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城乡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02）04－10－05
我国经济增长已进入需求制约阶段。作为社会总需求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需求不足将构成影响与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消费需求不足是多方面和各种复杂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因素的沉淀，也有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实因素的影响。其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日趋强化是造成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应着眼于弱化和消除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的日趋弱化以至最终消除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和根本动力源。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是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城市和农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起来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未得已消除，反而具有日趋强化的趋势。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建国后，我们长期实行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方式，依靠农业为工业化积累了巨额资本，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形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由于农村率先进行了体制变革，国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因素，这种差距曾一度有所缩小。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57倍，1985年一度降低到1.86倍。但从80年代后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扩大。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2倍， 1997年拉大到2.47倍。近年来，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拉动内需。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在城市起到较为明显的效果，而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却比较微弱。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积极财政政策筹集的国债资金用于农村发展的部分相对较少，加之国家取消了部分农产品保护价，农产品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大量外国农产品的涌入，使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98－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458元、5888元和63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2210元和2253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的各种补贴和劳保福利，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拿出相当大的部分用于生产性支出，那么，上述收入对比关系会进一步拉大。此外，我们还可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数额的对比中进一步观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参见下表：
1978－1998年我国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比较 以农村居民年末储蓄为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课题组《正视现实，反思差异》，载《调研世界》，2000年第10期）
根据刘易斯“二元结构劳动剩余模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有着不可逆的因素，但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国外有关数据相比较发现，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按国际一般情况， 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 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 另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 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在中国， 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边界“不是海滩而是峭壁”（刘易斯语）。
日趋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总人口在收入和财产分配与占有的金字塔状格局。按照最简单的划分方法，把人均收入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层次，高居金字塔顶端的是少数主要来自于城镇的高收入者，位列中层的主要是多数城镇居民和少数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在金字塔底层的低收入者人数最为庞大，主要是多数农村居民和少数城镇低收入居民。这种金字塔状收入分配格局的突出特征是低收入人口数量庞大，中等收入人口数量较少，缺乏稳定的数量较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其直接后果是与庞大的人口量相比，消费需求相对较小，造成居民消费率偏低，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下降。1981－199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由53.1％下降到47.5％，最终消费率由63.5％下降到58.8％。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1997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1000 美元，但我国居民消费率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根据国内学者研究，在居民消费率与国际水平偏低的14个百分点中，在64.29％（9个百分点）可以用城乡不合理差距来解释。居民消费率过低，使我国最终消费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下降。通过相关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城镇居民消费份额多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导致最终消费份额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份额的相对下降。这种状况造成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下降。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动，90年代后，曾一度降到了20％多，除个别年份外，一直在低位徘徊。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
（资料来源：转引自马洪、王梦奎主编2000－2001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说，最终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那么，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需求水平则是保证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的关键，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根源则在于日趋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关系社会公平，更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消费需求以及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极为广泛，仅从对消费需求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造成整体消费需求水平偏低，形成“大国小市场”。在日趋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低，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及消费水平不断拉大。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低收入群体的普遍存在，造成我国整体消费需求水平偏低，难以适应经济增长对消费需求扩张的要求，使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庞大，消费需求的绝对量虽然比较大，但人均消费需求水平则比较低，是典型的“大国小市场”。从长期来看，要提高总体消费需求水平，拉动内需，必须在提高城市居民消费需求水平的同时，千方百计促使农民增收，使农村居民消费需求这一潜在市场现实化。根据有关专家研究测算，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还不足40％，如能提高到50％，就能拉动经济增长8000多亿元。这表明，近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开拓，将在一个长期过程中提供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二是降低社会居民消费倾向，影响投资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关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92，至1998年降为0.80，同期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从0.85降为0.74。其变化如下表：
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年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1981 0.920.85
1986 0.890.84
1989 0.880.89
1991 0.850.87
1995 0.830.83
1998 0.800.74
（资料来源：韩继志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通货紧缩下的消费规律》）
我国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固然与这一时期收入水平提高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理由。从上表中可以看到， 20 世纪80年代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没有出现大的明显变动，农民的消费倾向甚至略有提高。但在进入90年代后，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95年以后，下降趋势明显加快，尤其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幅度更大，1995—1998，下降了0.09，而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幅已明显放慢。事实上，弗里德曼永久性收入理论可以解释这一问题。该理论认为，消费者在选择其消费水平时，不仅会考虑当前收入，也会考虑长期收入预期变化，消费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因而收入不稳定的人，其现期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农业本身的弱质性、日趋沉重的市场压力、政府转移支付力量的薄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甚或近于空白、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困难、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使农民收入增长面对着比城市居民更多的不利因素，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居民传统的消费心理，使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成为必然。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幅度下降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不仅影响了这个社会消费需求水平，还通过社会“乘数效应”的降低，制约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乘数理论表明，乘数的大小与边际储蓄倾向成反比，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乘数的大小和国民收入产出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是广泛和深远的。
三是导致消费结构断层，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消费水平的提高不仅表现为原有消费数量的扩大，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换代。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除在80年代初期有短时期幅度较小外，其余时期都明显地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同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是沿海省份和大城市郊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导致城乡消费结构的巨大差异。从综合反映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来看，城镇居民1978、1997和2001年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46.4％和37.9％，农村居民1978、1997和2001年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67.7％、55.1％和47.8％。两者在20多年中虽然下降幅度大致相同，但由于农村居民改革开放初期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极低，后来两者差距又并未缩小，相差将近10个百分点。所以按照联合国将恩格尔系数作为划分国家（地区）贫富的标准的话，两者相差一个等级。从城乡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的档次和数量来看，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家电产品的拥有率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平均百户家庭的彩电、冰箱的拥有率分别为111.6台和77.7台，千元级消费品已基本饱和，正处在向万元级、十万元消费品跃升的积蓄和准备阶段。而农村居民彩电、冰箱的拥有率分别只有38.2％台和10.6台。据测算，农村居民彩电、冰箱等传统家电产品的拥有率要达到城镇居民的水平，至少还需10－15年的时间。这样一来，本应成为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后续消费阶段主力的农民，相当多的家庭因收入增长缓慢和负担过重，购买千元级耐用消费品的能力还比较低。上述情况表明，作为二元经济特征的城乡差距的存在，使城乡居民无论在收入水平、消费倾向、生活习惯，还是文化心理、生活背景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城市与农村两个市场在相当程度上不具有互补性和承接性，很难形成此消彼长的局面，甚至发生市场“断裂”。在城镇市场上已经基本饱和的耐用消费品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使得以新兴耐用消费品为主要对象的需求量，不仅在时间上变得十分集中，而且在规模上变得十分狭小，从而缩短了产品从供不应求到相对过剩的过程。目前工业消费品积压与“过剩”是农民收入过低和消费水平过低，工业消费品失去农村广阔市场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是农村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再加上城镇家庭总体上正处在向更高层次消费结构积蓄力量的阶段，致使整个市场缺乏消费热点。消费的无热点导致投资无热点，必然制约经济增长。
三、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思路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弱化和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也应从多方面着手。从长远来看，必须把握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城镇化总是伴随着工业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又推动着工业化的前进和发展，因而其本身也就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人口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列宁语）。相对于工业化发展水平，我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均GDP 的巨大增长而获得相应提高，致使城镇水平越来越滞后于人均GDP水平。 目前我国工业增加值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多，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也占到了全社会劳动力的50％以上，但城镇化水平只有30％多。根据国际城镇化经验，当一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1000美元时， 其城镇化发展的合理水平为40－45％。如果低于40％，应属于城镇化发展水平偏低的一种发展类型。我国目前就属于这种类型。城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强化了固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不利于社会稳定，也扭曲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了先进生产力的渗透。城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从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城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是如此滞后，城乡二元结构不是如此严重，就不会出现现在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现象。这也从相反的方面证明了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性。据测算，我国城镇化水平每年若能提高1％，单是增加的消费需求就可拉动经济增长0.2－0.3％。今后，在发展战略上，我们必须淡化“城市偏向”，着眼于弱化和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按照社会主义国家工农、城乡平等的宪法精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平等的要求，积极推动城镇化发展战略，调整和规范城乡关系，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政治地位，以加快农业农村发展，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城乡经济的融合和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解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建立新型平等交换的工农业关系，改变当前收入分配有利城市的不平等格局，逐步缩小工资收入以外的各项福利补贴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在城镇化发展模式上，应合理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提高小城镇质量，在各种类型的城市城镇之间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给乡镇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第二，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WTO 框架下不断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加入WTO，从总体和长远看， 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利益。但从近期看，农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不容忽视。在总体上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还不强，表现在农产品品质、质量和加工程度都比较低；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小，社会化服务和市场中介组织落后，造成成本高、效率低；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科技体制和科技水平比较落后。加入WTO后，我国必须遵守其农业规则， 特别是国内支持规则。在国内支持规则中，WTO农业协议规定， 各缔约国都要削减其国内支持总量（AMS）。但与此同时，《WTO农业协议》区分了“绿色补贴”和“黄色补贴”。“绿色补贴”是不计入AMS 的，因而可以不作削减；“黄色补贴”应计入AMS 的，从而必须要做削减。鉴于以上规定，我国在加入WTO 后就要相应调整国内的农业支持政策，加快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其重点应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大力推动农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根据农业的特点和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来加强政府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资支持强度，实施“科教兴农”，加速农业科技革命，加快优良品种和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大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力度，提高农民和农业企业职工职业技术素质，使他们学会运用信息、技术和管理，成为“知识劳动者和经营者”；加速农民和农业产业组织化进程，分散无组织的农民是没有竞争力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经常处于被动不利地位，经受不起加入WTO 后的外来强力冲击，必须从战略高度对待农民的组织化问题，积极支持农民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建立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如稳定农产品价格，建立健全粮食储备调节制度；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
第三，配合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由于历史、自然以及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相对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为典型。改革开放20多年中，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这不利于西部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没有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加快西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仅会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同时有利于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为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弱化和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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