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文章流变与六朝小说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文章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关于六朝小说形成的文体渊源，从鲁迅以来，学者们从诸子文章、史传文学、神话传说及诗赋文学等文章样式上寻根溯源，厥功甚伟。然而笔者以为任何一种文体，其形式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永远处在活跃的律动状态之中。假如这个立论不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先秦诸子文章、史传文学、神话传说及诗赋等文章样式各自的文体演变趋势与走向怎样？这种趋势和走向与小说（尤其是六朝小说）的生成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会促使我们对于六朝小说的文体起源问题的认识向纵深发展。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先秦诸子、史传文学、神话传说及诗赋等文章样式的共同演变趋势就是从严谨走向松散，从凝固走向自由，而这些恰恰为小说的生成创造了天然的契机。作为这个总体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现从先秦诸子文章演变与小说生成的关系谈起。
从小说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与小说的产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诸子群书。前贤及时下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论著谈到中国小说的起源也往往将子书作为形成小说的源头之一。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只是在诸子与小说间外在联系的静态对比中去考察二者的渊源关系，而没有注意到从子书自身的演变的趋势中去捕捉小说产生于子书的必然性，更没有注意到将这种内在演变趋势与二者外在联系的结合上去探索小说得以萌发的契机。令人难解的是，诸子群书对小说产生的影响是从两个方面实现的，而且这两个方面又几乎是截然对立的。
一、诸子群书从“纯粹”走向“舛驳”的功效
首先，从小说的最初问世来看，小说可以说是子书的副产品或末流的产物。而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子书的流裔，是因为子书本身就具备小说传闻的因素。
在今人的心目中，子书的地位似乎和经书一样的令人敬畏，其实子书是对经书的阐释及因此而产生的流变。班固说：“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蠡出，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注：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类跋语。）姚明煇《汉志注解》对此解释说：“古者官师合一，私家无学。及王道既微，官失其守，始有私家之学。故天下有道，则学在上；无道，则在下。至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乃悬格以待学者，而诸子专家，于是乎起矣。”（注：引自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章学诚说：“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这就是说，经书与子书的根本区别，在于经书为官学的经典著述；而子书则是礼崩乐坏后众人解释群经的私人之学。诸子作为私人之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强调主观见解，而无心顾及其公允性。为了达到让诸侯国君接受的目的，子书的作者们竭力渲染发挥其所要阐释的道理，以期充分表达自己的主观见解。如同章学诚所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注：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这“以意僭之”，就难免要带有一些主观色彩的渲染成分。而渲染发挥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要用人间已经或可能发生的故事去说明其要阐述的道理。诸子散文中使用故事来揭示某种道理的方式和手段每每可见。也就是说，“近取譬论”的方法绝对不是小说家的发明，而是诸子普遍采用的。不使用寓言譬论来说明道理的诸子著作，倒是极为罕见的。
当然，诸子中寓言和譬论方法的使用，也有一个从少到多，从约到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走向趋势，恰好为小说的萌发提供了契机。刘勰关于诸子产生演变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个走势的理解：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
逮及七国力政，俊乂峰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余荣矣。暨于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余家矣。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从刘勰描述中可以看出，子书最初产生于鬻熊以“余文遗事”的方式，向周文王讲解“道”的原理。也可以说，它是依附于经书的副产品。但随着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局面的出现，国君们需要各自不同的治国道理，这也就给诸子的随意讲解创造了条件，子书渐渐脱离了经书，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到魏晋为止，年代越晚，距离经书的笼罩也就越远。子书的基本要素有两项，一是讲解道理，二是“余文遗事”和“谰言”、“琐语”的表述方式。年代越早，子书中讲道理的成分就越多；年代越晚，子书中“余文遗事”和“谰言”、“琐语”的成分就越多。而在刘勰看来，讲道理才是子书的本分和要义，“谰言”、“琐语”是子书流入歧途的表现。他说：
其纯粹者入矩，踳驳（今作“舛驳”）者出现。《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者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天倾折地之主，此踳驳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所谓“纯粹者”，就是像《荀子》、《吕氏春秋》这样以讲道理为主的子书正宗；而“舛驳者”，就是像《列子》、《淮南子》这样传闻故事较多的子书异端。
如果把诸子群书从“纯粹者”向“舛驳者”演变的趋势与小说的产生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小说作为一个文类的出现，正是诸子群书这种演变趋势的必然结果。班固之所以把小说家列在诸子略而没有放在其他部分，就是因为他既看到小说脱胎于诸子的亲密血缘关系，又看到小说不同于诸子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诸子虽然有“谰言”和“琐语”的成分，但毕竟是讲道理的附庸，说理才是它的第一要义；反之，小说虽然有说理的成分，但它已经被那些“谰言”和“琐语”所淹没，“谰言”、“琐语”成了它的首要特征。千百年来，小说一直被正统文人指责为“失实”而羞于登大雅之堂，殊不知“失实”不但是小说从子书中承袭下来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小说得以脱胎于子书，并最终自成一个文体类型的先决条件。小说与诸子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不“失实”不得以成小说；同样，“失实”如果仍然为书中说理的手段，同样不能成为小说（注：因此，子书中有些内容虽然失实，但它是作者说理的铺垫和譬论，其落脚点还在说理。这样的书仍然属于子书而不能叫做小说。像《晏子春秋》虽然不乏幽默俏皮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后面，都有作者所要提出的中心议论，并以此成为该书立世之本。所以历代书目从未将其列入小说家类。有些学者只看到《晏子春秋》前面的传闻故事，忽视了后面的中心议论，便简单地将其称之为“最早的小说”，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列子》和《淮南子》（包括《晏子春秋》）尽管受到“移山跨海”和“天倾折地”的指责，但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列在小说家类。
二、子书说理本体的延续作用
其次，小说作为子书的流裔，它必然要牢牢地打上从母体带来的胎记——子书的说理意味。从庄子到《隋书·经籍志》，尽管人们对小说性质及功能的认识相距甚远，但有一点却几乎始终没有变化，这就是对小说说理功能的认识。庄子笔下的“辁才讽说之徒”以其“饰小说以干县令”的举动遭到“其于大达亦远矣”的否定，但他们是以小行小言达到说理求名的目的，却是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注：《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成玄英疏：“干，求也；县，高也。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问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以后从桓谭到班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认识小说，都没有离开小说的说理功能。像桓谭所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李都尉从军》“袖中有短书”句，李善注引桓谭《新论》。）桓谭从内容到形式等各个方面来分析小说的各种特征，最后还是落脚在“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上来。以后，是否“有可观之辞”一直成为衡量小说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儒家文学思想中实施“教化”功能的普及和推行手段，这种注重小说中说理功能的传统是“文以载道”思想的具体表现。所以尽管小说家从诸子中脱胎而来的重要变化是以“谰言”、“琐语”的手段使小说从诸子中分离出来，成为自张一军的新文类，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小说与诸子的说理功能也同时告别。这不仅是整个文言小说作家的基本写作动机，就连白话小说也深深受此影响。唐代刘肃在其《大唐新语后总论》中说的话很能代表这种认识：
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周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赘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谋，重文德也；不褒纵横之画，贼狙诈也；刊浮靡之辞，归正也；损术数之略，抑末也。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纤微之善，罔不备书。百代之后，知斯言之可复也。（注：据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本《大唐新语》。）
翻开明清时期许多白话通俗小说，从书名到序言乃至书中内容，也往往充斥同样或类似的见解。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冯梦龙为其《三言》所起的“喻世”、“警世”、“醒世”的良苦用心。
同是受到诸子的影响，一边是记载“余文遗事”的“谰言”和“琐语”，一边却是“治家理身”的“可观之辞”。这看来是截然对立的矛盾双方何以会统一到小说的世界中来，它又揭示出怎样的文学规律或道理呢？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诸子小说的嬗变过程中，变的一方是诸子中以“谰言”、“琐语”为主的譬喻手段逐步演变为小说中基本的记录与叙述方法，也就是刘勰所说的诸子散文由“纯粹者”向“舛驳者”的过渡，对诸子而言，这样的流变也许有失尊严、有失体统，然而对小说而言，这却是难逢的机遇，成为小说生成极好的生长促进剂。小说中那些“丛残小语”、“街谈巷语”的传闻故事，其专利权并不属于小说家，而是小说家的母体——诸子散文的流变中生成的异端。小说家不过是承其余绪后又继续加以变通而已（注：关于诸子散文中那些具有小说意味的寓言故事与叙述方式的例子，在前贤及时贤有关小说起源的论著中比比可见，在此恕不一一胪列。）；与此相对，不变的一方则是诸子中的说理内核。从诸子散文到小说，尽管文章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为子书的重要特征，说理的内核却始终没有本质的变化。这一点，似乎毋庸多言。需要言及的，倒是小说在这个变与不变、继承与革新的演进中自身的生成走势。
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来看，最初获得小说资格的那些典籍，作者的本意似乎并非要写出一部小说作品，可能还是要写阐发道理的子书。只是由于他们的书中有了“谰言”、“琐语”这样的“舛驳者”，所以才被班固从诸子九流中拉了出来，打入另册，置于小说家中。因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典籍的文章特征更接近子书，而距离后来的小说特征较远。对此，明代胡应麟曾明确指出：“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又《务成子》一篇，注称尧问；《宋子》十八篇，注言黄老；《臣饶》二十五篇，注言心术；《臣成》一篇，注言养生；皆非后世所谓小说也。……又《青史子》五十七篇，杨用修所引数条，皆杂论治道，殊不类今小说。”（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这些典籍何以不类后代小说，倒是接近当时子书之流？就是因为班固衡量这些典籍的标准，不是从今天的小说文体概念出发，他是以保持“纯粹者”为本分的正宗子书作为衡量坐标，将那些流于“舛驳者”的子书贬为小说。那些书的很多作者本来就没打算写小说，是班固硬把人家从子书的队伍中推了出去。这一为子书清理门户的举动无意中倒为小说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既然小说的文章特征就是“谰言”、“琐语”的“舛驳者”，那么《汉书·艺文志》所录小说家的作品显然“舛驳”得还不够，还应当继续“舛驳”下去，才对得起“小说”这个称号。所以，将六朝时期的志人、志怪与《汉书·艺文志》所录作品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六朝志人志怪的“舛驳”成分显然已经大大超过了《汉志》小说。这正是人们沿着“舛驳”这条路走下来的结果。因此，子书中的“舛驳”因素的出现，于子书的功过虽不敢遽定，但于小说的生成确乎是功莫大焉。（注：正因为班固是从为子书清理门户的角度来为小说定位，所以以今天的小说观念来看，他的小说概念是有小说之名而无小说之实。而当时真正较多具有今天小说因素的神话传说及志怪故事等，却没有取得小说的资格。这就造成历史上小说之名与小说之实由最初的分离状态逐步对接融合的态势。参见拙文《六朝小说概念界说》（待发）。）
三、诸子文章对小说生成的具体作用
那么，诸子散文中所谓“舛驳”的“谰言”、“琐语”对小说生成产生的作用具体是指什么呢？
首先是寓言故事。关于寓言对小说形成的重要影响，前贤多有论及，重复的部分兹不赘述。这里要说的几点是前人不大留意的地方。其一，诸子寓言在对小说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其性质和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诸子散文中，寓言作为一种说理的辅助手段，是处于从属的位置，因此才被称之为“舛驳者”；而当它被小说家吸收后，寓言作为一种叙述方式，已经由从属位置上升到主体地位。实际上就是说理成分的淡化和以故事因素的取而代之的转变。比如《孟子·离娄下》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是为了说明“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稀矣”这样的道理。尽管故事本身已经具有很强的情节性，但作者出于说理的基本初衷，还是要把它所蕴含的道理再明确地点出。而到了小说家手里，既然把故事本身视为目的，那么故事后面那些说理的话似乎已成蛇足。如邯郸淳的《笑林》中“鲁人有执长竿者”讽刺那些自作聪明、不懂装懂的人，也有很强的哲理性，但它的哲理仅仅是蕴含于故事之中，没有另外再加上任何解释说明。也就是说，说理已经从主宰地位降而为隐含在故事的韵味之中了。
其二，由于寓言性质与地位从附庸上升为主体，那么由此而导致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小说家从寓言那里学到了如何自觉地进行虚构和想象。这个问题如果和神话传说相对比，就会看得更为清晰明了。神话传说和寓言对小说的共同影响是其虚构、夸张和想象的手法。但相比之下，神话传说的虚构、夸张和想象是人类处于童年时期在蒙昧的状态下以不自觉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它是原始、粗糙和质朴的。而寓言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产物，因此它的虚构、夸张和想象也就进入到自觉、精致和高雅的阶段。和神话传说的故事相比，寓言的故事明显带有作者自觉雕琢和加工的痕迹。比如同样是反映人类战胜自然的愿望，“精卫填海”、“女娲补天”表现出人类对自然的无知、恐惧而产生的战胜自然的美好理想。它粗犷、质朴，看不出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而“愚公移山”则充满人类对自然的理智判断和必胜信心，连解决矛盾的方法（上帝派夸娥氏二子背走二山）也显得那么富有人工雕琢的戏剧性。所以，寓言的“舛驳”走向虽然受到诸子学者的指责，但给小说家提供的人类进行艺术思维的方式和营养却是更加切近文学本质，使其作品更体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意味。这也是寓言对小说生成所起到的重要杠杆作用力。
其次是假设客主、虚造情境的手法。诸子文章的核心是说理，但很多子书为了加强文章的雄辩力量，都虚构出一个特定的论辩环境，并假设出客主二人对话的场面，以利于作者随心所欲地驰骋口才，纵横捭阖，达到说服人主的目的。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仍然是一种行文的材料、构架和“舛驳”的手段。但因其确实非常有效，所以它逐渐地为越来越多的策士所使用。关于这一方面对小说生成的影响，也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从诸子文章的演变态势来看，这种手法使用得是越来越广泛、精致，因此它为小说家所用是一种必然趋势。《孟子》散文中就有不少问答体，像《梁惠王上》中的“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与齐宣王的问答对话，《滕文公上》中“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一篇孟子对陈相的驳难等。但一般来说，《孟子》文章中这种问答体只限于一篇文章中一对客主，因此还稍嫌呆板。而《庄子》在这方面就更加自由随意。以《逍遥游》为例，为了自由表达思想，庄子在这一篇文章中就设计了四组客主问答。先是蜩与学鸠的对话，然后是汤与棘的问答，接下来又是肩吾问于连叔的故事，最后由庄子与惠施的对话结束全篇。其中既有童话性质的动物问答，又有作者本人的直接参与；既有历史人物，又有虚构人物。如此活跃的思维方式和广袤的想象领域，无疑会激发小说家的思维活力和开拓他们的想象空间。二是诸子文章的这一营养又经过了赋体这一纽带的过滤，然后才更多地为小说家所吸收。（注：关于辞赋对小说的生成影响本文作者将另文论述。）第三是言约旨远、韵味无穷的辞令之妙。这是说理文章的本质属性对叙事文学的渗透。前面所讲的寓言故事和假设客主的手法都是诸子一类哲理文章中的叙事成分，而这里所讲的辞令却是说理文章的固有属性。换句话说，诸子哲理文章中的“舛驳者”固然是小说生成的温床，但其所谓“纯粹者”也并非与小说水火不容，而是关系密切。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录体的影响，以《论语》为代表。作为孔子的言行录，《论语》既不象《庄子》、《孟子》那样长篇大论，也不象《左传》、《史记》那样记述历史事件的全部过程。它只截取孔子生活中的言行片段，将其凸现。其优点是能够集中概括和突出孔子的思想要点。这种体载不仅为后代的子书所继承，而且也演化为文言小说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像《语林》、《世说新语》一类的记言体小说，实际上就是搬用《论语》一类的语录体而成（注：这种体制的小说后来一直代不乏作，唐代有《隋唐嘉话》，宋代有《续世说》，明代有《何氏语林》、清代有《今世说》，到民国初年还有《新世说》等数十部同类作品，构成一个小说品种。参见拙著《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二是具体的语言辞令，它散见于诸子文章的精彩部分中。其本身一般不具有叙事属性，但之所以能够对文言小说产生影响，关键在于它的凝练而意味深长的语言成就。小说虽不是哲理文章，但毕竟是语言艺术，所以吸收哲理文章的精彩语言乃是它的睿智抉择。这些对后代小说产生影响的语言辞令一方面是指诸子文章中隽永而富于哲理的警句名言，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世说新语》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一类名言正是此类警句之余绪；另一方面，它又指对话时敏捷而尖锐的语锋。像《孟子》的“以五十步笑百步”，《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子关于“知鱼之乐”的争辩，对人们进行论辩的思路及反应都极有启发作用。《世说新语》中很多清谈中语锋凌厉的故事，当与此有密切关联。还应看到，诸子辞令之妙对小说的影响与史书一类叙事散文对小说的影响在性质上迥然不同。叙事散文的影响表现在具体的事件过程记述的技巧，而诸子哲理散文则重在语言内涵的深厚凝重而又简达晓畅。如果前者是一种写实的技巧，那么后者更接近于诗意的境界。有人将二者分称为“记实性”记叙和“写意性”记叙，当是中肯之言。（注：参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二章第三节，三联书店1994年版。）
郭绍虞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文体演变的趋势时说过：“庄、列寓言，赋家取之，成为假设问对的布局；小说家取之，即为神话传说的基础。至其虚构的设想，更是给小说家志怪传奇以帮助。《庄子》第一篇即言：‘齐谐者志怪者也。’若使果有齐谐这部书，则是哲人的文学采用志怪的小说，所以递为因果，后世小说亦有导源于哲理文的可能。若使没有齐谐这部书，也可知志怪小说的产生，导源于哲人的想象。……哲理文嫡系的演进，成为论辩序跋等类的文字；其旁系的演进，一方面足以助辞赋之体制，一方面足以助小说之萌芽，其演进的趋势也都有语体化的倾向。”（注：郭绍虞：《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原载1926年中州大学《文艺》一卷二号，后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正是从诸子散文演变趋势的角度来认识小说生成的源头的。这里尽管尚未从诸子哲理文章自身“舛驳”的走向上来阐释其对小说生成的影响，但在七十年前的文章中，就已经道出当代许多小说研究专家所未悟出的有关小说文体生成的真知灼见，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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