主要是叙述“元和间，魏帅”派聂隐娘暗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她反为刘昌裔击毙了魏博派来的刺客精精儿，又设法避免了魏博刺客妙手空空儿对刘昌裔的搏击。兹针对这个故事，进行如下探讨。
（一）《聂隐娘》作者未言魏博节度使之名。流行的论著、注本亦未交代。
此人是小说作者所讽刺的对象。不知此人是谁，怎能理解小说的意义、作者的立场呢？故本文首先考证《聂隐娘》所云“魏帅”之名。
据《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贞元十九年五〔六〕月）[（5）]甲辰，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检校工部尚书，兼许州刺史、陈许节度使。”卷15《宪宗纪下》：“（元和八年十一月）右龙武统军刘昌裔卒。”
又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二年八月）己巳，以前魏博节度副使田季安为魏州长史、魏博节度观察等使。”《宪宗纪下》：“（元和七年八月）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
按照正史所记载的刘昌裔、田季安履历，对照《聂隐娘》所云“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之“魏帅”，应是田季安。这是《聂隐娘》作者谴责的对象。
（二）考出“魏帅”是田季安，还要看看正史对此人的评述，以判断《聂隐娘》作者对他的讽刺、谴责是否有理。
《旧唐书·田承嗣传（附：绪子季安）》云：“母微贱，嘉诚公主蓄为己子。……及公主薨，遂颇自恣。……其军中政务，大抵任徇情意，宾僚将校，言皆不从。”又云：“季安性忍酷，无所畏惧。有进士丘绛者，尝为田绪从事，及季安为帅，绛与同职侯臧不协，相持争权。季安怒，斥绛为下县尉，使人召还，先掘坎于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瘗之，其凶暴如此。”
刘禹锡《遥伤丘中丞（并引）》云：“河南丘绛有词藻，与余同升进士科，从事邺下，不幸遇害，故为伤词。”“邺下杀才子，苍茫冤气凝。”丘绛“遇害”时，刘禹锡正贬谪在朗州，故诗题为“遥伤”。田季安活埋“才子”丘绛之事，从魏博传到朗州，可见田季安“凶暴”的恶名，是远近皆知的。《聂隐娘》作者对他进行讽刺、谴责，是有理由的。
（三）更需将历史上的田季安与刘昌裔进行对比，以判断聂隐娘弃田投刘，是否正确。这是鉴别小说有无进步意义的关键。
《聂隐娘》作者借“乞食尼”之口，对聂隐娘说：“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这一段话，不是闲笔。田季安活埋丘绛，更是“无故害人”，是有罪的。按照“乞食尼”的教导，聂隐娘可以杀田季安。她弃田季安而投刘昌裔，是有正当理由的。
《聂隐娘》描绘聂隐娘弃田投刘的经过：“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这是小说虚构，要看历史上真人真事如何。
《旧唐书·田承嗣传（附：绪子季安）》云：“无他才能。”“及（嘉诚）公主薨，遂颇自恣，击鞠、从禽色之娱。”《田弘正传》云：“季安惟务侈靡，不恤军务。”韩愈《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云：“公少好学问，始为儿时，重迟不戏，恒有所思念计画。”“公不好音声，不大为居宅，于诸帅中独然。”从才能、生活作风来看，刘昌裔与田季安明显不同。
《旧唐书·田承嗣等传》史臣曰：“诸田凶险，不近物情。而（田）弘正、（张）孝忠，颇达人臣之节。”《新唐书》卷210《藩镇传序》云：“魏博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今取擅兴若世嗣者，为《藩镇传》。若田弘正、张孝忠等，暴忠纳诚，以屏王室，自如别传云。”两《唐书》是将田季安置于“凶险”类，而不是置于“颇达人臣之节”、“暴忠纳诚，以屏王室”类的。韩愈《刘公墓志铭》云：“元和七年，得疾，视政不时。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过其地，防穿不补，没邑室流杀居人，拜疏请去职即罪，诏还京师。即其日与使者俱西，大热，旦暮驰不息，疾大发，左右手辔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谢天子。’上益遣使者劳问，敕无亟行，至则不得朝矣，天子以为恭。”从对朝廷的态度来看，“凶险”的田季安，与“天子以为恭”的刘昌裔，形成尖锐对比。《聂隐娘》“刘自许入觐”一句，不是闲笔，而有千钧之重。因为：方镇对朝廷，是服从还是割据，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四世、四十九年不入朝廷的魏博诸田，与带病入觐的刘昌裔，恰是反、正两种典型。弃田投刘，不是背叛，而是觉醒。《红线》作者正是按照这样的立场观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弃暗投明的女侠形象。
唐代小说多有描述剑侠弃暗投明者，如：
《太平广记》卷195《豪侠三·义侠》云：“忽闻县令与所放囚姓名同，往谒之。……乃言此贼负心之状。言讫吁嗟，奴仆悉涕泣之次，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惧，乃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头。适闻说，方知此宰负心。不然，枉杀贤士。吾义不舍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顷，与君取此宰头，以雪公冤。’”（出《原化记》）
同书卷196《豪侠四·李龟寿》云：“唐晋公白敏中，……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出《三水小牍》）
以上两篇小说的情节简单，文字粗糙，不能与《聂隐娘》相提并论。
（四）《聂隐娘》叙事至“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而止。这一情节，在小说中可有可无，是否浪费了笔墨呢？否。
据韩愈《刘公墓志铭》：“子四人”，三文一武。“嗣子光禄主簿纵，学于樊宗师，士大夫多称之。”“次子景阳、景长，皆举进士。”刘纵、刘景阳、刘景长兄弟的成就，是刘昌裔区别于田季安的又一例证。因为，如刘昌裔是跋扈的武夫，就不会让三个儿子弃武习文；如昌裔家教不严，三个儿子不可能取得成就。《聂隐娘》作者特意于小说末尾叙及刘纵，表明他对刘家事情很了解。
对照一下田季安。据《旧唐书·田承嗣传》：“田氏自承嗣据魏州至怀谏，四世相传袭四十九年，而田兴代焉。”《田弘正传》：“本名兴。”“少习儒书，……勇而有礼。”田季安“屡行杀罚，弘正每从容规讽，军中甚赖之。季安以人情归附，……欲捃摭其过害之”。刘昌裔让三个儿子弃武习文，而田季安连一个“少习儒书”的田弘正都不能容忍，这是多么鲜明的不同。（田弘正《谢授节钺表》略云：“空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惟忠与孝，天与臣心。常思奋不顾生，以身殉国。无由上达，私自感伤。”即是对田氏“四世”割据的公开批判）当时文士对刘昌裔、田季安二方镇，赞成谁？反对谁？是不言而喻的。
（五）《聂隐娘》云：“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聂隐娘）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又云：元和八年隐娘辞别刘昌裔时，“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评论家每以《聂隐娘》作者对隐娘婚姻的描写为败笔：草率结婚，草率分离，似乎有损于女侠的形象。其实这种情节，几乎已成为唐代侠义小说的公式了。请看：
《广记·崔慎思》云：“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又云：少妇报仇后，“谓崔曰：‘……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言讫而别”。（出《原化记》）
同书《贾人妻》云：“（王立）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立遂就焉。……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阙。……凡与立居二载。”又云：贾人妻报仇后，“谓立曰：‘……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言迄，收泪而别”。（出《集异记》）
两篇小说的共同点是：女侠轻儿女之情，无室家之恋，结合与分手，都很自由，用不着媒妁，夫婿都是低能，靠女侠养活。这或许就是唐代小说作者赋予女侠的超脱个性吧！（《广记·崔慎思》歌颂女侠杀子，曰：“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观念）《聂隐娘》作者囿于当时的审美观念，描写隐娘完成其保护刘昌裔不被田季安暗杀的任务之后，“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与磨镜少年分手了。
（六）聂隐娘本无其人，其姓其名，皆是传奇作者虚构的。今案：《史记》卷86《刺客列传》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事，赞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传奇作者赋予传主姓“聂”，用意在于肯定她继承了中国古代著名刺客聂政“义”的传统。古代小说采用这种手法的，如《太平广记》卷196《豪侠四·荆十三娘》（出《北梦琐言》），小说作者赋予传主姓“荆”，用意在于表扬她继承荆轲。在这一点上，《荆十三娘》与《聂隐娘》如出一辙。
《红线》、《聂隐娘》的作者
关于《红线》作者有三说：
（一）袁郊。《太平广记》卷195载此篇，标题《红线》，注“出《甘泽谣》”。《类说》卷36《甘泽谣》载此篇，标题改为《歌妓红线》，内容有删改，署名“唐袁郊”。《说郛》宛委山堂本
115、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卷19《甘泽谣》均载此篇，标题《红线》，署名“唐袁郊”。今案：《新唐书》卷59《艺文志三·丙部子录·小说家类》、《宋史》卷206《艺文志五·子类·小说家类》均作“袁郊《甘泽谣》一卷”。无注，无裨考证。《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3下《小说类》云：“《甘泽谣》一卷。右唐袁郊撰，载谲异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泽谣》。”《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云：“《甘泽谣》一卷。唐刑部郎中袁郊撰。所记凡九条。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遂以名其书。”（《文献通考》卷215《经籍考·子·小说家》“《甘泽谣》一卷”引“陈氏曰”无“唐……条”十三字）晁公武、陈振孙记载了《甘泽谣》的作者、序言、篇数、撰著时间，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详细资料。《唐诗纪事》卷65《袁郊》亦云：“有《甘泽谣》九章。”《说郛·甘泽谣》（宛委山堂本）载《魏先生》、《陶岘》、《素娥》、《懒残》、《聂隐娘》、《韦驺》、《圆观》、《红线》、《许云封》九篇，与晁、陈、计三宋人记载相符，至于明杨仪、毛晋自诩得“善本”，[（6）]避《说郛》而不谈。周亮工《书影》斥为“伪本”。《四库全书总目》卷142《子部五十二·小说家类三》云：“《甘泽谣》一卷。……此本为毛晋所刊，云得之华阴杨仪。……《书影》曰：《甘泽谣》别自有书，今杨梦羽所传，皆从他书抄撮而成，伪本也。或曰：梦羽本未出时，已有钞《太平广记》二十余条为《甘泽谣》以行者，则梦羽本又赝书中之重儓矣。今考《书影》所称梦羽，即仪之字；其所称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见。钱希言《狯园簿》‘明经为鱼’一条，称‘尝见唐人小说有《甘泽谣》，载《鱼服记》甚详’。今此本无《鱼服记》，岂希言所见乃先出一本耶？然据此本所载，与《太平广记》所引者一一相符，则两本皆出《广记》，不得独指仪本为‘重儓’。又哀辑散佚，重编成帙，亦不得谓之‘赝书’。所论殊为未允。”今案：一、周亮工所云“或曰”，指姚咨。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3《子部·甘泽谣一卷》引姚咨曰：“曩余门人秦汝操于《太平广记》中摘出二十余篇，怪非郊原书，弃去。”二、四库馆臣不同意周亮工谓杨仪本《甘泽谣》为“伪本”，是。而谓此本“出《广记》”，未谛。因《广记》只载《甘泽谣》8篇，《说郛》始载9篇。杨仪本与《说郛》本之篇数、标题、排列顺序全同，陶宗仪时代在杨仪、毛晋之前，可见杨仪本出于《说郛》本。
（二）杨巨源。《唐代丛书》、《虞初志》、《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载此篇，标题改为《红线传》，作者改为“唐杨巨源”。汪国垣《唐人小说》下卷辨之云：“明人刻书，不稽所出，妄题撰人，如此类者甚多。词人引用，遂多歧误。是小说虽属小道，固不可不订正也。”汪说是。《甘泽谣》的《陶岘》篇，《唐代丛书》九十二帙载之，标题改为《陶岘传》，作者改沈既济，是明人“妄题撰人”的又一例证。
（三）段成式。辨见下文。
（四）晚唐或五代初期人。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第八章云：“虽不敢断定《红线传》的作者就是他（袁郊），抑是杨巨源，或还有第三者，总而言之，如把全唐人的小说读过一遍后，总觉得《红线传》写得较晚一点，是晚唐或五代初期的作品，尤其是一个比较接近人民的作家的作品，似乎更为合理一些。”全是推测之词，毫无文献根据，不足取。
关于《聂隐娘》作者有三说：
（一）裴铏。《广记》卷194载此篇，标题《聂隐娘》，注：“出《传奇》。”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第八章辨之云：“只是《传奇》多写爱情故事，喜欢把爱情和神怪题材相结合，而《甘泽谣》则完全不写爱情故事。聂隐娘虽然与磨镜少年结为夫妻，但丝毫没有爱情成分，因此很可怀疑它是否出于裴铏的手笔。”本文补充几点理由：一、《类说》卷32无此篇。二、《红线》、《聂隐娘》都以魏博节度使为讽刺、谴责对象，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应出于一人之手笔。
（二）袁郊。宛委山堂本《说郛·甘泽谣》及《甘泽谣》杨仪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均载此篇。
（三）段成式。《剑侠传》（四卷本）卷2载《聂隐娘》、《红线》。《剑侠传》版本甚多，今举其重要者述之：《古今逸史》本无撰者之名，署“明新安吴琯校”。《秘书廿一种》本署“阙名”，“新安汪士汉校”。卷首汪士汉《剑侠传序》云：“《剑侠传》四卷，不知著自何人，然所记载，则自越隋外，俱称引唐事，后人以为唐书，理或然欤？”从此《剑侠传》被误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144《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剑侠传二卷》云：“旧本题为唐人撰，不著名氏，……皆纪唐代剑侠之事，……盖明人剿袭《广记》之文，伪题此名也。”说《剑侠传》“皆纪唐代剑侠之事”及明人“伪题此名”都是错误的，余嘉锡《四库题要辨证》卷19《子部·小说家存目二·剑侠传二卷》辨之，略云：“书中所载，有张乖崖（卷3《乖崖侠术》条）、张魏公事（卷4《秀州刺客》条）。又有熙宁二年（《任愿》条）、宣和六年（《侠妇人》条）、建炎靖康之际（《解洵娶妇》条）等语。”列举书中宋代人物、年号，即可驳倒“皆纪唐代剑侠之事”谬说。余氏据王世贞《剑侠传小序》，定为王撰，并云：“世贞著书时，……原未依托古人。[（7）]吴琯刻之而失其序，汪士汉遂妄题为唐人。《提要》又不能考而妄辨之，由斯世间多一伪书矣。”
汪士汉虽误以王世贞之《剑侠传》为“唐书”，尚未捏造撰者姓名。清乾隆时，马俊良辑《龙威秘书》，始妄署段成式之名（又篡改汪士汉《剑侠传序》为“多引唐、宋事，后人谓宋时书”）。为什么不假托别人，而假托段成式呢？盖因段之《酉阳杂俎》前集卷9有《盗侠》门，《龙威秘书》遂盗用其名为《剑侠传》之撰者以欺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云：“聂隐娘……明人取以人伪作之段成式《剑侠传》。”失考。
段成式卒于咸通四年，[（8）]而袁郊《甘泽谣》成书于咸通九年。如《剑侠传》是段成式篡辑，怎能有《甘泽谣》中的作品《红线》、《聂隐娘》呢？
综合以上，《红线》、《聂隐娘》之作者，诸说之中，唯袁郊能成立。文献中涉及袁郊者不多，又有讹误，今只述其可信者。
（一）据《新唐书》卷74下《宰相世系表四下·袁氏表》，袁滋子炯、实、均、都、郊。袁郊为袁滋之幼子。
（二）《旧唐书》卷185下《良吏传下·袁滋传》云：“弱岁强学，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结有重名，往来依焉。每读书，玄解旨奥，结甚重之。”《新唐书》卷151《袁滋传》云：“后客荆、郢间，起学庐讲授。”袁滋“起处士”，至宰相。出生在这个家庭里的袁郊，自幼承受了文化、政治两方面的薰陶教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氏家传《春秋》之学。韩愈《袁氏先庙碑》云：“袁氏旧族，而当阳以通经为儒，位止县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为州司马以终。咸宁备学，而贯以一……。”碑中所云当阳县令袁伦、石州司马袁知玄、咸宁县令袁晔，是袁滋的曾祖父、祖父、父。袁滋“能为《春秋》”，两《唐书·袁滋传》都说“尝读刘晖《悲甘陵赋》，叹其褒善惩恶虽失《春秋》之旨，然其文不可废，因著《甘陵赋后序》”。袁郊继承家学，懂得《春秋》“褒善惩恶”之旨。
《唐诗纪事》卷65《袁郊》录《月》、《霜》、《露》、《云》四首诗。《月》云：“嫦娥窃药出人间，藏在蟾宫不放还。后羿遍寻无觅处，谁知天上却容奸。”《霜》云：“古今何事不思量，尽信邹生感彼苍。但想燕山吹暖律，炎天岂不解飞霜。”《露》云：“湛湛腾空下碧霄，地卑湿处更偏饶。菅茅丰草皆沾润，不道良田有旱苗。”《云》云：“楚甸尝闻旱魃侵，从龙应合解为霖。荒淫却入阳台梦，惑乱怀、襄父子心。”计有功对这四首诗未作解释。今案：从诗的标题看，月、霜、露、云，都是自然界无情之物，与人事无关，而诗的内容，却偏重人事。如《月》诗借嫦娥奔月，叹息“天上容奸”。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天上”是神仙所居，怎能“容奸”呢？这是譬喻反常现象。《霜》诗说“炎天飞霜”，《露》诗说“良田旱苗”，则是明显的反常现象。《云》诗谴责“荒淫”，“惑乱”君“心”，更是有所讽刺。联系袁郊生活的时代，正当唐室微弱，权臣专横，封建君臣秩序颠倒的乱世，可知他是以诗言志，借月、霜、露、云来表达自己对时事的不满，发挥《春秋》之贬与《诗》之刺的功能。
诗言志，传奇也能言志。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谓唐传奇“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如果拿这句话作为公式，机械地认为每篇唐传奇必须具备史才、诗笔、议论等部分，当然不合实际；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某些唐传奇有史才，某些唐传奇有诗笔……。袁郊所撰《红线》、《聂隐娘》即可见史才，这是他学习《春秋》褒贬之旨的出色成果。
（三）《新唐书·袁滋传》云：“徙义成节度使。滑，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滋严备而推诚信，务在怀来。李师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今案：《旧唐书·宪宗纪上》云：“（元和元年十月）庚辰，以吉州刺史袁滋为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使。”《宪宗纪下》云：“（元和七年八月）辛亥，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十月庚戌）以郑滑节度使袁滋为户部尚书。”在元和元年十月至七年十月的“七年”中，袁滋时刻“严备”着田季安。他对“诸田凶险”的情况，是深知而痛恨的。袁郊在家庭中也能听到父亲或兄长讲述。咸通九年或稍前，袁郊撰《甘泽谣》，借用了历史上的忠、奸人物，以小说表达其政治观点。在奸人中，他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从幼年就耳熟能详、印象最坏之魏博。《红线》、《聂隐娘》皆以魏博为讽刺谴责对象，原因在此。
《红线》、《聂隐娘》为甚么对薛嵩、刘昌裔寄予同情呢？这不仅因为薛、刘对朝廷恭顺，还因为袁家与薛、刘两家有过接触。《旧唐书·薛嵩传（附：嵩子平）》云：“嵩卒，军吏欲用河北故事，胁平知留后务，平伪许之，让于叔父崿，一夕以丧归。”史书又歌颂薛平善政，称曰“薛平振家世以显扬”。元和七年，薛平接替袁滋为义成军节度使，袁滋与薛平有过接触。包括袁郊在内的袁家，对不同于田季安的薛平，应有好印象。又，袁滋为义成节度使时，刘昌裔正为忠武节度使。郑、滑与陈、许接壤，史书只说袁滋对邻境李师道、田季安“严备”，可见与邻境刘昌裔是友好的。刘昌裔之子刘纵是樊宗师弟子，韩愈再传弟子；刘景阳、刘景长举进士，兄弟三人与当时文士必多交往。再从韩愈为袁、刘两家都撰过碑文，袁郊与温庭筠等唱和来看，袁郊对刘氏兄弟，即不相识，亦当闻名。当袁郊撰《红线》、《聂隐娘》，物色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田季安的对立面时，理所当然地要想到他印象较佳的方镇薛平父薛嵩、刘纵父刘昌裔了。
《甘泽谣》共九篇，《魏先生》描写魏征“宗亲”、“得道之士”魏生，告诉李密“吾子无帝王规模”，“汾、晋间有圣人生”，劝李密投唐，“富贵可取”。《素娥》描写“花月之妖”素娥，告诉武三思，上帝“将兴李氏”，劝武三思“勉事梁公，勿萌他志”，武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袁郊用这两篇小说，鼓吹李家是真命天子，反对野心家篡夺，与《红线》中宣扬“国家建极，庆且无疆”的政治立场相同。
（四）《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乙部史录·仪注类》云：“袁郊《二仪实录衣服名义图》一卷。又《服饰变古元录》一卷（字之仪，滋子也。昭宗翰林学士）。”《直斋书录解题》卷6《礼注类》云：“《服饰变古元录》三卷：唐翰林学士汝南袁郊之仪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文献通考》卷188《经籍考·经·仪注》“《服饰变古元录》三卷”下引“陈氏曰”同）此二书是否袁郊撰？袁郊是否昭宗时为翰林学士？岑仲勉在《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中提出不同意见，其要点如下：
（一）“《温庭筠诗集》五《经故翰林袁学士居》云：‘剑逐惊波玉委尘，谢安门下更何人。’庭筠废于咸通初（杨收执政时），而郊九年尚生存，则此故翰林袁学士殆非指郊。同集六又有‘开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与乡计偕至王府，将议遐适，隆冬自伤，因书怀奉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陈李二侍御、回中苏端公、鄂县韦少府，兼呈袁郊、苗绅、李逸三友人一百韵’，徐、陈、李、苏、韦诸人皆称其官，唐代翰林最为清贵，使先数年郊已居翰苑，此题断不直斥其名”。
（二）“考《旧唐书》纪一五，滋卒于元和十三年六月，去昭宗初元七十二年，其子安得至昭宗时官学士，是昭宗显文宗之讹。”
按照岑氏考证，《新唐书》“袁郊”为袁都之讹，“昭宗”为文宗之讹，但“字之仪”与《宰相世系表》袁都“字之美”异。至于袁郊之官职，文献分歧，因与《红线》、《聂隐娘》之内容无关系，暂不考论。
注释：
（1）《旧唐书》卷11代宗纪》：“（大历十一年十二月丁酉）昭义节度使李承昭抗表称疾，以泽潞行军司马李抱真权知磁、邢兵马留后。”卷12《德宗纪》：“（建中元年二月）癸丑，昭义军节度留后李抱真为本道节度使。”
（2）《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道祭》：“昭义节度薛公薨，……诸方并管内，滏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余里，连延相次。”从封演的记载中看出，在昭义军“管内”六州中，滏阳县与薛嵩关系最密。
（3）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21。
（4）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第五节。
（5）据平冈武夫主编《唐代研究指南》第一《唐代的历》校改。
（6）见《津逮秘书·甘泽谣》序、跋。
（7）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71《文部·剑侠传小序》自述其著书本意，略云：“夫习剑者，先王之僇民也。然而城社遗伏之奸，天下所不能请之于司败，而一夫乃得志焉。如专、聂者流，仅其粗耳，斯亦乌可尽废其说。然欲快天下之志，司败不能请，而请之一夫，君子亦可以观世矣。余家所蓄杂说剑客事甚夥，间有慨于衷，荟撮卷时成〔成卷，时〕一展之，以摅愉其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剑侠传二卷》阐发其意，云：“世贞以其父为严嵩父子所害，而己不能报，恨当时之为司寇者，怵于嵩之威权，不敢治其误国之罪，坐令流毒四海。因思此时若有古之剑侠其人者出，闻人诉其不平，必将投袂而起，操方寸之刃，直人权相之卧内，斩其首以去，则天下之人心当为之大快。故曰‘欲快天下之志，司败不能请，而请之一夫’云云。则世贞著书之意，岂不大彰明较也哉。所谓‘时一展之，以摅愉其郁’者，盖世贞著此书时，嵩父子尚未败，以己有杀父之仇，终天之恨，而无所投诉，故常郁郁于心，聊复为此以快意云尔。若世贞者，可谓发愤而著书，其志可悲，故其书足以自传。”如将袁郊撰《红线》、《聂隐娘》与王世贞辑《剑侠传》二事进行对比，其发愤著书，相同；而两人的出发点，有别。王世贞暗指严嵩，主要报自己私仇；而袁郊抨击藩镇（以魏博为代表），完全是关心国家大事。袁郊的思想境界高于王世贞。王世贞之志，得到余氏表彰；袁郊的苦心，更值得我们阐明了。
（8）尉迟枢《南楚新闻》：“太常（少）卿段成式，相国文昌子也，……咸通四年六月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