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波兰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_医疗保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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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前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尽管这种体系运行效率不高,但在发生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时刻,还是发挥了堪称“社会稳定器”一般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保障了贫困群体的生存安全。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筹资和管理方式上,发生了适应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方面。以下根据笔者2006年9月19~28日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俄罗斯和波兰获得的信息,对这些变化加以述评。

一、俄罗斯全民医疗保障与农村社会服务

笔者曾于2000年10月去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回国后写作出访报告一篇,题目是《俄罗斯的社会救助》。① 那时的俄罗斯经济,尚未从199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为了帮助普通百姓渡过难关,俄联邦政府一方面加强社会援助,一方面着手实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改革。到如今,整整六年过去了,俄罗斯的经济活力已大为增强。俄罗斯的能源储藏得天独厚,仅天然气开采就占世界开采量的五分之一强。石油日均出口量仅次于沙特,位居世界第二。近几年来油价大涨,使得倚重能源出口的俄罗斯经济得益匪浅。从2003年起,GDP(国内生产总值)即以年递增7%左右的速度增长,2004年的人均GDP超越4000美元,外汇黄金储备高达1245亿美元。近两年,俄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均保持向上的趋势,增长的财力为社会保险计划的实施和百姓生活的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据俄罗斯行政管理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的教授们介绍,最近俄联邦政策讨论的重点在于,一是如何加大对教育、医疗保健和农村建设的公共投资,二是在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怎样使国内的法律与WTO的相关规定接轨。② 第一个领域显然与我国的公共政策热点相似,这其中,医疗保健制度改革恰好是笔者目前关注的一个专题。

(一)全民医疗保险

为了进一步了解俄联邦农村医疗保险和卫生服务体系现状,笔者于9月20日下午走访了转型经济研究所的Eugenia Serova教授。③ 她从苏联的全民医疗保障谈起,把1992年苏联解体作为关节点,逐步刻画出经济转型中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的变化轨迹:

第一,苏联时代全民医疗保障的特征,是医生诊断和病人住院免费,门诊病人吃药需自掏腰包购买。医院分属部委、市政、企业和农场,投资和运行资金分别来自所属机构。自1992年始,原有的保障体系开始向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转型。企业/机构和就业者必须缴纳社会保险税,税负大约总共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5%。由此筹集的资金加上政府的财政支出,一起投入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险包”,例如基本养老金、病休收入补贴、失业保险金,等等。病休收入补贴基金与医疗保险基金不同,前者用于部分地补偿就业者因病造成的收入损失,后者用于疾病预防和医疗。根据1993年生效的医疗保险法,俄罗斯在职人员的医疗保险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3.6%,由雇主负责向医疗保险基金缴纳。地方政府向基金注入的财政资源,用以支付职工子女、退休人员和残疾人的医疗费用。

第二,全民享有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这一制度保证患者免费享受急救、见大夫、疾病预防和住院服务。除此而外,儿童、残疾人和战后退伍老兵还免费享受疾病观察、痊愈疗养和康复服务。基本医疗保险排除的项目(即消费者必须自掏腰包的项目)如下:门诊用药、牙医服务、滋补药品、化妆整容以及在非指定部门机构进行的疗养和康复。Serova出示了她的基本医疗保险卡,并允许笔者拍照。她强调,只要带上这张卡,在俄罗斯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规定的免费医疗服务。

第三,地方政府从医疗保险市场选择服务质量上乘且成本合理的保险公司,由中选的公司来管理社会医疗保险基金。

第四,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医疗服务项目,由国家(公立)医疗服务体系提供。

第五,企业/机构或个人可以自愿购买附加医疗保险。Serova解释道,与基本医疗保险相比,这类保险并未覆盖更多的医疗服务项目,只是可以使投保人获得质量较好、等待时间较短的服务。服务提供机构既可以是外资医院,也可能是国家(公立)医疗体系。究竟选择何种服务机构,取决于投保单位选择的保险额。例如,她所在的研究所为雇员购买的附加医疗保险,规定必须在国家(公立)医疗机构就诊。有了这种附加保险,只不过可以使患者在见大夫的时候免去排队的麻烦,住院的时候能得到较好的房间和设备。因这些优惠引起的费用,由保险公司按照市场价格(commercial rate)支付。

第六,笔者2000年出访报告描述的农村医疗服务困难依然没有解决。对此,Serova进一步阐述了其中包含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原因。在苏联时代,农场分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承担村庄“社会服务包”的筹资责任,例如学校、诊所、取暖服务等等,国营农场的社会服务包则列入财政预算。1992年以后,集体农庄解体,村庄的社会服务包转交地方财政筹资。结果,在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实现了村庄社会服务体系的平稳过渡;在财力薄弱的地区,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所有社会服务都趋于衰落。年轻一代劳动者纷纷奔向城市,整个农村陷入凋敝境地。

Serova认为,在目前城市人口集中、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很难把优秀的服务人才(例如技术高超的医生)引向农村。再说,农村人口稀少而且居住分散,高水平医生在那里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技术潜力。既然现在国家政策强调建设农村,又有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可用,倒不如投资于远程医疗服务系统,如同远程视频教学系统一样,使农村居民在最近的医疗中心,即可通过远程医疗系统获得高水平的医生服务。这样,还可免去他们奔波于村庄和城市综合医院之间的时间和费用。在笔者看来,对于农村人口仅占14%的俄联邦,这条思路既有创新性又有可行性。

(二)基层百姓生活现状

近6年来,俄罗斯物价高涨,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也在迅速上升。例如,2000年城市公共部门雇员的月平均工资折合不到100美元(2000卢布左右),现在扣除社会保险费用后的平均工资大约折合900美元。至于宏观经济变动对基层百姓的生活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俄罗斯同行提供的信息总是显得粗略甚至模糊。有鉴于此,笔者求助正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同志,借助电话访问当地居民,得到以下两个案例。

案例1.宾馆服务员娜塔丽娅④

娜塔丽娅(音)40多岁年纪,家有4口人:她和丈夫以及一儿一女。丈夫原为一家医疗器械厂的技术工人,每月工资17000卢布(相当于640美元)。最近几个月因不想工作而离岗,此间无须交税也没有申请社会援助。她介绍,莫斯科市政府对失业者每月提供社会救助金。娜塔丽娅和丈夫都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娜塔丽娅的社会保险税由工资中直接扣除。她每个星期只工作3天,月工资为17000~18000卢布。

娜塔丽娅的儿子今年20岁,上过11年学。上学期间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书本费。学校为了节约资源,给学生发放的都是使用过的课本。目前,儿子正在学做厨师。女儿今年6岁,在公立医院出生,在社区幼儿园受照料,全都免费。政府对养育小孩有奖励和补助,但是领取程序很麻烦,娜塔丽娅只领了应得的一部分,大约相当于每年2000美元。

至于家庭支出,娜塔丽娅认为日常消费项目都不算贵,例如暖气和用电,但是汽车保养和汽油费都太高。因此,她家虽然有辆汽车,但已老旧,平日根本不使用。

案例2.外企司机戈里亚⑤

司机戈里亚(音)今年37~38岁,有一个“丁克”之家。也许是因为在外企工作,他习惯于用美元计量工资和大宗物价。戈里亚的夫人是一家小商店的营业员,每月工资收入300~400美元。戈里亚每月工资1000美元,大约需要缴纳100 多美元的社会保险税(包括中资企业为他缴纳的部分)。夫妇俩住在戈里亚父母留给他的“小两居”住房里,此外,他们在郊外还有小片园地和别墅。两人之所以不生育小孩,主要是因为住房面积太小,生活费用太高。尽管生育一个小孩政府会补贴25万多卢布,戈里亚认为,这与父母为育儿必须付出的时间和货币来比还是太少了。他家周围建起了不少新房,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5000美元。戈里亚说:“房子贵得根本买不起,看来这辈子都别想住新房子了!”

他认为,如果每月工资低于500美元,就难以维持正常的家庭消费。戈里亚家的收入主要花费在购买食品、用品和维护别墅上,不多的社交活动也有少许支出。他平日抽烟、喝酒,偶尔会给父母一点儿钱。由于收入不高,从未出国旅游,只能去黑海休假。最近两三年,连黑海也不曾去过。

从娜塔丽娅和戈里亚感到遗憾的事情来看,多半与中国基层百姓特别是贫困群体关切的温饱、就业、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不在一个层次上。可以说,俄罗斯民众遇到的毕竟是富国的困难,而中国百姓面临的依然是穷国的麻烦。

二、波兰的社会保险筹资

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当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6600多美元(同年的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换3.65兹罗提)。近年来,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年递增5%左右,成为中东欧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波兰的社会保障体系原本就完备,加入欧盟后,这个体系一方面按照欧盟的社会保障指标要求微调,另一方面,也顺应了波兰劳动力向其他欧盟国家流动的需求。

(一)新增经济利益

表1 2004年波兰社会保险第Ⅰ支柱筹资结构*

*表格引自:KPMG International,2004,Investment in Poland-2004,published by KPMG International,(ISBN 83—911729—2—9) Poland:p72。表中百分比为社会保险缴费与雇员工资总额的比率。“-”表示不负担缴费义务。

**一旦个人的工资报酬超过既定年份国家平均工资的30%(2004年的平均工资估算值为68700兹罗提),即停止对由此算起的增量部分征缴社会保险费。

***2003年元月1日—2006年3月31日的工伤保险基金根据企业/机构登记的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和波兰统计局的雇主分类编码计算。

据波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Leszek Jasinski教授介绍,在加入欧盟之前,波兰的市场经济机制已经顺畅地运行了10多年,波兰与欧盟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仅与德国的贸易,就占进出口总额的30%。加入欧盟之后,波兰又从两个方面明显受益:第一,人员自由流动。波兰劳动力训练有素,最近两年已有不少人在北欧和英国等欧盟国家找到工作,例如技术工人和医护人员,还有计算机和信息产业人才。这种“工作移民”把波兰的失业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从19%减少到16%。第二,农产品出口。在欧盟老成员国当中,农业竞争力最强的是荷兰。波兰农产品的成本比荷兰的还低,如今进入了包括荷兰在内的欧盟老成员国市场,农民收入因此而得以显著提高。

目前,波兰还未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但已具备了进入欧元体系的前提条件。例如,波兰的通货膨胀率在1.5%~1.7%之间;货币自由兑换,汇率形成机制与欧盟货币体系相仿;财政盈余,但看起来有赤字,那是归还债务的结果。眼下,波兰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Jasinski教授认为,加入欧元体系的最大好处,是增强本国预防金融危机的能力。其弊端,可能是把波兰与西欧的经济周期联结在一起。总的来看,进入欧元体系利大于弊。波兰现在徘徊于欧元区之外,只是缘于政治原因。也许4年后的大选会改变当前的政治格局,到那时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了。

(二)社会稳定器

波兰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发生了适应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变化,变化中出现的保险制度虽然增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却难以缩减以往超越基本保障水平的福利部分。与此相关的“过度保障”,既可能减弱有工作能力的人参与劳动的动机,又会降低本可用作他途的资源使用效率。依Jasinski教授的见解,若非波兰的社会支出在公共财政中所占的份额(44%)过大,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本应比目前的还要高出2个百分点。只是他并未对我们清楚地说明,究竟哪些社会开支项目应当削减。他在刚与我们见面时即强调,波兰从1989年起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笔者追问下,Jasinski教授回答说波兰的制度与联邦德国的大体相似。依据笔者多年来对联邦德国的观察,社会保障制度固有的刚性即保障水平“易升难降”的特征,很可能使Jasinski教授有关削减社会开支的见解长期停留在评论层面上。

从波兰科学院经济所提供的资料⑥ 来看,波兰就业者及其家庭均享有以全民医疗保险为基础的免费医疗,国家还赋予雇员享有如下社会保障项目的权利:其一,工伤保险;其二,退休保险(retirement insurance)和养老保险(pension insurance)。筹资方式采用的是流行的“三支柱”体系:第Ⅰ支柱是强制性的现收现付项目(pay-as-you-go scheme);第Ⅱ支柱也是强制性的,为资金积累型的私人养老金(compulsory capitalized private pension funds);第Ⅲ支柱,是自愿积累的基金项目、雇员附加养老计划和养老保险。这其中,第Ⅰ支柱由政府的社会保障局管理,自1999年元月开始,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向其缴纳资金。表1即以第Ⅰ支柱2004年的筹资状况为例,说明这一支柱包含的每一项资金与雇员工资总额的比率。

这里还需要做三点说明。第一,雇员和雇主为第Ⅰ和第Ⅱ支柱缴纳的资金最初都汇入社会保障局,但是第Ⅱ支柱中的私人养老基金由投保人自行选择保险产品,社保局根据这些个人的选择将资金汇入其私人养老基金。

第二,医疗保险缴纳比率以雇用合同中议定的雇员报酬总额为基数,不过在计算时从这一总额中减去雇员支付的强制性社会保险金。雇员缴纳的绝大部分医疗保险金可以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扣除,换句话说,这部分工资收入可以免交个人所得税。2004年,医疗保险金征缴比率总共为8.25%,就此比率对应的工资收入总额而言,7.75%的工资收入(应缴纳的医疗保险金)得以免税,还有0.5%的工资收入(应缴纳的医疗保险金)未从税基中扣除。因此,医疗保险费的缴纳实际上还是使个人所得税负担有所增加。

第三,波兰服从欧盟所有的社会保障规则。持有波兰国籍的人员到其他欧盟国家就业,可以参加工作地点所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可以在扣除某些重复缴费项目后,继续向波兰社保体系供款。

注释:

① 朱玲:《伴随发展的脚步》(经济学人日记笔记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4~99页。

② 此信息经本院国际合作局金哲女士在中俄学者会谈中口译获得。

③ 笔者经国际农经学会同行Joachim von Braun教授、Peter Wehrheim博士以及Daniela Lloyd-Williams博士帮助,此番访俄前即与Eugenia Serova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取得联系。加之双方曾于2000年在柏林国际农经学会年会上见过面,所以这次会谈既坦率又高效。

④ 9月22日上午,笔者请本院东欧所王伟同志在他下榻的宾馆随意找一位服务员,由他接电话即时口译笔者的提问和服务员的回答。

⑤ 笔者与一家中资企业驻俄办事处的罗先生相识,故而请他帮忙访问本机构雇用的俄罗斯司机。为了节省罗先生和受访者的时间,笔者先把问题用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发过去,然后于9月22日打电话给罗先生,获得有关这位司机家庭的信息。

⑥ KPMG International,2004,Investment in Poland-2004,published by KPMG International,(ISBN 83—911729—2—9) Poland:pp.54—55,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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