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对外贸易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贸易论文,试论论文,新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具体分析了世界贸易中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这种新的国际贸易模式，指出我国对外贸易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调整传统的贸易方式，充实新的国际贸易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比较成本差异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按照此原理我国应以价廉丰裕的劳动力资源为贸易基础，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需求弹性低，发达国家对其进口限制越来越多，来自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日渐激烈。依靠原有的贸易基础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
在绝大多数的制成品贸易中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2／3比重的部门内贸易和发达国家间贸易的产生基础就可以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来解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已经取代比较利益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基础的主流。因而在谋求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利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无疑是关键。我们应该通过在规模效应明显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中实现规模生产和经营，加强产品差异化，实现产品出口，以产业结构促进贸易结构的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同贸易结构的相互适应和动态合理化。
二、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国际贸易
规模经济指的是随着生产或经营规模的扩大，单件产品平均成本不断递减的现象，又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中表现为向右下倾斜。规模经济广泛存在于企业生产和经营中，可以分为三类：内部经济、外部经济和聚集经济。内部经济是由厂商本身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使得生产平均成本下降生产效率提高而产生的，具有内部经济的行业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行业。外部经济指单个企业本身规模不变而由于其它厂商规模扩大而获得生产效率提高成本下降而产生的规模经济，它是与完全竞争相容的以外部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情形。由许多厂商聚集在一起而产生的其中单个厂商生产效率提高而造成的规模经济称为聚集经济。这些厂商往往有共同指向如专业化分工体系、工业基础设施的共同使用等。企业集团由众多企业聚集而形成规模经济可以归入此类。由于外部经济和聚集经济的存在使得小规模企业也能享受到规模经济的益处。
现代的国际贸易由二大部类构成：产业间贸易和部门内贸易。前者指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的贸易。后者指一个国家既出口而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以比较利益为基础对产业间贸易的产生给予了完美的解释。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到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是从差异国家不同部门不同类别商品间的交换来研究国际贸易的成因。认为各国应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开展国际贸易。战后，随着经济发展，贸易更多地在比较利益类同的国家在同一部门内部进行，传统贸易理论对这类贸易的成因难以给予恰当的解释。
在追寻部门内贸易的成因过程中，各国经济学家眼光移到了规模经济上来。其实贸易同规模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经济学家早已经意识到。俄林在其名著《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指出：即使在封闭的情况下，两地区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完全一致，但这时若一个地区生产存在规模经济也会引起持久互惠的贸易[①]。局限于当时理论水平和贸易发展水平，传统贸易理论对该问题的研究是相当表面化的。
在对部门内贸易的成因进行的研究中，格雷（GRAY）和戴维斯（DAVIES）、克鲁格曼（P·CRUGMAN）等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是部门内贸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其中尤以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学说”最成熟和具有代表性。该理论抛弃了传统理论中理想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而构造了与现实更接近的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在该模型中，厂商生产各式差异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需要。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企业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是其产量的递减函数。面对国内市场某些产品需求有限，因而任何国家不可能也不会囊括一个行业中全部产品生产，使其生产在高成本条件下进行，它只能生产符合本国大多数消费者偏好的需求量较大的产品，同时出口部分产品满足国外少数消费者的需求，类似国内少数人偏好可以通过进口来满足。这样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在国际贸易和分工成为必然。通过贸易国内厂商面对的是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的总和，生产规模扩大，产品平均成本下降，国际竞争力加强。消费者通过贸易能够以更低价格获得同类产品更多品种的消费，同时通过贸易国内厂商必须面对来自国外的同类产品的竞争，可以减轻由于规模经济而造成的不完全竞争效率降低的问题。
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强调的是不同类别的产品之间的差异而假设同一部门内的产品都是均质同一的，这种现象只是粗略地存在于农产品、矿产品等少数产品中。实际上，在工业制成品中，同一部门内产品差异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正是在克鲁格曼的模型中垄断竞争所包含的假设前提。产品差异可以分为两类，垂直差异：按同类产品在档次上的差别；水平差异：指档次相同的同类产品在规格款式等细节特征的差异。因此产品差异涉及到产品的方方面面，可能是在价格、质量、商标、包装等方面的不同，也可能是由于销售服务、广告宣传等方面的差异，甚至是人们主观想象上的差别。由于产品差异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规模经济同产品差异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必然的联系。由于规模经济的要求，形成了一国国内一家或几家大企业生产有限系列同类产品的局面，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全部需求。产品差异促使企业走向大型化专业化，同时又为生产者相互竞争提供了空间，为消费者多样化的选择提供了物质保证。产品差异可能有利于产品销售也可能相反，规模经济有利于形成良性产品差异，大企业大集团在广告宣传、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方面具有实力和费用节约上的优势，产品更有品牌、信誉、服务等良性差异性。产品良性差异性无疑增强了贸易开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规模效益的产品差异的双重作用下，部门内贸易产生成为必然。
在克鲁格曼的理论中，论证了新的贸易基础，但它并未否定传统贸易理论关于贸易基础的论述，只是将比较优势绝对优势理论应用到部门内贸易上来。由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的并存，在世界范围内，一国在同一类产品的某些系列上形成了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而在另一些系列上处于劣势，因而国际贸易成为必然。只不过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在这类贸易中资源禀赋差异作为国际贸易基础的作用减弱了，在某些行业中，一国优势的形成不再完全依赖资源的丰裕度，而更多依赖于国内需求、政府干预等偶然因素。
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通过产生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发生作用的，因此它们并非只作用于部门内贸易，同样它们也会导致部门间贸易。我们在同样的假设前提下，假定甲国利用规模经济在同一个行业的某些系列中取得优势，乙国在另一些系列中有优势。但两国相互需求处于不对称的状态，甲国消费者只偏好本国产品，其需求区域局限于本国生产的系列。而乙国对甲国产品需求较强烈，因而甲国只向乙国出口该类产品而不进口。甲国进口产品中更多的可能是生产该类产品所需的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或资本产品。对甲国来说，贸易并未在部门内而是在部门间进行。日本的贸易格局恰好能说明这一问题，日本从其它国家进口初级产品，依靠利用规模经济形成的制造能力上的优势，向发达国家出口汽车、家电等资本技术密集的产品，而很少从其它国家进口同类产品。因而日本的部门内贸易指数只有26%（1978），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②]。此外，规模经济带来的一系列益处可以使得强者愈强，扩大贸易国之间的比较利益差距，使得贸易在更大规模上面进行。
事实证明，一国在某些行业中不必拘泥于静态比较利益的观点，可以通过利用规模经济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一个后进国通过政府的保护和扶持集中有限资源在一个或几个规模效益明显的行业中，在较短的时间内成长达到有效发挥规模效益的程度，可以变比较劣势为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从而从一个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这一点在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事实的验证。其中韩国汽车发展史尤为典型。80年代的韩国同发达国家相比无疑是资本稀缺技术落后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理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韩国并未局限于此，它利于国外贷款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建立了现代等几家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汽车企业。以低工资弥补高资本价格的缺陷，生产出性能好、价格低廉的产品逐渐实现出口。到1986年仅现代公司向美国出口轿车就累计突破100万辆，1988年现代公司在美国进口轿车市场上销售量一度超过日本占居首位[③]。同时韩国本身很少进口汽车，实现了汽车的净出口。
发展中国家如果拘泥于静态比较利益原理开展国际贸易，发展比较优势的产业，压缩没有比较优势的部门，那么发展中国家只能永远依附于发达国家。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贸易基础的存在各国无需以牺牲某些产业部门的发展为代价获得国际贸易利益。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在某些规模经济明显的相对落后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中实现有效的规模经济，争取动态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同发达国家竞争。发展中国家可以避免由于参加国际贸易和分工而造成产业结构的滞后。同时对单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在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实现更有效的规模生产和经营，无疑可以增强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三、我们面临的现状与对策性思考
近期我国出口增幅不断下降。从表面上看应归咎于汇率升值、退税率下调等不利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其实我们应从更深层次找原因。
改革开放后，我国突破了对外贸易属于互通有无的自然经济思想的束缚，开始重视外贸在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我国对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错误指导思想下形成的畸形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优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吸纳劳动力多的轻工业。不仅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由于我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潜在比较优势得到了发挥，纺织等轻工业出口推动了我国外贸事业的迅猛增长，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也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制成品为主的转变。199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808.6亿美元，为1978年的13.6倍，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排名从1979年的32位一跃上升到1993年的第11位并稳居至今[④]。无可否认十余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的可喜进步是我们按照比较利益原理进行贸易的结果，在我国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轻工业优先发展的那段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同我国贸易结构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进入90年代我国发展重点转移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上来。而我国出口商品中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唱主角，贸易结构的调整显得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同贸易结构严重脱节，二者急需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
无视产业发展的要求，拘泥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为指导的外贸模式，不仅外贸事业本身难以保证持续健康的发展，而且还使整体经济发展受到钳制。在世界贸易格局日益出现深刻变革的今天，传统的贸易模式和贸易基础正受到严峻的挑战。
其一、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增长缓慢，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受产品性质所限，这类产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需求弹性小，对价格和收入变动反应均不敏感，不可能有太大增长。同时由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更加限制了需求的增加。近年来，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加以种种限制，其增长的空间更加狭小。
其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恶化。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是各发展中国家争相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供给增长迅速。因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很难上涨。我国外贸企业竞争主要以价格竞争为主，降价不仅不会带来预期的收益上涨，反而使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屡遭反倾销投诉。
其三、现有比较优势难以成为长远依托。一方面表面上我国人口众多，工资低廉，但劳动力素质差，“隐形失业”仍很严重，从劳动价格比来看，所谓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仍需验证。另一方面，随着较我国更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介入国际竞争及伴随着经济发展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工资低等优势将会很快地消失。
总之，依托现有的贸易模式是难以突破对外贸易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屏障的，传统的贸易发展战略亟待调整。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为基础的贸易发展为我们参与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新的贸易基础，推动规模效应明显的支柱产业主导产业产品的出口，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同贸易结构的相互适应和动态合理化，以产业结构促进贸易结构的升级，建立新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贸易部门仍应立足于充分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通过现有出口产品的规模生产和经营以及产品差别化，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提高产品竞争力，挖掘发展潜力。从中期看，应着眼于在相对落后的主导和支柱产业中利用规模经济增强产品差异，创造新的贸易基础，实现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引导和推动我国企业加入国际贸易的新潮流中。我们今后工作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实现产业组织政策，利用规模经济
实现规模经济政府干预是最佳途径。当然政府干预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财税、金融等产业政策间接发挥作用。我们要实施促进企业兼并或联合的政策，实施专业化分工协作政策，实施促进技术进步政策，实施行业进入壁垒政策，实现企业或集团的大型化。在国际竞争中大企业大集团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我们应鼓励企业间的兼并联合，实现资本集中和企业资产重组，建立我们自己的一流的大公司大集团。企业大型化必须建立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通过分工协作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使得小企业也能达到最小最佳规模，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同时大规模大批量生产总是同新技术、新工艺、新原材料、大型专用的先进设备联系在一志的，我们必须通过自行开发或引进促进技术进步。此外，我们必须制定行业进入壁垒，避免过度竞争。
（二）集中实力，增强产品差异化
通常为了利用规模收益递增的有利条件，出于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的考虑生产者不愿生产过多的品种，而是把产品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广告宣传、商标、售后服务等细节上，这些差异同样能够保证国际交换成为可能，此外广告宣传、品牌等差异化环节在整个产品增值链中常常处于增值幅度最大的环节。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象广告宣传、建立销售网络等活动投入十分巨大，一般中小企业很难承担，所幸其规模效应十分明显，其费用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摊到产品中去，因此在产量很大的情况下，单位平均成本十分微小，我国企业分散弱小难以跨越这一领域的进入壁垒，我们应通过建立企业集团，把大中小企业集中起来，实现聚集经济，集中实力，建立或增强产品的良性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