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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变局”指的是：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第一次大变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尚在进行的第二次大变局。
第一次变局变了五六百年，定型后，延续了二千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仍在变中的第二次变局，还要变多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次大变局”说的提出
春秋到秦汉为一大变局说，先见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顾炎武(1613-1682)；后有清朝的史学家、文学家赵翼(1727-1814)。而冯友兰先生则进一步做了明确阐述，并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变局。
王夫之说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春秋以前是“封建之天下”，“其富者必其贵者”。即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奴隶）永远是平民（奴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指出周王朝是讲究宗姓氏族的社会。有了死丧事故都要讣告各国，说明他们之间的宗族姻亲关系。战国时代就不讲这些了，出现“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新现象。
他们已经察觉到战国时代跟以前不同了，发生深刻变革了。
春秋以来，随着铁器的普及，生产工具的改进、牛耕以及人口增多、私垦荒地的出现，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从而为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创造了生存条件。最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结束；国有（贵族）土地，变成了私有土地；严加看管的“千耦其耘”（二人为一耦，千耦为二千人）“十千维耦”（二万人）的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变成了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
从此，君主世代为君主，诸侯世代为侯，卿、大夫世代为卿、大夫——贵族永远是贵族，庶民永远是庶民的老规矩，不再“成例相沿，视为固然”了。
靠着知识与能力，范睢、蔡泽、苏秦、张仪，“徒步而为相”；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春秋时代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贵族相残的现象也逐步绝迹了。秦汉以后的二千年，皇族靠弑君而登皇位的现象已罕见。从宰相到太守县令，经一定的制度从庶民中选拔的、只管行政没有领地的官僚机构，替代了以往大小贵族对各自领地的统治。
先变先强，后变后强；变彻底者御天下，不彻底者亡天下
第一次大变局由晋开始。
春秋大国晋国，地处华北大平原。这一带，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随着铁器的出现，这里较早地出现了大量的私垦土地和自耕农以及新兴的地主阶层。原来的封疆逐渐被破坏。由于土地兼并激烈，晋国先是出现“八大姓”，最终导致魏、赵、韩“三家分晋”。从此进入战国时代。
魏国在魏文侯（前455—前396）时已进行政治改革。掌权的已不再是清一色的世袭贵族。中央有了可以任免的相、将等官吏，在郡县设置了守、令。相国李悝（法家始祖）著《法经》，集各国法律之大成，“成为秦汉以后各代法律之基本”。李悝因此被称为“集权的地主政权政治制度的奠基者”。
通过改革，魏国成了战国初期最富强的国家。其后，赵、韩、齐以及郑、宋等小国也相继改革。楚国是在魏国的吴起因受保守派排挤逃到楚国后，才开始改革的。经过改革各国的国力都增强了，连不起眼的宋国也成了“五千乘之劲宋”。
秦原来是西方的一个落后国家，各国都瞧不起它，把它看做夷狄之邦。“国际会议”也不让它参加。强盛起来的魏国赵国还多次攻占它河西的土地。秦孝公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富国强兵。正好商鞅入秦，他便重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在秦孝公全力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立军功则奖，私斗则罚；把提升官职与军功结合起来；宗室不立军功者不得有名分，没有军功的贵族成了普通老百姓；尊卑爵禄等级，一律按军功重新规定，并按等级高低享有田宅、臣妾、穿不同的衣服；努力耕织产量大可以免除劳役；统一度量衡标准；全国普遍设立县制；开裂“阡陌封疆”，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等等。
变法后的秦国是个什么样子呢？晚于商鞅百十年的荀子这样描述了他“旅游”见闻：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川林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音乐健康），其服不挑（不奇装异服），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诺（恶劣），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荀子·强国篇》）
如此朴实的民风，如此廉洁光明磊落的政风，如此的政府办事效率，即使今天的人看了，也不能不佩服，不能不羡慕！如此之秦，怎能不雄视宇内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呢？
综观一部《战国史》，七雄之所以强盛，是因为进行了经济改革，农业发展了，国富兵强了。秦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六国之所以被灭亡，是因法家在秦真正当权，削减权门势力，集权于中央，实行彻底的足食足兵的农兵制。一句话，改革彻底。其余六国政权虽也进行过一番改革，但都不彻底。赵国许多权力落在贵族手中，赵国每当国君新立，常有强大宗族的公子为争王位发生战争；齐国田氏势力强大，凡将相基本出自田氏，形不成一致的改革意见，更不必说推行。楚国更糟。楚悼王一死，反改革的保守派立即发动政变杀了吴起，改革夭折。执政带兵的始终不出昭、景、屈三大家族，政治极其腐败，“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百姓”，老百姓恨透了他们。
“周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虽亡，秦制仍为“万世法”
这是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说的话。周朝灭亡是因为它的制度不行，不是它的政策不好；秦亡不是因为制度不好，是因为实行了错误政策。
秦变（贵族世袭的）私天下为“公天下”，是势所必然。公天下“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世袭制，继位者不必贤，不继位者未必不贤，天下就难治了！
苏轼评论说：“论封建者”，“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文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志林》）称赞柳宗元的观点为千古不移之真理。
为什么呢？苏轼接下去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乱之始也。”他说：“自书契（即文字）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而汉以后，“君臣父子相贼虐者”都是王侯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靠才能选拔，就没有这种事了。所以秦制“当为万世法”！
秦在统一全国后，不考虑战后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医治战乱创伤，恢复生产，填饱肚子，安居乐业。却在派大军驱逐匈奴后，又征调几十万劳力修万里长城，大规模“移民”，大规模修宫殿、筑驰道，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更为关键的是秦始皇用人不慎，他刚死就被野心家赵高和不肖儿子胡亥篡了皇位。使秦的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反而变本加厉了。终于激发民变，大局糜烂，万世基业毁于一旦！
成也汉董，败也汉董
秦虽亡，秦所开创的事业并没亡。刘汉王朝继承了秦的事业并加以完善，使这个模式一定就是二千年。
最终使这一模式“定型”是秦亡后约半个世纪的汉武帝、董仲舒。虽说汉初也封过王、侯，但他们只食租，不治民，已没有行政权力。而且没多久又都废了。
说秦制“完善”于汉武帝董仲舒时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确立了一整套适应当时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汉武帝予以采纳并大力推广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是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他在对策“天人三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即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天人感应”理论就是他发明的。他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是人格化了的上帝。他的基本观念是：“道之大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还根据“阳尊阴卑”的观念，建立了“三纲”道德观。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使皇权、父权、夫权伦理观，成了巩固封建制度的不可动摇的浸骨入髓的精神力量。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中国人，都把这些教条作为天经地义。
除“孔子之术”其他一概“绝其道”的影响，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严重！它使封建社会稳定了二千年，也使中国社会停滞了二千年。
实际上，他所谓的孔子之学，是他按现实需要与他自己的认识修正改造了的儒学。他扼杀了儒学其他许多方面的生动活泼的东西。儒家当年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多方面的。既有军事家吴起，也有富等国君的子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儒家还培养出像李悝（子夏的学生）、吴起（曾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等法家著名人物。子路“可使治赋”，冉有“可使为宰”，公西华“可使与宾客言”。都是国家需要的管财政的、做行政领导的、办外交的人才，不是“一家的学者”。
“罢黜百家”延续到宋明理学与八股取士之后，路子越来越窄，把全国知识分子引向了死胡同。正如班固说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对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曹聚仁在读到这里时感叹道：透辟极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发财与做官，对人更有诱惑力的了！
从此，普天下的士子，一股脑都“皓首穷经”，把毕生精力耗尽在四书五经里，一天到晚吟诗诵词背章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为科举做官当老爷。什么数学、化学、物理学，什么英国、德国、法兰西！满朝文武一窍不通毫无所知。人家一打进来，又怎能不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若像董仲舒那样，只允许他认为有用的一种思想存在，而且把这种思想简单地归结在一个狭窄的框框里；把其他一切人类有史以来的精神财富都“禁绝”，结果就必然扼杀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营养、创新的动力，阻碍新生事物生长，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第二次大变局”的提出与开始
第二次大变局，早在鸦片战争前已开始酝酿，到鸦片战争时进入急剧裂变阶段。
李鸿章应是早期察觉这一大变局的人物之一。不过，从他的原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看，他看到了这次大变局，却不认识从春秋战国开始的第一次大变局。那时唯物史观还远未传到中国，他能有这样的看法已经很不简单了。
把两大变局同提的是冯友兰先生，并分为三个时期，他说：
头一次大转变是在春秋战国，产生了一个封建主义的大帝国，它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封建制度发生根本动摇，第二次转变即从那里开始。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都是转变的开始。以后就算不再走弯路，过程也是漫长的。估计要到二十一世纪才能走完大转变时期。（《光明日报》86.6.23）
要说第二次大变局，不能不谈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随着“珍尼纺织机”、“水力转运机”与蒸汽机的发明，生产技术发生了决定性的革命。轻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铸铁炼钢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伦敦的人口，由19世纪初的几十万人，到1840年就达到了280万人。产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占有更多市场掠夺更多原料的需求。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又使这一野心有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它在占领了印度后，立即把下一个重要目标瞄准了中国。
这时的中国，还在浑浑噩噩地做着“天朝”梦，陶醉在“万国来朝”“四夷宾服”“远慕声教，倾心向化”的盲目自大中。自己什么都远远落后于人，又要以天王老子自居。英国人说，他们用一个方队，就能打垮百万清兵。面对这么一个软柿子，强盗下手了。一次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直到甲午海战，“天朝梦”破了。大清帝国成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二千年的帝制动摇，巨变开始。
二次变局的三大特征
第二次大变局与第一次大变局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师夷”，民主，改革动力与阻力换位三大特征。
先说“师夷”问题。
“师夷”问题的提出，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战争的惨败，使国人突然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军队、兵器都根本不能跟人家比。弓石刀矛根本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林则徐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已先及我。”琦善说：英国人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英国人的炮位下，没有“石磨盘”，“中具机轴”，转动灵活。我们山海关的炮，是“前明遗物，勉强蒸洗可用”。由于痛感船不坚，炮不利，林则徐在广东竭力买外国船外国炮。为了了解敌人，他翻译出《四洲志》交给魏源，魏源据此写了《海国图志》，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后“洋务派”兴起，办工厂，开矿山，炼铁造枪炮，建纺织厂，设电报局等等，很热闹过一阵子。
甲午一战，“洋务”破产。发现只学技术不行。魏源说：“人但知船炮为西洋之长技，而不知西洋之所长，非徒船炮也。”认识到需要改革体制。游历过英国，精通西洋科学的王韬鼓吹学日本，说日本之所以比我强，是因为日本“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到过使馆区，见过香港高楼大厦、整洁街道的康有为发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也提出学日本，可把日本作为“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当做“识途老马，收其利，去其害”。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他大声疾呼：“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于是而有“戊戌变法”。变法又失败了。忧国忧民的先进人士觉悟到改良主义行不通，于是有了主张共和打倒帝制的“辛亥革命”。
民国了，照搬了西方的总统制、议会制。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没干几天，就被迫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倒台，黎元洪上台。黎元洪倒台，先后又有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再作冯妇）摄政、曹锟内阁摄政、段祺瑞总执政、冯军赶走段再摄政，然后来了张作霖大元帅。倒台上台，从1912年到1927年，16年间，倒腾了9次；同一期间，内阁倒台更频繁，高达51次，最长的徐世昌干了1年5个月，汪大燮内阁8天，颜惠庆6天，伍廷芳5天，走马灯一样，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流氓、劣绅贿选议员，各找列强作靠山。议员在会上打，军阀在全国打，打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都为捞肥缺饱私囊而奋斗，闹得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什么事也干不成。
议会制也好，总统制也好，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封建专制制度根本不能比的。但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相当发展，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国民具有相应的教育程度与信息手段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成功。不看条件盲目照搬，不仅不会受益反会受害。我国民初与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都是无可否认的例证。
北伐后蒋介石上台，虽说远未完成真正的统一，但总算有了个受到国际承认的有了统一“法币”的政府。但他建立的是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共产党和一切要求民主的爱国人士，终于被“师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
“师夷”，一步一步向更深层次发展。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师夷’已成为近代文化发展的主流。违反这一潮流的，无不立刻被冲倒。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进入，都属于这一潮流。”（《光明日报》86.6.23）“师夷”也就是后来说的“西化”。
事实上，不管人们怎么看，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一直都在“化”。政府机构的设置、教育体制、公用事业、海陆空交通、军队的编制与武器、金融商业、房屋建筑、通讯设施、生活用具、文化活动以至电灯、电话，从红绿灯到抽水马桶等等，无不在“化”。确乎是一直处在“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梁启超语）之中。
对于“化”，有的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有的则视为洪水猛兽，“背叛老祖宗”。
路威说过：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什么是他们独家制造的。转借乃是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
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本是很理性很正常的事情。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里曾称赞过汉唐气魄，说汉唐就不怕外来的东西，敢于拿来为我所用，就像对待俘虏一样。只有衰败孱弱的民族才神经衰弱，怕这怕那，怕外来的东西把自己俘虏过去。觉醒了的拥有无比深厚无比灿烂辉煌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民，应该有比汉唐更雄大的气魄才是！
第二个特征：要民主，人民要当家作主。
“师夷”是手段，是办法。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才是第二次大变局的主题。
经过二千年的故步自封，通过列强的崛起与入侵，眼见政府的腐败与国家的落后，人们终于觉醒了。越来越多国人认识到：天下应是人民的天下，国家应是人民的国家。只有人民自己管理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的利益，创造美好的未来；少数人的专政，个别人的独裁，总要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于是，民主化、人权、法治、依法治国诸问题，就成了封建专制被推翻后变革的最基本的课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不能由穷变富，不能由弱变强。就不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权继续存在的受尊敬的一员。
实际上，早在晚清时的先进人士已冒着杀头危险提出民主问题了。谭嗣同就说：“君，末也；民，本也。”他明确主张实行“民治”（《仁学》）。梁启超也认识到：“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这些言论引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弹，疯狂围剿，攻击为“无父无君之乱党”。骂“一切平等，禽兽之行”，是“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张之洞耸人听闻地斥责说：“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为了减少阻力，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抬出了孟老夫子，说孟子早就主张“两院制”。因为孟子说过：“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查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去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查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康有为解释说，诸大夫就是上院，国人就是下院。国君要经过上下两院后，进行调查再做决定，这就是“两院制”。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不会使顽固派信服。
由于民主政治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致命问题，所以成了一切忧国忧民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反袁的二次革命，“五四运动”，打倒蒋介石政权，推翻三座大山，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中国的建立，为实现这一目标开辟了广阔大道，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与人治习惯的影响，要完满完成这一伟大辉煌的历史使命，仍需我们继续努力。
第三个特征：动力与阻力的转换。
这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
向谁要民主？将触犯什么人？不言而喻，自然要向大权独揽者要，要触犯专制者的利益。这对于一个根本缺乏现代意识、缺乏民主熏陶、而又嗜权如命的独裁专制者来说，简直是与虎谋皮的事情。
因此，与第一次变局相比，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就换位了。
战国时代各国的改革，都是由各国君主主动重用杰出法家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七大国以及郑、宋、鲁等小国莫不如此。因为他们处于各国兼并空前激烈的严峻时期，他们意识到：要不灭亡就必须富国强兵，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改革，要改革就必然触动贵族领主们的利益，调动庶民与新兴地主及其他各阶层的爱国、生产与作战积极性。因此，国君就成了改革的主导力量，广大贵族就成了改革对象。
齐桓公用管仲，郑简公用子产，魏文侯用李悝，楚悼王用吴起，秦孝公用商鞅，秦始皇用李斯，都遭到了贵族的顽强抵抗。吴起、商鞅、李斯等人因此遭惨杀。
由于变革的性质与任务不同，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变了，而习惯于独揽无限权力的原有统治者，几乎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自动放弃这种权力的。
韩非子说过“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什么是国之利器？就是国家权力。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是个活生生的典型。
晚清灭亡前的半个世纪，实际掌权者是慈禧。颐和园里有条对联：“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天下母”一当就是五十年，的确是后无继者，以前也没有第二个。但若就她一旦掌握了独裁大权就决不松手，谁挑战就坚决镇压这点看，她便“后有来者前有偶”，绝对是千年一律的了。
今天，二次变局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决心有能力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奋斗目标。我们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
梁启超在二次变局前期说过一段话：“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操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变法通议》）只要变革没有最后完成，应一直以此话为警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