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快藏区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化建设论文,步伐论文,关于加快论文,藏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为了完成《中国藏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课题，国内外20多个不同专业的学者先后6次深入到西藏及其他藏区的农村、牧区、城镇等进行考察、调研，开展问卷调查。以下是部分课题组成员通过这个课题的调查研究，对如何加快藏区现代化建设步伐形成的几点思考。
一、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传统代表着过去，是保守、惰性和僵化的。因此，传统与现代、开放是相对立的。现代化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现代性只能在西方那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才能产生，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意味着要从西方引进这些现代性因素。而在这个过程中，土生土长的本地传统文化就往往成为引进现代性、实现现代化的障碍。现代化就是用现代性不断取代传统性的过程。然而现实中任何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或者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不可能推倒一切或抛弃一切传统的东西，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是什么都在变，有变的也有不变的。如现代化的旅游就首先离不开传统的文化古迹、文化艺术和民风民俗。仅此就说明现代化与传统文化难以断然分离。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仅仅是与传统相对而言的社会变迁，甚至可以说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国家中的传统体制各不相同，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也采用了不同的形式。现代化理论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障碍时，都特别重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藏区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藏区传统文化面临一系列现代化因素的冲击，如经济市场化、生活世俗化、交换商业化、农牧区城市化以及今天的信息化、高科技化、全球一体化等浪潮。这些冲击从外在形式到内在实质，全面、深刻地对藏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现代化因素的冲击，在藏区发展中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必须从本与末、新与旧、内与外几个方面入手，在对藏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整理、继承其中的优秀成分，妥善处理现代文化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使藏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借鉴、吸收现代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体系。专家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性建议包括：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改变传统上单纯的保存、保养方式，将保护与开发经营、有偿展示相结合，发挥传统文化资源的经济功能，减少保护成本，增加保护收益；在观念上，要着力培养藏族群众的开放意识、参与意识、科技意识以及民主法制观念；提取藏传佛教中的现代普世伦理价值资源，发挥活佛和僧侣在政治与宗教、僧界与俗界之间的中介作用，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加快开放速度 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根据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藏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没有市场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城镇化、工业化和教育现代化。藏区经济的现代化绝对离不开市场化。市场化使外界与藏区封闭的地区相连，带来了信息，带来了技术，带来了人才，也增加了流动，从而刺激了藏区经济的自由发展。
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发现，藏区人均收入比较高、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首先是城镇及其周围，然后是沿公路两侧的地方。从整个藏区来看，云南藏区因为开放程度高，所以发展比较快。单就西藏自治区内部而言，拉萨、日喀则比山南发展得快，山南又比昌都发展得快，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开放程度不一样。开放带来了市场，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有一段时间，拉萨市将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加以改制重组，主要目的就是将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淘汰出局。传统的企业和产品在市场和开放的条件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藏药和毛纺织业是其典型代表。藏药在近几年经过提高技术含量并采用现代市场营销方式，成为藏区新兴的支柱产业；而毛纺织业由于受到外来质优价廉的产品冲击，相当一批企业处于破产的边缘。市场促使藏区的产业进行调整，不断提高技术等级。
开放的市场导致生产的分工不仅仅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内进行，还出现了跨国的分工，尤其是大的经济贸易区不断出现，推销和运输大规模发展，打破了国家、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界限。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结果首先是过去那种地方的或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拉萨可以说是整个藏区的一个窗口，那里不仅有全国各地出产的各种商品，而且也有国外公司的产品。即使在遥远的藏北地区，人们的生产活动也开始与国际接轨。过去藏北牧民习惯饲养牦牛、绵羊，山羊不值钱。但近年来，随着山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上走俏，山羊绒价格节节攀升，牧民开始大量饲养山羊。显然，国际市场对藏北牧区的牲畜饲养结构产生了影响。
在藏区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个体私营经济成为市场经济中非常活跃的主体。这些来自藏区内外、无处不在的个体户在批发、零售、餐饮、娱乐、建筑、运输等行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藏区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因而有学者建议运用中长期规划、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和科技开发条件，营造更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逐步建立并完善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依法对个体私营经济进行监管，尽可能吸引区外私人投资，使个体私营经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藏区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通条件落后。西藏曾经是全国惟一没有铁路的地方，航运困难，公路等级低，甚至还有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国家在西藏及其他藏区的交通航运投资是有效的，不但对国家有利，而且或多或少、直接和间接地给藏族群众带来了好处。它不仅仅是给普通民众带来交通上的便利，而且给农牧民提供了从事交通运输业的机会。同时，公路沿线所需要的食宿条件也使附近的部分居民具备了从事服务行业的可能性。我们在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调查时选择了距离公路远近不等的3个牧业点，从中可以十分明显地观察到， 距离公路近的牧业点虽然牦牛数量较其他牧业点为少，但牧民的生活比较富裕。分析的结果表明，由于交通便利，距公路最近的这个牧业点外出打工赚钱的人比其他牧业点多，因此收入也比较多。这些外出打工者不仅在经济上有较多的收益，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商品意识的增强。
通讯是信息的来源，也是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和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通讯条件的地域性差异在西藏有极为明显的表现。实际上，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藏族农牧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通讯的重要性。我们在昌都调查时就了解到，在通讯条件相当落后的昌都地区下属的一个乡里，当地最富裕的一个商人首先给自己安装了长途电话。这个家庭是传统的一妻多夫制，但他的观念却是现代的。据他本人介绍，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成都方面的客户联系业务，以便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的速度对他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西藏是典型的三远地区：远离沿海，远离交通要道，远离开发区。周边接壤的国家和地区也相对比较贫穷和落后，经济发展缺乏刺激和动力。藏区虽然具有丰富的矿产、水利、旅游等各种资源，但长期没有得到开发利用，被称为“富裕的贫穷”，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完全开放，没有完全市场化。闭塞的交通、闭塞的通讯与我们过去政策上的封闭性有关，这使藏区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因此，要彻底改变藏区的经济落后状况，在目前阶段主要就是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和中央的各种优惠政策，集中资金尽快改善藏区基础设施条件，变闭塞为通达，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三、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
一个以有效率的、民主的和普遍参与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首先是政治和行政系统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的提高，即能够有效地发挥政治系统在动员人力、资源、组织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式要求我们的执政者，即现代化的主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包括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竞争和普遍参与。S·N·艾森斯塔特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中，将政治现代化总结为4个主要特征：1、国家统治权利的合法性不是来自超自然的神意而是来自世俗群众的批准，是建立在对公民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2、 不断扩展政治权利至更广大的社会集团，最后扩及全体成年公民，将他们纳入一个意见一致的道义体系。3、 由于中央权力的增长以及社会的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职能的加强，地理范围逐渐扩大。4、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无论是什么性质， 他们将自己的臣民作为制定政策的目标、受益者和授权者。①
根据这一特征，藏区的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是十分明显的。在过去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制度中，大多数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统治是以基于血缘关系而构成的集团来实现的，属于一种低层次的社会发展阶段。民主改革把大多数人从被少数人统治的不合理的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藏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藏族民众普遍参与执政的第一步。之后，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通过选举产生。以选举或任命为基础的统一国家行政组织建立到乡镇一级，基本上取代了过去部落的或与家庭密切相关的分散的传统的政治组织。新的行政管理组织的成员的组成和选择，是以其才能和社会成就为执政依据，而不是以他们的家庭背景和贵贱做决定。尤其是村长、乡长改由民主选举之后，选民们能够认真慎重地对待自己手中的一票，不能主持公道的候选人就会落选。这实际上体现了民众对自我命运、国家、民族和集体命运的关心，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当然，如以较高的水平来衡量，藏区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因为群众普遍对政治参与的认识还有欠缺，有待提高。从我们对政治认知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藏族群众对于政治问题的关心虽越来越多，但还不够普及，最突出的是在农村。民众主要通过开会的形式来了解政府及政策，而通过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方式了解政治问题的人数不多。随着生产承包制的推广，开会越来越少。因此，逐步扩大传媒的作用，使普通群众习惯于通过媒体了解党的政策，了解外界信息，关心甚至参与国家和地方政策，是目前提高藏区各级领导执政能力和广大民众政治参与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经过40余年的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但是，西藏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政府对西藏财政的支持和政策上的倾斜。中央和全国各省市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西藏大量无偿的援助。从1952年到1978年，中央财政对西藏的补助总数为412931.9万元，其中1978年为48620.4万元。而从1979年到1998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助总额达3190071.6万元， 其中1998年达到415547万元，分别比前述增长672.54％和754.68％。之后仅青藏铁路工程在西藏境内全线开工，累计完成投资47.27亿元。西藏的政府机构、公共事业、经济活动基本依赖于中央财政补贴和内地的物资供应，西藏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输血型经济”。基于此形成了靠国家财政支撑的庞大的行政体系。为维持这一行政体系的有效运转，国家和藏区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年年增加，超过了西藏自身的经济承受力。在藏区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庞大的行政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也给藏区特别是西藏经济的腾飞带来了很沉重的经济负担。财政收入首先用于发工资，根本谈不上投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行政机构及其庞大的福利开支所产生的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虽然福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这一支出是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并不是西藏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既无经济效益，又减少了经济建设的直接投资。这种缺乏造血机能的依赖性经济极大地遏制了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因此，如何精简庞大的机构，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改革不合理的福利制度，引入竞争上岗机制，建设条理化的福利机制，是提高西藏及其他藏区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加快藏区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关键是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人的问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核心。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物的现代化和社会的进步。如果没有人的心理、价值观念、态度和技术等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即使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现代化的失败和畸形发展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观念和社会组织的现代化。资金、设备和自然资源必须有人来加以利用。从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对资金、设备、项目的浪费，最终证明了要想加快现代化，首先要执政者的现代化。我们相信，提高藏区各级领导的执政能力，加快藏区的现代化，需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执政能力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是否丰富，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执政者所拥有的开发利用新技术的能力，以及运用现代管理水平和新技术开拓市场的能力。因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提高领导现代化的水平。而这种能力是人们通过受教育和培训来获得的。教育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执政者的受教育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执政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通过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6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研究， 证明教育水平与现代化有直接关系。在“受教育较少”的人中，具有现代化品质的平均比例为13％；而在“受教育较高”的人中则占49％。随着科学技术知识更新的加快，更加重了教育在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加快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藏区来说，要提高执政者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最主要是也最难的是解决占干部人口多数的农牧民干部或基层干部的教育和培训问题。基层干部的素质越高，基层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经济发展越快，教育投资越大，从而进入教育—人才—经济—教育—人才的良性循环。反之，越不重视教育，基层合格领导人才越少，基层干部的素质越低，执政能力下降，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经济发展越缓慢，教育投资能力越薄弱，从而进入教育落后—执政能力低下—经济发展滞后—低教育投入—人才匮乏的恶性循环。藏区经济落后的根源之一还是基层干部受教育的程度落后。因此，从长远来讲，加快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藏区各级基层干部的执政能力，发展基层干部教育，不断提高各级基层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大力坚持“科技兴藏、教育为本、教育基层干部优先”的发展道路，把提高藏区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文化科学素质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核心，也是加快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保证。
2、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要提高藏区各级领导的执政能力， 必须运用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新体制。调整、改善和建立适合西部地区，尤其是藏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引进、管理与使用体制，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配置措施。改变过去单一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如既懂专业知识，又懂管理知识，既懂专业知识，又具备现代化科学技术、精通外语、能从事管理、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科技人才等，为藏族地区的实际需要与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加强地区间、部门间的协作，积极鼓励发达地区选派优秀人才到藏区锻炼，起到“人才酵母”的作用。以对口支援的方式，选派藏区的优秀工作者到内地和发达地区的企业去挂职锻炼，帮助藏区培养企业方面的人才；以项目运作的方式来引进和培养人才。坚持藏汉双语教育，培养能够融入主流社会的人才。
3、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观 要提高藏区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 西藏和其他藏区应该自始至终树立以人为“根本”、以人为“资本”的执政观。充分发挥政府在藏区人力资本积累和经营中的主导作用，各级领导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发现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利用人才作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要充分认识到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实现，取决于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而人则处于发展各要素的中心环节，最初和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人自身的持续发展，服从和服务于人自身的持续发展。目前西藏和大部分藏区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能力状况和文化水平方面的明显差距非常不利于提高执政能力。加快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各级领导干部，尤其广大基层干部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拥有、开发、分配及利用水平等的提高问题特别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应重新审视并不断优化和完善藏区的发展思路，努力实现从开发自然资源到开发人力资源、知识资源，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的根本性转变。
4、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促进藏族人口现代化 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对执政能力的提高具有特殊的作用。它不仅对跨越式发展经济、转变陈旧观念等起着特殊作用，而且对降低死亡率和生育率，推进人口转变，也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藏族地区也不例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区的人口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还存在差距。当前西藏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而人口的素质与内地各省相比具有很大的差距（见表1）， 藏区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藏区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加快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大教育、大培训观念，在提高藏族人民人口素质上下大功夫，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藏区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广大农牧民的文化素质有明显的提高。同时尽快转变人口再生产类型，降低人口的出生率。
表1 藏族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每万人人口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数）
5、充分发挥藏族妇女的作用 西藏及藏区的大开发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妇女的积极参与。在大开发新的历史机遇下，应当进一步鼓励、组织和引导广大藏族妇女更新观念，从传统家庭观、职业观、处世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增强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创业意识，不断提高藏族妇女尤其是农牧区广大妇女的整体素质。
四、坚持人民群众参与式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要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和引导当地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各种发展项目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模式。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应当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使当地各阶层、各族群众、各利益集团的人民参与当地发展。参与式发展的目标在于利益相关各方可以共享资源，共同决策，使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愿望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参与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参与可以使发展实践更有效率，使广大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本身发展能力得到培育和强化，使弱势群体从根本上自立、自强。总之，没有经济上的自立和藏区各族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西藏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或现代化。
1、参与式发展是西藏广大农牧民迈进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西藏地广人稀，人口分布分散，农牧区人口占总人口的86％。在交通不够便利、自然环境比较艰苦、不适合工业化的广大农村，要迈进小康社会，必须寻找具有当地特色的模式与方法。在政府的管理成本运作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必须寻求以当地群众为主体，相信当地群众为依托的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发展方式、道路、步骤的选择上，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充分调动当地群众的积极性，挖掘当地的资源和智慧，结合地方性知识，选择最优的发展方式和道路，设计最切合实际的步骤，并且保证发展过程中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参与式发展可以以旅游业和大型项目建设为突破口。旅游业是我国加入WTO后率先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行业之一，未来几年内，旅游业的竞争形势会相当激烈，现在到西藏及其他藏区的国外游客对当地的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如果当地群众参与旅游的程度很高，从现在开始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将来外资旅行社就无法与当地群众在住宿业务上竞争。
国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大型项目，往往投资大，而且在藏区建设的成本比内地高，尤其是今后的管理维护成本更高。如果在一些项目的设计过程中，开始就吸收当地人参与，让当地人对项目提出建议，明白项目实施的意义，尤其是考虑到吸收当地人参加维护工作，国家不用派专门的工作人员管理，成本一定要低很多。只要对当地群众的发动和培训到位，效果甚至比专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管理更好。
2、参与式发展可以为广大农村发展提出新的思路 由于藏区农牧业人口数量大，加上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制约，将迫使我们只能走一条依靠科技、节约资源、分配公平、节制消费、生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短期内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的数量有限，要使广大农民实现现代化，关键是实现农村牧区的全面发展。一个个村落的活力来源于农民自身的发展和国家的引导。不管是城市项目还是农村项目，要节约资源，实现国家投资效益的最大化，就离不开当地人民的参与。
在藏区，扶贫的任务仍然很重。而贫困不仅仅是经济的贫困，还包括社会资源的贫困，文化的贫困。输血型的模式早已经被实践证明事倍功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考虑到贫困的综合性、复杂性，没有考虑到当地群众的主观愿望。只有切合当地人的需求，才能调动当地人的参与积极性。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可以为政府的扶贫提供新的视角。
3、各级政府要改变观念和作风，认识到农牧民广泛参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生存和发展不仅是政府关心的问题，更是每个农户都会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与农户的切身利益相关。政府多年来忽视了这一点，可以说低估了农牧民的学习能力，低估了农牧民改变自身的强烈愿望。这首先需要各级政府转变观念和作风，真正认识到参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政府的运作和管理成本高的问题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很突出。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也要尽快让群众能够决定更多自己的事务，政府主要起引导和监督作用。政府转变观念，就要求从项目的初步确定、论证，到最后的决策、实施，不能只由各级政府和专家说了算，要善于倾听当地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否则，一厢情愿的事情就时有可能发生。
同时，政府对群众的参与要有信心和耐心。尤其是要做好充分的宣传、发动、培训工作。要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接受过程。以牧民参与修路的过程来看，刚开始牧民连铁锹都不会使用，有的牧民带上挖虫草的锄头来修路。这些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人，对新鲜事物，都有接触和学习的过程，在这个时候，培训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比如在旅游点，参与旅游业对群众来说，是个新鲜的事物。这时，政府、旅游部门和群众的互动要求就更高。政府应该与当地群众一起做好规划，引导群众为主体参与，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走环保—高质—高效—灵活的旅游开发之路。
五、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经济增长、非农业人口比例增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联合国公布的材料证实，世界上已有48％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并预计到21世纪初，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9％，英国91％，法国79％，德国85％。这就是说，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合理象征。城市化带来的另一种后果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减少。 据报道， 美国1987年底以农业为生的人口不到500万，仅占总人口的2％，因此，城市化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的一大趋势，尽管它带来的问题也不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城市化大约经历了4个阶段：（1）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城市化水平稳步、健康的提高。 （2 ）1958年“大跃进”时期城市人口猛增，但因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造成1959—1961年3年经济困难，大批新近入厂、进城的农业人口被动员回返农村。（3）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通过户籍制度，采取了控制人口迁移流动的政策，把大量人口阻留在农村，并且有大批知识青年等下乡，城市化处于停滞状态。（4）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进入了快速经济增长和加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② 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十分迅速，从1949年的10.6％发展到1987 年的37.1％，③ 2004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提升到全部人口的40％左右，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将提升到60％，中国将逐步进入城市化社会。
藏区的城市虽早已存在，但过去的城市不具备现代化的条件。这些城市最大的特点是先有寺庙，后有城市，先有围绕寺庙居住着的为寺庙服务的农奴，之后才有商人的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以拉萨为例，最初的城市就是以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这些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市场，但商品的流量小，商品化的比例很低。解放后，在西藏自治区和别的藏区建立了许多以县为主的小城镇，以此为依托，建立了商业、医疗、教育、服务性行业等，这时的城镇主要功能是行政中心，但为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基础条件。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改变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和对经济生活的态度。据我们在藏区的调查，改革开放后，经商才能致富的观念先在城镇形成，进而扩散到四周的乡村和公路沿线的小城镇。重商思潮可以说正在逐步冲击着藏区各城市及其四周的乡村。在拉萨、日喀则、那曲镇、昌都镇，人们不管资金多少，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男男女女都有了想办法赚钱的商业头脑。经商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政府的鼓励，加上一些成功人士的事例，如拉萨大吉酒店的老板登巴塔吉，就是改革开放后从农村到城市发展的大商人，给藏区乡村农牧民编制了一个经商发展的“淘金梦”，这个梦诱惑着一部分农民、牧民改变自己的传统谋生地点和手段。还有一个原因，农村以土地为依托的单一经济产量太低，只能保证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副业生产的收入又微不足道。而城市中繁荣的市场创造了较多的致富机会，对农牧民产生了吸引力。近20年来，进城经商的农牧民日益增多。我们在昌都就遇到过二十几个没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他们基本上都是被城镇的市场吸引来的。正是在这种赚钱致富的思想影响下，过去农牧区（尤其是城镇四周围的农村）由谋生为目的的生计经济行为，现在逐步变为以牟利为目的的商品行为。甚至有些地方，从过去对土地和牲畜的迷恋，转而变为对金钱的崇拜。2001年8月我们亲眼目睹了一车一车的牦牛从四川阿坝草原不断运向成都市场。我们在日喀则参观寺院时，多次遇到后门的僧人坚持要收高价门票的情况。
城市化过程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流动人口增加，也就是农牧民进城。而西藏最大的特点是高寒缺氧，缺乏能源，城市的容纳能力有限。而且，西藏的城市发育晚，规模小，商业、企业数量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接纳大量涌入的打工者。调查发现，真正从农牧区移民到城市的藏族并不多，反而吸引内地农民到西藏城镇的数量多。这里面有受传统习惯约束，离不开土地的原因，也有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不得不返回原地的人。
随着西部大开发高潮的来临，拉萨作为西藏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应当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把这里建设成为藏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人口的膨胀，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犯罪率上升、物价上涨等情况越来越多，拉萨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藏区城市化将来如何发展，如何将城市与广大的农牧区联系在一起，城市如何辐射农村，如何看待城市化过程中的农牧区，是我们探讨加快藏区现代化的重点课题之一。
我国对城市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但无论过去如何，20世纪80—90年代，全国上下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城市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认为“民族地区的城市化更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民族地区城市化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④。不过我们不能绝对地把城市化与现代化相提并论。由于世界各国或各地的自然、历史、传统的发展不同，发展道路也有差异。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根据农村和农民人口比重很大的突出特点，中央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城市道路。西藏及其他藏区的现代化离不开城镇化和城市化。西藏林芝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了城市化对藏区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但从宏观看，西藏及其他藏区的城镇化程度仍很低，1959年西藏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8％，1999年占13.8％，40年仅增加6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比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西藏的市镇人口数量很小，按市建制的只有拉萨、日喀则两市，其余都是镇。拉萨市有非农业人口11.8万，其余市镇的非农业人口没有超过3万的。⑤ 据2001年统计，西藏非农业人口352928人，占当年总人口2512341人的14％左右。 这就是说，86％的西藏人口仍生活在广大的农牧区。因此，加快藏区城市化的速度，促进市场导向，以产业为依托，以商业为主导的现代化城镇的成长和发展，是我们加快藏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六、“以富民为本”加快农村牧区的现代化
农牧民的现代化是本课题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西藏的实际情况是80％以上的人口仍居住在农村牧区，80％以上的劳动力是农牧业劳动力，而且大部分地区的农牧业还停留在肩挑、背驮、镰刀、锄头和二牛抬杠的手工劳动阶段。我们认为，西藏及其他藏区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乡村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乡村非平衡发展始终都是困扰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一定程度上讲，藏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牧区，而且今后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牧区的现代化如何。一句话，没有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牧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西藏及其他藏区的真正现代化。因此西藏及其他藏区农村牧区的治理和农牧民的现代化是关系到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繁荣、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成败全局的重大问题。为此新世纪要加快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发展，必须把“富民为本”、农牧民优先受益的农牧业现代化及其相关的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主导方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和其他藏区基本上改变了单一的农牧业经济状况，但目前仍是以农牧业为主的自然、半自然经济，二、三产业处于培育发展过程之中，还没有形成对区域经济全局发挥主导作用的现代产业或产业群。农牧业生产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不仅关系到藏区现代化的进程，而且与占藏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随着农牧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分工向细化转变，农牧民对生产所需要的人才、资金、工具以及生活用品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农牧民由于受知识水平以及信息、交通等条件的制约，在农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中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因而迫切需要一个为农业、牧业商品生产提供服务的网络。农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应该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形成的各种有偿或无偿的中介服务机构，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这些机构虽然不提供直接的物质，但它通过激活广大的农牧业产品市场而创造财富。
我们应该始终坚持“富民为本、广大农牧民优先受惠”的原则，以富民为目标，将重点放在农牧区，放在提高和改善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应重新认识农牧业在推动有关各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探索区域经济的再生之路；应围绕农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构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体系；应充分发展高原生态农牧业，避免过去片面追求以种植业为核心的粮食主导型模式；在农牧业经营管理上，应引入新的运作机制，发展规模化经营。
七、积极引导宗教与现代化相适应
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对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藏传佛教还明显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宗教的“五戒”、“十善”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督促教徒弃恶扬善，洁身自好，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平，净化社会道德空气，抑制现代社会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使人们的精神、心理和情感需要得到调节和宽慰。佛教宣传“利乐有情、普度众生”，还包括善待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使藏民视杀生为恶行，并在民间流行放生牲畜、保护神山的宗教习俗，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不杀生的观念也使农牧民不敢用农药消灭病虫害；不对牛羊进行合理的屠宰、不愿搞良种选育，以致一些农牧区出栏率低，不利于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重来世、轻今生的思想也使人们小富则安，不思进取，甚至为非生产性的宗教开支耗费大量钱财，使本来就紧张的生产资金变得更为匮乏。更重要的是达赖集团利用宗教从事分裂西藏的政治活动。
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社会环境之外，它也要不断遭受外界的冲击，同时也不断地吸收外来的因素使其本身更适应新的社会形态与人群。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尽管其信仰宗旨未变，但其文化品格、社会活动、某些价值取向等已发生了变化，体现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特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文化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藏区城乡居民的商品意识日渐浓厚，宗教信仰意识有所淡薄。为了单一的朝圣目的而去拉萨的人数也大大少于从前，一些人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才去拉萨朝佛，并把朝佛与经商、旅游、观光等意图结合在一起。而藏传佛教本身也正处于变化之中。一方面改革开放后，藏传佛教在政策上得到恢复和保护，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比较自由开放的条件下面临着考验。首先，恢复后的寺庙不可能像传统寺院那样拥有土地、农奴和政教合一的特权，大量的僧侣依靠什么生存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家从政策上提倡以寺养寺，利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收入，使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僧侣的日常生活得到保障。这对地位崇高、规模庞大、拥有较多文化和旅游资源或商业经营传统的寺庙而言，以寺养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对多数规模较小、地处偏远的寺庙而言，显然有些困难。其次，在社会不断开放，交通日益便利的今天，世俗生活给僧侣带来了不少诱惑，以致能够全身心研习宗教的僧侣越来越少，传统的学经制度已难以为继。回顾历史，藏传佛教正是在不断自我调整、改变、适应中生存和发展而来的，今天也面临如何适应新环境等问题。现在的藏传佛教除了宗教功能之外，不再具有其他特别的优势。这种变化是社会制度变革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变化的结果。
我们认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应该关注的是：1、 藏区几千座寺院的稳定事关全藏区的稳定和发展，近15年藏区没有大的动乱和基本稳定的客观事实证明，在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促进藏区稳定的有效举措，今后应该继续坚持。2、 僧侣作为纯消费阶层，造成地方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应该提倡在不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理论研修基础上，实现僧侣的自食其力。为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求僧侣不能仅具备丰富的宗教知识，还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基本科学知识。西方社会的一些佛教寺院中，僧侣利用节假日在寺庙中学习，平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生存手段的成功先例可以作为借鉴。3、目前藏区的大多数寺院缺乏资金，无法满足正常活动的开支，为解决困难，一些寺院又回到向信教者募集资金甚至摊派的老路上。其实过去寺庙和僧侣是社会中最富裕的阶层之一。寺院不仅是宗教文化的传播地，而且有经济能力，培养出过一大批优秀的商业人才。如果能够利用寺庙的地位和影响，充分发挥其经商传统的优势，在现有条件下，将市场经营与宗教活动结合起来，不但寺院可以自立，说不定还能带动一方的经济发展。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宗教的存在与变革会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
八、保护生态环境与加快发展旅游产业
藏区生态环境的优劣，是我国生态环境体系中最关键、最核心的一环，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中5个支持系统（即生存、发展、环境、社会、 人才支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中央和藏区地方政府已制定相关政策，不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国务院在1998年和2000年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对藏区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以西藏为例，1997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又下发了《关于贯彻国务院环境保护若干问题决定的通知》。建立和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8年编制了《西藏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1996年—2010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相继建立了70多处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处（西藏还将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处），自治区级（省级）自然保护区15处。⑥ 2000年制定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对西藏的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据国家有关部门2000年公布的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西藏的环境质量保持在良好状态，大部分地区基本处于原生状态，是世界天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2001年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加大了对西藏生态建设投资力度，西藏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把发展旅游、绿色农业等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西藏自治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于2001年开始实施一项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计划，将投资220多亿元人民币，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16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促进西藏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我们的课题根据对藏区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的详尽考察和科学评估，提出了一些合理分配利用的方案。我国主要大江大河和一些国际性河流都发源于藏区。据统计，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多达360万平方公里，藏区约占其中1／3。为此， 应继续抓好“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加大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宣传力度，增强各族人民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意识，特别要倡导和发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环保观念；加强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强化环境的执法力度，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建议中央建立专门的“育林基金”，并允许西部地区通过发行“生态彩票”、“生态债券”等形式集资，专项用于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区的“天保工程”和“还绿工程”；建立合理的生态公共产品价格体系；切实处理好环保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改进并推广太阳能、水能、风能利用技术；大力开发既有绿色时尚，又有民族特色的生态产品和旅游商品。
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大部分位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例如，西藏旅游业起步于1980年，20多年间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1980年至2004年，全区累计接待海内外旅游者733万人次，年均增长27.6％。其中，接待国外旅游者143.6万人次，年均增长21％；接待国内旅游者589.4万人次，年均增长29.2％。创汇4.14亿美元，年均增长17.2％；实现旅游总收入70.7亿元，年均增长34％。⑦ 西藏旅游业总收入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02年的6％。⑧ 2004年西藏旅游业实现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区GDP的7％。2005年西藏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9.35亿元。⑨ 旅游业已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西藏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实践证明，西藏及其他藏区可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启动的动力来带动经济的发展。旅游业作为综合性经济产业，具有关联度高、涉及面广、带动力强的显著特点。旅游业在增加外汇和政府财政收入、扩大就业，带动农牧民致富，推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需求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长，旅游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旅游消费可以扩大第一、第二产业市场，可以为其他服务行业开辟领域。旅游业的发展，促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在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综合功能的提高上增加了投入，重视与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旅游业早日进入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轨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旅游业涉及“食、住、行、游、购、娱”诸多方面，几乎覆盖从传统服务到现代服务业的所有行业和门类，综合性极强。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相关产业的交融不断扩大，动力产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促进了经济协调发展；旅游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创造就业机会。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包容性强，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都有需求。专家研究表明，同等资本投入，旅游业可以创造高于二产数倍的就业机会；发展旅游业，促进了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动贫困农牧民解决温饱，加快脱贫致富的进程，使旅游业为解决“三农”问题发挥了更大作用；旅游业的发展还对社会文化有深远的影响。旅游者不同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客观上存在的示范作用会改变一些传统习惯，会有过度商业化的侵蚀。另一方面，节庆、民俗等旅游活动又促进了藏族传统习惯、生活方式的恢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加快旅游业发展，不仅能够带来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而且能够带来新的观念、带来新的商机；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世界人民与西藏各族人民的交流，增进相互的了解和沟通，有利于促进西藏的开放和发展。
旅游业是世界公认的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我国旅游从亚洲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迈进的大好环境为藏区旅游业快速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的旅游接待大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藏区进入了历史上发展和稳定形势最好的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为旅游业创造了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重视藏区旅游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藏区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成为人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双休日、黄金周假期以及西藏旅游热的兴起，尤其是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将进一步推动藏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藏区旅游业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2006年7月至10月，北京、成都、重庆、西宁、 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先后开通了至拉萨的列车，青藏铁路还将隔日开通旅游专列。青藏铁路的建成将带动青藏铁路经济带和青藏高原经济带的形成，培育藏区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大环境，进一步推动区域联合、形成统一规划、整体发展大旅游的格局。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青海、西藏两省区将共同打造青藏铁路旅游线品牌，开展横向联合与协作。敦煌至格尔木铁路连接后，可实现兰新铁路与青藏铁路两大铁路干线的对接，将促进甘、青、新、藏四省区旅游业的发展。⑩ 西藏、四川和云南三省区将联合投资打造“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将中国西南角打造成为世界精品旅游景区之一。西藏将与周边省区和国家联合开发跨省区、跨国旅游线路，沟通中亚、南亚、东南亚诸国的国际旅游线。(11) 青藏铁路开通后，北京、广州、上海、成都等铁路局将按几大区域来组织客源，将附近省区的游客集中进藏。“五一”“十一”黄金周等旅游旺季，国内旅游人数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随着藏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青藏铁路开通后，藏区的城镇居民开始将出门旅游作为假期生活的重要内容，藏区居民内地游和境外游的人数会逐年增加。
要发展藏区旅游业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发展交通， 尤其是加强西藏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增加飞机航班和通往旅游点的车次。2、改进旅馆业， 尤其注重发展以国内游客为对象的中档旅游设施。3、加强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 提高服务水准。4、开发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如名胜古迹游、民俗风情游、登山探险游、朝圣游、节日特别游、摄影采风游等。5、 开发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尤其是宗教用品、民族手工业品的开发大有市场。一些专家学者对藏区发展旅游业提出了具体建议：1、应通过认真分析， 尽可能扩大旅游景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与范围，可以先对港、澳、台同胞及同我国友好国家的游客开放，在积累经验后，逐步扩大对其他国家游客的开放。逐步实现与欧、美、日、韩、新、印、尼泊尔等国家，港澳台地区及国内其他主要旅游城市的旅游联网，形成观光、探险、休闲、度假齐全的大旅游产业体系，建成以拉萨为中心、连接6个地区、5个周边省区的旅游线路。2、加大藏区旅游业投资力度，允许通过多种融资渠道、 多种经营形式开发藏区旅游资源，打破地方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走集团化、集约化经营的道路，构建规模化的旅游产业群。3、加大旅游业管理人才和业务人才培养、 输送、引进力度。4、加强旅游景区、旅游路线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改善服务硬件，优先建立电子通讯、电子商务、电子货币支付结算系统，建立完善的区域服务网络，使旅游的服务效率与质量相应得到大的提高。5、开发新的特色旅游项目， 增强藏区旅游业的特色及新优势。6、青藏铁路通车后， 藏区在面对旅游业发展的新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客流、生态环境和旅游景区承载力的压力。藏区要借鉴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发展旅游业的经验，考虑生态环境和旅游景点的承载力，在重点景区限定游客数量，科学规划、适度发展，以保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S·N·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2004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第三章 中国地区现代化之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
③ 《人民日报》1987年11月21日第1版。
④ 《都市化与民族现代化》[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7年，第3页。
⑤ 清华大学钱振为、王小琴：《我国西部“绿洲经济”的特点与发展》[A]，科学网首页《科学新闻》观察思考。
⑥ 《西藏的生态建设与保护》白皮书。
⑦ 西藏自治区旅游局2005年6月提供《西藏旅游产业发展情况》。
⑧ 叶辉：《西藏旅游业发展较快已经成其经济支柱产业》[A]，西藏旅游网2005—11—25。
⑨ 沈臖：《高起点可持续发展西藏旅游业》[A]，拉萨新闻网2006—08—19，文章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
⑩ 《青藏铁路与敦煌铁路将在格尔木接轨》[A]，中国西藏信息中心2006—03—23。
(11) 拉巴次仁：《青藏铁路将开通：进藏不再难旅游专列更方便》[A]，新华网西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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