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老年人亲子支持、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王 姗1王黎敏1任 华2*
（1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01；2贵州财经大学体育工作部，贵州贵阳550025）
摘 要： 探讨老年人亲子支持、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促进老年人幸福感提供一些理论依据。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42名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调查研究，并运用AMOS建模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城市老年人亲子支持、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其中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在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51%。因此，老年人孝顺期待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部分是通过接受子女支持中介变量实现的。
关键词： 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孝顺期待；亲子支持；接受子女支持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我国已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随之而来的关于老龄化与看护的交互作用研究一直是中国人口研究的重要课题［1］。如何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已不是部分家庭和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主观幸福感是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2］。国内外研究发现，亲子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3-5］，而老年人的孝顺期待与亲子支持关系密切［6-8］。因此，本次研究提出假设：孝顺期待会显著地正向预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而亲子支持对二者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当前，孝顺期待、亲子支持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两两关系研究较多，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为此，研究老年人孝顺期待、亲子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参照相关研究［9-10］，采用方便取样法，随机抽取贵阳市老年大学、公园、社区等300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所调查的老年人身体健康，在调查员的配合下可以完成问卷。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42份（有效率80.7%），其中男性96人，女性146人，平均年龄66.75岁；独生子女老年人119人，非独生子女老年人123人；有配偶178人，无配偶（离异、丧偶）64人。
（二）研究工具
1.幸福感指数量表
河头村生态蓄水工程，包括主河槽闸，左、右岸滩地拦河闸。河头村拦河闸蓄水水位为1 007 m，蓄水量90.8万m3。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0-2000），工程等别为Ⅴ等，主要建筑物拦河闸、启闭机房级别为5级。本工程最大挡水高度为3 m，根据《防洪标准》（GB 50201-2014）规定，建筑物洪水标准按平原、滨海区标准确定，主要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为1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20年一遇。
该量表由Campell编制，共有9个条目，其中8个条目属于总体情感指数因子，1个条目属于生活满意度因子，两种因子得分加权相加就得到总体幸福感指数。所有条目采用7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2.老年人亲子支持量表（Parents-Adult Children Social Support Scale,PACSSS）
本调查采用王大华等［11］改编的问卷，分为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Receiving Social Support,RSS）和老年人给予子女支持（Giving Social Support,GSS）2个分量表。RSS有26个条目，分为接受情感型支持、接受服务型支持、接受物质型支持；GSS有28个条目，分为给予情感型支持、给予服务型支持、给予物质型支持。每个条目计分分为4级，即1（从未）～4（经常），得分越高表示亲子支持水平越高。
3.孝顺期待量表
模型拟合后，各项指标分别为X2/df=1.79，RMSEA=0.057，RMR=0.33,GFI=0.97,CFI=0.98,AIC=68.51,ECVI=0.28,模型拟合很好。且本模型ECVI值既小于独立模型的ECVI值（3.92），也小于饱和模型的ECVI值（0.30），依据相关研究，我们能够得知该理论模型的复核效度较好，能应用到不同样本［16］。目前，相较于依次检验、Sobel检验，Bootstrap方法能够有效地降低Ⅱ类错误的发生，具有较高的检验力［17-18］。在本次中介效应分析中，重复取样为5 000次，置信区间设置为95%（表4）。
由于所有被试采用自陈式作答完成了三个调查问卷，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统计控制［12］。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对数据进行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24个因素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21.82%，小于40%，因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显著［13］。
（三）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该量表共由9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评分分为5级，即1（非常同意）～5（非常不同意），得分越低表示老年人对子女孝顺期待的水平越高。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x2/df=1.78,CFI=0.99,RMSEA=0.05）。
（四）施测与数据处理
主试由心理学研究生担任，施测方式为个别施测和团体施测相结合。所有被试均为自愿参加。由于被试为老年人，他们的视觉、听觉发生一定程度的退行性变化，且部分被试文化程度不高，这些因素对老年人理解各个项目的意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遇到此类情况时，主试逐一读题，根据被试的回答，完成问卷。全部数据资料用SPSS 21.0和AMOS 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不同背景老年人孝顺期待、亲子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整体状况
表4显示：间接效应的百分位数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含0，与原假设相悖，达到最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存在中介效应。且直接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含0，与原假设相悖，达到最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接受子女支持在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51%。
表1不同因素城市老年人孝顺期待、亲子支持、主观幸福感整体状况（x±s）
（二）孝顺期待、亲子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
PDCA法在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新专业资格认定中的实践…………………………………………………… 马丽萍等（7）：869
表2城市老年人亲子支持、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r）
（三）孝顺期待、亲子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回归分析
以孝顺期待、接受子女支持、给予子女支持为预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分析后结果显示，孝顺期待、接受子女支持都进入了回归方程，都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
在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病虫害的入侵，因此人们时常为了有效地预防病虫害或者治疗病虫害而使用各式各样的农药，但是这样一来往往会造成过度使用农药或用药不合理，不仅会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还会使得土壤也受到相应的污染，同时农作物产品的整体质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表3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四）接受子女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
鉴于给予子女支持对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程度较低，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只有孝顺期待和接受子女支持进入回归方程，故仅考虑建立接受子女支持、孝顺期待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模型。由于孝顺期待是单维度，且为了更精确地解释结构间的关系，根据相关研究，采用条目数平衡方法将其打包［15］，构建为3个新指标（图1）。
等孩子们安静下来，登子又跑到外面抱进来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细细的脖子几乎支撑不起大大的头，还有那双细腿，好像也支撑不起胀大的肚子。他把这个孩子放在央青边上，这个孩子便把头靠在央青身上，只有转动的眼珠才看得出这个生命还没死去。
图1 接受子女支持在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注：FE为孝顺期待，RSS为接受子女支持，GWEI为总体情感指数，LS为生活满意度，ES为情感支持，MS为物质支持，SS为服务支持。
（1）为了参与竞争，多方找关系先入围，然后想办法得到标底，再拉拢评委打高分，这样一来使投标费用很高，不中标就造成很大损失；
表4 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
由于被试在选取过程中，男女比例不平衡，故对不同背景下老年人孝顺期待、亲子支持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差异分析。表1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老年人在孝顺期待、亲子支持、主观幸福感得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这与前人研究结果较为一致［14］。是否独生子女和有无配偶老年人在孝顺期待、亲子支持、主观幸福感得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
三、结论与讨论
（一）老年人孝顺期待、亲子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接受子女支持以及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但给予子女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水平较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5，19］。孝顺期待与接受子女支持正相关，但与给予子女支持相关不显著，这与王大华等［20］研究结果完全一致。这表明接受子女支持与孝顺期待以及主观幸福感内在关系相对密切。接受子女支持越多，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老年人对其子女的孝顺期待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接受子女支持、孝顺期待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一结论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1,20］。
（二）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在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以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接受子女支持为中介变量、孝顺期待为预测变量，构建了接受子女支持在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接受子女支持在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接受子女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51%。这说明，孝顺期待不仅直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还通过接受子女支持间接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一方面，老年人可以直接调节自己的孝顺期待水平来增加正向情感，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老年人通过日常言语和行为向其子女传达高水平的孝顺期待，而当子女接收到这些信息后，会加强与老年人的社会互动，增加对老年人的情感、物质等支持，从而提高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三）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可行措施
1.老年人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孝顺期待与接受子女支持之间的差异
已有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很少提出高孝顺期待，而是接受低子女支持［21］。因为这种差异不仅说明子女给予的支持不足，而且还会给他们带来其他痛苦情绪。对于中国老年人而言，提出高孝顺期待、接受低子女支持意味着子女不孝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认为“百善孝为先”，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2］，因此，为了保护家庭荣誉和拯救“面子”，中国老年人一般可能表现出接受亲子支持水平比实际的要高。且老年人会考虑到自己子女不仅需要工作，而且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养育下一代，这造成了老年人向子女传达的孝顺期待信息不准确。对于许多子女而言，父母已年迈需要被照顾的事实可能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没有凸显出来［23］。因此亲子间互动和支持较实际需要少，从而降低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实际生活中，建议老年人能够正确对待孝顺期待与实际接受子女支持之间的差异。
各变量相关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孝顺期待、给予子女支持、接受子女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p＜0.05）；孝顺期待与接受子女支持呈正相关（p＜0.01），而与给予子女支持相关不显著（p＞0.05）。
对大数据的全方位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首先，要运用技术手段，掌握客户的信息资源。目前常用的一些数据采集、存储及分析的技术工具有ETL工具、爬虫、关系数据库、NLP、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利用这些技术可以对客户的信息资源进行全面的掌握，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特别是客户的信用状况，可以通过信用评分模型来进行判断。
2.缩短父母与子女居住地的距离
Thijs和Dykstra［24］研究发现，子女是否承担照顾任务与父母孩子间的地理距离密切相关，这与中国的古话“远亲不如近邻”观点一致。人们通常认为子女因距离父母很远而不能或较少照顾年迈父母是可接受的。研究表明，当父母与自己居住在一起或居住在附近，子女更可能提供支持［25］。因此，为了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父母和子女居住地距离应尽量短，特别是丧偶的老年人。
3.丰富社会支持来源
相较西方国家老年人，大多数中国老年人得到社会支持来源比较单一［26］。除了配偶，子女是支持老年人最重要的提供者［27］。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够得到足够子女支持的老年人趋于减少，那么老年人如何积极改变这一现状呢？研究发现，老年人可以通过增加朋友、邻居、社区的社会支持来缓解因亲子支持水平不足而引起的不良情绪［23］。国内老年人还可以通过外出旅行、广场舞等休闲方式，丰富自己的生活。此外，到老年大学进一步学习深造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来源，使自己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本研究认为孝顺期待、亲子支持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有正相关。其中接受子女支持在孝顺期待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孝顺期待不仅直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还通过接受子女支持间接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因此，从现实意义出发，为了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不仅要提高老年人对其子女的孝顺期待水平，还要提高其接受子女支持水平，并尽可能地丰富社会支持来源。
2.3 患者治疗前后疗效状况 结束治疗后，整体比较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c＝4.221，P＝0.040）。显效率和有效率方面，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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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o intergeneration social support,fealty expectation in the urban elderly
Wang Shan1;Wang Limin1;Ren Hua2
（1 Guizhou Normal Universty,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Guiyang 550001,China;2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rgeneration social support，fealty expect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urban elderly.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242 elderly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was analyzed using AMOS modeling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rgener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fealty expect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lty expect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value of mediating effect was 20.51%.Therefore,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filial pie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realized in part by 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urban elderly people;subjective well-being;fealty expectation;intergeneration social support;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中图分类号： B8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55X（2019）01-0102-06
DOI： 10.16595/j.1671-055X.2019.01.018
收稿日期： 2018-03-11
第一作者简介： 王姗（1985- ），女，江苏连云港人，主要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
*通讯作者： 任华（1986- ），男，山东临沂人，讲师，主要从事运动心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俊英）
标签：城市老年人论文; 主观幸福感论文; 孝顺期待论文; 亲子支持论文; 接受子女支持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 贵州财经大学体育工作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