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转型与成人教育功能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社会转型论文,功能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的研究较多强调成人教育为经济建设、经济转型服务，很少注意成人教育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服务。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剖析成人教育推动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机制，进而推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形成两轮驱动的格局，则显得更为必要。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和教育社会学功能的一般作用
21世纪不但世界走向经济一体化，各国社会发展也在遵循一些共同规律，那就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逐渐相互接轨，走向模式识别和趋同。要建立和谐社会，社会的公平是基础，而教育的公平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一环。
教育社会学所指的教育功能，是指教育在社会基层成员于社会阶层的垂直运动中，发挥一种向上提携作用。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教育资源配置和占有，社会成员可以在职业秩序、产业结构调整中抓住契机，进入中间阶层。教育资源的功能就是把社会成员从社会底层提升到中间阶层。另外，维持社会成员阶层在垂直运动中不下降，突破倒金字塔资源配置模式，公正地为底层社会成员配置教育资源，打破就业、个人发展中的教育壁垒，也应当成为教育社会学功能的重要内涵。
但是教育的社会学功能也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当教育资源集中为上层社会成员配置，底层社会成员无法得到足够和优质的教育资源时，后者就会在职业和产业变革中始终被排斥在外，无法进入中间阶层，处理不好，教育的问题也可能成为社会发育中的瓶颈。
二、各类成人教育在社会转型模式中面临的课题
1.与城市化联动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极高的正相关性（发达国家从相关转向离散）。教育创造人力资本的贡献度，影响城市化进程。京、津、沪三地是我国高等教育发达地区，1998年京、津、沪三地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率）分别为66.3％、72.3％和56.7％；东北三省为42.4％-44.9％之间[1]；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相对落后，城市化进展缓慢，云、贵、川和西藏、甘肃的城市化率均在20％以下。1996年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指标与城市化率的相关性达0.672-0.719，与人均GNP的相关系数达0.453-0.581。这说明发展中国家高教规模与城市化进程联动发展的普遍规律[2]。同样，成人教育的进展和城市化进程也必然呈现正相关性。一方面成人教育的水平受到城市发展水平和需求的影响；另一方面成人教育社会学功能的发挥将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在一个社会发展规划较好的区域中，城市化和成人教育必然较好地整合起来，并且联动发展。
2.城市化过程中农村成人教育对象迁移的问题 联合国第二次人类居住大会《伊斯坦布尔宣言》（1996年）提出，必须为农村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就业机会，尽量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3] 不过，中国的社会转型采取了另一种模式。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面积向城市运动，这样，既为农村问题、城乡差别问题提供城镇化、城市化的解决途径，又把农村问题直接转移到城市中来。进城农民工形成了孤立的社会群体，和城市社会成员不相往来，不能溶入城市社会生活圈，并且伴随着失业问题，成为城市社会底层新成员，加大了城市社会底层的基数。另外，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劳动人口进入发达地区城市，将在很多行业争夺发达地区劳动人口的就业岗位，并且降低工资水平，而低工资水平和本地劳动人口的增加又会加大城市底层人口的数量，进一步减少他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使他们更加边缘化，成为弱势人群，使“当地社会结构”进一步恶化，影响可持续发展。因此，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让他们适应新的岗位，脱离贫困化，逐渐接近小康生活，为这部分社会基层成员配置充分的教育资源，成为更加重要的课题。总之，我国农村问题解决的模式具有中国特色，在城市化发展中，本地解决的问题被转移到城市中。农村成人教育的接力棒交给了城市成人教育，农村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发育和走向问题就现实地被捆绑起来。
3.产业更替和成人教育问题的关系 由于世纪之交出现了产业更替周期缩短的局面，人们的知识半衰期缩短，传统的产业队伍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原有的“现实劳动力”很快退出生产主体的位置，甚至从中间阶层的位置上滑落下来，因此，今天的社会结构是社会成员纵向移动相对频繁的动态结构；在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纷纷崛起，但人们首先必须成为新的知识和技能的主体，才能进入新的产业大军而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然后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体，最后进入中间阶层。因此获得足够的、良好的教育包括继续教育成为占有社会其他资源的准入条件。
教育资源的配置不但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也就是要改变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为社会低层成员配置教育资源；只有首先保证“教育准入”，尔后才是“劳动准入”，进而实现“社会阶层准入”；让他们适应产业变革后的人力资源需求，融入新产业大军，才能改变金字塔底层僧多粥少的现状，缩小不同阶层差距。
三、成人教育功能创新的思考
1.良好的政策资源是成人教育功能创新的基本保证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在社会财富整体增长的前提下，由于利益分配不平衡或不公平引发的利益分化，会引致不同阶层间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减少低收入阶层、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避免两极分化是重新协调各方利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因素。而要提升低阶层人员，扩大中等阶层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教育发达。拉美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拉美陷井”，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事业相对落后，国民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低于世界水平。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发达国家不仅拥有先进的正规教育体系，并且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了包括继续教育在内的终身教育法，用法的形式要求国民接受继续教育。多年来，我国一直采用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指标——GDP（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各地经济发展情况，这也使得有些地区为了突出政绩，重经济建设，轻文化教育。建立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仅靠GDP的增长，显然无法支撑起一个人民所向往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国家对各级政府考核应当不惟GDP指标，要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化解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建议设立社会发展中的成人教育指标，并且纳入当地社会发展、当地小康社会建设成就和当地官员的政绩评估体系。政府有责任提供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保证所有社会成员有接受成人教育的权利。否则，这些成员在社会结构发育中将长期、大量地滞留在底层，拖住我国社会发展的后腿。
2.向多元结构的城市社会成员延伸，提升建设者创业能力 城市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分类最为活跃和剧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劳动人口涌入发达地区城市，城市新的建设者的加入，使社会阶层的发育会出现许多新的变数。社会学研究对新的中间阶层作了划分和界定。他们大多是从劳动大军中分化出来的，包括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如高级技术人员等。不管出现什么变数，在城市中开展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对社会成员在阶层中的流动，起到的作用一定是向上推动。以吉登斯为代表的英国学者探讨了市场培育中的“封闭过程结构化”现象，指出：在“高阶层成员对低阶层成员的排斥手段中，生产资料所有权、教育与技术方面的资格证书和体力劳动的力量等都是中介型结构化的进入壁垒”。[4] 向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成人教育资源，是成人教育机构的重要职能，而成人教育、各级各类的培训都将为大多数成员提供专业技术教育以及各专业的资格证书等，为进入新的职业领域提供“教育准入”，从而为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处境的改善提供平等的机会，鼓励社会成员“往高处走”，使社会阶层结构运动在中间阶层增多或两极化两者间，选择前者，最终对“橄榄型”社会结构进行塑造和维护。
3.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均衡发展 过去人们对成人教育的关注热点是成人学历教育，成人教育在“十年文革”后起到了知识补课、学历补偿的作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成人教育更多承载着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使命，以及为产业结构调整，社会成员合理流动服务的功能。学历教育开始转向以第二、第三学历为内容的职业教育；非学历教育则以更新、扩充现代科技和科学管理知识为主要内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学习各种知识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学历提升已不再是学习的唯一目的。社会对各类技能培训的需求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成人教育以学历教育为主的格局在动摇。普通高校成人教育机构主要从事成人学历教育，对学历教育市场的萎缩，发出成人教育（指学历教育）红旗能打多久的感叹。但是对如何有效开辟非学历教育市场缺乏研究与实践，在体制上、思想上、心理上、人员素质和能力上都处在准备不足的状态，对非学历教育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陌生和恐惧感。放眼望去，目前在培训市场有所作为，颇具号召力的基本上是民办学校和民办办学机构。毋须置疑，成人教育中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均衡发展的趋势是客观的，成人教育只有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功能创新，才能富有活力和生命力。
总之，社会发展要求成人教育对原有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模式进行调整和创新，以提供更系统、更到位的服务和贡献；当然，成人教育自身也将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