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雅集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其诗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玉山论文,诗学论文,文人论文,意义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社赋诗是元代诗学最堪注目的现象之一，尤其越到后期就越普遍，从元代诗坛的主流形态看，结社分韵赋诗与同题咏诗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两种创作方式。尽管目前对于元代诗社的组织形式与成员构成已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对此种现象所蕴含的价值还缺乏深度的研究。玉山雅集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从至正八年至元代末年在此处集中了当时最为知名的一批诗人，而且他们的人生模式与诗歌创作风格集中代表了元代后期文人结社赋诗的典型特征，是认识元人诗歌创作的有效窗口，并影响到明初的诗歌评价。简言之，以此种方式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不能仅从文本的角度来理解，因为这种方式非但是文学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并决定了当时的诗歌观念与创作风貌。
所谓玉山雅集，是与顾瑛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如此评介顾瑛：
少轻财结客，年三十始折节读书，与天下胜流相唱和。举茂才，署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年四十即以家产尽付其子元臣，卜筑玉山草堂，池馆声伎、图画器玩甲于江左，风流文采倾动一时。后元臣仕为水军副都万户，元亡随例徙临濠，瑛亦偕往。洪武二年卒。尝自题其画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旧时豪侠兴，五陵衣马洛阳街。”纪其实也。《明史》文苑传附载陶宗仪传末，杨循吉苏谈曰：“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诸客，而词语流丽，亦时动人，故在当时得以周旋骚坛之上，非独以财故也。今观所作，虽生当元季，正诗格绮靡之时，未能自拔于流俗，而清丽芊绵，出入于温岐李贺间，亦复自饶高韵，未可概以诗余斥之。①
从此段记述可以得知如下几点：一是他虽无意于功名，却并不反对儿子就职于元朝廷；二是他当时以风流文采著称，具有倾动一时的轰动效应；三是他入明后由于儿子曾出仕元朝廷而遭流放，并死于流放之地；四是他虽然以提供“池馆声伎、图画器玩”的东道主而著称，却并非全为附庸风雅的粗人，而是具有相当的诗才。他的玉山草堂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的文坛中心，则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充裕的家产作为物质基础，二是有一大批与之兴趣相近的文人群体。当时参加草堂聚会的文人约有五十余人，几乎罗致了当时所有的东南文坛名流，其聚会内容则主要是饮酒听曲与唱和赋诗，其聚会目的则前期主要为行乐而后期为避难。这群文人身处社会动荡、战乱四起的时代，却依然能够纵情诗酒，实在是把旁观者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玉山雅集的核心成员当然是一些与顾瑛的人生志趣接近的文人，比如杨维祯、倪瓒、于立、郯韶、袁华以及释良琦等，都是仕途失意或者本来就对仕途缺乏兴趣的文人。在元末的江南，曾有三个文人聚会之地，这就是杨维祯的“草玄阁”，倪瓒的“清
阁”，再就是玉山草堂，上述这些文人就是经常出入这些场所的群体。
那么，玉山草堂何以有如此超凡脱俗的魅力呢？李祁在《玉山名胜集序》里曾经有过概括：
昆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顾氏，顾氏之有才谞者曰仲瑛，仲瑛即所居之偏，辟地以为园池，园之中为堂，为舍，为楼，为斋，为舫，敞之而为轩，结之而为巢，葺之而为亭，植以嘉木善草，被之芙蕖菱芡，郁焉而阴，焕焉而明，阒焉而深，一日之间不可以遍赏，而所谓玉山草堂又其胜处也。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来与朝士之能为文词者，凡过苏必之焉。之则欢意浓浃，随兴所至，罗樽俎，陈砚席，列坐而赋，分题布韵，无间宾主。仙翁释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兴，长短杂体，靡所不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山名胜集》卷首)
从园林建筑的角度，这是一个少见的大型园林，其中楼台亭阁有二十八处之多：玉山堂，玉山佳处，种玉亭，小蓬莱，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楼，读书舍，可诗斋，醉雪斋，白云海，来龟轩，雪巢，春草池，绿波亭，绛雪亭，浣华馆，柳塘春，渔庄，书画舫，春晖楼，秋华亭，淡香亭，君子亭，钓月轩，拜石坛，寒翠所，芝云堂，金粟影。而且每一处均经过精心设计与修建，别的不讲，但是匾额的题署就相当讲究，全是虞集、杜本、赵孟
、达兼善等名家的墨宝，更不要说其中兼有珍奇的名花异草，丰富的美味佳肴，美丽的歌儿舞女，再加上士友群集的整体效应，真可谓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了。杨维祯曾撰有《玉山雅集图志》，描绘了其中的一次盛况：
右《玉山雅集图》一卷，淮海张渥用李龙眠白描体之所作也。玉山主者为昆山顾瑛氏，其人青年好学，通文史，好音律，钟鼎古器，法书名画，品格之辨，性尤轻财喜客，海内文士未尝不造玉山所，其风流文采出乎流辈者尤为倾倒。故至正戊子(八年)二月十有九日之会，为诸集之最盛。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伸卷者，铁笛道人会稽杨维祯也；执笛而侍者，姬为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辩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之外者，苕溪渔者郯韶也；琴书左右捉玉麈从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者，为天香秀；展卷而作画者，为吴门李立；旁侍而指画者，即张渥也；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晋也；冠黄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庐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带而立颐指仆从治酒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觞而听令者，小璚英也。一时人品，疏通隽朗，侍姝执伎皆妍整，奔走童隶亦皆驯雅，安于矩矱之内，觞政流行，乐部皆畅，碧梧翠竹与清扬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矢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有发，是宜斯图一出为一时名流所慕艳也。时期而不至者，句曲外史张雨，永嘉征君李孝光，东海倪瓒，天台陈基也。夫主客交并，文酒宴赏代有之矣，而称美于世者仅山阴之兰亭，洛阳之西园耳，金谷龙山而次弗论也。然而兰亭过于清则隘，西园过于华则靡，清而不隘也，华而不靡也，若今玉山之集者非欤？(《玉山名胜集》卷二)
这里没有任何的拘禁束缚，或随意伸卷，或滔滔雄辩，或沉吟而思，或从容而笑，或曲肱而卧，的确是自由自在甚至是自由散漫的文人雅聚，加上妍整的仕女与驯雅的童隶，听音乐，饮美酒，然后再“矢口成句，落毫成文”地分韵赋诗，简直就是当年兰亭之集、西园之会的再现，而且以杨维祯的体会，这次聚会的品位甚至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所有风流雅会。但此处更值得关注的是，产生于此种场合的诗歌创作与诗学观念，具有与一般文人的个体创作所不同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它们首先不是纯粹的文学活动，而是文人在特殊境遇中所拥有的生命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首先是这种生命存在方式体现了江南文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顾瑛所以事事处处都要讲究，建筑要精美，匾额要高雅，园中要种奇花异草，室内要置字画文物，饮食要山珍海馐，聚会要歌儿舞女，都体现了他所追求的生活质量与文化品位。在一个失去了政治中心位置的时代，文人只能依靠此种文化的优越感来确认自我的存在价值。其中诗歌只不过是体现其高雅品位的因素之一而已，举凡琴棋书画、园林山水、商彝周鼎、精食美酒、美童歌女等等，均可构成其得以自我安慰的文化内涵。那帮“水牛背上乔男女”虽然有权有势，可若论其物质与精神的享受，又岂可与这帮江南文人同日而语。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玉山草堂中一应俱全的。且不说自然山水与亭台楼阁之美丽，单是内中所存文物之繁盛与活动内容之丰富，便足以令人神往。玉山常客赵麟曾有赋作对其称赞描绘道：
玩好时出，有列差等。商樽周彝，秦钟汉鼎。虽远迹于侈靡，实夸奇于博敏。玉堂金马，彼轩冕以何为；流水桃花，岂武陵之路永。又有牙签玉轴，左图右书。峨弁垂绅，前跄后趋。语必无怀，歌必康衢。一咏一觞，谈辨喧呼。胸襟星斗，咳唾明珠。鼓焦尾而悲别鹤，披芸香而落蠹鱼。于是尚陶匏彻，氍毹醴酒。设珍馔俱，方图一局。决胜成围，左右八筹。更拾投壶，节以薛人之鼓，浮以太白之觚。宾醉蹁跹，主笑胡卢。方且进海错，茹山蔬，摘芳卉，咀茎荷。玩弄大块，睥睨庸奴。阁春秋于朝夕，寄云月于江湖。醒则橘中，梦则华胥。其视堕珥遗簪之乐，孰若傲物忘世之娱。此草堂之佳绝，盖希世之莫如。(《玉山名胜集》卷一)
在此，所有能够想到的享乐内涵基本都被囊括无遗，所以才有了“玩弄大块，睥睨庸奴”的自豪优越感觉，经过对比便会得出“其视堕珥遗簪之乐，孰若傲物忘世之娱”。作为善于铺陈夸张的赋体，此处当然有虚饰的成分，但却也正说明了这群文人的人生理想。既然是一种文人雅事的追求，当然少不了作为其核心成分的吟诗作赋。而诗赋的内容也就理所当然地是抒发对此种生活的感受与赞赏。
其次是这种生命存在方式为当时文人提供了一种躲避祸乱与休憩身心的理想场所。玉山草堂的客人当然成分复杂，但却均能在此满足各自的需求，如隐士倪瓒者自颇可有同声相求的乐趣，宦途疲惫如陈基者亦可得以休憩放松，所以他才会具有如下感觉：“吾自北方来，行数千里，亲旧疏数固自有不同，然饮酒之乐，未有如今日者。”(陈基《送郑同夫归豫章分题诗序》，《玉山名胜集》卷四还有，性情高雅而却生计窘迫者到了玉山便会不仅可以立时免除饥寒之忧，而且还有更高级的精神享受，则又何乐而不为？郑元祐离开玉山后就在诗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山人常年遇有秋，尚尔不免饥寒忧。左腕难临乞米帖，中肠只忆监河侯。仓红能饫李斯鼠，醉态且舞檀卿猴。瓶储有粟可饱我，起踏北户看星流。(《暮归有感写寄玉山》，《玉山名胜外集》)
可知乞食于玉山，亦为文人聚于此地之重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文人们有了牢骚、郁闷与不满，玉山也是一个最为适宜的宣泄之处，因为这里有一个整体的氛围，不仅不会有任何麻烦，还能够得到足够的同情，所以周砥才敢于写出如下诗作：
五陵豪英不足畏，丹徒布衣那可轻。万事岂皆合天道，偶然遇之亦成名。我今困乏穷谷底，青云之志何由平。愁来饮酒一百杯，拔剑高歌泪如倾。歌声悲壮君试闻，江汉茫茫气欲吞。附凤骑龙岂难事，屠狗饭牛何足论。诸君吾乡旧知己，会面那得无欢言。平生心事难尽道，且复痛饮花下尊。明当大醉楼船上，横吹玉笛过吴门。(《过玉山草堂留别山中诸公》，《玉山名胜外集》)
正由于诸君均为“旧知己”，所以才敢“拔剑高歌”，气吞江汉，得到暂时释放的快慰，这也就是这些文人何以会不顾烽火遍地、道途阻隔的危险而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是这种生命存在方式为文人们施展才智、争奇斗胜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在玉山草堂有许多风雅之事，诸如赏花观鱼、乘船戏水、挥洒翰墨、听曲品茗等等，但是最能够代表玉山活动的还是诗酒二字。而无论是酒还是诗，全都具有竞赛的性质，尤其在玉山草堂就更是如此。作为玉山草堂的核心雅事的诗歌竞技，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分韵赋诗，二是联句赋诗，而且全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凡不能按时完成者均要遭致罚酒的结果。如袁华曾记载了至正十年的一次小型聚会：
至正庚寅(十年)秋七月二十九日，子与龙门山人良琦、会稽外史于立、金华王祎、东平赵元宴于顾瑛氏芝云堂。酒半，以古乐府分题以纪一时之雅集，诗不成罚酒二觥。余汝阳袁华也。是日以古乐府分题赋诗，诗成者三人。(《玉山名胜集》卷八)
当天只有袁华、顾瑛和于立三人完成了诗作，而良琦、王祎和赵元均未能成篇，被“各罚酒二觥”。其实这种以古乐府为题的竞赛方式应该是玉山草堂并不常用的简单易行方式，最常用的还是分韵赋诗，如：“至正十年七月六日，吴水西琦龙门偕陇西李云山乘潮下娄江，过界溪，诗来道问讯。玉山主人命骑追还草堂，晚酌芝云，露气已下，微月在林树间，酒半快甚，欲赋咏纪兴，以‘风林纤月落’分韵拈题，惟李云山狂歌清啸不能成章，罚三大觥逃去。是日诗成者三人。”(《玉山名胜集》卷八)当然，更难的是联句，因为它不仅要有敏锐的才思，还要兼顾到与别人思路风格的相近。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首先在于完成诗作而不被罚酒，然后才会计较工拙的问题。在元代科举长期被取缔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文人们失去了进身的机会，必须寻找到释放精神能量的有效途径，则集体性的诗艺竞赛就成为首先被选中的生命方式，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文坛佳话，像袁凯因赋《白燕》而被称为“袁白燕”，高启因赋《醉樵歌》名声大振等等，均与这种诗歌竞赛有直接的关系。
其四是这种生命存在方式成为文人们追求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在元末战乱频仍的历史境遇里，文人们往往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于是立德、立功已远离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便是抓住每一时刻及时享乐，以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不过在享乐的同时，他们也用自身擅长的方式写诗作赋，以求身后不被世人所遗忘。比如玉山常客沈明远在一次聚会时写道：
仲冬美风日，遥睇玉山苍。公子移彩舟，兴命共翱翔。委蛇溯江水，延绿入林塘。整衣起亭午，喜登君子堂。主人欣会面，言笑以相忘。肆筵列文俎，酌醴献鸾觞。哀丝谐妙舞，银灯照红妆。与席况文采，清谈玉屑扬。转见故人心，欣欣殊乐康。吾慕陈太丘，德星耿相望。焉知百年后，流传有辉光。(《沈明远得康字》，《玉山名胜集》卷二)
他不仅充分享受到了乘舟游江、主客谈笑及大吃豪饮的快乐，还想到了“焉知百年后，流传有辉光”的生命不朽。有此种念头的当然不止沈明远一人，玉山草堂主人这方面的想法尤其强烈，其好友郑元祐就在至正九年的一次聚会中记道：“仲瑛嗜诗如饥渴，每冥心古初，哦诗草堂之下，既以成篇什，又彩绘以为之图，今复令客为之记。其于草堂拳拳若此，势且与浣花溪辋川庄同擅名于久远，岂特不忘其初之谓哉！”(《玉山名胜集》卷一)一般地说来，为了使这个群体的活动能够传之后世，顾瑛会采取三种方式：一是绘图，二是刻石，三是将记述文章、诗赋作品及所绘图画汇集成册刊刻传世。通过这些方式，他希望能够像杜甫的浣花溪与王维的辋川庄那样成为传之久远的风流佳话。关于这一点，四库馆臣早就看到了，所以在为《玉山名胜集》作序时就指出：“每一地各先载其题额之人，次载瑛所自作题咏，而以序记诗辞之类各分系其后。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于辋川云溪，其宾客之佳，文辞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玉山名胜集》卷首)其实，借《玉山名胜集》和《草堂雅集》而传世的绝非顾瑛一人，许多没有留下别集的诗人都是由于厕身其中而被后人所知的。
之所以详细考察玉山雅集这种文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是由于通过这些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元明之际诗歌的实际特征与内涵。元诗向来被视为具有纤弱秾丽的弊病，认为元代诗人缺乏刚大之气，往往显得孱弱虚空，又过于讲究形式技巧，将诗写得像艳丽婉转的小词。这些评价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却对其形成原因缺乏深入的研究。结社以咏物的元诗，其主要特点就成为才力的竞赛与作者私人化情感的抒发，当然也就以争奇斗巧取胜，并以绮丽的风格为主。在现存的几个较为集中的同题咏物诗中，比如咏梅、咏百花、宫词、西湖竹枝词、咏史等等，都是以讲求技巧作为其主要特点的。郭豫亨是元人中较早写咏梅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言其“属对颇能工巧”，“存备诗家之小品，固亦无不可矣”②。萨都剌是咏物诗的大家，早在元人孔齐就言其“善咏物赋诗”，“颇多工巧”③。至于宫词，则不仅巧，而且艳，被杨维祯称之为“诗家之大香奁也”④。当文人们长期沉浸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时，也就难怪他们会乐于追求技巧上的出奇制胜了，而且这种情形越到元代晚期越为明显。玉山雅集应该说典型地体现了元诗的这种特征。从抒情内涵上看，多表达文人享乐闲逸的情致，游山观水的雅趣，属于私人化情感的表达，当然也就不会有杜甫忧国忧民的沉郁顿挫。从艺术特征上看，这些诗作大都是分韵赋诗或者多人联句，因而缺乏精心的锤炼与鲜明的风格，往往以流畅奇巧胜而不以深沉精炼称。比如那些咏玉山草堂各处亭台楼阁的同题诗作，就常常题旨相类而风格甚为接近。下面是咏玉山草堂的四首诗(均见《玉山名胜集》卷一)：
玉山草堂娄水西，杂树远近春云低。王维昔赋宫槐陌，杜老亦住浣花溪。弹棋局在高梧落，委佩声传暮竹迷。阁老文章全盛日，钓竿磐石慰幽栖。(吴龙门山释良琦元璞)
玉山草堂深复深，沿洄路入娄江浔。溪桃始华日杲杲，风磴积雪春阴阴。皂盖屡过严武架，白头不愧杜陵吟。稍待清秋林壑静，杖藜与子一登临。(吴兴郯韶九成)
结构郊居胜杜陵，草堂幽兴喜重乘。白泉出洞浮金粟，碧树当檐挂玉绳。坐看中天行古月，炯如万壑浸清冰。浣花风致今犹在，日日轩窗一醉凭。(清河张天英楠渠)
爱汝玉山草堂好，草堂最好是西枝。浣花杜陵锦官里，载酒山简高阳池。花间燕语春长在，竹里清尊晚更移。无奈道人狂太甚，时携红袖写乌丝。(会稽杨维祯廉夫)
这几首写玉山草堂的诗，几乎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别。一般都写玉山景色之美，写主人之高雅隐志，当然也都不会忘记引用唐人杜甫浣花溪草堂与之作比，其中景物的描绘是不可缺少的，典故的运用也必须具备，这是咏物诗的常体，更是元人咏物诗的套子，在这样的场合中也只能够如此去写。当然如果仔细辨析，杨维祯的诗还是略有不同，“无奈道人狂太甚，时携红袖写乌丝”，他始终忘不了狂怪与猎艳，显示出铁崖体的底色，只不过他已经尽量做到了流畅平易而已。
当然，玉山草堂的诗人们不止会写流畅平易的诗作，如果需要，他们也会选择险怪的风格。比如其中至正十年的湖光山色楼的题诗，其目的就是要表达“洞心骇目之观”(《玉山名胜集》卷一)，因而有卢昭、秦约、顾瑛、释自恢和袁华五人各赋诗一首。为了达此效果，首先从诗体上均选择了能够充分展现作者才气的长篇歌行，以造成其开合变化的气势。其次是在用语造句上力求变幻怪异，以求取得洞心骇目的效果。如：
海虞之山何峨峨，连冈百里青巉嵯。巫咸却立在其左，芙蓉倒醮昆城波。云有仲雍之古冢，白虹夜烛山之阿。猗欤让德亘不泯，上与日月光相磨。(《三江卢昭赋虞山》)
晨兴东湖阴，放浪随所之。日光出林散霾翳，晃朗澄碧堆玻璃。天风忽来棹讴发，岸岸湾湾浴鹅鸭。中峰叠
与云连，西墩佳树如城匝。主人湖上席更移，醉歌小海和竹枝。文鱼跳波翠蛟舞，疑是冯夷张水嬉。微生百年何草草，傀儡棚头几绝倒。逝川一去无还期，长啸不知天地老。(《秦约赋傀儡湖》)
别起高楼临碧溪，绕楼青山云约齐。阳山独出众山上，却立阳湖西复西。天风吹山屼不起，倒落芙蓉明镜里。影娥池上曲栏干，遍倚秋光三百里。白云不化五采虹，化为夭矫之白龙。一朝挟子上天去，霈泽下土昭神功。土人结祠倚灵洞，雨气腥翻海波动。纸钱窣窣蜥蜴飞，女巫击鼓歌迎送。(《顾瑛赋阳山》)
马鞍山在句吴东，山中佳气常郁葱。层峦起伏积空翠，芙蓉削出青天中。六丁夜半石垒壁，殿开煌煌绚金碧。响师燕坐讲大乘，虎来问法作人立。天花散雨娑罗树，一声共命云深处。(《释自恢赋昆山》)
海虞之南姑胥东，阳城湖水青浮空。弥漫巨浸二百里，势与江汉同朝宗。波涛掀簸日惨淡，鱼龙起伏天晦蒙。雨昏阴渊火夜烛，下有物怪潜幽踪。下雉巴城水相接，以城名湖胡不同。(《袁华赋阳城湖》)
这些诗句，既有李白诗歌的想象奇特，又有李贺诗歌的怪诞阴森，即所谓铁崖体的具二李之诗风。但是，这种诗风显然并不是这些人的一贯风格，起码顾瑛的诗作是以清丽著称的。故而此处的险怪就只能是一种有意的模仿，既是为了合乎当时赋诗的规定要求，也是诗歌竞技中才气的体现。在这里，诗人创作的独特创造性以及诗作的思想深度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比并才气与适应诗题的要求。从诗歌的生产方式而言，并不是只有反映现实或者追求纯粹的审美境界才合乎诗歌的目的，从宋代之后，诗歌有了更多的功能，作为一种展现文人雅趣的生活方式，它既可以赋诗言志，也可以用诗展示自我的才艺，这包括集句以显示其博学，联句以突出其敏锐，模拟以展露其才华，押险韵以炫耀其多智等等，都能满足文人的精神需求，从而体现文人的精神境界与生活质量。玉山草堂中文人的写诗，恰恰就属于此种情形。当然，如此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在失去现实关注热情与纯粹审美理想的同时，也使诗歌变得纤弱、单薄乃至单一，甚至变成一种技艺的比赛。但却又不能说这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因为它是那一时代文人所能找到的有效的存在方式，使得他们不至于在一个失去理想与热情的年代，同时也失去人生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为文化的优势几乎成为他们惟一能够与强悍政治相抗衡的方式，诗歌则是其文化优势的核心要素，是他们既能够自娱又能够娱人的工具，没有诗，他们的人生会更加苍白甚至枯萎。自近代受进化论影响以来，人们衡量文学作家存在的价值时，往往以是否超越前代与提供创新作为标准，于是就有许多有特点的作家被文学史所忽视。其实，这完全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要求古人必须向现代提供什么，否则便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但古人并没有责任向今人负责，他们有自身的生活需求与精神世界，他们首先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去体现生命的意义。研究诗歌的历史应该去关注古人是如何用诗来支撑与丰富其生活的，从而使生命更具有情趣与意义，因为这些也能够启发今人去更有诗意地生活。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顾瑛等玉山草堂的诗人们并不是只会写作上述的作品，当场合改变之后，他们一样具有抒情言志的能力，从而使诗歌回归到反映现实的轨道上来。这种转变在至正十六年已经十分明显，这一年张士诚进占苏州，终于打破了玉山草堂安静的气氛。本年是玉山草堂诗酒之会高潮的结束，后来虽亦有偶然相聚之时，但已经没有原来的从容幽雅了。作于此年的《口占诗序》说：“兵后朋旧星散，得一顷相见旷如隔世。遂邀汝阳袁子英、天平范君本、彭城钱好学、荣城赵善长、扶风马孟昭，聚首可诗斋内。诸公亦乐就饮，或携肴，或挈果，共成真率之会。由是皆尽欢饮，酒酣，各赋诗以纪，走笔而就，兴有未尽者，复能酬倡以乐永夜。予以诗先成，叔正俾予序数语于篇首。缅思烽火隔江，近在百里，今夕之会，诚不易得，况期后无会乎？吴宫花草，娄江风月，今皆走麋鹿于瓦砾场矣。独吾草堂宛在溪上，予虽祝发，尚能与诸公觞咏其下，共忘此身于干戈之世，岂非梦游于已公之茅屋乎？”(《玉山名胜集》卷四)尽管依然是酣畅欢饮，依然是走笔赋诗，但心情是大不如前了，因而此时的诗作已透露出明显的感伤情调。当然，这种感伤情调依然不以国家命运、百姓涂炭为内涵，达不到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深度，然就情感之真挚与格调之豪壮已庶几近之。请看下面两首诗：
木叶纷纷乱竹窗，凄风凄雨暗空江。世间甲子今为晋，户里庚申不到庞。此膝岂因儿辈屈，壮心宁受酒杯降。与君相见俱头白，莫惜清谈对夜缸。(顾瑛)
哦诗听雨坐西窗，犹胜衔枚夜渡江。赤壁焚舟嗟失魏，马陵斫木喜收庞。身经丧乱愁难遣，老去情欢酒易降。清坐不知更漏永，定须点点坠银缸。(袁华)
这木叶纷纷的凄雨寒窗，是元末之际文人心绪的典型写照。当时曾有黄鹤山人王蒙于至正二十五年作《听雨楼图》和王立中于至正二十六年作《破窗风雨图》，在文人中产生过广泛的呼应，仅《听雨楼图》就有张雨、倪瓒、王蒙、苏大年、饶介之、周伯温、钱惟善、张绅、马玉麟、鲍恂、赵俶、张羽、道衍、高启、王谦、王宥、陶振、韩奕等十八人为其题诗，形成了所谓的《听雨楼诗卷》。这些人中，如张雨、倪瓒等乃是玉山草堂的常客，而高启、张羽等则是稍后于玉山草堂文人群体的吴中四杰成员。题《破窗风雨图》者就更多，共有杨维祯、钱鼒、王国器、张
、李绎、钱惟善、张庸、易履、张端、张昱、金
、张世昌、徐一夔、牛谅、朱武、杭琪、钟虞、韩元璧、钱岳、徐汝霖、张附凤、董在、杨明、江汉、高闻礼、莫士安、冯恕、赵俶、龙云从、沈庭珪、李讷、丘思齐、岳偷、雅安、何恒、孔思吉等三十七人，其中还有一位不知名的所谓“尚书汪公”，金与董在还都题过两首诗词。这两副诗卷是失去了固定聚会场所的一种文人变形同题唱和，也可以说是玉山草堂聚会的变相延续，集中表达了当时诗人的共同感受。其中易履字安道的一首歌行最具代表性：
大名刘君耽书癖，清如梅花瘦如石。半生浪迹江海间，诗卷酒杯长自适。胸中元精妙天趣，破屋破窗随所住。酒醒夜披山海图，惊怪蛟龙送风雨。青灯荧荧四壁空，卷书搔首乱飞蓬。长歌拂剑饮如斗，造物生我将无同。君不见破窑寒灰终夜拨，空窖啮毡头尽白。焉得丈夫气节坚，不磨还有声光照方册。陆机祠下忽相逢，竟夕谈诗风雨中。拍瓮为君浇磊块，富贵何如一杯水。⑤
伴随诗人浪迹江湖的只有诗卷与酒杯，他们已经习惯了破屋寒窗的清冷寂寞环境，尽管他们还没有丧失文人的高远志向，希求能够“声光照方册”，但留给他们能够做的也就是“竟夕谈诗风雨中”了。顾瑛也是希望做隐士的，所谓“世间甲子今为晋，户里庚申不到庞”，他无意去管世道的变化与政权的变迁，他所关心的就是与好友灯夜清谈，以消无聊时日。袁华也一样，他不愿关心那衔枚渡江的战争之事，而只愿于西窗之下吟诗听雨。但无论如何，外表的通达掩饰不住内心的忧虑与失望，因为他深更久坐的原因，乃是“身经丧乱愁难遣”的苦闷。易履也一样，在其“竟夕谈诗”的同时，却发出了“拍瓮为君浇磊块，富贵何如一杯水”的感叹，在朝不保夕的战乱中，他的确已不对富贵功名抱任何希望，但却不能没有耿耿于怀的“磊块”，那是一份难以明言的现实牵挂！
玉山草堂的文人聚会以欢快始而又以凄凉终，见证了那一时期文人的生命状态，而集中表现这些状态的就是被顾瑛所汇集起来的《玉山名胜集》等诗集。那里便寄寓了这些文人的苦辣酸甜的人生感受，表达了他们复杂独特的人格心态。读这些诗作，不仅仅能够认识那一时代，还能够感受到他们砰然跳动的心灵世界，那样的心灵世界是所有遭遇严酷政治的文人们都可能拥有的，因而也就能够不断引起共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顾瑛失去玉山草堂的诗酒之会而面对现实时，他也能用诗记载下社会的状况并表达自我的真实感受。他有一组记述时事的诗这样写道：
白昼惊风海上号，水军三万尽乘涛。书生不解参军事，也向船头着战袍。
冉冉长蛇汉水东，嘘成黑雾满虚空。腥风怪雨重阴底，化作黄虬不是龙。
莫辨黄钟瓦缶声，且携斗酒听春莺。河西金盏新翻谱，汉语夷音唱满城。
红绿油牌去复来，长身碧眼更
。口传催办军需事，一日能无一百回。
和籴粮船去若飞，兼春带夏未曾归。用钱赠米该加七，纳户身悬百结衣。
(《张仲举待制以京中海上口号见寄，瑛以吴下时事答之》，《玉山璞稿》卷一)
此处依然有传统生活的留恋与延续，继续着“且携斗酒听春莺”的雅趣，但是他同时也记载了书生“船头着战袍”的新现象，是纪实，也是调侃；还有对乘时割据所造成的“腥风怪雨”的不满，以及对这些“化作黄虬不是龙”的草头王的讽刺；更有对战乱中百姓疾苦的同情，“口传催办军需事，一日能无一百回”，显然对官府的扰民是抱有强烈不满的；而“用钱赠米该加七，纳户身悬百结衣”，则直接表达了对普通百姓的不忍与怜悯。这些诗作的内容在其前期的创作中是不存在的，而且就诗风上看，既没有了炫奇斗巧的怪异，也没有了《西湖竹枝词》清丽华艳的轻柔，显示出的是纪实的倾向与讽喻的内涵。这些作品在顾瑛的作品中还只是少数，构不成其主要的创作倾向，但它们是否预示了诗坛向着复归大雅的方向在发生变化呢？后来的历史发展说明这并不是主观的推测，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坛现象。而这种现象就体现在吴中以高启为代表的下一代诗人身上。
注释：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山璞稿》卷首。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8页。
③孔齐《至正直记》，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页。
④杨维祯《宫词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复古诗集》卷四。
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珊瑚木难》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