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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陶学？乃关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阅读、鉴赏与评估的研究之学。当代陶学与传统陶渊明研究颇有区别，它力求摆脱传统陶渊明诗文评点或对个别问题即兴随感性的研究模式，而是将陶渊明的思想、艺术和接受作为一个自足系统加以探讨，倡导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动态性，梳理陶学进展，不再单纯归纳或重复先贤的已有结论，而是为了总结历史，开辟未来，让陶公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生命通过读者的参与和创造不断发扬光大，千古流芳。今天，当吾辈站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来回顾陶坛百年，尤为百感交集，心潮澎湃。但囿于篇幅所限，又难免挂一漏万之讥。
一
陶学坛坫百年，以1949年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半世纪、后半世纪两个阶段。前半个世纪陶学发展主要表现对诸多论题的探讨取得显著进步。
一、关于陶公年寿：对此，陶学史上一般多倾向六十三岁说，梁启超《陶渊明年谱》首倡五十六岁，其弟子陆侃如《陶公生年考》附和师说，称许梁氏论证周详；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于梁说八证，则逐条驳之，力陈其说难以成立。古直《陶靖节年谱》另倡五十二岁说，朱光潜《诗论》倾向古说，认为“从作品的内证，五十一、二之说较胜”，赖义辉《陶渊明生平事迹及其岁数考》亦持五十二岁说，但其根据却与古《谱》大相径庭。陆侃如《跋古层冰陶靖节年谱》则力陈对古说不可轻信，称其论证“方法不精密，主观色彩太浓”。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则称“梁、古两家说，论证俱嫌不足”，意谓二者尚不如旧说更经得起推敲。另圣旦《陶渊明考》新倡五十九岁说，惜未见时人唱和。
二、关于陶公忠晋：对此，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力驳千古流传的“耻事二姓”旧说，认为“若说他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梁氏反对过高估计忠晋论的价值，有其创新的勇气和进步性的一面，但由此而否认渊明忠晋的一切事实，却为现代不少学者非议，朱光潜称“‘耻事二姓’的问题虽不必过于著重，却也不可一笔抹杀”（《陶渊明》）；陈寅恪更谓梁说之误乃系：“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向行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的关系》），这与陈氏的阐释学原理背道而驰，自然为其不取。
三、关于陶公哲学观：梁启超仍认为陶公坚守儒家宗旨，胡适别出新解，推许“陶潜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绝好代表者”（《白话文学史》），反映出胡氏运用近代哲学观念以衡量中古文人世界观的努力，容肇祖的《魏晋的自然主义》附和其说。朱自清则提出“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陶诗的深度》），并谓晋、宋之际有“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趋势，此乃朱氏创见。陈寅恪则用“外儒内道”概括陶公哲学观，指出“渊明之思想为……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朱光潜对陈说颇不以为然，其《陶渊明》肯定陶公思想包涵儒、道、释三家成分，却坚决反对将渊明视为具有谨严体系的哲学家。萧望卿接近朱说，还补充陶公“也兼容游侠的精神。”（《陶渊明批评》）
四、关于陶公“静穆”：朱光潜“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与鲁迅“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七》）的论争，在现代陶学史上影响无比深远，朱氏“静穆”超然的美学观与鲁迅豪迈雄伟的美学观，两者追求的目标迥异其趣，其审美取向所产生的不同社会效应，凡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恐怕皆记忆犹新、绝不会轻易遗忘的。对此，在1956年，朱氏以一个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的学术良心，郑重、痛切地反省了其“静穆”美学观给“人民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并将其置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即“反动统治最猖獗”、“中华民族最危机”、“革命斗争最尖锐”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加以剖析，指出这种思想对当时无所适从的青年如同“打了一针瘫痪活力的麻醉剂”，“客观上有利于反动统治的‘文化围剿’。”（《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这种勇于自我审视的批判精神是不该一笔抹杀的。
五、关于文学成就：王国维推许陶公为“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文学小言》）。胡适更从文学变革角度充分肯定其卓越功绩，誉其诗“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扫除的干干净净”（《白话文学史》），这和胡氏一贯倡导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新文学观紧密联系，其时论坛唱和者甚众，如徐嘉瑞《陶潜的思想》就从采用平民语言、描绘平民生活、反映平民感情等方面称许陶公异于常人，特别是徐氏居然将宋人陈师道关于陶诗“不文”的负面批评，从正面予以阐释，更是发前人之所未曾想，令人耳目一新。
六、关于艺术境界：王国维推崇陶诗已达到“无我之境”这种非凡的艺术境界（《人间词话》）。郭沫若称许“陶潜不仅是诗品冲淡，人品也冲淡”，还特地赞扬陶诗“有立体的透明”（《沫若诗话》），“透明”而且达到“立体”可感的程度，这是何等深邃的境界。朱光潜肯定陶诗特色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绮，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陶渊明》），这是朱氏运用西方诗学来观照陶诗的重要创获。萧望卿认为陶诗风格是：“他那淡远闲适的诗，俨如一片清晖，朗静明彻，是‘如将白云，清风与归’的风致。”（《陶渊明批评》）王、郭、朱、萧等人论陶与古人评陶，其视野与思路显然发生巨变，其细腻入微更远胜前贤。
七、关于《桃花源记》：梁启超恭维“这篇《记》可以说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说”（《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胡适认为它“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结构的‘短篇小说’”（《论短篇小说》），皆对该《记》的艺术虚构给予很高评价。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跳出前人专注于一书一志的窠臼，不厌其烦地多方考证“桃源”的原型“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用心颇为良苦，但脱离艺术虚构的创作规律，自然难免穿凿附会之讥。张为骐《〈桃花源记〉释疑》认为该《记》是宣扬作者个人理想的寓意之文，其驳仙境说、实境说皆言之成理；倬之《一个农民文学家——陶渊明》认为该《记》所宣扬的理想并非神秘玄虚的观念，而是诗人心目中的新农村，似更为接近陶公思想实际与创作真实背景。
八、关于陶公比较研究：陶渊明与世界文学的对照这个时期开始起步，宋毅真1936年发表《陶渊明与渥兹渥斯》一文，将陶公与英国湖畔派的代表诗人渥兹渥斯加以比较，朱光潜《诗论》进一步深入剖析，指出“我们拿他们俩人来比较，就可以见出中西诗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大有区别”，认为西方诗人多信奉泛神论，而中国诗人则没有这种浓厚的宗教感情。甘蛰仙1922年发表《中国之托尔斯泰》长篇专论，详尽剖析陶公与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之间的异同；胡怀琛1925年出版《中国八大诗人》一书，其《陶渊明》章认为“陶渊明可算是中国的泰戈尔”，将陶公与印度大诗人泰尔戈相提并誉，亦不为无见。
从上不难见出这个时期的陶学家由于引进和吸收了西方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极大地推动了陶渊明研究的现代进程，提出了不少古人难以提出的新观点、新结论，取得陶学发展史上新的突破。
二
后半个世纪的陶学发展，就大陆陶坛研究而言，大体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厚今薄古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建国伊始，百废待举，但出人意料的是陶渊明以其独特艺术魅力很快成为众所瞩目的研究目标， 并且迅速迎来热烈争鸣的局面， 这就是1954年开始的主要围绕张芝《陶渊明传论》一书的讨论。对这场讨论的过程加以描述是轻而易举的，但透过这场讨论认真总结某些经验教训以警戒后人却是相当困难的，如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对自己行文中的“血统论”习焉不察，而对张著中的血统论则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乃至大张挞伐，这种责人律已上的双重标准难道不值得论坛警惕吗？那样当今陶坛上类似现象也许就不至于再次出现了。对阎简弼、张芝之争，当时论者大体分四种情况：完全支持张说、部分赞同张说、对阎、张二说皆持异议、调换角度批评张说。如曹道衡《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对阎、张皆有所批评，持论平和求实，入情入理，较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而站稳脚跟。
除关于《陶渊明传论》的讨论外，在陶学其他领域还有不同创获，如叶鹏《论陶渊明》在50年代中期那种特殊政治背景下，竟敢于提出“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这个极为敏感的论题，实属难能可贵；他还提出另一个异于时论的新见解，即道家思想对陶公创作具有积极作用。对此，李周存《对〈论陶渊明〉的一点意见》则予以反驳，认为道家思想“给他作品现实主义基础以很大的腐蚀。”俞起崇《陶诗“忠愤”说新证》对叶鹏关于陶作中“看不到一点民族苦难的影子”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陶诗饱含着爱国主义的内涵，对千百年来喋喋不休的“忠愤”之争，析之以爱国情怀之体现，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他像针对缪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张志明撰《对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的商榷意见》与之讨论；针对谭丕模《论陶诗》，汪浙成撰《对〈论陶诗〉一文的意见》与之商榷；还有古直《陶侃及陶渊明是汉族还是溪族呢？——与陈寅恪教授商榷所谓江左名人如陶侃及陶渊明亦出于溪族的结论》等论文，皆有助于推动当代陶学的发展，值得充分肯定。
这个时期的陶坛，论者初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渊明其人其文，其大方向和成绩是不能一笔抹煞的，但由于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肤浅和片面，论坛开始出现庸俗化、标签化的不良倾向，也是需要认真清理，有待提高的。这个时期的陶学专著除《陶渊明传论》外，还有王瑶编注《陶渊明集》，无论是题解、还是词语注释或前言，均较全面、公允，故该集流传广泛，沾溉后学深远。
1958年始，随着政治思想领域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深入，特别是厚今薄古口号的提出，陶学研究更特别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冲击力，从而进入步履艰难的“大跃进”时期。58年的陶渊明讨论起源于北师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在编订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和讲稿时，将渊明定性为“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这和当时学术界提出的中国文学史的主线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主流论不为无关。为此，《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用将近二年时间组织了这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并在讨论告一段落后，编辑出版《陶渊明讨论集》一书，该书前言对讨论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总结，有助于读者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讨论的全过程，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开拓陶学新的未来，颇富指导意义。
在《光明日报》开展专栏讨论的同时或稍后，其他报刊杂志也陆续发表不少评陶论文，就有关课题开展热烈争鸣。如北师大中文系二年级评论组《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认为陶公是坚持批判“神不灭”论的，对此判断，范宁《对于陶渊明的一点理解》直驳其谬，认为《神释》诗“不仅不是什么‘神灭论’，恰恰相反，正是‘神不灭论’。”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一些以往陶学史上从未涉及的新课题，陆续提到日程上来，如陶公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新课题。陆侃如《陶渊明的田园诗》率先提出陶诗没有反映家乡以卢循为首的“义军”的“斗争”，表现冷漠，是一种明显的局限。对此，逯钦立《读陶管见》、公盾《关于陶渊明的思想》皆不表苟同，何其芳更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剖析类似说法之非：“这好像忘记了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一般文人作家都能参加的。当时的农民也未必全都参加。”（《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在抵制极“左”文艺思潮对古典作家的歪曲与苛求上，何氏之论义正辞严，其良苦用心，难能可贵之至。另如《桃花源诗》是否包含反剥削思想？陶诗是否与晋宋文风相对立？皆系陶学史上前所未见的新的争论焦点，显示出陶学发展的新水平。
这个时期的陶学研究，由于厚今薄古口号的提出，不少评陶文字均带有苛求古人的时代色彩，这种倾向发展到“文革”更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乌云密布、文网恢恢的“文革”年代，少数学者以不同方式评陶，成果虽不多，却颇为珍贵，如郭沫若《谈诗札记》对“形夭无千岁”与“刑天舞干戚”的公案发表的见解、钱钟书脱稿于1972年的《管锥篇》中第一四五至一四六两节精彩评陶文字。这个时期出版的陶学专著有廖仲安《陶渊明》。另有工具书二种，即北大中文系师生合编《陶渊明诗文汇评》、北大、北师大中文系师生合编《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皆富有重要参考价值。
1976年“文革”结束，陶学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时期还可以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的陶学研究主要围绕建国十七年来甚至近现代以来传统的陶渊明研究课题（如陶公哲学思想、政治倾向、归隐、田园诗、艺术特色等）进行批判性的再思考，清理“左”倾思潮的流毒，并在初步反思中逐渐解除思想禁锢，轻装上阵，开阔视野，以迎接陶学研究新时代的早日到来。从这个阶段论坛讨论热点的陈旧不难见出其新旧交替的过渡特色，历史的惰性于其中有着生动反映。这个阶段问世的陶学著作有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李华选注《陶渊明诗文选》、徐巍选注《陶渊明诗选》、唐满先注《陶渊明集浅注》、王孟白《陶渊明诗文校笺》、吴云《陶渊明论稿》、王绍龄《陶渊明》、谷云义《陶渊明》、钟优民《陶渊明论集》等。
后阶段的开始，以1985年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讨论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迎来了陶学新的反思发展期，预示了陶学研究的光明前景。最近十五年来陶学领域的重大进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陶学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品位日益提高：陶坛不再囿于传统陶渊明研究所提供的框架，转而另辟蹊径，力争突破。这个阶段出现过的中心议题大体有以下十六项。（一）陶公故里何在？“目前传为陶渊明故里的不仅有星子县的玉京山、栗里陶村，还有九江县的鹿子坂、浔阳旧城等”（童怀《陶渊明故里何在？》）另还有陶公始家宜丰之说等。（二）渊明父名：陈忠《关于“定山陶氏宗谱”》首次披露该谱记载其父名敏，十一年后龚斌《陶氏宗谱中之问题》提出考察陶氏宗谱十本，除《秀溪谱》外，其余皆谓渊明父为陶敏，但其细情各谱略有不同。（三）陶公年寿：前有邓安生《陶渊明年岁商讨》重申五十九岁说，但论证较前更为周祥；后有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重申七十六岁说，但在论证方法上有新的创见。（四）陶公思想特质：关于渊明与魏晋玄学的关系，论坛出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强调玄学对陶公的决定性影响，如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等；二是坚持儒家对渊明的决定性影响，如徐声扬《陶渊明审美气质的核心是“为仁由已”》认为“与玄学相左，陶渊明是以儒为本的思想体系”；三是承认玄学者有一定程度影响，但陶公一生都在努力摆脱其影响，如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就持此种观点。（五）陶公审美情趣：对此，胡治洪《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形态、成因及其他位》、徐声扬《“但识琴中曲，何劳弦上声”——从陶渊明蓄无弦琴看陶渊明的美学观》等文均有阐释、论证。（六）陶渊明的经济思想：胡太昌《陶渊明经济思想蠡测》较为系统地论析了渊明经济思想；萧庆元《论陶渊明的“农本”意识及其审美意象的特点》侧重探讨渊明抗世悖俗的“农本”观；江世平《世外桃源：农耕时代理想社会的特殊模式》重点评析桃源理想所显示的经济观。（七）陶公文论思想：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认为陶公文艺观“就其主观倾向来说，显然是属于非功利说”；魏正申《试论陶渊明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从抒情言志、朴素文风等角度阐释其文学观。（八）陶公仕隐：这是古老话题，但当今切入的角度已有巨变。戴建业《养真与守拙——论陶渊明归隐》认为“他归隐所承诺的也不是对业已灭亡的东晋王朝尽忠，而是对已经‘告逝’的人世‘真风’的呼唤”；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将陶公仕隐与当时政治风云变幻相联系，视野广，立论高。（九）陶诗艺术特色：不少论者重视探讨玄学对陶诗的制约，如冯友兰就是用王弼“得象而忘言”的观念鉴赏陶诗（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李文初《陶渊明论略》谓陶公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无一不受魏晋玄学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亦谓渊明的“自然”思想决定其诗文的艺术风格。（十）陶诗语言运用：廖仲安《说陶二题》称许渊明是爱用“新”字的大诗人；沈荣森《陶渊明诗文迭字研究》专门从运用迭字切入，批驳论坛流行的“陶作的自然之美在于不事雕琢”之说；钟名立《陶诗用韵考》指出其用韵特色：“与两汉和南北朝相比，多同于两汉，同时向南北朝发展”、“支脂之三部分立”、“脂微同用”。（十一）《搜神后记》作者：论坛多认同系托名陶潜之说，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指出梁释慧皎《高僧传》序已称“陶渊明《搜神录》”，恐不能断然否定陶潜著书的可能。（十二）陶公诗文系年：新时期陶集注本迭出，诸家均想有所创新，据魏正申统计四家新注，其不用王瑶系年的诗文，各占其注本的8.7%、27.7%、45%、47.8%，其变更的理由各有不同。（十三）陶公与其他作家比较：据李华（江西）统计，1981—1996年，陶与中国古代作家比较，共发表62篇论文，如袁行霈《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高国藩《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与张衡〈归田赋〉之比较》、钱志熙《湛方生——一位与陶渊明气类相近的诗人》等。（十四）陶集版本：新时期来部分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这冷寂多年的领域，如袁行霈《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重点探讨了现存宋元的几种重要版本，还对陶集的校勘和注释发表了创见，颇见工力。周期政《〈四库全书总目·陶渊明集提要〉辨证》对《提要》中一些考证不当、含混不清之处加以考证，相当严谨，颇有见地。（十五）陶公研究之研究：新时期来论坛《××年来陶渊明研究评述》之类的综述不时见之于报刊，内涵丰富，形式灵活，信息量大，便于读者及时了解陶坛前沿进展。钟优民《三十年来陶渊明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历代陶学研究概述》（十讲）和魏正申专著《20世纪陶学论著》、《陶渊明及其研究论》对一千五百多年的陶学发展进程亦有或简略或较详的评述。另有个别论者对“从50年代起，到80年代，极个别人到90年代”仍在批评“静穆”说深表不满，此亦有待商榷。平心而论，极“左”思潮对陶学研究的影响自应清理，但同时也不应忘记陶学史上各种是非曲直亦当划清，以恢复历史本相，而不能在某种借口下对特定时期出现的错误文艺思潮及其在陶学上的反映转弯抹角地予以美化、淡化，甚至指责批评它们的著作“毫无学术价值”，进而由防止一种偏颇而倒向另一种偏颇。处于1936、1948年那种水深火热、民族危亡和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年代，朱氏仍然提倡“调和静穆”、“中立”、“超然”的“纯正文学”，无论怎么曲意维护或百般解释，读者也是难以苟同的，任何一个真正爱护朱先生学术人格的评论者，更不会轻率地置1956年朱氏严肃真诚的痛自剖析于不顾，仍一而再地脱离“静穆”说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反而变本加厉地宣扬其“静穆”说的“臻于完善”、“完备多了”，这一公案似难如此轻易颠倒。（十六）陶学如何引向深入：新时期不少治陶学者不仅关注陶学的历史和现状，对其未来亦十分重视。王瑶《陶渊明研究随想》就谆谆告诫陶学同仁应掌握“整体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特定历史时代，多种社会的总和的‘人’的作家，当作一个复杂、丰富、生动的多面体，把握研究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并从这一切方面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其主导方面。”今后陶学的深入拓展，的确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拓宽视野，完备多元参照系的建立，让陶学以更为成熟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二、思维模式初步调整，方法革新日趋自觉：陶学坛坫新方法的实践引发了思维方式的改变，与此同时，传统方法经过新时代思潮的洗礼进而焕发出新的活力，陶坛出现新旧方法相辅相成、各竞优长的喜人局面，兹从方法论的角度初步展示新时期陶坛的繁荣景象。（一）伦理道德角度评陶：宋崇凤《陶渊明的道德理想简析》、唐满先《陶渊明处世面面观》、胡晰《简论陶渊明的“义利观”》等皆取同一视角，用道德的观点评价其人其文，突出文学的教化作用。（二）社会学角度评陶：沈端民《闭关自守的桃源“模式”》、陈域《陶渊明诗歌社会影响的历史分析》、景蜀慧《想见停云发浩歌——读陶渊明的政治诗》等均采社会批评的视角，有利于科学阐释其人其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进而做出较为准确的价值判断。（三）审美角度评陶：袁行霈《陶诗的自然美》、梅大圣《论陶渊明〈拟古〉组诗神韵美》、韩文奇《论陶渊明〈饮酒〉的美学风貌》等，通过对陶公审美方式、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的探索，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四）文化学角度评陶：张立伟《归去来辞——隐逸的文化透视》书中将陶公置于传统隐士文化中予以透视、定位；王菁《中国文化中的智者——陶渊明》认为“渊明的价值只能在文化这个更高的层次上，更大的范围内才能得到准确的评价。”皆系颇中肯綮之言。（五）心理学角度评陶：景蜀慧《以贫傲世猛志长存——陶渊明晚年思想心态剖析》就是从“老年情绪心理方面”来解释陶公晚年对政治的态度；章海生《论陶渊明进入田园诗境界的心理与艺术调整》指出陶诗境界是“作者进行了一定的心理与艺术的调整”的产物。（六）哲学角度评陶：袁行霈《陶渊明的哲学思考》认为“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李建中《试论陶诗的人格精神》指出其“最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均是对其人其作的哲学叩问。（七）比较文学角度评陶：艾可知《陶渊明与泰戈尔的艺术人生》、戴鸿逵《〈桃花源记〉与〈瑞普·凡·温克尔〉》等皆取同一视角。（八）接受美学角度评陶：李剑锋《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等系列论文，着力探讨陶公在历史价值河床中的浮沉变化，颇见工力。（九）系统论角度评陶：如朱立春《试论我国文学史上反映“桃花源”思想作品的系列性和差异性》等。（十）原型批评角度评陶：如袁达《谈谈陶潜诗文中的“太阳——英雄”原型》、刘雪梅《论陶诗中的“松”、“菊”、“桃源”意象的道教神话原型》等。
三、学术讨论蓬勃兴起：关于陶公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评论持续开展，是当代陶学繁荣的重要标志。十多年来，陶渊明始家宜丰学术讨论会（江西宜丰县主办）、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讨论会（江西文化厅等单位合办）、陶渊明研究座谈会（江西星子县政协主办）、陶渊明研究学术讨论会（九江县渊明纪念馆主办）、陶渊明学术讨论会（湖南省文化厅等单位合办）、中日学者首届、第二届陶渊明学术讨论会（九江师专、日本六朝学术学会合办）等。这系列讨论会为陶学研究的国内、国际交流皆做出重大贡献，应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学术讨论中出现的某些不正常现象也引起了关注，如《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4 期）在刊发《中日学者第二届陶渊明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的同时，其卷首絮语就呼吁“编者、作者、读者共同警觉”那种“放弃宽容的人格原则，转向偏激的庸俗批判”，可谓切中时弊的警世之言，值得深刻反思！
四、新论新著层见迭出：计有《陶集》新的注本十种，专著二十种。吴鹭山《读陶丛札》、李文初《陶渊明论略》、魏正申《陶渊明探稿》、《陶渊明评传》、邓安生《陶渊明年谱》、《陶渊明新论》、李华《陶渊明新论》、韦凤娟《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与中国闲情》、王定璋《陶渊明悬案揭秘》、袁行霈《陶渊明研究》、丁永忠《陶诗佛音辨》、孙静《陶渊明的心灵世界与艺术天地》、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赵治中《陶渊明论丛》、徐新杰《说陶》、徐声扬、陈忠《徐论陈词集》、钟优民《陶学史话》、《陶学发展史》等。另还有汪榕培《英译陶诗》、《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陶文鹏、丘万紫《陶渊明诗文赏析》、钟优民《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等多种。
三
在回首大陆陶学五十年的辉煌成就时，不能遗忘港、台学人在陶渊明研究上的重要贡献。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半个世纪来，港、台出版的陶学著作已达七十余种、论文二百多篇，真是海峡两岸各领风骚，共创辉煌。囿于见闻有限，仅能就荦荦大端简述如下。
陶公年谱，台、港学者考证颇详，有的尚属大陆陶坛未经触及者，如渊明元配丧亡之年，前人据陶诗“弱冠逢世阴，始室丧其偏”二句，多认为当在二十岁左右，此系承“弱冠”而释，王叔岷等诸家则皆从“始室”求解，以为“三十而有室”（《礼记》），推断陶公近三十方婚，不久元配辞世，杨勇《陶集校笺》即采此说。又如渊明父最为扑朔迷离，高怀民《我看到的陶渊明》依《命子》诗所述研判，其父性格为“淡焉虚止”，而另谓“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则可能其父曾一度任官，后又失官（自诗之语气看来，有因事被革职的可能），由此探求陶家衰落，一为任官时清廉，失官后又不营家务，二为因故去职而使家业突衰（渊明可能知道原因，不愿说明）。
陶公思想：孙守侬《陶潜论》认为其思想“多元而统一”，兼有儒、道、释、墨诸家成份。石俦《陶渊明的人格与思想》认为儒道对其影响是“外来的”，从“本质上来看，毋宁说是墨家的”。钟应梅《陶诗新论》针对朱自清“孔子学说的道家化”之论，认为“老子和孔子之道是归于一的”、“何尝不可以言其为道学思想之儒学化？”齐益寿《陶渊明的思想发展》亦以“道本儒末”来概括陶公。陈怡良《陶渊明思想境界》则以“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之融会贯通来释其哲学观。陶公政治观，齐益寿《陶渊明的政治立场与政治理想》力驳“忠晋”和“冲虚超越”二说；陈怡良《陶渊明的人品与诗品》强调陶公政治思想“之基础，实来自老庄的政治哲学。”
《集圣贤群辅录》二卷真伪：大陆陶坛多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说，视为伪作将它从《陶集》中删除。潘石禅《〈集圣贤群辅录〉新笺》另发新论，认为它“实陶公平日读书之札记，盖有疾没世而名不称之感，故缀集而成此篇”，杨勇《陶集校笺》从其说。
陶诗评价：曾在台大任教的叶嘉莹认为“中国所有的旧诗人中，如果从‘人’与‘诗’之质地的真淳莹澈而言，自当推陶渊明为第一位作者”、“陶诗虽真淳而不易解。因为渊明虽是以其一分本色与世人相见，然而他的本色却原来并非一色，乃是如日光七彩之融为一白，有七色之含蕴，而又有一白之融贯。这种既丰美复精淳的特色，正是渊明的特色”（《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中国旧诗》）。钱穆极力称许陶诗最能体现中国文学的精髓：“重生命，言性情，则无可尽言，无可详言……故中国文学务求简。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最中国文学之至高上乘处。”（《略论中国文学》）。苏文擢深入发掘陶诗中所蕴含的道德文化，并概括为四点，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陶公是“凭生命的感受和自然界的物象打成一片”；其次是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指出“乐天的背后，原有一段广大精微的知命论”；第三是贞刚温厚的伦理道德，并以《与殷晋安别》诗为例，说明其待友既能“严正地划分立场”，又能“温婉地保持私交”；第四是勤劳知足的生活形态，“须知勤劳不是手足胼胝，知足也不是全不进取”，最后指出其要义乃在诗人“能把自己的灵魂生命、人格道德百分之百和作品打成一片”（《陶渊明历史地位及其诗中之文化要义》）。高大鹏指出“历代对陶诗的了解，不断在增加，然而这个增加，一向是带着感情成分的，因此在了解增加的同时，对他的误解，也就随之增加，结果了解和误解加起来，使陶诗最后成了一个传奇，他成了文学的偶像和文化的图腾”（《陶诗新论》），颇有见地。
陶公影响：王晋光认为王安石是宋代受其影响比较明显的一个诗人，从“慕其人，赏其诗”、“借词、改句、取意、拟调”、“志节、怀抱”三个侧面剖析其所受影响的具体表现，并指出“而为一般人忽略的是，安石晚年之寄情山水，与陶渊明之徘徊田园颇有相似之处：陶渊明于天下事无能为力，安石于天下事则筋疲力尽”（《王安石论稿》）。阮廷焯认为在唱和陶诗上，明人赵退陶可算“嗣音渊明，抗礼东坡者也”，指出“东坡和陶自成气象，易也，退溪和陶不受笼络，难矣”（《退溪和陶诗发微》），言外之意，显系后来居上也，反映陶学发展史上和陶风气的递进与变迁，各有其不同的时代色彩。
台港陶学研究，既注意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又重视弘扬中国传统文论与方法。前者如郝毅民《陶诗〈形影神〉与佛氏心理分析》指出该组诗三首实为陶公对人格分析的心得，可视为一种心理分析的典范；杨玉成《诗与存有——论陶渊明〈饮酒·其五〉》则运用原型理论方法审视陶诗。后者如陈怡良《陶渊明创作背景浅探》根据孟子的鉴赏论：“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运用这种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方法，重点探讨了陶公创作的时代背景。
半个世纪来，台、港学人在陶学上成果累累，做出过重大贡献，诸如：车柱环称许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历代注家，却于陶集常语，似于不屑深求之意，近有王叔岷教授，笺注陶诗，特于此类，多所发明”（杨勇《陶渊明集校笺·车序》），诚非虚言，王氏还有《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并序〉笺证》亦广征博引，注解详明、确切，多发前人之所未曾发。饶宗颐序称杨勇《陶渊明集校笺》：“杨君东坡潜心陶集有年，于其年世交游既一一为之梳理，复通释全集，平亭众说，究其旨归，要而不繁，简而不凿，津津乎有以会渊明之趣，义风末隔，渊明素襟，或可于此旦暮求之。”不失为切中肯綮之评。齐益寿《论史传》中的陶渊明事迹及形象》、《“桃花源记并诗”管窥》等系列论文，均考证精细，剖析深刻，结论明晰，治学谨严。陈怡良《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是一部厚积薄发、多有创见的陶学新著，邓安生称誉其“试图对古今学者的研陶成果作一阶段性总结，着意在已有的研陶基础上登上一个新的高峰。”林文月虽非专门治陶学者，但在中古文学领域却有广泛建树，其《陶渊明的止酒诗》、《叩门拙言辞》二文对陶公其人其文理解独具慧眼，妙解迭出，行文中既批评了自古以来反复出现过的将渊明偶像化的过誉之辞，又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国外某些汉学家对陶公人格提出的怀疑，甚至曲解的谬误之评，尤为陶坛同仁首肯。
综上所述，反映迄今海峡两岸的陶学研究，已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新高潮，就成果的丰硕言，专著已近百种，论文已超一千五百种，是留给下一世纪的一份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进步，新兴的陶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不断完善和提升，并且必将有更大的发展，面对新世纪的曙光，姹紫嫣红、绚丽多彩的壮观前景已经展现在不远的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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