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07年中国造纸术发明者争议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造纸术论文,发明者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2：TS7-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441(2011)04-0561-11
修回日期：2011-06-24
谁是造纸术的发明者，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是认为东汉宦官蔡伦(公元63-121年)于公元105年发明纸，主要依据文献记载。
二是主张西汉工匠于公元前2世纪发明纸，主要依据考古发现。考古学家在1933-1990年间先后8次发现一些西汉麻纸(表1)[1—8]，经科学工作者化验确认是纸[9—14]。
这一有关造纸术发明者的争议(以下简称“纸史争议”)可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9年)：有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气氛。其特点有三：(1)双方各抒己见，但有学者已将纸史研究与古纸的考古发现紧密结合起来，不再单纯依靠文献记载；(2)蔡伦造纸说虽在造纸行业内部有很深影响，且有人坚持蔡伦造纸说[15,16]，但也有些造纸学者赞成西汉造纸说[12,15,16]。争鸣促进了中国早期纸史的研究，引起中外注意，西汉造纸说因有理有据，逐渐被公众接受。
第二阶段(1979-至今①)：突出特点是轻工部造纸局(以下简称“造纸局”)直接插手学术争议，使纸史争议脱离原有的自由讨论范围。
笔者借多年经历揭示1979-2007年以来对造纸术的发明者争议的真相，供关心此事的国内外读者思考。
1 造纸局官方介入后的纸史争议情况
1979年以后，出土的西汉纸越来越多，论证西汉造纸说的作品接踵发表[12-14，17-25]，且得到公众认可，蔡伦造纸说已难以维持下去。在这种环境下，造纸局却采取行政措施压制不同意见，利用执政资源搞一言堂、树立学术禁区，继续奉蔡伦为造纸祖师。其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如下：①认定蔡伦造纸说是超越实践的永远不可改变的“历史定论”，且关系到祖国尊严和荣誉，神圣不可侵犯。挑战此说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是否爱国、维护国家尊严的政治问题[26,27]，政府机构及官员有权干预。②认定西汉造纸说“是‘文革’动乱时期极左思潮的产物”，是“至乱之源”，必须尽速铲除[24]。③认定主管造纸行业的造纸局对全国纸史研究拥有管辖权，发表不同意见的作品自1979年起应报造纸局审批，“取得正式批文后才能发表”[27]。④认定轻工部北京造纸所是“全国唯一权威、合法的”检测出土古纸的技术中心，检测结果应以该所王菊华、李玉华(以下简称“二华”)的判断为准，其他所有单位或个人与“二华”不同的判断“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28]，因而是非法的。⑤所有考古发掘部门对出土古纸的断代都要定在公元105年以后，否则以轻工部造纸工程师替各考古队做出重新断代，一律定在蔡伦以后。
造纸局以为采取上述行政措施便可改变其在自由讨论时的被动局面。笔者现对这些做法评述如下：
(1)蔡伦造纸说虽流传很久，但已被20世纪8次考古发现(表1)所否定，并非“历史定论”。我们用考古发现纠正文献记载并证明西汉工匠发明纸，将中国造纸发明时间提前200年，这难道是卖国行为吗？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压制不同意见，是背离“双百方针”的不民主表现。
造纸局以为采取上述行政措施便可改变其在自由讨论时的被动局面。笔者现对这些做法评述如下：
(1)蔡伦造纸说虽流传很久，但已被20世纪8次考古发现(表1)所否定，并非“历史定论”。我们用考古发现纠正文献记载并证明西汉工匠发明纸，将中国造纸发明时间提前200年，这难道是卖国行为吗？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压制不同意见，是背离“双百方针”的不民主表现。
(2)西汉造纸说早在1933-1964年间已由不少学者包括本文作者提出[1，18—21]，并非“文革”产物。拙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问世于1979年，而非“动乱时期”！我写书时受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影响，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以考古实践检验《后汉书·蔡伦传》文献记载。我们据出土西汉纸实物资料认为造纸术由西汉工匠发明，又对蔡伦的历史作用和贡献予以肯定，正是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正确思想路线做出的，难道这也是极“左”思潮？
(3)纸史属技术史领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国家队——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之一，不属造纸局管辖范围。更何况学者撰写论著是《宪法》赋予公民从事科学著述的权利，论著的审查和发表则须遵守学术规范，况且国家也没有发表论著需经行政机关审批的规定。
(4)出土古纸归文化部和国家文物考古部门管辖，对出土古纸断代及研究自然不应由轻工部一家来垄断。把轻工部造纸所说成检验出土古纸的“唯一权威、合法”单位，认定其他科研院所的检验结果“非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轻工部造纸所的某些研究人员连黄麻、亚麻和大麻纤维都分辨不清[29]、将麻纤维误断为丝纤维[30]，很难令人信服其检验具有权威性。
(5)发掘西汉纸的考古学家据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和器物学等科学方法，结合现场遗址、墓葬形制、同出纪年木简及多年田野发掘经验，经集体讨论逐一作了断代研究，我们认为是可信的。造纸工程师并不具备考古学的专业知识和发掘经验，却要进行考古断代，已被考古学界断然拒绝。[31]
虽然他们用行政手段干预纸史争议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却仍在全国强力推行。他们集中力量否定新中国最先出土的西汉灞桥纸，攻击报道此纸的考古学家、对秦始皇兵马俑发掘做出贡献的程学华“考古作伪”和最先研究此纸的本文作者将考古作伪物或废麻絮“夸大”为植物纤维纸，以为这样一来西汉造纸说的其他考古证据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蔡伦造纸说即可一统天下。为此，1979-2002年他们让“二华”对出土西汉纸作反检验，以证明都“不能以纸定论”，再由造纸工程师荣元恺等人作反断代，都定在蔡伦之后。同时在全国造势，扩大影响。1983年在轻工部造纸所主编的《中国造纸》双月刊开辟《纸史》专栏，1984年成立轻工部纸史委员会(以下简称“纸史委员会”)，1985年创办刊物《纸史研究》(1985-2001年)。1985-1986年成立“关于灞桥纸的调查组”，并写出《调查报告》。1987年9月11日，轻工部在北京召开“纪念蔡伦发明纸1882周年大会”，并在会上宣布：蔡伦是造纸术发明者，为期30年的纸史争议自此了断。顿时不明真相的中外媒体纷纷报道，他们以为西汉造纸说从此就会偃旗息鼓。但后来绘有地图的西汉放马滩纸[7,32]和写有文字的西汉悬泉纸[8]相继出土，使他们十分尴尬。但是，他们除继续围攻笔者外，还对发掘纸的考古学家进行围攻[33,34]。1998年国务院撤销轻工部后，其后续机构轻工业协会及造纸学会、纸史研究会某些负责人继续宣扬蔡伦造纸说，并在各地大搞祭蔡活动[35]。
纸史委员会负责人以“造纸局中没有一人参加纸史委员会”，矢口否认行政干预、并提出“1989年以前，部长不了解有关纸史争论问题”[36]。事实并非如此，1985年《纸史研究》创刊号明确说该刊“经中国轻工业部批准同意编辑出版”[37]，该刊1987年第3期所载纸史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就有造纸局处长，顾问中有造纸局副局长，同期还载纸史委员会戴家璋主任在第二届纸史年会上的讲话，说“今年以来，在部领导支持下”，正在组织编写《中国古代造纸技术简史》[38]。在“纪念蔡伦发明纸1882周年大会”主席台上，就有两位轻工部副部长，其中之一还讲了话。有关大会的新闻报道也指出下令围攻不同意见的正是轻工部有关领导人[39]。这都证明轻工部和造纸局直接插手纸史争议的事实俱在，断难否认。
我们且看轻工部和造纸局如何仗势打压不同意见的事例和如何进行歪曲事实的纸史“研究”：
(1)1979年拙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造纸局便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国家文物部门打来抗议电话，质问为什么没有事先报造纸局审批就发表。纸史委员会马咏春委员更斥责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妄图为所欲为、再造历史、否定蔡伦”，说“20世纪考古发掘工作不正常”，“甚至歪风邪气盛行”[33]。
(2)在“纪念蔡伦发明纸1882周年大会”中外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时，轻工部相关人士说：“1987年以后潘吉星已承认错误，放弃他的观点并不再研究纸史了。他现在在国外”[40—42]。我在东京看到日本记者报道后发表声明：这纯属谣言。
荣元恺缺乏考古学专业知识，却全盘否定各考古学家对出土西汉纸的断代。他连实物都未看到，便仅凭两张照片就“发现”灞桥纸上“有东晋人字迹”[43]；将马圈湾纸定在“唐代”[44]；还说“最近(1981-1982年)美国斯密森研究所(Smithsonian Institution)在[对中国纸史争议]深入研究，征集不同意见”[45]，好像他是应约请而著文的。事实上，我当时正在该院工作，经确认绝无此事。倒是他1982年4月主动给该院蔡斯(W.T.Chase)博士寄去一篇汉文稿请求发表，美国专家审稿后认为没有说服力，未予理睬。
1983年造纸局“调查组”到陕西找报道灞桥纸的考古学家程学华调查，让他改变原有断代，遭拒。1987年“调查组”成员、陕西洋县中学教师段纪纲又来找程学华，拿出事先拟好的“谈话记录”让他签字，再遭拒绝②。于是《调查报告》谎称灞桥纸是程学华搞“考古作伪”、“人工加工出来的”、灞桥西汉墓“是推测出来的”，报道是程学华的“个人意见”[26]。这纯属诬陷，断代是省博和省文管会集体讨论意见，不是“个人意见”。1987年12月陕西省博物馆武伯纶馆长在读《调查报告》后回应说：
对轻工部纸史委员会所公布的“作伪”的决定，我馆不予承认。我们从未听到过关于作伪的反映，也无作伪的根据，我们对此从未怀疑过。……我馆不改变对灞桥纸的断代和收藏等级，仍断为西汉，仍按一级品收藏。③1991年2月，马骥先生更授权代表陕西省博物馆发表下列声明：
1.灞桥西汉墓葬的断代是准确的，是经过集体研究的，确认其年代不会晚于西汉武帝时期。并不是程学华个人推测出来的。对墓内出土的灞桥纸，当然属于这个年代，我们从未怀疑过，依然作为一级文物收藏和陈列。
2.灞桥纸出土后，我们仅作了去土、展平处理，现在此纸仍保持原有状态，没有任何人为加工。我们从未发现有人“将一堆乱麻喷上水，用熨斗熨平整，再用玻璃片人工加压成似纸的薄片。”说程学华同志采取这种方法作弊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况且程学华同志根本没有参予灞桥纸的加固工作。
3.原我馆馆长武伯纶同志、原保管部主任李长庆同志及程学华同志均尚健在，他们对所谓《调查报告》中的不实之词非常反感，并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46]
马咏春将出土放马滩纸和悬泉纸说成“天方夜谭”，造谣诬陷发掘二纸的考古学家何双全“沽名钓誉”、“考古作伪”[33]。“二华”断言：“纸上所绘不是地图”，又将麻纸误断为“丝织物残片”[30]。但经中国古地图专家曹婉如等对实物鉴定定为西汉纸质地图[47]，经我们化验为麻纸④。纸史委员会陈启新副主任仅从该纸照片就断定这不是纸绘地图，而是垫在棺盖与棺木间附有黑线的棉絮[34]。《纸史研究》1985-2001年间刊登大批荒谬的文章，才真有损国家荣誉。1990年，在比利时国际纸史会议上[48]，他们又宣称已取得国际“公认”。众多学者明确反对他们的论点，李约瑟博士的合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纸史专家钱存训指出：西汉有纸已是不争的事实[49]。
由于受千百年来蔡伦造纸说传统的影响，一些人对考古新发现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许多考古发现纠正了不少文献记载的谬误，这却是不争的事实，造纸术的发明也不应例外。为什么为维护蔡伦一个人的发明权，非要否定他以前200年由千百工匠参加的造纸史，且不惜与考古发掘实践对立，这的确令人难以理解。唯一解释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自从西汉有纸说在中国发表以来，有人对此说加以缺乏根据的反驳，无非要维护蔡伦是纸的发明者。这是对蔡伦教带有感情的信徒之所作所为。由于感情问题作祟，反对西汉有纸说的要旨，只好说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50]
按蔡伦自唐代起被神化，为他建庙立祠，举行祭祀，纸坊还供奉蔡伦菩萨像，这种影响至今仍挥之不去。将蔡伦奉若神灵，对西汉有纸说激愤如仇，必欲铲除而后快，这不就是宗教感情作祟吗？这是纸史研究中的学术倒退。轻工部一位纸史委员甚至“敢对全世界下断言，不论现在还是以后的千秋万代，蔡伦发明纸的历史丰碑是推不倒、砸不烂的，将永远矗立在世界上。”[33]
(3)1986年6月，段纪纲按轻工部领导定的调子，向中央书记处胡乔木书记状告我否定蔡伦造纸说就是否定中国发明纸，是“左的流毒”、“误国误民”等等，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展开批判[51]。乔木派人找我了解情况后，认为这是诬告，不准在《人民日报》批判。造纸局调查组成员宗实(安嘉麟)说我是“‘文革’时的时代宠儿”、“怀着不良个人动机”、“迎合‘四人帮’政治需要”抛出纸史作品[27,52]。这是恶毒政治诽谤，事实上我那时被定为“替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集团”成员进行隔离审查。1979年造纸局系统下令不得与我合作化验出土纸样，我只好将纸样纤维及其薄片带到日本进行检验并拍摄显微照片。为此，我持有机关开具的证明信，并通关时作了申报，这是国家允许的科研行为，但陈启新却诬陷我搞“文物走私”[34]。他们还利用与其持同样观点的台湾某人在日本的“调查”，说日本专家只拍显微照片，未作纸的认定[34,53]。这是不实之词，我手中有好几份书面鉴定为证，已公布其中之一[29]。这位台湾人士还将我所携带的几毫米纸样夸大成我将整张古纸带到日本[54]。1988年返国后我对化验结果作了报道，陈启新更称《人民日报》转载此报道是“缺少国格与法制观念”[34]。
(4)1985年《纸史研究》第1期刊登马咏春文章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西汉造纸说“证据不足”[55]。轻工部王毅之副部长在“纪念蔡伦发明纸1882周年大会”上讲话时特别引用这条报道。但他们没有向公众说明夏先生的话是在1955年说的，到80年代他认为已有足够证据可以说西汉有纸了。1981年国务院批准在加拿大和美国举办“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造纸部分按西汉有纸说布展，造纸局周湛副局长给展方提意见，又向国务院告状，要求按蔡伦造纸说布展。在加拿大展出后，蔡伦造纸说受到公众质疑。消息反馈到北京后，在美国展出时，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最好再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夏鼐副院长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夏老西汉有纸说的意见。1983年用英文编写而授权在美国出版的展览说明书中讲：传统说法认为东汉宦官蔡伦于105年发明纸，接着补充说：在蔡伦之前的西汉已有了“更早的造纸尝试”，并列举1933年发掘的罗布淖尔纸及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灞桥纸、金关纸和中颜纸等西汉纸为证据。1983年夏鼐还为此书写了《前言》：
中国古代和中古时期的科技成就显然不比其他文明区的成就少。在某些方面中国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然而这些成就许多细节未被记载下来，而实际上所有的中国书都由贬低劳动人民的官僚学者写成，甚至在叙述技术成就时记载的过于简略，且常常含有错误。因此考古发掘资料，包括有关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原始资料，通常比文献记载更加可信和更详细。近三十年有关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很成功的研究，与同时期新的考古发掘紧密结合，从这些发现中所获的资料，为研究中国科技史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并促进了在冶金、陶瓷、纺织、建筑和造纸这些领域的研究。[56]
夏鼐明确提出利用出土西汉纸研究纸史，比单靠文献记载更加可信并能取得成功。
(5)1987年造纸局《调查报告》中对西汉造纸说列举的罪状是：“把人们的认识搞乱”，不提蔡伦发明纸便是“数典忘祖”、“致乱之源”、“谬种流传”，“四大发明变成了三大发明”、“民族尊严受到损害”、“为外国人觊觎中国造纸发明提供可乘之机”等等[26]。他们说灞桥纸是“纤维堆积物”，我“把废麻絮夸大为纸”。当时除我[9,21]之外，造纸局系统的其他造纸学者也化验过此纸[12—14]，都断为麻纸。只有“二华”认为不是纸。即令没有此纸，还有其他西汉纸存在，以考古发现纠正关于蔡伦发明纸的文献记载是正常学术现象，得到各界接受是很自然的，何谈“致乱之源”？至于《调查报告》将戈索伊(P.Gosaui)1981年提出但国外无人响应的印度在公元前327年已造纸[57]与西汉造纸说扯在一起，实属牵强附会。“三大发明”由英人培根(Francis Bacon，1560-1626年)1620年提出，指新近传入欧洲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造纸术此前已传过去而没有提及。后来有人将造纸和印刷合为一项，称“三大发明”。此提法在纸史争议前早已存在。他们说我们否定造纸为中国一大发明，这是有意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他们向中央和国务院两次状告西汉造纸说，经查明真相后均被批驳。
2 对出土西汉纸的分析化验
“二华”按蔡伦前不应有纸的成见检验出土西汉纸，并提供所谓的“科学依据”。我们认为古纸质量及加工程度有高低之别，但制造过程大体相同。其微观特征是纤维较纯而分散，作异向排列，纤维较短而有帚化现象。1964-1965年我们化验灞桥纸时发现虽帚化程度较低，但仍可定为粗糙的麻纸[21]，其他造纸学者也得出同样结论[12—14]。唯独“二华”在1979-1980年检验后声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不少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长者达70mm”，“同向排列多”，“无分丝帚化现象”，因而不是纸，而是“乱麻、线头等纤维堆积物”，在铜镜下积压成片[58,59]。1980年苏州造纸厂许鸣歧工程师为核对此结论，作了系统化验，测得灞桥纸纤维大部分长0.33—1.4mm，平均宽18μ，有压溃帚化及异向排列现象，因而是纸，不是“纤维堆积物”，而乱麻也不可能被铜镜压成厚0.1 mm的几层薄片[11,60]。1981年我们再次系统化验后亦证明灞桥纸是纸[62](表2)。“二华”并没有给出任何定量数据(表2)，只说此纸“纤维束最大长70mm”，还说别人看到的帚化是纤维“自然腐溃”的结果[63]，但却未能说明与纸同时放镜下入葬的麻布纤维为何没有“腐溃”？1991年轻工部纸史委员会戴家璋主任宣布：“灞桥纸全部是纤维束[64]”，更属指鹿为马。
1)许鸣歧的化验作于1980年；潘吉星，1981年；王菊华，1979年及以后。
1988年，日本和纸专家久米康生写道：
1987-1988年间潘吉星先生任京都大学客员教授期间，我与他在东京和京都有过四次交谈，从他所出示的纸样纤维分析照片中，我可以确认灞桥纸是麻纤维纸。古代麻纸原料并不用生麻，而是用破旧的麻布。造纸原料经过打浆捣细呈现帚化。灞桥纸的叩解度与断定为年代较晚的金关纸、中颜纸比是较低的，但可以看到纸料是经过处理的，显示纤维经过抄造过程。[65]
从未介入争议的日本造纸专家增田胜彦博士说：
西安市郊灞桥出土的纸，学者们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粗糙的纸，…另有的学者主张是麻纤维的堆积物。…我认为灞桥纸是纸。……理由是观察此纸显微照片时，指责它不是纸的人认为多数纤维是长的，按平行方向排列，但我们可以断定，整体的纤维是杂乱排列的，其中一部分纤维有明显的被切断的痕迹，而纤维被打溃的地方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反之，楼兰文书纸确实是用于书写的纸，观察其显微照片，也可以看到没有打溃的纤维和原封不动的麻线纤维，在比灞桥纸晚三百年的纸上还保留着不是纸的部位，可见早期纸加工程度低，因此观察到似乎不是纸的部位，乃是当然的事。[66]
这与我们的观察完全一致，而“二华”的检验只抓住个别部位，以局部代替整体，有违科学工作者的客观诚信准则。
至于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许鸣歧[58-61]和我[62]的综合检验都证明是可用于书写的更好的纸；放马滩纸绘有地图、悬泉纸上写有文字，更是纸无疑。“二华”也不得不说金关纸白度40%，帚化纤维达30—40%，中颜纸与此相同，分明是纸，却偏要贬为“纸的雏形”。马圈湾纸白度45%，纤维有帚化，打浆度40°SR，纸上有帘纹，实在无法否定其为纸，她们于是将其断为“东汉以后”[30]。她们还将放马滩纸误断为“丝织物残片”。有字的悬泉纸则被她们断言“考古断代有误”[30]。
西汉造纸说之所以无法驳倒，在于它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依据；出土西汉纸年代之所以不容置疑，在于考古学家以科学方法断代。反之，蔡伦造纸说致命要害在于它迷信书本记载而与考古实践对立。蔡伦发明纸之说如果不是靠近30多年来轻工系统的官方机构的支撑和行政介入，早就难以为继了。
综上所述，我以为在30年纸史争议中至少下列几点经验教训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科学史研究包括造纸史研究当然要依靠文献记载，但更要密切注意考古发掘，以科学的态度接受考古学者的新发现。西汉人已发明纸是多次考古发掘提供的既成事实，是经得起实验验证的。
第二，纸史研究是纯学术问题，不同意见的争论应按“百家争鸣”方针政策自由讨论，用事实和证据陈述观点，以理服人，不能将学术问题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给不同意见者扣政治帽子。
第三，轻工部、造纸局以及其后继者不应直接插手学术争议，以行政资源在全国强力推行其官方观点——蔡伦造纸说。这种政府部门以行政干预方式强力推行某种官方认可的学术观点，压制不同观点，是行不通的，其顽固坚持的蔡伦发明纸的错误观点终将要退出历史舞台，被西汉劳动人民发明纸的观点所取代，但蔡伦的作用不会被否定，他将作为造纸术革新家被载入史册。
注释：
①本文完成于2007年。文中涉及“至今”均指2007年。
②程学华：《西汉灞桥纸墓的补述论证与有关问题的说明》，打字本，1988年10月15日，第1—17页；程学华：《西汉灞桥纸墓真相的再公布》，1987年11月，1—12页。
③《陕西省博物馆致刘仁庆的公函》，1987年12月24日，加盖“陕西省博物馆”公章。
④潘吉星：《对放马滩纸的化验报告》，1990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