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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心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人来说,王梓夫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和许多年龄仿佛的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是从那些艰难岁月的广阔天地跋涉过来,又在新时期之初开始登上文坛的。虽然,他从未有什么作品产生过惊人的“轰动效应”,或被某些评论家封为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的新潮作家而大红大紫过,但十多年来,他靠了勤奋踏实的笔耕和小说创作的实绩而拥有众多的读者。尽 管我读到的只是他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都市里的11种爱情》)和新出版的一个小说选集(《王梓夫小说选》),而远不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全部(一部长篇小说和五个中短篇小说集),便已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有才华和有特色的小说作家,并深信他的作品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
一
王梓夫这两个集子里的小说,都写于八十年代。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他这个年龄和经历的许多作家在小说创作特别是初期的小说创作中,主要以知青生活为描写对象,他的创作视野要广阔得多,他的小说是多侧面、多色调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他作品的主人公既有上山下乡和返城工作的知识青年,也有农民、干部、文化教育工作者及其它职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且,他往往不去正面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只是把它作为作品的时代背景,而集中笔墨去描写人物和人际关系,描写人物的生态和心态、性格和命运。
他这两个集子中最感人的小说,也许是那些描写北运河农村妇女的生活和命运的作品了。短篇小说《嫂子》就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主人公嫂子为了忠实于丈夫临终的嘱托,把父母双亡、从小靠他们养活的小叔子“我”抚养成人,情愿终身不嫁,历尽艰辛,饱受痛苦:由于奶水不够两个孩子吃,她顾得了“我”而顾不了新生的女儿,女儿终于夭折了;在困难时期,她由于不忍心看着“我”挨饿,偷了生产队几块红薯,就被当做“贼”抓起来;她毅然拒绝同她相好的麻队长要把“我”送交孤儿院作为与她结婚的条件;由于群众认为她和麻队长相好是不守贞节的表现,在文革期间,她被作为“大破鞋”批斗,在那个人们把贞节看得无比神圣的小乡村里,她成了人人害怕的魔鬼和“霍乱菌”,就连心眼最好的人也不敢公开地表示丝毫同情。文革的风暴过去了,嫂子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低人十八等”。“我”吃嫂子的“挂落”,也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虽已是二十三岁的大小伙子了却从未有人登门提亲。而嫂子却固执地认为,“我”娶不上媳妇是因为家穷。于是一连几年拼命纳鞋底挣钱,自己省吃俭用,攒钱想盖房子。后来,由于麻队长的瘸腿媳妇帮忙,“我”好容易才当上了“倒插门”的女婿;女方还不认她这“臭名远扬的嫂子”。从此,嫂子在“我”哥哥留下的破旧的小木屋里过着孤独凄清的生活。偶尔去探望一下“我”,也要承受“我”的妻子“那阴沉沉的脸和冷冰冰的目光”。多少年来,嫂子就这样背负着物质上和精神上沉重的双重痛苦活着。而她却始终无怨无悔,直到死去。
这个只有八千来字的短篇是沉甸甸的。我以为它的深刻之处,在于写出了嫂子这个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那种令人吃惊的忍辱负重、可悲可叹的人性美。从她的身上,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民族“一诺千金”的可贵以至堪称崇高的传统美德。同时,从她的悲惨遭遇,又可以看到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流毒之深。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许多人的意识中,也还存在着它的深深的烙印。
当然,一篇小说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写什么,而且取决于怎样写。《嫂子》是采用第一人称单数的视角写的,它通过“我”感情真挚、对往事充满内疚的心情娓娓的叙述,以及对小说时空变换的巧妙的安排,在读者面前逐步展示嫂子的性格和命运,以及同嫂子的一生遭际息息相关的人文环境、风土习俗,既真实生动,又亲切感人。还有小说的结尾,描写“我”的妻子在看到嫂子临终前交出多年积攒起来准备给“我”盖房子用的许多钱币时,忽然爆发出“悲惨哀伤”的嚎哭,而在送葬回来的路上,却忍不住对“我”说:“来的时候,我只想看看嫂子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真没想到,嫂子有这么多钱,这么多的钱!”这欧·亨利式的一笔,给充满悲剧色彩的小说安上了一个喜剧性的尾巴,把一直自以为在人格上高人一等而鄙视嫂子的妻子的心灵暴露无遗,同时把反差强烈的人性的美和丑的对比推向了极致,令人啼笑皆非。而小说描写“我”对失态妻子的“暴怒”和无限悔恨的“放声痛哭”,又终于显示了作家有美有刺、爱憎分明的倾向性。所有这些,也都是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这两个集子中,还有一些作品描写了北运河农村妇女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如中篇小说《荷魂》,同样是成功之作。它写黑牙村一个叫荷花的温柔美丽的少妇,被输了钱的丈夫卖给一个地痞,由于不堪凌辱而在荷花塘投水自尽了。从此,她那冤魂就经常在荷花塘周围飘荡。凡是被她的魂灵附体的女人,就会生出“一种疯哭疯笑、疯打疯闹的病”,搅得全村人不得安宁。这篇小说的写法和《嫂子》不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寓言式的警世小说来读。它描写的一个个“荷魂附体”的故事,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在那荒诞的外衣里,却包裹着血淋淋的人生。和荷花一样,草妞和菱姑其实也都是封建买卖婚姻的牺牲品。草妞没有实现她同相爱的放蜂小伙子的自由结合,而终于投荷花塘自尽了;菱姑则几经折腾,被扭曲了人性,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作家描写那几个被“荷魂附体”的女子悲惨的生活和命运,其实是控诉在我国农村至今仍然十分猖獗的买卖婚姻的罪恶。
作家看到,毕竟时代在前进着。所以他虽然在小说里常常用蘸满血泪的笔去描写农村妇女悲惨的生活和命运,但也重视反映生活在历史转型期社会的她们的觉醒和抗争。如同样以北运河农村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野河》,便描写了女主人公乔淑惠这个从通州城外的“野姑娘”变成运河湾上的“野娘们”的刚强泼辣的女人,从为了维护自身独立人格,反抗丈夫的专横和欺压开始,到进而追求广大妇女的彻底解放,率领运河湾的“娘们”把倚仗千百年形成的陋俗压制妇女的男人们斗得狼狈不堪、节节败退。全篇笔默淋漓酣畅,调子欢快明朗,和《嫂子》、《荷魂》等作品的沉郁的基调截然不同。
广大妇女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生存状态,是提供人们观察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最佳角度之一。因此,王梓夫那些描写北运河妇女生活和命运的优秀小说,不仅有很好的审美价值,而且有很好的认识价值。
二
匈牙利现代著名文艺批评家乔治·卢卡契指出:包托小说在内的真正叙事艺术作品的悬念,永远在于表现人的命运的悬念,亦即人物顺逆荣枯的悬念。
任何文艺形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作为叙事艺术的作品的小说的一大长处,无疑是它可以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表现人物的命运,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社会人生,同时可以借“人物的顺逆荣枯的悬念”大大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以吸引广大读者。遗憾的是,当今的许多所谓纯小说作家却对此嗤之以鼻,偏要扬短避长,热衷于在小说里自我表现,毫无节制地抒写某些抽象的理念、意识和下意识,这就难免广大读者冷落他们的作品了。而许多所谓通俗小说作家,又往往在创作中背离真实的社会人生,不顾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随心所欲地编造光怪离奇的故事情节,以虚假的悬念取媚于读者,其作品也难免成为朝生暮死的短命文学——因为真实永远是文学艺术的生命。
王梓夫却与此不同,他的许多小说总是围绕人物特别是主人公的命运的描写展开故事情节,以反映真实的社会人生的。因而既有审美价值,又有认识价值和道德价值,是属于高品位的雅俗共赏的小说。上述《嫂子》、《荷魂》、《野河》描写北运河农村妇女生活的小说是这样,描写其它生活题材的许多小说也是这样,如以当代青年恋爱婚姻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在圆明园的废墟上》、《你别让我失望》和《心狱》等,就是很成功的作品。
在《在圆明园的废墟上》,作家通过对几位知识青年从上山下乡到返城工作过程中的思想转变和矛盾冲突的描写,特别是围绕区鹏和贾艳从恋爱、结婚到破裂的生活悲剧的描写,为读者展示了处在历史转型期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冲击下中国当代某些知识青年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引人深思。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作家不是随意地编造故事情节,简单地处理他笔下的人物,而是力求从真实的社会人生出发,根据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去表现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的。譬如,贾艳从一个下乡期间热诚为社员服务的“赤脚医生”、一个返城初期仍然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医务工作者,堕落为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时髦女人,而且不惜和长期相爱的丈夫区鹏分手,投入她一向看不上的郑朝生的怀抱,便绝不是偶然的。读者从小说对她的出身、教养和人生经历的真实生动的描写中,不难清楚的看出她思想演变的轨迹,以及导致这种演变的复杂的内因和外因。同样,作家对主人公区鹏这个人物的形象的塑造,也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性格的逻辑出发的。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他在下乡、返城、留学和回国的人生历程中的成就和挫折、幸福和痛苦,既是受他这个决心继承父亲遗志、始终坚持科学报国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性格所决定的,又是受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所制约的。
小说统共写了四个知识青年,除了区鹏和贾艳外,还有从满口革命辞令的“扎根派”一变而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的郑朝生;聪明、正直、善良,而生性怯懦,被郑朝生称为“看破派”的徐昶,也都栩栩如生。早在1982年,作家就通过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写出了这样真切地反映了那一代知青的生活和命运的小说,是很难得的。
《你别让我失望》,对女主人公邱萍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上的“命运多舛”的描写,显示了作家的艺术功力。文革期间,当邱萍还是一位下乡青年的时候,她曾经深深地爱慕着只比她大三岁成了大队党支书和“继续革命带头人”的回乡知青宋金峰,他们成了心心相印的恋人。文革结束了,她上了大学。从入校起,她便被“全校有名的王子加才子”的刘克农热烈追求着。在毕业的前一年,她终于坠入了新的情网。虽然此时她内心仍然眷恋着宋金峰,但在知心女友的一再劝说下,她还是选择了“前途无量”的刘克农,而舍弃了山沟里的“土包子”宋金峰。尚未结婚,刘克农便占有了她。后来虽然已结婚生子但刘克农在出国留学并有了新欢之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抛弃她。
通过邱萍上述这段人生经历的描写,小说集中地反映了多年来在当代青年人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两种悲剧:一种是有些在上山下乡期间和当地青年恋爱以至结婚的城市青年,后来返城并找到工作了,而由于种种原因,后者不能随之进城,仍在农村当农民,双方终于在城乡和职业的差别的路口上分手了;另一种是,正在热恋中或已经结婚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方有幸出国留学了,另一方由于某种原因仍滞留国内,前者在国外又爱上了比后者经济条件更好或学历更高的对象,而决然和后者“拜拜”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说过:一夫一妻制快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又说:婚姻“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尽管我国当代的阶级状况已有了很大变化,但恩格斯这关于婚姻实质的论断的真理性,至今仍未消失。即使象作家笔下的善良正直的女主人公邱萍,不是也在听了女友关于择偶问题那番“权衡利害”的忠告之后,在纯情的婚姻面前退却了么?虽然,作家始终以同情的笔调描写她的不幸遭遇,既鞭挞了对她始乱终弃的刘克农唯我主义的丑恶灵魂,也揭露了和她重叙旧情、乘虚占有她并企图利用她的宋金峰的实用主义的政客嘴脸,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不难从小说关于她 “只有被人抛弃以后,才能真正懂得抛弃别人也是一种罪恶”之类深感内疚的“良心的自责”中看出,作家对她当初的选刘弃宋也是不无微辞的。的确,当初正在热恋中的宋金峰收到邱萍的那封“断交书”时,就如同被大棒迎头击中一样,痛苦万分。正是这沉重的当头一棒,使宋金峰决心为改变自己的“土包子”地位而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为此,他情愿违心地同公社书记的疯女儿结婚,并靠了丈人的大力支持,爬到了为县一级领导班子储备干部的“第三梯队”的位置。这就难怪他后来为了打败和他争夺县委接班人位置的主要对手经委主任时,竟提出那个令邱萍无比震惊和痛苦的要求(拖住刘克农,甚至答应同刘的情妇和平共处,随刘到国外去,以便破坏代表国外一家公司的刘克农同代表县里的经委主任共建合资企业的谈判),因为生活已经让他习惯于从利害出发去对待爱情和婚姻了。虽然,邱萍毕竟不同于《在圆明园废墟上》中的贾艳那样的女性,她还是有自尊心的,所以她断然拒绝了宋金峰的无耻要求,双方于是再度决裂。但追源溯始,她难道不是这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么?
琼瑶的纯情小说的故事情节,有一个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模式:富贵人家的一位少爷或千金小姐,一见钟情地爱上了一贫如洗的少女或小伙子,丝毫不考虑双方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悬殊,也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始终爱得如醉如痴,爱得死去活来。于是对方被这种白璧无瑕的纯情深深感动了,也回报以纯真的爱与之山盟海誓、相依为命。他们虽然历尽坎坷,终于苦尽甘来,喜结良缘,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不敢说,人世间绝对没有这种超越一切利害的爱情和婚姻,但肯定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也许,这样的纯情小说由于可以给无数天真的少男少女编织美满爱情的幻梦,可以给厌倦于平凡生活的芸芸众生以具有某种刺激性的消闲而永远风行不衰吧,但我有时间还是愿意多读一些象王梓夫这样的写情不够纯甚至很不纯的小说,因为它们让我在获得美感享受的同时,透过爱情和婚姻的窗口看到真实和复杂的社会人生。
中篇小说《心狱》,也是集子中描写当代青年的爱情和婚姻悲剧的优秀小说之一,就不多赘言了。作家在篇末的《附言》中说:他准备把这个中篇改成长篇,“诚恳地希望读者、特别是有切身体验的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使在谋撰长篇时有所就教并聊补本篇之虞。”我虽然对小说中描写的生活缺乏切身体验,但也愿意提出一点肤浅的意见,供作者参考。我以为改成长篇,就不应局限于写一个在金钱、权利和地位面前经不起诱惑的“下海”年轻女子的堕落,以及始终热恋着她的男子可悲的殉情。可以考虑以此为线索贯串全篇,反映我们这个处在历史转型期社会的人生百态,既展现其蓬勃的生机,又揭示其阴暗的角落。最好能集中笔墨描写近年来在商品大潮(包括贸易、股市、房地产等领域)中,大搞钱权交易、进行非法经营、大发改革开放横财的腐败现象。同时表现反腐败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翅膀”仍然十分“沉重”,致使改革难以腾飞,以进一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改革继续深化。总之,我期望改成长篇后的《心狱》,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国真实的社会生活、启人深思的有分量的长篇小说。
三
从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和戏剧一样,也是结构的艺术。要结构好一篇小说,必须处理好人物和事实的关系。老舍先生在一篇读小说创作经验的文章中,曾经就如何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小说中的人与事是相互为用的,人物领导着事实前进是偏重人格与心理的描写,事实操纵着人物是注重故事的惊奇与趣味。因灵感而设计,重人或重事,必先决定,以免忽此忽彼。中心即定,若以人物为主,须知人物之所思所作均由个人身世而决定;反之,以事实为主,须注意人心在事实下如何反应。前者使事实由人心辐射而出,后者使事实压迫着个人。若是,故事才会是心灵与事实的循环运动。事实是死的,没有人在里面不会有生气。最怕事实层出不穷,而全无联络,没有中心。一些零乱的事实不能成为小说。”
王梓夫这两个集子里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以人物为主的,也有少数是以事实为主的。无论是哪一种,对人物和事实这二者的关系,总的说都处理得很好,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小说的结构也是比较严谨的。发《野河》是以人物为主的中篇小说,反映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文化革命前到开过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描写人物有十几个,事实也很多、很纷繁,诸如运河湾的风土人情、人们的生存方式、婚姻状况、夫妻关系和生产劳动,等等,但因作家始终把这些事实同乔淑惠在追求妇女独立人格、领导运河湾妇女反抗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与习惯的斗争中表现的“野性”联系起来描写,使“人物领导着事实前进”,所以事实虽层出不穷,却不显得散乱,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绳串珠般把它们贯串起来。于是故事情节便成了主人公性格的历史,小说的结构也说完整了。
中篇小说《无风无雨》则是一篇以事实为主的问题小说,故事情节始终围绕着住房问题发展:某县级中学许多教员的住房都很紧张,长期得不到解决。
忽然有一天,县教育局分配给学校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谁都争着要,“谁见了谁都眼黑”。由于“狼多肉少”,难以分配,主管分房工作的校长章敬业被这个“事实”困扰得烦躁不安。经过“争来争去,吵来吵去,议来议去,掂来掂去”,他终于拍板了,决定分配给即将退休的教导主任徐芷萍。这决定虽不乏理由,但还是“校园哗然”,不仅徐芷萍”成了众矢之的”,他也成了“矛盾的焦点”,招来了几十年校长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积怨,尝到了从未尝过的“众叛亲离”的滋味。这时,当年因“奸污少女案”而被开除公职后来成了大款的体育教师吴克江,表示愿意捐款50万为全校教师解决住房问题,这消息曾经一度缓解了学校紧张的空气。但收于章敬业坚持原则,拒绝吴克江把为他平反作为交换条件的要求,被许多缺房者认为是到口的肉不吃,矛盾又更趋尖锐,甚至教学工作也受到干扰,难以进行。最后,章敬业被迫抱病跋山涉水去募捐,为教师解决住房筹集资金。这篇小说的好处,不仅在于它成功地刻画了校长章敬业和一些教员真实生动的形象,而且在于它通过对章敬业被客观事实“操纵”和“压迫”而焦头烂额、忧心如焚的描写,反映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广大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有待改善;表达了一个虽十分平凡但又常被人忽略的真理——如果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的保证,即使有忠诚能干、富于“敬业”精神如章敬业那样的校长来领导,学校的教学工作也是难以搞好的。
王梓夫善于量体裁衣,根据不同的内容设计小说的结构,如同是问题小说的《春夏秋冬》,由于写的是政府机关琐碎的日常工作生活情景,缺乏完整的事件贯串全篇,于是作家为它设计了一个不同于《无风无雨》那种比较集中紧凑的结构——依季节变化、情节跳跃发展的结构。这比较松散的结构形式,和表现某些政府机关人浮于事、工作懒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散漫内容是协调的。又如《在圆明园废墟上》,作家为了集中表现区鹏、贾艳等几个下乡知识青年,在返城后的思想演变和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碰撞,采取包孕式的结构,寓历时性的描写于共时性的情节之中,把主要情节安排在区鹏回国后的那段时间里,等等。
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王梓夫不仅善于提炼情节,结构作品,叙述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善于用美文编织迷人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这是值得赞赏的。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着一个优秀的小说作家对于人物心灵世界的敏感,善于捕捉人物在特定环境中复杂的精神状态以至内心深处微妙的情思,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现出来,使人物的心灵跃然纸上。如中篇《你别让我失望》,描写邱萍向宋金峰谈到抛弃她的刘克农三番五次给她来信,以“儿子是他的亲骨肉”为理由,央求、威胁和诱惑她,让她把相依为命的儿子园园留给他时,有如下这样一段表现她内心悲愤情绪的文字:
男人就是这样的没良心,你抛弃了自己的女人,还要从女人手里把儿子夺走。儿子到底应该是谁的骨肉?他的筋骨,他的血肉,他的肺腑和魂灵,到底是在谁的肚子里孕育的?到底是喝谁的血成形的?儿子出世以后,又是喝谁的乳汁长大的?又是谁给他抓屎抓尿,谁照顾他起床睡觉,谁教他说的话,谁教他走的路?到头来,儿子怎么反倒成了男人的亲骨肉,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道理吗?
这一句句浸透着血和泪的话语,这一声声理直气壮的质问,仿佛不是出自作家的笔下,而简直是从人物的内心深处倾泻出来的。如果作家没有对邱萍这样不幸妇女的心灵的深切的体察和同情,是很难写出如此感人肺腑的文字的。
正因为作家对他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知之甚深,对他们的身世和品性了如指掌,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会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所以他总是能够在自己的作品里,把他们表现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象《嫂子》中那个牢记丈夫临终嘱托,饱受人们白眼,历尽千辛万苦把小叔子抚养成人而无怨无悔的善良朴实的嫂子;象《野河》中那个不肯做男人驯服的怒隶,为打碎传统的封建意识和习俗强加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而斗争的野性十足、天不怕地不怕的乔淑惠;象《贞德堂纪事》中那个不管人世沧桑、今昔变化,始终念念不忘要维护曾蒙受乾隆皇帝“恩泽”的光荣的“贞德家风”,至死不渝的沈老太爷;象《竹篙辞》中那个为了追寻往昔温馨而苦涩的旧梦,在蜜月中就给新的婚恋投下巨大阴影的灵魂孤独的柳林;象《心狱》中那个既渴望幸福的爱情,又渴望金钱和地位,付出了很多很多却什么也得不到,终于身心交瘁的海南寻梦者茫子,等等。
新时期的小说的创作,是以现实主义的回归为标志的。1985年以后,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主流仍属现实主义。虽然,这回归并非全然的复旧,是带着新时期的精神和色彩的回归,但我们从许多作品表现出来的对人生的关注、执著和热情,仍然可以看出,它们是同“五四”时期高举“为人生”而且“为改良这人生”的文学大旗的那些前辈作家们的作品一脉相承的。而王梓夫,就是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这支现实主义劲旅中的一员。
是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我们的社会远非尽善尽美,生活中仍遗留着旧时代的许多污泥和毒菌,令人触目惊心。我由衷期待着,在九十年代,他将以比八十年代更丰硕的文学成果,为实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使命做出自己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