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民主论文,当代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1)-05-0037-07
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者经常根据现实经验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和自由，而只有自由资本主义才能保证民主和自由的实现。他们断言：“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外，我们还不知道普遍的政治自由在何时何地曾存在过。”[1](113-114)
然而，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却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他们明确指出，民主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他们还认为：不是市场不民主，而是资本主义不民主。所以，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市场对民主至关重要。一旦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代替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民主和自由的广度和深度将会有很大的提高。按照美国“证券社会主义”模式的提出者罗默(John Roemer)所言，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将要比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更为民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是这个阶级拥有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选举和其他途径影响和控制国家政策”[2](279)。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民主问题上的突出贡献，就是他们把民主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第一，企业民主。这是他们最关注的民主形式，因为企业民主会成为市场社会主义中的更具参与性的基层民主形式。
第二，经济民主。他们期望采取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并将大部分经济调节和革新交由市场机制，缩减国家的过分权力，从而实现经济民主。
第三，国家民主。他们试图通过消灭私人资本所有权的畸形政治影响，来大大改善代议制民主，从而实现国家民主。
企业民主——民主的基层化
在民主问题上，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重点关注和较多阐述的是企业民主。因为在他们看来，企业民主是其他方面民主的基础。他们一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民主在工厂门前停住了脚步”。如果在企业的范围内找到较为直接民主的途径，那么这对整个代议制形式的民主制度也会形成一个促进作用。为此，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无论是强调工人自治的，还是强调经理治理的，甚至是强调不变更所有权的模式）基本上都对企业的民主问题作了探讨。
那么，企业民主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呢？
在他们看来，企业民主的存在，就使得各企业的成员能够对其工作环境进行高度的控制，包括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等事项的决策权。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能够拥有这种自治权。虽然这会受到生产条件的各种制约，但他们总是有广泛的选择。如果经济受计划全面支配，企业就不会有类似的自治权。因为每个企业都得接受上面下达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因而企业的工作受到极大的制约。
市场使企业民主成为可能，但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企业做到了民主。问题的关键取决于企业的结构和形式。就此，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企业民主进行了设计：
第一，企业民主与国家指导协调起来。
英国的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在其“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指出，企业民主可以通过互相作用的合作企业系统的工人自我管理来实现。
他指出，企业民主的原则是：每个合作社必须实行民主控制。如果合作社要扩大规模吸收新工人的话，那么必须由企业内全体工人一致作出决定，每个工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当然，企业可以自己确定内部民主管理结构：小型合作社可以由全体工人大会制定绝大部分的决策；大型合作社可以设立决策的复杂机构，诸如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等。因此，“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倡导合作社作为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内部实现广泛的经济民主，这种民主和国家指导协调起来，体现了民主价值和自觉控制目标的统一。市场运作的整体框架是由国家自觉控制的，如企业组织形式、投资政策、社会总体平衡等，这些都是自觉的决策。具体的经济事宜，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等等，则由工人通过市场自觉决定。同时，工人拥有的经济民主也使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
第二，企业完全的民主自治。
在美国的托马斯·韦斯科夫(Thomas Weiskopf)的“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他对企业的民主自治也进行了设计。“民主—自治”是韦斯科夫模式的首要标志，在所有的超过10人组成的企业中都要实行这种制度。它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地方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将企业控制权赋予具有不尽相同权利的私人资本所有者或股票持有者，企业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企业成员之间缺少一致的共同感。而“民主—自治”模式把企业的控制权平等地赋予受企业管理直接影响的人们，把一些重大的经济决策事项纳入平等的社会决策范围。企业的所有成员按照“一人一票制”原则选举企业委员会，企业经理由委员会任命并对企业委员会负责。企业经理有权决定和安排工人事项，有权使用企业的生产资本和配置企业的纯利。工人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自由加入某一自治企业，他们必须拥有企业的投票权。工人也可以自由退出企业，放弃其投票权，并可以把与自己利益相关的票证兑换成现金。企业可以采取任何方式的收入分配政策，但这些政策一定要民主制定。
第三，“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工人民主。
美国的布洛克(Fred Block)在他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模式中，系统地提出了“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资本主义结构改革理论以及建立一种平等民主的新社会模式的主张。
布洛克认为，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不同，新社会模式经济既不完全依靠市场也不完全依据计划，而是把市场和各种各样的规范结合起来，以实现理想的目标。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明显不同的规划和安排保证和组织医疗保障、科学研究等事项。从这些经验中，新社会模式可以设计一种不以牺牲平等、民主和良好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具有广泛制度规划的市场经济制度。
那么，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什么人们没有较多的民主、自由、平等、自治和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呢？
布洛克指出，传统社会主义者把原因归结为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应是：现存制度中那些拥有和控制绝大部分社会生产财富的人行使着阶级权力，这就限制和缩小了民主政治的范围。不仅宏观的结构改革远离了民主议程，而且具体的改革措施，如提高企业税收、加强环境管理、改革企业立法等，也难以取得进展。这种对民主政治范围的限制加剧了其他每一个问题，使创造具有更多平等的制度改革难以开展，从富人那里向其余所有人重新分配资源的措施受到阻碍。甚至在个人自由领域，人们的能力也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而这无不和阶级权力的行使联系在一起。如果富有的人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只拥有一张选票，那么虽然他们仍然可以要求降低税收，可以要求给雇员较少权利，也可以较少提供保护环境的措施，但是他们有可能在选举中失败。当然，他们是通过提供竞选资金和对经济进行控制来影响政治家们的活动的。虽然在一些民主国家中竞选贿赂渠道已被关闭，但经济控制权仍然是富有的人限制民主的有力武器。新社会模式便是通过制度改革剥夺富有的人行使的这种阶级权力。这将扩大民主政治范围，为争取平等、环境改良和自由的斗争取得胜利开拓基地。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确对企业民主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和富有创建的设计，这是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然而，尽管大多数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都赞同并创造性地设计了企业民主，但他们设计的企业民主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对此，他们也作了一定的反思和探索。概括起来看，他们提出的问题有：
第一，如果过多抛弃传统的管理结构并强调工人自治和民主，经济效率也许会降低。
第二，企业民主也许会导致“工团主义”和某种“集体资本主义”危害的产生，而产生的这种危害也许又会共同反对整体的公共利益。而且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必须防止政党政治引入企业民主后发生的后果。
第三，对企业的内部民主考虑过多，而对企业之间的民主考虑过少。但问题是，企业还同样要在市场中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使经济民主成为可能，以保障企业民主的实现。
第四，他们承诺赋予所有就业人员经济权利，但没有考虑到所有发达社会中日益增多的由于各种原因被排除在受雇人口之外的劳动力的问题。
第五，他们倡导对微观经济决策实行较大的民主控制，但不期望对整个经济进行民主控制。因此，这种企业内部的直接民主和国家层面上的民主结合就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然而，无论企业民主在实施中会产生多少问题，但它毕竟是把真正的经济控制权从私人资本所有者手中或从指令性计划经济组织那里转移到工人手里的重要途径和尝试。而且这样的基层民主的探讨和设计，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经济民主——民主的扩大化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过程和结果都被私人资本的集中扭曲了。由私人资本所导致的控制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处可见，它成为一种对民主和自由不可抵抗的经济威胁。因为在经济权力集中在相关的私人资本家手中时，控制资本的人将会对民主选举的政府施加不适当的影响。这样在自由民主制名称下理应民主控制的政治生活，却为资本权力所异化或篡夺。所以，最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干脆主张通过消灭大规模的私人资本财产、实现资本的社会所有制来扫除民主的这些障碍。
市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既要实现充分的社会分配水平，同时又要把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达尔(Dahl)指出：“如果民主在管理国家方面是合理的，那么它在管理经济方面也是合理的。”[1](115)所以，完整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应充分考虑这两个方面。按照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说法，这样的模式是“权力于各群体之间得到了较为平等的分配；资本占有者的利益、工人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都予以基本公平的考虑”，“市场社会主义要比任何一种较为传统的观点更接近这个理想的模式”。[3](26)
第一，作为民主主要价值的经济民主。
在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中，对经济民主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证的就是美国的施韦卡特(David Schweikart)了，他的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施韦卡特在80年代曾经设计过“工人控制”模式，90年代他转而采用“经济民主”一词称谓自己的模式，其目的在于强调模式的“民主实质”。
施韦卡特指出：“我们或者其他的人应该清楚，问题不在于选择计划或选择市场，而在于将计划和市场两套机制在‘民主’领域结合起来；另外还应该清楚，民主不仅具有政治价值，而且还具有深刻的‘经济’内涵。‘经济民主’不仅比资本主义民主更民主，而且还具有比后者更高的效率。”[4](391)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涵义和意义。
施韦卡特认为，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是缺乏民主（如罗默的模式和扬克的模式），或是缺乏效率（米勒的合作制模式）。而他的模式是“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体现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为此，施韦卡特主要在经济领域设计了一种“可行的理想社会主义”。他并不反对马克思关于政治、教育、文化及其他社会结构不能和社会经济相脱离的观点，但他的模式主要是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来说，他认为可以保留，在某些必要之处也可做一些变动。他认为他所倡导的经济结构模式完全可以同政治民主统一起来。他指出，前南斯拉夫也曾想实行经济民主，但它却遇到了一党专政和集权国家统治的问题。
施韦卡特认为，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领域解决好三个问题：劳动的异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官僚主义低效率。他认为，虽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民主的，但在“工厂”里却是专制集权的。而“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却真正能够把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
“经济民主”模式的基本特征有：每一个生产企业都由工人民主控制；日常的经济形式是市场经济：原材料和消费品的买卖完全由供求力量对比造成的市场价格决定；新的生产投资由社会控制，投资资金来源于资本税，并根据民主的、适应市场的计划进行分配。
在企业民主管理方面，施韦卡特更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工人们完全负责生产资料的结合及运作；决定工厂组织形式、工厂纪律、生产技术、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纯收入如何分配等等。关于这些事项的决策是民主做出的，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是在一些大型企业，选出一些权力代表无疑是必需的。工人委员会或总经理有时被授权作出某项决策，但这些机构和代表将由工人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国家任命或由全社会公民选举产生。虽然工人们管理企业，但是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是社会的集体财产。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表明，一个企业的资本股票证券的价值必须得以维持，经常的折旧基金便运用到这里，而不能用来补充工人的工资。如果企业处于困境，工人们可以自由地重组生产资料，或离开该企业而到别的企业寻找工作，但他们不能自由地卖掉他们的资本股票，这要得到社会权威机构（诸如银行）的批准，而且工人要以相同价值的东西来替换。如果一个企业甚至连每个工人的最低收入都难以保证，它就必须宣布破产。流动资本卖出偿债，剩余的归回投资基金；固定资产交归社会。这两项工作都要以企业归属的银行为中介完成。
第二，工人自治企业能够实现民主。
经济民主和企业民主实际上都是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因此，人们同样会对此提出疑问：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自治企业能做得和一个资本主义的企业一样好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说明工人自治企业实行民主的可行性问题。
关于工人自治企业实行民主的可行性问题，是与能否产生效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欧洲合作社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都成功了”，但还“没有任何经验材料研究表明劳动者选举产生的领导不如他们的资本主义同行能干”。[4](396)
在论及工人自治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前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前南斯拉夫这种制度的失败是不是这个方面的例证呢？
回答是否定的。前南斯拉夫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在劳动场所实行过度民主造成的，而是“在于南斯拉夫的党和政府拒绝执行与微观经济政策相联系的宏观经济限制政策——特别是限制货币供应的政策，这个微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扩大机遇，加强对创新和有效工作的激励。政府应该给予自由市场内部的真正自治的企业更多的决策自主权”。[4](398)
总之，在施韦卡特看来，“经济民主”模式是一种高效的社会主义模式，事实上，比资本主义效率更高。但高效率远不是它惟一的力量；“经济民主”不像资本主义那样追求增长，而是追求比资本主义更加多的民主和更加大的平等。
第三，经理经营型企业不是对民主的限制。
综观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模式，实际上其存在着工人管理和经理管理两种基本的模式。前者自然被看做是民主模式的，但后者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理管理模式，从表面看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此类模式十分相似。
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把民主扩大到经济生活中。然而，罗默提出的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甚至没有明确提出要引入企业民主，那么，这种经理经营型的模式属于市场社会主义类型的模式吗？如果是，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充其量是对资本主义的让步吗？也就是说，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议是否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充分让步？这种让步可以被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吗？
对此，罗默指出：“我的答案是企业属于每一个人，而且每一个家庭依赖于经由社会红利收入部分来源的每一个企业。无论如何，工人们应该不能适用他们工作企业的利润，那样会在工人们中导致严重的不平等。我们知道，从经济理论来讲，在正常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导致了一个有效的资源分配——即去使用利润最大化为工具的主要原因。现在，利润最大化将导致一些反社会的行为，因此不得不去调节它。但我们还没有一个大的经济在没有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目标而已经成功实施的例子，这里，我企图去拟议一个蓝图，而这个蓝图是尽可能的基于成功的资本主义但已经在某些重要的方式上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2](272)
罗默指出，当代所有工人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承认，企业必须从非成员中筹措资金，即要么通过股票市场，要么通过银行贷款，而且这样做会在未知的程度上损害工人控制企业的自主权。就这一基本方面而言，还不清楚经理经营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议和工人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议的真正区别达到什么程度。
罗默认为，在一种经济中，如果使所有的企业都采取工人管理的形式，其结果可能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比在一种具有混合管理形式的经济中更糟，这是可能的。假设在没有外因刺激的情况下工人管理的企业比经理经营型企业更反对冒险，那么其结果会产生较少的革新。而且，所有企业由工人管理时达到的均衡很可能不是最优的，其原因是低程度的革新。低程度的革新会产生如下结果：或许所有的人都宁愿牺牲他们在工人管理体制下的自治来换取较高的生活水平，而较高的生活水平却与具有足够数量的经理经营型企业的经济联系在一起。由此，罗默总结到，“如果关于工人管理型企业过分反对冒险的主张是对的，最佳的安排似乎是一种既具有工人管理的企业，又具有足够数量的刺激理想的革新速度的经理经营型企业的经济”。[5](107-108)
总之，罗默指出，“我不把下面这种制度当做一种公正的制度加以辩护：在这种制度里，人们领到的工资同他们所具有的技能成比例；技能的分布具有不平等的机会，而且在未来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中仍像以前具有不平等的机会。突出的问题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比某些的市场社会主义更好的阶段吗？我认为没有。”[5](107-108)
国家民主——民主的高度化
美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戴维·巴尔金(David Belkin)指出，“制度的选择不能在制度的真空中产生”，所以市场社会主义者“从这所有一切中，没有得出结论说市场分配生来是好的，而政府分配生来就是坏的。相反，他们得出结论，国家为市场失败而作的指标矫正，生来就由于它作为一个合作的交换中介而受到自身固有缺点的限制”[2](24-26)。这样，市场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有市场以外的制度，其中以政治制度最为首要”，而“这些制度将建立起新的框架，其中资源分配不均得到纠正”[3](54)。
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者反对那种认为民主控制的国家通过制定详细计划能够有效管理经济的观点，而且他们还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代表制民主制度将形成某种对经济管理的总的民主控制形式。
国家民主与国家的指导性计划和功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来看，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政府行使多大的控制权，这要取决于它的计划范围的大小。对于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国家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则建议，国家的作用应限制在指导性计划范围内，对独立的企业在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上作出整体性的指导。罗默就设计了国家干预投资的制度：国家通过在不同的经济领域采取不同的利率政策来确定总体的社会投资方案；这种利率政策可以成为议会制民主选举纲领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人们“运用民主政治手段对社会储蓄的利用进行某种程度的民主控制”[5](276)。尽管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制度设计各不相同，但他们一致认为，一旦政府摆脱了资本家利益的不合理影响，它作为公共利益的监护人和总体经济管理的监督人的行为，可以较真实地体现符合基本原理的民主观点。
米勒从国家与民主的关系出发，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提出了“协商性民主”的设想。他指出，“协商观念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各种政治偏好是相互冲突的，民主制度的目标必须是解决这些冲突。但它是通过对相关问题进行公开和非强制性的讨论而进行的，目的是达成一致同意的结论”[1](223)。他认为，如果缺乏某种共同体意识的话，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就不能在国家和全社会层面运作。为此，这就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通过以公共利益为趋向的讨论和协商，力图就所有人关心的事情达成合理共识。
“协商性民主”如何运作呢？米勒又提出了协商性民主的宪法方案的指导性设想。他指出，“为了使公民权切实可行和市场有效运作，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正式组成，其内部有不同的分工，且在规模上有限制”。[6](17)即要保证国家民主，就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宪法国家”，而在这个“宪法国家”中，公民的民主权力被明晰划分，个人的自主权也得到了宪法保护。
为了保证“协商性民主”的实行，米勒还指出，“宪法国家”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整个国家层面的代表制的适当形式；二是政治制度中不同层次的公众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米勒也明确承认不同层面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性，所以他提出要更多地依赖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协商解决冲突的文化。
总之，米勒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有些抽象，但他毕竟在很少涉及市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具有开拓意义。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设计了企业民主，也提出了国家民主，但二者仍然存在着一个“协调平衡”的问题。原因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仍然采用代议制方式进行管理；而在企业内部，某些形式的权威和决策可能转移到职业经理手中。很显然，在民主选择的政府和民主自我管理的企业民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如在配置短缺资源方面则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关于不同层次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还不成熟，还有待于不断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想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民主，把社会主义当做了实现民主的一种有效工具；而且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是政治民主化，而这种政治民主化就是政治多元化，即类似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在这个问题上，如罗默认为的那样，当今的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是民主主义者。尽管在其模式的设计上试图批判和超越民主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的政治主张都还没有超出民主社会主义的范围。
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设计其模式时，都将民主化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经济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当然，他们所强调和设计的具体措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甚至带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观，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把民主化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并把民主化作为实现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始终在强调经济改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改革也放到了重要的地位上，明确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再加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因而中国在这个实践中必然会遇到许多实质性的困难和矛盾。而解决这些困难和矛盾并不是仅仅通过经济手段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来作保障。
然而，以市场来配置经济制度，必然与政治体制发生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表现是：或者市场化会损害政治体制本身，或者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市场化的进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就本质来说具有克服市场弊端和超越市场的特殊性质，而市场化本身却存在着分散政治权力的功能。所以，社会主义在接受市场化逻辑的同时，必须同时寻求保证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手段和机制。
对此，解决的办法应该从民主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上寻求。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在设计和倡导的民主主张中，正确地指出了企业民主、经济民主和国家民主三个层次的操作问题，对我们建构民主体制和实现民主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主不仅是一个国体意义上的阶级性和社会历史性问题，而且是一个政体意义上的结构性和治理性问题，也是一个表现在作风和具体操作上的问题。所以，实现民主化也必须要寻求具体实施和操作方面的手段和途径。民主是贯穿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上的，我们只有从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上着眼，才能既把民主深入到基层，又把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同时也把民主提升到国家高度，从而全面实现社会的民主化。而且在这个全面民主化的过程中，它既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保证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
总之，只要在改革中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机制、以市场机制来配置整个经济制度，并明确以民主化为保证条件，积极探求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协调机制，我们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定能够成功，从而完全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人类社会的壮举。
收稿日期：200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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