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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生活的转变，没人比杰奎·斯特罗恩本人感到更惊讶了。这位34岁的律师、矢志不渝的女权主义者、满当当的书架上摆着陀斯妥也夫斯基和詹姆斯·乔伊斯大作的学者，毅然放弃了刑法律师之职，回到家中，照看两个孩子。为使家庭免于拮据，她在自己有两个卧室的蜗居里开了个非正式的日托所。就在这儿，一个周日的早上，她手脚着地，在邻家儿童游戏室的地毯上爬着。一个顽劣十足的6 岁男孩内森骑在她背上，吆喝着“驾！驾！”，要她往前爬。整个屋子的气氛变得乱哄哄的，令人窒息。她对他说：“你的马死了！”她6 岁的儿子泰像炮弹一样从高处跳下，把他4岁的小弟弟德夫林撞倒， 德夫林哇哇大哭起来。另一个男孩冷不丁地把灯给关了，屋里顿时漆黑一片。
全日制母亲正在回归，这种情况常让她们吃惊（有时甚至是恐惧）。毕竟，她们都是些颇有前途的女性，然而，她们却选择了像她们母亲那样的生活，至少在数年内会如此。在烹调桌前沉思片刻后，头发蓬松但神采奕奕的斯特罗恩女士说：“近些年来，我的女权主义观念已有了极大的改变，如果10年前你告诉我，让我做一个全日制母亲而不是律师，我肯定会对你嗤之以鼻。”
斯特罗恩的隔壁是莱丽亚·麦克唐纳。这个能说会道、充满好奇心的前银行职员正在家里带她两岁大的儿子——满头卷发的安德鲁。隔街那边，同样带着两个孩子的是奥尔加·赫尔曼，一个很有见地、思维敏锐的语言学家和记者，她正在看贝蒂·弗里丹的书。30多年前，在《女性的秘诀》一书中，弗里丹把家描写成全日制母亲“舒适的集中营”。
为什么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诱人职业的女性会选择重返“牢笼”呢？她们的选择对于现代家庭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讨论使男人养家糊口的传统主义支持者与日托和男女工作平等提倡者势不两立，这对于理解斯特罗恩女士所在的多伦多市中心街区，或者说实际上是遍及加拿大家庭所发生的一切是毫无用处的。在斯特罗恩女士所在的大街，没有哪位全日制母亲是传统家庭的拥护者。斯特罗恩本人是一位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她对国家支持的正式日托体系予以肯定，但她却不愿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日托所。当被问及对“传统家庭”一词作出迅速反应时，麦克唐纳这名前银行职员嗤笑说：“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家庭与弗里丹1963年敲响丧钟的传统家庭是类似的。这样的妇女并不罕见。调查发现，在整个西方世界，人们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既希望男女工作平等，又对每天把小孩交给别人照看焦虑不安。这在加拿大同样普遍。
杰奎·斯特罗恩和金·特罗洛普从不认为自己是传统主义者，比如，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在他们的儿子一岁的时候，他是一位工程师，在哈勃佛兰特一家影剧院上夜班，斯特罗恩女士则以部分时间打理她的刑法律师事务所，一时相安无事。斯特罗恩女士在法庭上为客户的案子展开唇枪舌战的时候，特罗洛普先生就在家里看儿子。后来，特罗洛普先生开始上白班，困难也就来了。于是她把律师事务办公室关了，在家开了个办事处，但由于膝下有幼儿，她的工作难以展开。
最终，斯特罗恩把业务停了，特罗洛普则在哈勃佛兰特找了个技术经理的工作，获得一份稳定但不很高的收入：年薪37000加元。 她的日托所的收入弥补了家庭开销。他们家有厨房、卧室、卫生间和一个小小的起居室，每月房租935加元。两个淘气的男孩， 加上斯特罗恩看管的另外三个孩子，使得本来就挤的房子连转身的余地都不多。他们的牺牲是巨大的。这种牺牲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她担心能否供得起孩子们上大学。
当解释为什么会选择在家看孩子时，斯特罗恩说：“这只是一种天性。如果他们不在我身边，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哪怕以后他们上全日学校了，她也希望在他们放学后，她能在他们身边，辅导他们做功课。现在，孩子们正在静静地各玩各的，大人们得以抽身在奥尔加·赫尔曼的后院里品尝咖啡。赫尔曼说：“一说到全日制妈妈，人们就会想我们在做我们的父母那辈做过的。但其实我们根本不是那样。”
在这些妇女和她们的母亲之间，曾有过一场现代女性运动。妇女羡慕男人的职业，男人羡慕女人的稳定。到80年代，“女强人时代”终于来了。1991年，加拿大70%的职业女性从事的是全日制工作，这一比例远高于欧洲大多数国家。男人仍不沾手家务活，结果女强人承受了超强度的压力。尽管女权运动在其大旗上写上“选择”两字，实际上她们别无选择。
赫尔曼女士说，没有什么比做一个母亲更难了。如果聚会上有人问她在干什么，而她回答说在家看孩子时，谈话就难以投缘。赫尔曼女士和她的邻居们发现，人们认为，全日母亲不会进行睿智老练的谈话，所以她们只好闭口不谈自己的情况。在政坛上看不到全日制母亲的身影是不足为奇的，不光政府把她们拒之门外，就连社会风气对她们也不太友好。在麦克唐纳女士的职业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妇女生了孩子后，要在几个月或一年内重返工作岗位。但越来越多像赫尔曼这样的妇女坚持，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就在家里看孩子。赫尔曼说：“这是一个充满感情的选择，我知道，和母亲在一起的孩童时代是弥足珍贵的。”
赫尔曼是个现代女性，上过大学，获得语言、文化及翻译学士学位，通晓四国语言，后来又获得了新闻学证书。但这个现代女性的生活并没有按计划发展。她说：“我走了回头路。我还来不及想象我会结婚就结婚了。我以为自己在30岁时能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25岁就结婚了。”34岁时，她已是丹尼尔和两岁的杰克的母亲。同一条大街上的其他妇女如麦克唐纳等在当母亲前曾有过10年的工作生涯。为人之母最大的挑战是在孩子上学前以及在他们发展起自己的影响圈子之前向他们灌输道德价值。正像赫尔曼所说的：“我希望他们知书达礼，懂得自尊和尊重人。这是我的优势所在，我想一个保姆或日托工人是不会有这样的动力和觉悟的。”
所有全日母亲都必须面对失去与人交流有时甚至是沉重的日常家务重担所带来的压力。赫尔曼说，如果没有一个全身心投入的伴侣，她将难以胜任这项工作，她们需要歇口气。10年前，赫尔曼女士和丈夫帕特里克·赫尔曼在法国相识后一起从德国移居加拿大。她丈夫是个计算机咨询员，下班后和她一起分担家务。赫尔曼女士并不认为在家当一个全日制母亲是一种个人牺牲。她写道：“母性与个人雄心之比是女性二难境地的核心。”她曾想过要生三个孩子，但现在已决定到此为止了。
摘自《环球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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