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眼中的阿赫马托娃与茨维塔耶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罗论文,眼中论文,茨维塔耶娃论文,阿赫马托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话录》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关于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对话”，诗人独到的见解使我们能从一个诗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两位俄国最伟大的女诗人，与此同时，又能从他对这两位诗人的分析中去洞悉布罗茨基本人的诗学观和世界观。
谈话录这一体裁在西方诞生的时间并不长，它源起于埃克曼1836年出版的《歌德谈话录》，该书在文学史上的丰碑地位和重要影响使得“谈话录”这种形式深入人心。眼前这本《布罗茨基谈话录》以其思想交锋之激烈、诗学见解之深刻、诗人个性之真诚丝毫不逊色于它的前辈。这次“谈话”由音乐学家、文化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发起，历时十四年，是一次漫长的“关于文化的对话”，既然是“对话”，就会有观点的分歧，思想的冲突，读者倾听着这样的“对话”，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博物馆式的崇敬”，而是思想的快乐。就像“谈话”的始作俑者沃尔科夫在《代序》中所言，有“开局、潜在的中突、高潮和结局”。俄国批评家鲍利斯·帕拉莫诺夫如此评价这次“谈话”：“此书给出了解读布罗茨基诗歌中众多密码的钥匙……你会意识到，一个伟大的诗人，似乎首先就是一个伟大的人。”①
沃尔科夫与布罗茨基谈话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有诗人一生的经历，其中包括在前苏联，在流亡地以及移居美国纽约后的生活，他的诗歌创作、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考，以及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俄国诗人和英美诗人。也许是兴趣使然，《谈话录》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关于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对话”，诗人独到的见解使我们能从一个诗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两位俄国最伟大的女诗人，与此同时，又能从他对这两位诗人的分析中去洞悉布罗茨基本人的诗学观和世界观。
众所周知，年轻时的布罗茨基曾与莱茵、奈曼、博贝舍夫一起聚集在阿赫马托娃周围，探讨诗歌创作，深受阿赫马托娃的欣赏，他们四人曾被阿赫马托娃称为“神奇合唱队”，正因为这个“神奇合唱队”的存在，阿赫马托娃有理由相信，俄国诗歌的复兴业已到来，甚至她还断言：第二个白银时代即将来临。布罗茨基也曾将他与阿赫马托娃密切往来的1962至1963年之交的那段美好时光称为他诗歌生涯中的“幸福的冬天”，并以《幸福之冬的歌》为题写下了一首诗。布罗茨基说：“与阿赫马托娃有关的一切，这是生命的一部分……”的确，阿赫马托娃之于布罗茨基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一个“优秀的人”，一个“用一种语调改变了你的人”；“阿赫马托娃仅凭一嗓子或一扬脑袋就将你转化成人”。②
对于阿赫马托娃的诗歌创作，布罗茨基的观点或许会令所有的人惊讶，没有哪个文学史家和阿赫马托娃研究专家不津津乐道于她的“左手的手套戴在了右手之上”，而布罗茨基却宣称：“《灰眼睛的君王》完全不适合我——如‘左手的手套’——所有这些诗我都不认为是伟大的诗歌成就。我想，直到以后读到她的其他诗作。”③这对于一个在阿赫马托娃护佑下成长起来的诗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也许恰恰反映了布罗茨基作为一个诗人的真诚。但是，布罗茨基对于阿赫马托娃的中后期创作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对《安魂曲》的解读中，沃尔科夫认为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现实的和传记意义的，这就是阿赫马托娃与被捕儿子的命运；而象征性的，即马利亚和她儿子耶稣的命运。但在布罗茨基看来，《安魂曲》中最重要的是分成两半的主题，她认为阿赫马托娃既写出了“大恐怖”中全部的悲惨，又反映出“逐渐接近她心灵的疯狂”，布罗茨基在此区分了作为普通人的哭泣和作为写作者的哭泣，他指出，阿赫马托娃正是在这种介于“儿子的母亲”所体会的痛苦和诗人所体会的痛苦之间产生了精神的巨大分裂，因为作为诗人，阿赫马托娃必须处于像巴赫金所说的那种“外位”的立场，以组织和协调作品的多声部，因而，诗中时而是母亲的呜咽，时而是诗人的哀泣，时而又是马利亚的悲鸣，而这种“外位”的立场使阿赫马托娃以诗人的痛苦来体验作为母亲的痛苦，以此，事情就会朝有利于诗人而不利于母亲这个角色发展，从而产生世俗意义上的“冷漠”。难怪列夫·古米廖夫会抱怨母亲：“如果我死在集中营里，这对你来说更好。”只有作为诗人的布罗茨基能够真正体会阿赫马托娃作为母亲和诗人的双重痛苦：“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遭罪，为儿子的命运深受其苦。然而，一旦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开始写作……便会努力把这写得更好。即听命于缪斯，听命于文学的要求。”④布罗茨基认为，《安魂曲》的卓越之处正在于此，一如阿赫马托娃在诗中写的：“疯狂已经张开了翅膀，/它覆盖住半个灵魂……/我凝神谛听着自己，/一如谛听他人的梦呓。”阿赫马托娃正是这样努力营造悲剧的效果，似乎在用这种诗行无意地违背真理，逆自己的痛苦而行，使母亲的情感不至于在诗中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相反的，使自己的诗作带有几分冷静，几分肃穆，几分理性，难怪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布罗茨基认为“强烈的悲剧感和‘崇高与节制’的主观态度，是阿赫马托娃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⑤在谈到《没有主人公的长诗》时，布罗茨基十分强调《长诗》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而写这一观点。他认为阿赫马托娃处于诗节的“支配”之下，她常常回到这些诗节之中，也可以说，是这些诗节常常回到她的身边，而对这些如“梦或呼吸”般的诗节的着迷和依恋，使她有了一次次对《长诗》的补写、添写、修改、编辑、设密，有了用一些诗组与其他诗组进行游戏的冲动，而这就是为什么《长诗》有多个版本，阿赫马托娃为什么写了十年的原因，如果阿赫马托娃还活着，她也许还在继续这一创作过程。这一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布罗茨基对诗歌、对诗人的观念，就像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所说的那样：“只有诗人才永远清楚，平常语言中被称为‘缪斯的声音’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操纵；他清楚，语言不是他的工具，而他才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⑥布罗茨基认为阿赫马托娃具有细节描写的天赋，她的诗歌简洁庄严，又是最高意义上的格言诗人，她诗歌的韵律一开始并不为人察觉，似乎是为歌剧而做准备的歌手和乐器，然后幕布才缓缓地升起，紧接着演出的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演绎出20世纪全部的恐惧，有一种真正的现代派诗人才有的“现代主义感觉，即悲剧式的处世态度”，这在她“之前的俄国文学中还不曾有过”⑦。
严格地说，布罗茨基属于阿赫马托娃的圈子，是所谓的阿赫马托娃的“孩子”，但在“谈话录”中我们却发现，他更推崇的诗人是茨维塔耶娃，称她为“20世纪的第一诗人”，认为茨维塔耶娃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阿赫马托娃，是自己的“指路明灯”，这不禁让读者感到诧异，特别让像沃尔科夫这样的阿赫马托娃的崇拜者们难以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布罗茨基对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推崇备至呢？笔者以为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精神，即她诗歌中所反映的极度的真诚，严厉的自我清算，诗行间的紧张感与张力。对茨维塔耶娃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她的第二本诗集《神灯》出版后，评论界曾对她“暴露个人隐私”的倾向提出过批评，但是在布罗茨基看来，茨维塔耶娃是一位“非常有节制的人，她在自己的诗歌中并没有特别展示自己的生平，例如《山之诗》与《终结之诗》中所写的分手并不是与某个现实中的人物分手，而是广义的分手”⑧。他认为，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真诚并不意味着传记般的真实，她的真诚首先表现在声响的真诚，就像“人们因疼痛而发出的叫喊那样”。她的这种叫喊声中饱含着个人命运的痛苦、身处异乡对祖国思念的痛苦以及来自于周围世俗世界的种种非难的痛苦，这一切都通过她诗歌的声响效果以呐喊的形式爆发出来。布罗茨基用茨维塔耶娃的一句偶作来概括她的诗歌创作纲领：“对于你疯狂的世界，/回答只有一个——拒绝。”他认为，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就充满了这种拒绝的语气和音调，因这种拒绝，茨维塔耶娃甚至带有某种满足。由于茨维塔耶娃对自己、对良心的清算与审判，布罗茨基称她为“加尔文式的”诗人。16世纪在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的加尔文是一个严厉的人性批评家，他相信人只要坚持过圣徒般的生活，经受一切考验，战胜一切诱惑，就可成为被上帝选中的少数人之一，而加尔文的信徒们也因此常常对自己进行某种最后的审判。茨维塔耶娃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空前绝后的句法，无情的道德和人性审判，高昂的紧张情绪正是这种“加尔文式的极限”的化身，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没有中立，她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提问方式，拷问人性，拷问世界，也拷问着她所生存的时代。
与这种诗歌精神紧密相连的即是茨维塔耶娃诗歌特殊的言说方式，诗歌技艺的丰富多样，这里既包含了布罗茨基所说的声响层面，也包含了句法层面。在“谈话”中，布罗茨基的一段关于茨维塔耶娃诗歌“节奏”的论述极为深刻：“时间是节奏的源泉。……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一个诗人在技艺上越是多样，他与时间、与节奏源泉的接触就越亲密。比如，茨维塔耶娃就是节奏上最为多样的诗人之一……时间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和个体交谈。时间有自己的低音、高音。它还有自己的假声。您还可以说，茨维塔耶娃就是时间的假声。一种超越了乐谱界限的声音。”⑨在这里，布罗茨基以极为专业的眼光解读了茨维塔耶娃的音乐性，甚至是超越音乐性的某些异秉。与绘画、雕塑等诉诸空间的艺术形式不同，诗歌与音乐都是时间的艺术，节奏在时间的绵延中最易显露其特质，它体现为高低、长短、轻重、缓急，可以说，节奏是音乐和诗歌共同的灵魂。音乐寻求的是声音与节奏的和谐，音乐的音阶是断续的单音与它相邻的音以级数递升或递降，遂形成音调，节奏是音调的动态展现，节奏的变化必能赋予旋律变化以多种可能性。同理，诗歌寻求的是语言(其中也包含了声音)与节奏的和谐，而茨维塔耶娃正是以丰富多样的节奏、非同一般的句法、非比寻常的移行、标点符号的特殊用法造就了诗歌技艺的无限可能性。诗是音律与语言的艺术，从诗歌的音律发展历史来看，诗歌总是在追求音律的变化，而茨维塔耶娃一生都致力于这样的追求，她追求节奏和音律的多样性，追求言说方式的多样性。无疑她的诗歌精神和对诗艺的执著追求与布罗茨基的诗学观极为相投，因此，她的诗歌得到后者的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诗艺的角度看，茨维塔耶娃的确对布罗茨基产生过重大影响，就像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曾说的那样：“她不仅改变了我对诗歌的观念，也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整个看法……我特别接近她的诗学观，她的作诗技巧。”⑩但是，无论布罗茨基是否意识到，阿赫马托娃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如果将两人的诗歌做一个整体的对照，我们恰恰可以感觉到一种总体风格上的吻合，那就是诗的字里行间所浸透的浓重的悲剧意味”，这种“内在精神上的呼应，构成了更高意义上的继承关系”。(11)应当说，两位女诗人在精神和诗学两个层面都给予了布罗茨基丰厚的馈赠，对他而言，茨维塔耶娃意味着真诚的心灵，严厉的自我审判，高昂的激情，是他指路的明灯；而阿赫马托娃则意味着高贵的灵魂，睿智的头脑，慷慨的态度，道德的力量，是他心灵的一部分。
注释：
①所罗门·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陈方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刘文飞，《布罗茨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⑥刘文飞，《布罗茨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⑦所罗门·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陈方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⑧同上。
⑨同上。
⑩Интервью И.Бродского C.Биркертсy//Paris Review 1982，№83.Цит.ло： Бродский И.Большaя книгa интервью.M.2000
(11)刘文飞，《布罗茨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