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改革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它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研究的主要课题随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不同的社会心理学家在论述社会心理学体系时也因侧重点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它是介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母体学科的影响，因此，有时它被列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有时它又被列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并且，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心理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一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特点在于研究具体社会情境对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可是，我们在过去几年进行的社会心理学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于我国现有的社会心理学体系感觉到，一方面它与普通心理学的一些相同的概念在使用上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觉得其有关社会现象的内容与我国社会现实生活有较大的脱节，如何改革我国现有的社会心理学体系，以便能更好地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是我们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些探讨。
一、关于社会心理学与普通心理学中的某些共同概念应保持一致的问题
在心理学许多分支中，普通心理学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一门研究心理学基本原理和心理现象一般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在普通心理学中，对心理现象一般规律的研究分为几个领域，1.感觉和知觉；2.学习和记忆；3.思维和语言；4.情感与意志；5.人格与个别差异心理特征（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P.239）。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据美国心理学家S.S.Smith等人进行调查后所列出的34种社会心理学研究课题中，列论文数量前五位的课题都与普通心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五个课题分别为：1.归因研究；2.态度和态度改变；3.社会和人格发展；4.认知过程；5.人格和个别差异。此外，与普通心理学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还包括：紧张情绪和唤起（第14位），训练问题（第16位），对人知觉（第17位）及自我知觉（第20位）等（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P.321），对于上述两门学科中共同研究的概念，一方面，我们明白作为心理科学中的两门不同分支学科，由于其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这些概念在上述两门学科的使用中肯定会有些差异，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这两门学科研究的都是人类的心理，人类的知觉过程，思维过程的心理机制以及人格特征等是统一的，并不存在着在某种条件下不能进行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则能进行的知觉或思维。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些讨论。例如，关于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问题。一般认为，“根据有关的外部信息，线索对人的内在状态或依据外在行为表现推测行为原因的过程，就称为归因，也叫归因过程。”（金盛华，1995）。“归因理论，是关于知觉者推断和解释他人和自我行为原因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P.123），读过上述两段有关归因的论述后，我们自然想知道，这一概念与普通心理学中的“动机”，“推理”等相关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于普通心理学中的“动机”。“在心理学中，动机是指引起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人的各种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并向着某一种目标进行的”（彭聃龄，1988），“动机，行为发动的起因，也即个体用某种形式活动的主观原因”，（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P.55），从上述两段普通心理学有关“动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归因”与“动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两者所要探讨的都是行为的原因，其区别则在于，普通心理学中所研究的“动机”着重于在相对静止的角度上去探求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推动人们从事某种行为活动的内部动力，而在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则侧重于从相对动态的角度上，通过观察别人或自己的外存行为去推断该行为之所以会发生的内在原因。
关于普通心理学中的“推理”。“推理是由具体事物归纳出一般规律，或者根据已有的知识推出新的结论的思维活动”（彭聃龄，1988）。从这一定义上可以看到“归因”与“推理”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两个概念的共同点在于普通心理学对“推理”的研究侧重于研究人类心理活动中进行“推理”活动过程时的机制，而社会心理学对“归因”的研究则侧重于从人们（别人或自己）的外显行为中去推断该行为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总之，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社会心理学与普通心理学这两个心理学分支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既联系又有区别。但查阅过去这两门学科的教科书，有关这两门学科的联系论述得太少，读后总使人产生它们之间似乎是两门彼此毫不相干的学科的感觉。虽然过去也有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试图在这两门学科的共有概念上尝试保持其一致的问题，如在沙莲香同志所著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中（沙莲香，1987），就试图把“归因”研究归在“社会判断”的概念下，但尚未得到社会心理学界的统一认可。因此，我们认为，要对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教学进行改革，有必要考虑如何对这两门学科中一些共有的概念的相互关系论述清楚的问题。
二、关于我国社会心理学应研究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心理规律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由台湾学者杨国枢教授等人率先发起了一场“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运动，并很快得到台湾，香港和大陆等地华人心理学工作者的热烈响应。有关心理学（包括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来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等问题，上述三个地方的著名心理学家都多有论述，在此无须多言（见杨国枢，1980、1982、1993；杨中芳，1991、1993；沈德灿，1992；章志光，1992）。杨国枢教授曾指出（杨国枢，1993），“心理学者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过去几十年中有关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面子、人情、缘、报应与报恩，关系取向，孝道，家族主义，社会取向及动机等27个方面的问题，这些研究的共同点都在于尝试寻求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上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活动规律，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要使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认为，这其中也包括应注意两个方面问题：
一是要考虑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一定会受到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影响的问题，象上述杨国枢教授所列的诸如“孝”、“报应”、“缘”、“面子和人情”等课题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研究，以“孝”的研究为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叶光辉和杨国枢（1988）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可以说是以孝立国。孝道在中国的地位，除了是一项道德性外，还兼具教育、政治、宗教及法律的多重功能。因此在中国，孝道是使社会结构与家庭制度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人际交往关系中行为依据的根源”。每一位出生后受教育于华人社会的中国人，其人格特征的发展都会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活动的影响，无疑是改革我国社会心理学理论和体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不同的华人社会（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之间，除了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背景这一面，也有不同的现实背景那一面。因此，要改革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我们还要认清现代中国大陆社会的现实国情问题。例如，我国从1840年至1949年曾经历过百余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发展历程，我国目前实行的社会制度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华人社会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等问题，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目前正实行着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等。
以上述第三点为例，由于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目前正实行着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绝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独生子女的心理特点的系统研究问题。中国的独生子女问题，是一个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问题。由于人口的巨大压力，国家实行“只生一个好”的人口政策。这个“好”是好在国家，好在生存，绝不是好在孩子，好在教育。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独木不成林”，说的就是独生子女成才的不利方面。但事到如今，生存第一，成才第二，如果这个地球超载到无法生存的地步，还有什么成才可谈呢？所以计划生育是一个不容讨论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可以讨论的，只有怎样教育独生子女成才的问题了。
怎样教育独生子女成才呢？当独生子女齐刷刷地涌进中学，跨进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才发现，对这样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几乎还没有什么象样的准备，没有教育学家提出过能得到公认的独生子女教育指导思想，没有教科书提供过独生子女教育方案。老师们发现的，仅仅是孩子们不好教了，不听话了，一味责怪的，只是家长对孩子要求不严格，当然报上书上也有不少关于独生子女教育的论文和报道，但一般都是负面报道多，正面报道少，一般论述多，实证研究少，零星研究多，系统研究少，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既使武汉大学社会学所的周运清教授主持设计的“小太阳方案”也仅仅是0—7岁儿童的早慧教育。而7岁之后到成人之前，独生子女作为青少年时期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的种种心理特点，针对这种种心理特点所应进行的教育，特别是系统教育几乎还是空白。四、五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当这一大批作为社会栋梁的大学生走上社会，将担负起社会责任时，他们作为中国的独生子女群体能够负责任地担负起这一重任吗？社会对此不应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应加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界，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教育界，应抓紧时间，从现在开始，组织力量，对独生子女的心理特点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并在这些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针对各年龄组的独生子女的可操作的教育策略和方针，切实可行地将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应用于独生子女的教育培养中，为中国解决跨世纪人才中的独生子女问题。
除了上述几点外，我国在华人社会中突出的社会背景还包括，我们曾经经历了诸如“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历史阶段，曾经受到极左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并非积极意义的冲击，这一切都不会不对中国大陆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就不能不考虑这些特殊社会背景对生活在这些社会背景中的人们的心理影响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在对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行改革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有普通心理学的一些相同的概念在使用上如何保持一致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要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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