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奴隶”与“奴隶社”及奴隶丛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奴隶论文,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小奴隶”
在《无名文艺》有了名之后，叶紫也有“微名”了，他奔赴到“左联”旗帜下，继续为革命文学奋斗不止。叶紫在筹办“无名文艺社”的时候，就深感环境对他们这些进步文学青年的压迫。这种环境的压迫主要有两个层面：首先是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加紧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颁布书报检查条例，设立图书杂志检查委员会，利用文化界的一些变节分子和特务做检查官。这些检查官老爷，往往用嗅觉代替视觉，只要他们嗅出文稿或书稿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或者是作者来自左翼甚至作者只是与左翼作家有些交往，他们就要把其作品抽筋剔骨，以至于大卸八块，甚至根本不让通过、出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文艺界“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1]。如萧红、叶紫的小说稿子，鲁迅将其介绍给书店，书店本来愿意出版，但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委员会就是不批准。其次是书店老板的剥削。书店老板当然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压迫性质不同，他们只是惟利是图，热衷于拉名流的稿子，靠名流的“名”招徕读者，获取利润。对没有名气的文学青年的稿子，他们估计无利可图，便拒之门外。对于进步的无名文学青年来说，书稿出版之难，往往使他们感到十分痛苦。与此同时，文坛上搞“关系”等不良风气，也不利于文学青年的成长。当时曾出版过《文坛登龙术》之类的书，可见文坛不良风气之一斑。
在当时这种新人备受压抑的情况下，叶紫、萧军、萧红这三个当时社会的“小奴隶”，没有其他办法，他们期望能在鲁迅的支持和指导下，自己组织“奴隶社”，自筹印刷费，“非法”出版自己的作品，这三个被逼上梁山的“小奴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叶紫、萧军、萧红是当时社会的三个“小奴隶”。叶紫血泪交织的经历和奴隶般的痛苦生活，自不必说。在大革命时期，他的父亲、姐姐被害，正值孩子的他，在乡亲们的帮助才得以逃出益阳，保住一条小命。萧军、萧红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文学青年，他们饱受磨难。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当过兵，遭受过奴隶般的打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陆续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不甘心做亡国奴，逃亡在外，过着流浪生活，由哈尔滨到青岛，再到上海。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她由于受封建婚姻制度的迫害，被取消了中学学籍。她也不甘心于受奴役，逃亡在外，被困在哈尔滨的一个旅店中，旅店老板要将她卖到妓院。幸亏遇到了萧军，才得以逃出虎口。东北沦陷后，她随萧军由哈尔滨到青岛，再到上海。他俩在到达上海之前，已经自费合出过一本小说、散文集《跋涉》。在由青岛到上海期间，萧军正在创作《八月的乡村》，萧红正在创作《生死场》。叶紫和萧军、萧红他们都饱尝了人间的苦涩和辛酸。
尽管叶紫、萧军、萧红此前都曾与鲁迅有过交往，但彼此并不相识。当时，二萧刚到上海不久，涉世未深，而上海的社会环境又十分复杂、险恶。加上萧军的个性倔强、耿直，常常是直来直去。鲁迅担心二萧不了解上海的名人、阔人、商人所玩的种种把戏，“碰钉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2]，因而想为他俩找一个“向导”和“监护人”。鲁迅在与叶紫的交往中，同情叶紫“辗转的生活”，也更加了解叶紫，非常信任叶紫。况且叶紫已在上海闯荡了三四年，“对理想的信仰更坚决了，警惕性也跟着提高了”[2]。鲁迅还认为，叶紫是个流浪青年，与二萧经历相似，又都是左翼文学青年，都擅长小说创作，一定相处得来。经过慎重考虑，鲁迅认为叶紫当二萧的“向导”和“监护人”是再合适不过了，便寻找机会介绍叶紫和二萧见面。
当时左翼作家的聚会，常常会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鲁迅便以给胡风的儿子做满月为名，来宴请叶紫、萧军和萧红等人。1934年12月17日，鲁迅给二萧和叶紫分别发了信，邀请他们于当月19日下午到上海广西路梁园豫菜馆赴宴。19日下午六点，二萧赶到梁园豫菜馆，鲁迅、聂绀弩、叶紫等早已来了。鲁迅把聂绀弩等介绍给二萧后，便介绍叶紫说：“这一位姓叶！”萧军打量一下叶紫，心中猜测，姓叶的，莫不是《小小十年》的作者叶永（蓁）吧！鲁迅最后介绍二萧时说：“这两位是刘先生、张女士，他们是新从东北来的。”[2]宴会中，叶紫、萧军进行了交谈，谈了各自的创作计划，很快熟悉起来，并一见如故。叶紫和二萧就这样相识了。叶紫和萧军、萧红认识后，就担负起鲁迅交给他的做二萧的“向导”和“监护人”的责任了。
“奴隶社”和奴隶丛书
叶紫和二萧相识之后，由于经历相近，又都有志于从事文学工作，很快就建立了友谊。这友谊的结晶，就是他们三人组织了一个准文学社团——“奴隶社”。所谓准文学社团，是因为它没有正式的组织章程，没有固定的社址，也没有它出版的文学刊物。但它是一个自愿结合的文学小群体，他们是在30年代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文学背景下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文学社团虽然只是一种雏形，但的确在文学史上存在过。
叶紫和萧军、萧红决定要结合在一起，共同努力。这个酝酿过程，从鲁迅于1934年12月19日宴请他们之后就开始了，不过开始并没有想到以“奴隶社”的名义进行战斗。他们觉得有结合在一起的必要，而且觉得，这事应该请示一下鲁迅，以便取得他的支持、帮助和指导。叶紫就出主意，要“老头子”请他们吃一顿小馆。萧红自告奋勇执笔给鲁迅写信，后得鲁迅回信，据《鲁迅日记》记载，3月5日晚，鲁迅请他们三位以及黄源、曹聚仁在内山书店附近的一个广东餐馆——桥香饭店吃饭。饭后，鲁迅与叶紫、二萧临时开了个被许广平戏称为“三头会议”（实为三方会议）的会议。会议的结果，就是准备成立某种准组织，以便出版一种丛书，计划出十本为外面书店不敢出的书：第一本是叶紫的《丰收》，第二本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本是萧红的《生死场》……
由于当时书稿不交国民党当局的书报检查委员会审查，是“非法”的，因此，他们觉得应该讲究斗争策略，要装出一个“合法”出版的样子，要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出版社团和发行书局。这个主意是叶紫出的：“我们这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却应该像个样子，譬如应该有个‘社’名，有个书店发行之类，使外面看起来，既有‘声势’，又不像‘私货’，这样比较好，使敌人一时猜测不清，不致马上禁售，这是‘私盐官售’的战法……”[3]萧军便从《国际歌》的歌词中拎出了“奴隶”二字，作为社团的名字，叶紫便提出用他曾经开过书店的朋友李容光的名字，将书局定名为“容光书局”，并煞有介事地标明该书局的地址在“北四川路狄思危路口北”（其实该书局纯属子虚乌有）。鲁迅很赞成这种策略。叶紫托人联系，想在黎明书店悄悄印刷。但黎明书店怕触及文网而婉言拒绝了。但是黎明书店的两位小编辑丁镜心和敖方肇，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把这三部书稿悄悄地转移到和黎明书店有来往的民光印刷所排印。发行则由鲁迅联系在内山书店等处代售。这样，三部优秀的作品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出版了。奴隶丛书初版各印了1000册，通过生活书店、内山书店等先后在上海和外地发行1000册，这个数量在当时是很大的，但还是比较快地售完了。
这套丛书的出版，鲁迅起到了一个“总编”的作用。他不仅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审改书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而且还亲自为这三部书分别写了序言，介绍木刻家黄新波为叶紫的《丰收》作插图。此外，他对奴隶丛书的印刷费、排印、发行等，都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奴隶社”的突出贡献，就是出版了三部彪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小说《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奴隶丛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和恼恨，当局以“鼓动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丰收》等书。一些嗅觉灵敏的御用文人，不仅对奴隶丛书进行恶毒的攻击，而且阴险地向当局告发了叶紫、二萧和鲁迅四人，文中点明叶紫的真名是“余日强”，田军的真名是“萧参”（田军系萧军的笔名），萧红是田军的妻子等。在叶紫等人受到攻击的情况下，鲁迅当即写信给叶紫给予鼓励：“对于小说，他们只管攻击去，这也是一种广告。总而言之，它们只会作狗叫，谁也做不出一点这样的小说来：这就够是他们的死症了。”[4]并在信中还附言：“狗报上关于你的名字之类，何以如此清楚，奇怪！”[4]当局对奴隶丛书的查禁和御用文人的攻击与迫害，正说明了奴隶丛书对社会影响之巨大。
组织“奴隶社”和出版奴隶丛书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拓宽和扩大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和影响。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指出像《丰收》这样的作品，“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5]。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指出《八月的乡村》之好处在于：“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5]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指出《生死场》所描写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5]。鲁迅在这三篇序言中所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是发展革命文学的道路。其次，运用了巧妙的战略战术，冲破了反动当局布下的森严文网，为革命文学争得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使三部优秀的作品得以出版。这样的斗争，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个很难得成功的范例。而这三部作品的出版，赢得了国内外的广大读者，提高了左翼文学的声誉，在粉碎反动当局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战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这本身就是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在客观上配合了反对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斗争。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谈到我国革命文学在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的命运时，说：“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5]“奴隶社”的建立和奴隶丛书的出版，是一成功的典范。
后来，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筹措印刷费的困难以及二萧的分离，预计要出十本的奴隶丛书便中断出版了。“奴隶社”也就成为一道曾闪烁过绚丽光彩的消逝了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