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历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会议回顾与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基础理论论文,历届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图书馆学伴随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传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之后，历经坎坷，走过了一条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求索历程。在这一艰难历程的最近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以来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先后主办了四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这几次会议在图书馆学理论建设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图书馆学学术发展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自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以来，至今已经二十余载。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会议历经杭州、庐山、常州、郑州四次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召开的，都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每一次会议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本文在对四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简要回顾的基础上，对21世纪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提出若干前瞻性的理论思考和建议。
2对四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的回顾与反思
2.1杭州会议
1984年11月1日至7日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后举办的首届全国基础理论讨论会。由于这次会议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年后，“杭州会议”这一称谓相沿成习，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专有名词。
会上，诸多学者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的各相关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以及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未来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课的教材建设问题。杭州会议前，各学校采用统编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由于图书馆学理论界对统编教材提出了许多批评，引发了一些争议，因此急需一套新教材以确立图书馆学新的理论体系。会上，经过与会学者的讨论磋商，最后做出了放弃统编教材，会后由各学校自编教材的决定。
杭州会议是在中国社会由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下召开的。这一历史大背景的时代基调就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的改革与开放。显然，杭州会议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活跃是在这一时代和历史大环境下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理念在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具体反映。这不仅是对多年来思想禁锢、万马齐喑的传统社会学术环境的否定，也是为走出在封闭沉闷的传统社会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长期低谷所发出的第一声学术呐喊。
学术思想的交流、不同理论和观点的碰撞、统编教材的放弃，打破了数十年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一元化的传统格局，形成了理论多元和学术争鸣的局面。这一基于学术自由的原则所形成的宽松局面和新的学术环境为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挣脱了桎梏，推动了图书馆学学术思维多元化理论格局的形成和发展[1][2]。
在杭州会议前后的几年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经历了一次建国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发展高潮。在这一高潮中，产生了以周文骏先生的“文献交流说”、宓浩先生的“知识交流说”、吴慰慈先生的“‘事业说’新论”和倪波等人的“文献信息交流说”等学说为代表的一系列反映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新的学术思想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3]。这些成果的形成和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终于开始了从关注图书馆现象表象描述的经验图书馆学向探索表象背后的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图书馆学的巨大转变。因此，杭州会议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和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2.2庐山会议
杭州会议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经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在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偏向和误区。用今天的学术视野加以分析，这些偏向和误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把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学科的基础理论相混淆，表现为一种用学科的理论基础研究取代基础理论研究的现象。其二是在缺乏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图书馆学独特的学科属性准确把握的情况下，因循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用传统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学科标准来审视和评价与传统学科不同、更与自然科学具有本质区别的图书馆学。这种思维倾向所导致的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进行评价的学术标准与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严重错位的现象不但不可能有利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反而只能导致从科学基础的层次上对图书馆学学术价值的根本否定。
图书馆学的形成与发展尽管已经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但由于其研究对象——人类社会的图书馆现象与人类的图书馆社会实践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紧密的内在联系，人类对图书馆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必然也必须伴随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和不断发展。那种切断图书馆与社会的内在联系，把图书馆置于一个封闭的想象空间里进行孤立研究的思想方法，既不可能把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也不可能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面对信息—知识时代新的历史条件、新的社会环境和现代信息技术所形成的全新的技术环境，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学科理论还是专业技术都需要伴随时代的飞跃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实现相应的跃迁和发展。在当时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需要也应该有所突破而尚未实现真正突破的被动局面下，我们需要的是深入的科学探索和积极的建设态度。但在实际上，颇有影响和大行其道的却是图书馆学这门以图书馆这一人类社会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文现象为研究对象，具有近二百年历史的学科竟然“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这一轻率的结论。
根据“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这一认识论的基本法则，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世界上只有尚未形成的认识和尚未系统化、尚不成熟的学科知识，而绝不存在任何不能形成认识，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客观事物和客观现象。显然，“图书馆学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这一说法根本就构不成具有任何理论意义的科学命题。
社会对图书馆学科学价值的认识受到特定社会的历史和文明发展水平、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条件等诸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最直接的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从事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学术研究专业队伍的整体素质状态。具体而言，社会首先是在整体和宏观的角度上，从敬业精神、学术素养和学术贡献等方面，看这支专业队伍能否支撑起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这片蓝天。
世界上只有不能胜任事业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人，而不存在没有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社会事业和相应的学问。因此，一个严肃的、有学术良知的图书馆学学者，其所坚守的社会职责就应该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把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持续地推向前进，而不是用似是而非的言论误导舆论，更不应在“图书馆学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这一烟幕下放弃和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
理论上的误导和对图书馆学学术价值的自我否定直接损害的是图书馆学的学术声誉和在图书馆学领域勤于耕耘、播火传薪的古今中外学术大师，而最终受到伤害和否定的则是当代图书馆界本身。
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在建国至今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图书馆界从业人员的整体学术素质偏低。鉴于这一实际状况，理论界、学术界、知识界和图书馆界之外的人士由于对古今中外图书馆事业的完整历史和图书馆学这门学科不够了解而对图书馆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并不奇怪。而上述这种来自于图书馆界本身并且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所进行的自我否定就不能不成为图书馆学在学术之林中所独有的奇异现象。图书馆学界如果对这一学坛怪象熟视无睹，不从历史的、现实的、学术的和政治的诸方面影响因素进行深刻的综合分析，从理论上挖掘根源、拨乱反正，不但将造成图书馆学的学术危机，还将动摇甚至断送图书馆学的现实基础。
在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迁而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业内人士普遍对图书馆学理论和学科地位不够满意的心情不难理解。在人们急于寻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而又始终未能够找到理想出路的浮躁情绪下，上述思想倾向显然是对当时图书馆学界求变求发展这一急切社会心理的一种“理论回应”。
由于当时我国图书馆学界主流心理所热衷的是“轰动效应”和社会关注，所缺乏的是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清醒与冷静、基于科学理性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在这种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准确把握。于是，在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上述这种颇为偏激，对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非但无益反而有害的思想倾向很快就形成了一种舆论、一股思潮和一定的社会影响。
然而，无论是对图书馆学进行学术否定的虚无主义思潮还是虚张声势的学术泡沫，也无论是渴求变革的愿望还是寻求发展的热情，毕竟都代替不了冷静的理论探索与严肃的科学研究。于是，这一偏离甚至否定图书馆学学科本身的思想倾向不能不最终导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困惑与危机，使一度欣欣向荣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再度跌入了低谷。
如果在20余年前，在当时的学术氛围和社会心理环境下提出上述这种对当时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倾向的评论与反思无疑要被图书馆学界大多数人所诟病。然而，随着斗转星移和时过境迁，如果能够将当年功利性的冲动和盲目逐渐转变为今天理性的冷静与清醒，就不能不看到，当时图书馆学界确实存在一种下意识的，显然也是非理性的，同时也是一种颇为严重的非图书馆学化学术思潮和倾向。这一学术思潮的理论表现，用委婉的语言描述就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出现了某种偏离图书馆学的倾向”。如果依据其所产生的不良社会效果，用明确的理论语言来表述，这种偏离或背离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基本方向的理论倾向，其理论实质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图书馆学学科本身的科学基础和学术价值的根本否定。如果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平心静气地进行客观的理性反思，我们不能不清楚地看到，当年这种非图书馆学化思潮所造成的某些不良学术影响在社会上乃至业内至今犹存。
为走出基础理论研究低谷，在杭州会议结束后时隔七年的1991年，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庐山召开。参加会议的是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与一批年轻的图书馆学学者。大会以“回顾和清理”为主题，对八十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成绩和不足作总结，为步入九十年代的基础理论研究探明发展方向。
会议上，吴慰慈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从建设的角度来分析现有的不足”，“八十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中曾有过几次反复，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尚未得到统一，今后在九十年代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必强求统一”。吴慰慈先生的主题发言再一次肯定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4]。
参加庐山会议的学者们对20世纪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出现的两次高潮进行了剖析和研究，对八十年代后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分析；对一些基本概念，如“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进行了对比和阐释；对图书馆学方法论问题，尤其是研究方法“移植”问题以及图书馆学的学派建设和完成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专著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进而从理论研究者思维规律的角度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过程和规律进行了梳理。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对20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以“交流”为中心的新理论，如“知识交流学说”、“情报交流学说”、“文献信息交流学说”、“文献传播学说”等作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分析和评价。学者们不但充分肯定了这些学术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多元化理论价值观的学术思想，同时，也指出了“交流”学说忽视了对作为“交流”主体的“人”的研究这一理论不足和局限。
庐山会议时间虽短，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在会上得到了交流和探讨。通过对不同观点的交流和对各种学术倾向的反思，使图书馆学界更为理性，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走出低谷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尽管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对相关学术倾向的认识局限，庐山会议还不可能对当年的非图书馆学化思潮展开深刻分析与评论，但与会学者还是在对以往学术研究所走过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某些研究偏离图书馆学的基本方向的问题，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匡正了方向。
2.3常州会议
经过近十年的沉寂和反思，2000年4月25日至27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和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2000年工作暨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常州召开。
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研究范畴得到不断的更新和拓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电脑和网络的超想象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图书馆的面貌.也将为图书馆学的新的变革注入更多活力”[5]。在这一现代信息技术迅速改变着当代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新形势下，图书馆学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思潮。为此，常州会议以研究探讨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学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及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研究的重大选题为宗旨，展开了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在新环境下进一步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6]。
会上重点讨论了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环境形成和信息经济崛起这一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社会定位和发展问题，以及图书馆学新的学科生长点问题。其中，未来图书馆的形态问题是基础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除此之外，会议还就图书馆学的学科规范、学科框架、理论上的新突破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会议认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从网络环境和信息技术的角度探寻新的学科生长点，同时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正确处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之间的关系。会议通过充分讨论提出了“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学”等10个重大选题。
常州会议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第一次面对网络环境和信息—知识社会这一新的技术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历史发展进行战略思考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既有对传统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图书馆学新的知识生长点的探讨。因此，常州会议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盛会。
2.4郑州会议
2003年，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第四次会议在郑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六名图书馆学专家、学者齐集郑州大学对图书馆学理论以及图书馆工作实践所面临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这次会议时逢新世纪之初、新千年之始。这是一个图书馆学理论界进行历史回顾和学术总结，以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学术规划和学科建设的时刻。针对这一特定历史时刻，这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发展与创新”。
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以信息知识空间为本质的电子网络世界的迅速形成和持续发展，与会代表就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历史基础和现实任务；21世纪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基础理论研究在学科建设中的学术地位；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建设；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所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及在这一发展机遇中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特点；学术批评、学术争鸣与学风、文风建设问题；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与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等目前图书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7]。
郑州会议开辟了图书馆学发展的新纪元，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学术地位进行了科学定位，指出了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诚如会议主题所预期的那样，郑州会议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基于发展与创新这一学术宗旨，在新千年之始和新世纪之初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组织和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四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已成为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每当回味沉淀其中的历史思索及其学术价值，不但颇感几分沉重，而且历久而弥新。历次会议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探索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分析，都是中国图书馆学界开拓图书馆学理论未来发展之路的前车之鉴和历史之镜。而郑州会议上所提出的对世界图书馆学和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梳理与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更是图书馆学理论界在信息—知识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图书馆学理论整体发展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8]。
321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思考
3.121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点
图书馆学作为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应用性，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学科基础的交叉学科，它的科学研究对象和现实基础就是现当代人类社会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还是图书馆学的学术生命活力无不源自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这一社会实践之中。因此，21世纪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与当今世界的人类社会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知识化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首先是与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信息网络环境的内在联系，进而与人类社会信息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无疑就是21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点。离开了这一基点，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社会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上的21世纪图书馆学。
3.2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科学基础与多元一体化基本趋势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人类科学认知能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飞跃，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和与之相应的科学技术逐渐走上了一条以综合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整体化发展道路。人类科学整体发展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一些称之为横断学科和边缘学科的新兴学科纷纷涌现。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就是突破传统的学科壁垒，以全新的科学视角来观察世界、探索宇宙奥秘和客观世界发展规律。这些学科的出现填补了传统学科由于各学科相互游离、各自发展所留下的认知真空，把各个相邻学科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最终形成了人类认识和科学知识体系整体发展的基本趋势。人类科学的整体发展，在认知领域为人类的科学思维展示了一个传统的科学知识体系所无法展示的无比生动和完整的世界。而只有这一生动完整的认知世界才更接近于客观世界本原，才能够揭示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人类科学的这一整体化趋势不但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划时代的科学革命和思维革命，而且从根本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当代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的区域化、全球化和世界范围的社会信息化历史进程的启动和迅速深化，就是人类社会这一整体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这一划时代的科学革命浪潮中，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诞生与不断深化始终是这场革命的旗帜与核心内容。系统论为当代人类社会提供了完整把握客观世界(人类和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特定的客观存在，自然而然地包容在这一客观世界之中)的科学思维方式；信息论为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运行机制与规律提供了理论手段；控制论则在理论上建立起信息论与系统论的内在联系，为人类构建了一个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和目的的系统控制理论。而基于这三大理论所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信息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在这一技术基础上所建构的电子信息资源网络环境，则为当代人类社会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手段。
鉴于信息对系统内在结构与外在运行方式方面的机制性作用和信息资源对人类社会系统所具有的系统整合功能，图书馆作为工业文明和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成果，作为社会系统信息机制的有机构成和人类社会的公共信息资源组织、管理、分配、共享和开发利用中心，不仅与信息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环境具有密切的和直接的内在联系，而且与当代人类社会的信息化、知识化进程和信息文明建设具有直接的和内在的联系[9]。这样，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就必然构成了以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而以信息机制和信息资源为重要研究内容的图书馆学也必然与反映当代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领域、各学科的科学知识形成充分而活跃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旗帜、为标志的人类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也就必然最充分、最完整地通过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征与21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来。
于是，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特征必然与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学科特征相一致，与建立在这些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环境、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和信息文明建设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而21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势则应该是一种全面反映当代图书馆学的这种基本学科性质与学科特征、建立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基本方向基础之上，通过图书馆学与众多相关学科的交叉与互动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所谓多元，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应该是一种在各种不同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多元的，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理论结构、研究内容，并且沿各自的具体研究方向分别发展，各自独立，互不隶属的多元发展的图书馆学理论建设模式。
所谓一体，是指这种多元的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一种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多元互补的整体发展模式，而非相互游离的孤立发展。
多元化强调的是建立在不同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独立发展和分别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一体化强调的是统一的图书馆学学科基础和多元互补的整体发展局面。即21世纪图书馆学多元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是独立发展而不相互孤立，联系互补而不相互游离。
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这种多元互补、相互统一、整体发展的基本趋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统一的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向。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这一基本方向就是有利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繁荣与深化、有利于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建设、有利于图书馆事业促进人类信息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总之，即使在图书馆学理论多元化发展这一无比广阔的学术天地，否定图书馆学科学基础的学术荒诞剧——非图书馆学化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也不该再有继续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