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0—2001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势论文,政策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1）01—0005—06
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虽然中国经济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但是经济循环的收缩倾向并未终止，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从1998年起进一步呈现通货紧缩态势。 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体的扩大国内需求政策措施， 推动经济景气在1998年四季度至1999年一季度有所复苏，然而未能有效逆转通货紧缩惯性。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季下滑，经济景气持续疲软。
从1999年下半年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坚持扩大国内需求方针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其功能组合和需求导向，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强化稳健货币政策的扩张取向，并且调整财政支出方式和税收政策结构而向转移支付、非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激励倾斜，以期实现国有投资需求与非国有投资需求、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其预期政策效应已经在2000年显现。比较1999年，2000年中国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均稳定回升，货币供应流动性比率显著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略有上扬。
2000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将超过1999年而预计增长7.95 %， 从而1999年将构成中国增长型经济周期拐点，中国经济循环从2000年起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
对于2000—200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2001年预测的主要政策假设包括：（1）2001年财政政策承续2000 年扩张取向，中央财政赤字为2 850亿元；（2）2001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兑换率为8.3∶1。
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取向
1.“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
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意义的宏观经济管理，虽然同时作用于需求面与供给面，但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虽然同时具有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但是以短期调节为主；虽然同时追求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多种目标，但是以稳定经济为主。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以稳定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短期性需求管理，通过积极干预（而不是消极顺应）有效需求实现潜在总供给的充分利用，以促进宏观经济均衡途径的跨时最优化。
表1 2000—200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预测指标2000年2001年
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7.95 8.27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9
3.1
第二产业增加值
9.6
10.0
第三产业增加值
8.1
8.2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33 010 37 54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4 030 38 390
3.出口(亿美元) 2 475 2 780
进口(亿美元) 2 210 2 565
4.狭义货币供应(M1)增长率(%) 19.7 21.0
广义货币供应(M2)增长率(%) 14.1 17.5
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 0.3
2.2
GDP平减指数上涨率(%) -0.8
0.9
可信而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紧缩取向能够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降低通货膨胀消减（disinflation）的经济增长成本，不过除非在通货膨胀预期完全理性而且经济调整没有摩擦的极端情形下，通货紧缩预期必须通过实际通货紧缩过程形成，而实际通货紧缩必须通过实际总供给持续低于潜在总供给实现。从1997年三季度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已经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潜在总供给增长速度。
表2 依据总量生产函数Y[,t]＝A[,t]·K[,t][α]·L[,t][1－α]以及1999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17.3∶49.7∶33.0，初步预测了2000—2005年中国潜在GDP增长能力，其中α＝0.6。
表2 2000—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核算（%）
年平均增长速度贡献率
潜在国内生产总值 8.48 100.00
A.生产要素分解
劳动 1.25.66
资本 10.0
70.75
技术 2.0
23.59
B.三次产业分解
第一产业 3.15 12.79
第二产业 10.20 54.62
第三产业 8.25 32.59
虽然经济增长目标只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但是缩小实际总供给与潜在总供给缺口进而使实际总供给按潜在总供给速度增长，体现了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稳定职能的内在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在21世纪初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适度增长阶段过渡的调整时期，表2中国潜在GDP增长核算表明，“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相对快速增长。 维持8.5%左右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应该成为中期需求管理的政策指导线， 并且据以确定2001年总需求扩张力度。
2.中国同时附加预期和需求的总供给函数及其需求管理含义
面向中国经济体系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证明，由于投资需求的总需求弹性大于1并且消费品生产部门属于潜在总供给短边， 总需求运动通过影响供给需求的结构对称状况而影响潜在总供给的利用程度，实际上具有影响潜在有效总供给的正向供给效应。中国总供给函数必须在附加价格预期的正统总供给函数Y＝S（P／P[E] ）基础上同时附加总需求变量，采取Y[S]＝S（P／P[E]，Y[D]）函数形式，并且dS／dY[D]＞0。这样，中国总需求曲线移动除通过正统的价格预期途径引致总供给曲线垂直移动外，不但可能通过供给主义途径或者滞后效应（hysteresiseffect）途径引致总供给曲线长期反向或者同向水平移动，而且在短期内吸引总供给曲线同向水平移动。
在图1的产出—价格平面上， 当总需求曲线从AD向右移动至AD＇时，潜在有效总供给将从Y[E]增加至Y[E＇]而潜在总供给结构性滞存（Y[M]－Y[E]）减少，总供给曲线从AS向右移动至AS＇； 当总需求曲线从AD＇向左移动至AD时，潜在有效总供给将从Y[E＇]减少至Y[E]， 而潜在总供给结构性滞存（Y[M]－Y[E]）增加，总供给曲线从AS＇向左移动至AS。作为潜在总供给Y[M]与潜在有效总供给Y[E]缺口的潜在总供给结构性滞存（Y[M]－Y[E]），构成了反映总需求动态的短期性经济结构问题，在需求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过程中与经济增长速度反向运动，而由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决定的长期性经济结构问题本质上是非周期性的，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总体态势是逆周期的。
正统总供给函数Y＝S（P／P[E] ）预测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状况是顺周期的，相应定位适度从紧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而认为需求紧缩政策只是使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问题暴露，并且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促进经济结构的均衡化调整，将缓和而不是加重经济结构失衡状况。按非正统总供给函数Y[S]＝S（P／P[E]，Y[D]）推论，中国经济周期收缩后程的需求紧缩政策不但增加潜在总供给结构性滞存而恶化短期经济结构问题，而且无助于长期结构问题的解决，难以形成适宜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均衡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应对中国经济萧条态势，应该服从需求管理反周期操作的自然需要而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在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同时改善经济结构失衡状况。中国经济潜在总供给结构是与而且只是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向投资需求倾斜的总需求结构相适应的，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因而是内在一致的。
三、中国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的操作规则
1.公共财政体制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债务负担
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描述了居民预算约束对于债务融资与税收融资无差异性条件，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在为财政支出融资过程中债务融资与税收融资等价的小概率事件性质。实际赤字融资的政府支出乘数Kg虽然小于简单政府支出乘数预测数值1／（1－MPC）， 但是仍然大于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乘数Kt即平衡预算乘数1，存在1＜Kg＜1／（1－MPC）。
税收平滑的最优税率应该跨时稳定，税收原则上仅吸收财政支出的永久性冲击。中国财政非债务收入仍然无法保障社会公共需要，必须按照公共财政体制的总体要求继续增加税收收入，而财政支出的暂时性冲击将映射为政府债务的周期波动。虽然通过国债发行为财政支出融资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是有必要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相应增加税收，以维护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由于社会可承受的政府债务规模构成了财政政策的潜在预算约束，当期削减税收将在财政预算平衡约束下限制后期财政支出增加，其最终效应可能是紧缩性的。
向低收入阶层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完全必要的，应该制度化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然而消费信贷的有限作用反证了居民消费需求主要是受到收入约束而不是流动性约束。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从储蓄—投资机制解释有效需求不足并且治理中国经济衰退。消费函数生命周期假说预测的低龄高成长经济消费行为，能够说明中国经济的高储蓄行为。“十五”计划时期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中国经济支出结构仍然应该向投资需求倾斜，通过有效的储蓄—投资机制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转化，以积累充足的资本存量，与未来相对短缺劳动力互补而维持即将来临的老龄低储蓄经济。
为从动态发展角度考察中国债务负担问题，建立国家债务跨时转移方程。以B[,t]、D[,t]分别表示t年度政府债务余额、财政赤字， 在名义利率R[t]下存在政府债务跨时转移方程D[,t]＝（1+R[,t]）D[,t－1]+B[,t]。 对于财政赤字与国民收入比率d[,t]以及政府债务余额与国民收入比率b[,t]，d[,t]＝D[,t]／Y[,t]，b[,t]＝B[,t]／Y[,t]， 国家债务跨时转移方程转化为dt＝〔（1+R[,t]）／（1+G[,t]）〕·d[,t－1]+b[,t]，其中G[,t]为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即G[,t]＝Y[,t]／Y[,t－1]－1。当t→∞时，若R[,t]＜G[,t]，d[,t]是收敛的，否则d[,t]发散。假设当t→∞时，（R[,t]，G[,t]，b[,t]）→（R[*]，G[*]，b[*]）并且R[*]＜G[*]，对于d[,t]稳态值d[*]，d[*]＝〔（1+G[*]）／（G[*]－R[*]〕·b[*]，从而有sgn（dd[*]／d（b[*]，R[*]，G[*] ）＝（+，+，－）。此时，定态政府债务余额比率随财政赤字比率以及名义利率的上升而上升，随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上升而下降。由于舍象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的联动机制，通货膨胀政策能够在名义利率不变的条件下降低政府债务相对规模，特别是当G[*]→∞时d[*]→b[*]。
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Gt与名义利率Rt分别采取名义GDP 增长率指标与时间加权平均三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指标，R[,1998]＞G[,1998]，R[,1999]＜G[,1999]。表3是对于1999 年中国财政政策债务负担稳态的情景模拟，间接揭示了既定实质经济背景下通行财政健全标准b[*]≤3 %与d[*]≤60%对财政政策赤字融资空间的长期限制。
表31999年中国政府债务动态分析
宏观经济环境 G[,1999]=4.49%,R[,1999]=3.34%
实际债务负担 b[,1999]=2.8%,d[,1999]=12.7%
长期条件假设 G[*]=G[,1999],R[*]=R[,1999]
稳态情景预测
(1)若b[*]=b[,1998],D[*]=254.41%
(2)若b[*]=3%,D[*]=272.58%;
(3)若D[*]≤60%,sup(b[*])=0.66%
2.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交易方程MV＝PY分析框架支持下按事前预测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规划货币供应增长目标。这里依据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总体经济模型构造了货币主义固定规则、卢卡斯中性规则与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形成与中国人民银行规则相对应的货币政策规则体系，如表4所示。其中， 核心通货膨胀率是与自然失业率等价的制度变量，构成需求管理的适度通货膨胀率目标，而经济货币化进程表现为gV[*]＜0。
表4 货币政策规则
中国人民银行规则gM[PBC]=π[E]+gY[E]-gV[E]
卢卡斯中性规则 gM[Locus]=π[E]+gY[*]-gV[E]
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gM[Keynesism]=π[*]+gY[*]-gV[E]
货币主义固定规则gM[Monetarism]=π[*]+gY[*]-gV[*]
π[E]/π[*] 预期/核心通货膨胀率
符号含义 gY[E]/gY[*] 预期/潜在经济增长率
gV[E]/gV[*] 预期/趋势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
舍象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误差，如表3所示， 各种货币政策规则总体取向的相对效力如下：
（1）（gM[Locus]－gM[PBC]）·（gY[*]－gY[E]）≥0，即当潜在经济增长率大于（或者小于）预期经济增长率时，卢卡斯中性规则货币供应目标将高于（或者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则货币供应目标；
（2）（gM[Keynesism]－gM[Locus]）·（π[*]－gπ[E]）≥0， 即当核心通货膨胀率大于（或者小于）预期通货膨胀率时，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货币供应目标将高于（或者低于）卢卡斯中性规则货币供应目标；
（3）（gM[Monetarism]－gM[Keynesism]）·（gV[*]－gV[E]）≥0， 即当货币流通速度趋势增长率大于（或者小于）预期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时，货币主义固定规则货币供应目标将高于（或者低于）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
对于通货紧缩时期的中国经济，π[*]＞π[E]，gY[E]＜gY[*]，gV＜gV[*]，从而gM[PBC]＜gM[Locus]＜gM[Keynesism]，
并且gM[Keynesism]＞gM[Monetarism]。相对于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倾向，只有M实际增长超过临界值gM[Locus]，货币政策的真实效应才是扩张性的，否则货币政策将强化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倾向；相对于经济稳定的充分就业基准，只有M实际增长达到临界值gM[Keynesism]，货币政策的反周期力度才是充分的，否则货币政策将无法消除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倾向。
由表2可知，gY[*]＝8.48%，相应适度通货膨胀率目标π[*]＝2%。基于表1中国宏观经济预测（π[,2000]，gY[,2000]）＝（－0.8，7.95）与（π[,2001]，gY[,2001]）＝（0.9，8.27）， 各货币政策规则蕴涵的1999—2001年M1货币供应增长率目标如表5所示。 假设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预期采取近似理性形成机制即π[E]＝π[,－1] +β（π－π[,－1]）而gY[E]＝gY[,－1]+β（gY－gY[,－1]）， 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预期由前期增长趋势外推即gV[E]＝gV[,－2]+β（gV[,－1]－gV[,－2]），并且存在经验参数β＝0.75。
表52000—2001年M1货币供应目标
（年均余额增长率%）
年份 199920002001
中国人民银行规则gM[PBC]14.82 16.8319.38
卢卡斯中性规则gM[Locus]16.11 17.6419.70
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gM[Keynesism] 21.15 21.4921.52
表5显示，中国人民银行规则目标逐步接近卢卡斯中性规则目标， 并且二者与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目标的绝对差距明显缩小。1999年与2000年M1增长率已经超越卢卡斯中性规则目标，然而落后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目标。依据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规则，2001年乃至“十五”计划时期中国M1货币供应年均增长率应该在21%以上。
3.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化调整
虽然人民币尚未实现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上可兑换，但是在联系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货币供应已经部分外生化。以e与e[*] 分别表示（自然对数形式）人民币名义汇率及其均衡值，以π[,N]与π[,W]、R[,N]与R[,W]分别表示国内与国际的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人民币均衡汇率按△e[*]＝π[,N]－π[,W]跨时移动；国内名义利率补偿国内通货膨胀而适应性调整R[,N]＝R（π[,W]），dR[,N]／dπ[,W]≥0；通过反应汇率非均衡状态（e[*]－e ）的贸易项目余额与反应预期（流入）套利收益（R[,N]－R[,W]－△e[E]）的资本项目余额的基础货币供应途径，国内通货膨胀响应国际收支从而π[,N]＝π〔e[*]－e，（R[,N]－R[,W]－△e[E]）〕，dπ[,N]／d（e[*]－e）＜0，dπ[,N]／d（R[,N]－R[,W]－△e[E]）＞0。对应于人民币汇率均衡控制目标区〔－δ[－]，δ[+]〕，由以上汇率制度、利率政策规则与通货膨胀外部响应方程组成的开放经济结构主义模型蕴含单侧状态依存（state－dependent）的汇率政策规则，在国内通货膨胀率高于国际通货膨胀率从而固定名义汇率将导致本币持续升值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应该采取调整方式Ⅰ，名义汇率e[,t]时间路径如图3正向轨迹所示；在国内通货膨胀率低于国际通货膨胀率从而固定名义汇率将导致本币持续贬值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应该采取调整方式Ⅱ，名义汇率e[,t]时间路径如图3反向轨迹所示。
┌e[,t+1]＝e[,t]，当e[,t][*]－e[,t]＜δ[－]时
（Ⅰ）<
└e[,t+1]＝e[,t]+δ[－]+δ[+]，当e[,t][*]－e[,t]
＝δ[－]时；
┌e[,t+1]＝e[,t]，当e[,t][*]－e[,t]＞－δ[+]时；
（Ⅱ）<
└e[,t+1]＝e[,t]－δ[－]－δ[+]，当e[,t][*]－e[,t]
＝－δ[+]时。
如图3所示，汇率非均衡状态（e[*]－e）时间路径指示了与其反相的净出口动态，而国际资本流入套利预期收益（R[,N]－R[,W]－△e[E]）在名义汇率稳定期间是与R[,N]同一的，国内通货膨胀π[,N] 从而国内名义利率R[,N]时间路径指示了与其同相的国际资本流入动态， 并且在时刻t1、t2因名义汇率调整预期而振动幅度增强。
图3在时刻t1、t2及其后继时期的正向时间路径准确模拟了1994 年中国宏观经济与开放经济相关动态：（1 ）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以至其对外价值低估，即△e＝δ[－]+δ[+]而e[*]－e＝－δ[+]；（2 ）（投机性）国际资本流入增加，国际贸易盈余扩大；（3 ）通货膨胀严重而名义利率上升。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在1998年已经位于图3时刻t1、 t2左侧邻近位置，从而人民币汇率升值以至其对外价值高估；（投机性）国际资本流出增加，国际贸易盈余缩小；通货紧缩而名义利率下降。
人民币名义汇率在1998年已经严重高估，非均衡汇率政策直接表现出净出口下降以由外汇占用款渠道投放基础货币减少的紧缩效应，而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无法通过对冲操作完全抵消货币供应紧缩。人民币不贬值的政府承诺短期内稳定了人民币名义汇率预期，然而也因此放弃了人民币汇率均衡化校正的名义汇率调整途径，人民币实际贬值是通过国内通货紧缩途径实现的。非均衡汇率政策导致了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操作的经济稳定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冲突。至1999年7月，人民币实际汇率经过24个月通货紧缩而持续贬值， 其非均衡倾向得到有效校正，中国宏观经济时间路径在图3时刻t1与t2 中间位置反向移动，推动出口需求从1999年三季度而净出口需求从1999年四季度开始恢复性增长，而M1增长率从1999年7月起相应加速。 非均衡汇率政策对国内货币供应的外部约束在2000年已经缓和，2001年货币政策具有相对自由的扩张性操作空间。
[收稿日期]200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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