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超越：香港学术发展的正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途论文,香港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殖民地时代，香港长期只有一所英式的香港大学，到1963年才容许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自从80年代宣布要将香港归还中国后，数年间急剧增加几所大学，使香港的高等教育在1997年之前进入完全饱和状态。过去香港英式大学的高层教学与行政人员，十之八九来自英联邦国家。这些学术指挥者，虽不必是第一流学术人才，但却代表西方的教育传统，因此由他们训练出来的人，基本上符合西方教育的规格，也自然为西方高等教育界所接受。在殖民统治时期，卓越的人才不必太多，过多反而不易管治。当时香港如遇到什么困难，政府自有便捷的解决办法：通常是动用政府经费，以高薪待遇聘请几个英联邦及欧洲的大学校长或专家，组成一个顾问团，到香港访问几天，读一些资料，做一些观察，写下他们的意见和判断，便成了个什么报告书。再经过一些程序，政府便遵照执行，问题便算解决，以后也不必多做考核评审。香港的教育政策、法律体制、财经措施，以至办大学、建机场等等，莫不由外来专家决策与筹划。
香港回归，倚赖了一百五十多年的主宰顿失，文教界、学术界骤然出现信心危机。英国人直接监管评定的时代已过，代之者就是西方学术统计指标如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Citaion Index）等类的数据。 这种评绩算法把英美制度中可以立即借取的部分，搬来应用，既简易又便捷。在崇尚西方事物、重视短期效应的环境和气氛下，就如此成为政策性的决定。反观西方的一流学府，对SCI这类数字，只作为学术成绩评核的一种参考，不会过度重视， 而有识之士早就知道把不同性质和类别期刊的影响因素断然作线性排列，以绝对的分数去评定一个大学教师或一个学术单位研究成绩的高下，无疑是过分简化其事，因为这种做法不可能包含学术科研的时间、空间、质量及社会要求等极其重要的基本考虑。以此为终极评核标准是不合理的。
这种借用西方指标的简易部分作为学术标准的做法，已经酝酿多时。一直由外来专家指导的大学资助委员会，早就主张以西方认可的科研范围及西方愿意接受的学术语言作为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因此，香港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些鲜为人所注意的畸形现象，尤以社会及人文学科为甚。笔者根据香港几所大学在人文及社会学科方面的学术成果纪录，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发现香港的学术研究有明显的非本位倾向：
一、中文的学术地位势将消失
1.大部分（73%）的学术文章及科研成果以英文发表。缘为读者亦即受益者多为外国人士。
2.这些以英文发表的学术文章及研究报告，大部分（57%）以香港、大陆及台湾为题目。香港的学者，有意无意地为外国读者优先提供多方面关于大陆、台、港的资料和知识。
3.关于日本的研究报告甚少（2.3%）。 香港学者对香港的主要贸易对象日本并无多少研究兴趣。
4.关于亚洲其它地区的研究及学术报告也甚少（5.7%）。 香港学者对其邻近的亚洲地区，亦无多少兴趣。
5.对西方国家的文化社会研究十分有限（3%）。 香港学者对他们所服膺的西方文化及社会制度竟也缺乏研究兴趣。
据此可见，香港人文及社科的学术研究，已走上一条奇特的道路，这就是：许多学者为了争取自己的文章在外国发表，为了获取SSCI的分数，只好以西方学界对中国地区文化、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兴趣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于是，他们的事业无意中成为一种为西方学界服务的工作。这些学者所得到的回报则有两种：一为取得在西方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机会；二为获得香港高等教育机构的奖励，如聘任、实授和升级，等等。当前香港的所谓国际学术标准，只问是否在西方刊物发表文章，而不问文章的真正学术意义，也不管是否对自己的社会和教育有何好处。
如果这种采用西方指标、投合西方兴趣的学术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香港的高等教育系统，特别是它的人文及社科部门，将不免沦为英美大学中的东亚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中心的附庸，而香港的学者和教授，只好继续向西方学界贡献研究成果，无可奈何地长期接受他人的评核和指引。
学者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如果香港的学者全力争取在海外发表文章而专注于西式的中国研究，那么，他们的正当学术本业，比如主流学问理论的深究、方法的探讨、国际资料的搜集、问题的分析与比较等重要课题，必然荒废；而在教学方面，也会因缺乏理论、方法与新知，或流于简单的课本讲授，或索性全以大陆、台湾、香港为内容。如此影响所及，下一代的年青後学，率以从事符合西方学界兴趣的研究为能事，误以为这就等于人文社科的全部学问。本来指望就此攀登国际水平，结果竟在学海中迷失了方向。
香港如此，台湾也开始出现同样的问题。有识之士已一再强调学术本土化的重要，指出轻率追随西方学术评审标准的危机，认为以这些线性排列的指标作学术准绳，对台湾大学的进步并没有什么好处。还有，使用这些外来标准，台湾的名牌大学也会轻易地被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学比下去。更严重的是这种学术标准外在化的风气，已吹至大陆一些大学，以致大陆也开始用这些外来指标去评估科研水平。这种削足适履、舍本逐末的学术国际化模式日见蔓延，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那么，大陆和台湾的高等教育，也将步香港的后尘，陷入同一困局。
舍本逐末的简化标准及不自量力的模仿竞争，不但不能达到国际一流的学术地位，反而会将本身的学术发展引入歧途，把原来要追求真正的国际学术水平的原意也彻底破坏掉。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学术的政策与方向、审核与取舍，如果全为西方学界所操纵和评定，则等于无条件承认其宗主地位，本地学者的角色将永远是奉呈者及受审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自己既甘愿放弃学术评核的责任，便将永远无法获取学术批判的能力与自信。这样，将何来足够的智慧与勇气去从事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科研工作？
第二，重视以外文撰写在国外发表的文章，轻视以中文撰写在本土发表的文章，结果自然是较好的研究成果，纷纷向外输出，这无异宣布本地学术出版界的无期徒刑。
第三，中国语文的地位在香港学术界中亦将自动消失，因为香港学者率以英文为学术语言，那么13亿人所用的中文便被贬为市井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于是政治上香港虽然脱离了殖民地的身份，但在学术上则正式被纳入西方文化殖民地的版图。
以上是根据当前实况来推论的，应非危言耸听。世上有一个人口庞大的文化古国——印度——就是活例。印度之沦为西方学术的附庸，其过不在于求取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在于求取学术的国际化，而在于一厢情愿地模仿，结果所得到的只是一些片面的和边缘的成效，对其本国的基本建设与文化发展并无大助。印度的失败，可为殷鉴。
二、美国和日本大学的成功经验
“亦步亦趋”的学术发展模式之无望，势甚明显，故必须另寻途径。而惟一可行的做法，便是“先借鉴、继超越”的策略。从落后而追赶，从追赶到超越，自有其必经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从检讨到借鉴，从借鉴到取人之长，进而认定方向，凝聚力量，开辟捷径，直达目标。这个过程，我们可从美国和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启发。
美国建国仅二百余年，却拥有世界最具规模的学府、执国际学术之牛耳。其成功要诀在于坚持以教育建国的宗旨，不断借取国际经验，积极延揽优秀人才，以建立适合本身社会发展及符合国民利益的学术体制及标准。当年曾为其借鉴学习的欧洲大学，今天相较之下已为之黯然失色。试举几个实例：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皆被公认为国际的顶级大学，原为私人设立，校名也就是创办人的名字。建校之初，既参照英国大学书院的办学方式，同时力求上进，务求冰寒於水。二校的努力，对美国后来跃登世界高等教育盟主的地位，关系至巨。
密执安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校时皆深受德国学术风格影响。然而两校却不受德国传统所囿限，而各自发展其独特的学术途径与优势。密执安演变为公立大学，与汽车及航天工业关系至为密切。霍普金斯仍维持私校的地位，但历年来接受政府科研委托，与海事及国防不可分离。两校的研究经费，每年各达5亿美元， 居世界大学研究实力之前列。
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皆为声誉甚隆的学府。此三校的历史虽短，然皆勇于创新，擅于发明，因此进步奇速，培育优秀人才至众。
另一个从学术借鉴到学术自主，进而超越他国的就是日本。自开国以来，日本积极吸收中国及朝鲜文化，同时发扬其大和本色。明治维新，国力日上，数十年间称雄亚洲。二次大战后先得美国扶植，继以国际化及现代化为导向，国势复兴之速，一时无二。虽如此，其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仍能保全不失，而禅学、儒学、书道、茶道、音乐、武术等等，更发展为国际性的文化项目。日本人曾自诩其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等校的学术水平，与西方名校相比较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许是日本人自大之语，但他们由虚心学习而成才，由成才而称霸，足以证明即使国小民寡，如果发展有方，亦有成功之日。
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视自身社会需要，但求模仿西方的学术模式，既浪费资源，更虚耗时日，结果事倍功半。第二，从自身社会需要开始，虚心学习借鉴，取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进而谋求超越，自能青出于蓝，成为富强之国。美日两国就是求进步，求现代化和走国际学术方向的成功例证。
三、什么才是国际学术水平？
香港高等教育自强之道，在于谋求真正的长远发展，要点如下：
第一，要尽量客观地和充分地了解本身学术科研不足之处。这是选择发展途径的基本考虑。
第二，要了解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与虚实，以便择善而从，转益多师。谋求学术的进步，最大的障碍是门户之见与派系之争。不论英、美、日、俄、德、法、澳、加诸国的教育制度与学术成就，都有其可供参考之处。我们由于对西方的研究实在太少，所以对国际大势了解不足。因此，我们不仅不能取他山之石，以促进科研学术的国际化，就连做经贸、办交流也因缺乏足够的人才，以致屡失时机。本地的大学应多设专研西方学术科技研究的计划，多做借鉴比较的西方研究，作为大学进入国际学术水平的阶梯。
第三，要研究什么才是真正国际学术水平。国际学术水平既是我们要达到和超越的目标，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弄清楚国际学术水平的底蕴：
1.世界上并没有任何公认的正式的国际机构在为学术界制定任何学科的国际学术水平。
2.所谓国际学术水平是一个难下定义的概念。比较接近的解释是：任何一种学术表现，在相关专业的学者看来，是有创见的、有说服力的或能验证的；而该种学术表现，应能超越地域、种族、文化以及信仰的藩篱，足以引起注意并导致进一步探究。
3.具国际学术水平的学术组织及期刊与其建立时规模的大小无关。其实，被认为具国际地位的学术组织及期刊，大多是从小规模开始的。例如《哈佛商业评论》是哈佛大学商学院自办的双月刊；《新英伦医学学报》原为美国东北地区的医学月刊；《自然》周刊于1869年创刊於英国，近十年来增出六个分刊，涵盖更广泛的科学领域；《科学》周刊则是发明家爱迪生於1880年以个人名义创立的。这些学术期刊为国际学界所重视，完全由于它们在学术成果的评审、发布与指引各方面，不断作出优异的贡献。假如香港出版的中英文学术期刊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重要的研究成果，世界各地求知之士也自必争相而研读。即使文章是用中文写的，国际学界自会设法将它翻译出来。如此继续进步和积累，假以时日也就成为所谓国际级的学术期刊了。
第四，要建立自主的国际学术水平。既然具国际学术水平的学术组织及期刊并不是由任何国际权威所垄断的，香港的学术组织也具有建立真正国际水平学术期刊的资格与责任，而且不必等待将来，可以立即建基立业。现在提出几个建议：
1.邀请在学术主流中确具识见和经验的本地及海内外学者专家，为有关学术及专业领域拟出明智而灵活的长远发展方向及优先科研项目。
2.筹划平等互惠的对外学术交流，藉以弥补本身学术的偏差与不足。凡对本地社会发展有大助益的项目，即使在国际上已不再被视为流行的作业，仍应予以发展，藉以巩固本地的学术科研基础。
3.设立国际学术水平指标研究中心，负责研究先进地区学术评估的方法与准则，考察其利弊，进而建立客观而又能兼顾长期及短期学术发展的评审制度，同时设立调节和改良的机制，以配合本地学术发展的需要。
4.扶植本地水平较高、目标明确而具潜质的各科学术期刊，使其发展成为健全的学报。
5.提高香港各大学学位论文的质量。学位论文的研究必须符合学术研究的理想，同时兼顾学以致用的原则。人文、社科、工程、科学、医药、艺术各领域，不可偏废，对于基本研究与应用研究应同样重视。
6.编制香港研究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分类索引。
7.建立跨院系的翻译研究中心，支持大学出版社设立学术译著丛书的出版计划。
8.由大学联合或各自设立不分科系的西方语言文化及科技研究中心。
9.设立留学生辅导委员会，其服务范围包括留学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学成后的就业辅导，务使留学所得的知识与技术能在教研工作上适当发挥。
10.在大学的基础课程中加强中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研习。 香港学术界必须认识到：国际化的成功，植基于本土；现代化的发展，渊源於传统。
亦步亦趋，终为奴仆；借鉴超越，方成主家。深望有志学术研究和关心香港前途的人士，共同为香港建设足以自保自强的学术基础，进而在全国及国际学坛上，作出积极的贡献。香港社会的盛衰，学术科研的荣枯，责任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