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村“劳动力”问题研究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农村论文,农业合作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1—0209—10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农村，一直是学术界探索的焦点。无论出于何种机缘或目的，也不论学者的出身、国籍以及受教育体系的差异，他们的研究问题殊途同归：彼时的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什么？政府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何以进行？如何评价和定位农村的变化？这些问题引发研究的热潮。当下，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村合作化(包括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已经有了丰厚的积淀，除专著研究外，相关综述性文章也屡屡见之于报纸杂志。①此外，西方学者对此的关注，促使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并对国内学术界产生影响。② 一般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经历了一个以苏联经验为标杆的改造过程。从建立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形成，当局的改造政策层出不穷，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③国家权力不仅介入了农村生产资料的再分配，还规定了“劳动力”的去向、工作强度以及工作种类等。由此“劳动力”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相关研究的讨论热点之一。目前，有关农村劳动力的文献综述基本上集中于市场经济时期，针对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问题的学术回顾尚稀见，故而对此进行梳理和总结十分必要。④本文将首先梳理农业合作化时期劳动力研究的大致脉络，再对农村“劳动力”研究中论述较多的几个主题进行回顾总结。 一 农业劳动力问题讨论脉络 中国农业存在哪些问题？发展出路是什么？这些问题引发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关注农业劳动力。近代围绕农业问题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两个学派，其一为以卜凯(John L.Buck)、马若孟(Ramon H.Myers)为代表的“技术学派”，即认为中国农业的主要问题在于技术落后，相应的解决办法是改善农业经营方式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另外一派是以陈翰笙等人为代表的“分配学派”，主要运用马克思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土地分配不均的结论，指出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⑤可见“技术学派”意在发展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配学派”强调以生产资料的公平分配提高农业产量。 1949年以后，“分配学派”的观点成为主流，相关理论为此后土改、农业合作化等政策提供依据。50年代大陆的农业合作化研究大多以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为分析依据，学者们围绕生产关系、所有制等问题展开论述。⑥至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有关劳动力问题的讨论也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展开。怎样更为合理地调配和使用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剩余劳动力)以及劳动力的所有制等问题是学者们讨论的主题。如李远岑认为农村的确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并认为转移农业人口、集约经营和多种经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⑦1960年代，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组曾进行针对劳动力所有权问题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应属于劳动者私有，有的认为劳动者对其劳动力有部分所有权，还有的认为劳动力的公有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的基本特征，必须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匹配。⑧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为农村问题研究的突破提供契机，官方对“按劳分配”方针的认可也令学者们更多地参与到中国农村劳动力问题的讨论中来。劳动力的所有权以及剩余劳动力去向等议题被提上讨论日程。此时的研究虽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大方向结合，仍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证框架，对劳动力所有权归属与产品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等议题均有所讨论。⑨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的讨论逐渐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在数量上显著增多的同时讨论范围也逐渐扩大到社会的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制度等方面。⑩进入90年代后，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果，相关研究显示出细致化倾向。宏观政策不再是学者们关注的唯一主题，区域调查和微观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11)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探讨，即农民的意愿与集体化时代的劳动状况为学者们所重视，社员“磨洋工”等影响劳动效率的行为被认为是农业合作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2)此后，学者们的讨论更加关注制度中“人”的遭遇，国家政策不再视为是被地方全盘接受的刚性行政命令，区域性的差异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西方学者对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劳动力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分为经济史和政治社会史两条脉络。经济史学者对1949年以后30年间农村合作化制度下的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劳动效率展开。其中政治社会史层面的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框架中展开，大致经历了三次理论范式的主导，总体上呈现不断向基层渗透的趋势。(13)早期相关论题的研究多从极权主义的理论范式入手讨论国家政策的强制性，地方社会往往被视为消极的被改造者。(14)之后的范式转变伴随基层史料的挖掘以及实地调查的深入而出现，学者们注意到国家权力的限度，探寻乡村社会可能存在的反作用力以及左右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的潜在力量成为研究的新走向。地方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被重视，学者们开始倾向于地方“集团”与共产主义的“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第三次转变则进一步将研究对象具体化，有关乡村社会结构性变迁的个案考察成为制度实践的本土经验及内部异质性研究的突破口，基层政治中“人”的能动性日益受到关注。(15)就劳动力问题而言，有学者对毛时代的劳动力动员机制提出质疑，指出相对于来自个人与家庭利益的刺激，国家利用政治手段进行的劳动力动员手段的作用很可能非常有限。(16)这些研究不断突破国家—社会对立的二元框架，转而强调两者互动过程中复杂特性。 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实地走访获取材料的方法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所借鉴，成为双方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共同趋势。可以说，中外学术界对地方档案、个人材料以及口述史料的挖掘带动了细致的在地化研究的发展。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便运用村级材料以及干部《工作笔记》写作而成。引发此后利用官方档案、地方文献以及田野走访等形式进行区域个案研究的热潮。1978年，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等人调查走访了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等地，对村民和干部进行口述采访，为其《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等对农村问题等的讨论打下关键的材料基础。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用口述访谈获得的材料对合作化时期女性的劳动经历进行重建。例如，贺萧(Gail Hershatter)1996年及此后在陕西进行口述访谈，并在查阅地方档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毛时代农村妇女的研究成果，最近她以农村女性劳动与记忆为主题的论著，为相关研究提供很好的范例。(17) 毋庸置疑，合作化带给中国农村颠覆性的影响。有关毛时代农业改革的研究已形成大致的分析体系。现阶段这一研究领域的细致化、在地化的趋势为了解毛时代基层农村更为真实的一面打开了窗口，对农民日常的近距离观察分析也丰富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最近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趋势提出碎片化的批判。究竟如何定位地方性的历史，它们是独立的个体，抑或仅仅是时代的缩影？或者说“碎片化”更多地与研究选题本身有关？但无论如何，就农村的“劳动力”而言，作为一个较为传统的议题，学术界的讨论已具备一定规模，下文便对近些年有关“劳动力”的讨论进行分类讨论。 二 农村劳动力动员问题 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经历了一个“劳动资源的集体—国家化”过程，(18)政府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来参与官方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研究者们绕不过的问题。不少研究集中于合作化制度的形成及其如何吸收农民入社成为国家的劳动力的考察上，大致可归纳为“控制论”“组织论”和“实用主义经济刺激论”三种观点。 持“控制论”观点的研究者往往从文化尤其是国家话语的建构以及刚性制度的建立两个层面入手讨论国家对社会乃至劳动者个人的控制，并认为国家在精神上调动农民的生产热情，鼓励农民投入农业劳动是官方的动员手段之一。曹树基以浙江北部的联民村为个案，考察其在土改与合作化运动中被国家改造和控制的过程，认为“大跃进”之前国家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在乡村社会的推行是共产党政权嵌入乡村农民日常生活的手段，帮助国家完成对乡村的控制。(19)李洁认为“大跃进”以后，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未能彻底执行，国家在农村的改造“被架空到对文化和社会观的改造方面”。(20)因而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再生产和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主要仍依靠思想动员和强势推行国家话语的方式进行。思想“控制论”的观点认为无论是合作化运动初期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用意识形态来动员农民的方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推行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从制度层面分析国家控制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统购统销政策的讨论上，一般认为统购统销政策是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前提，也是国家控制人口流动的手段。侯继明(Chi-Ming Hou)认为随着合作社从初级到高级再到集体化的演进，政府控制劳动力数量随着农民纷纷入社而增加。(21)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国家通过控制生活资源来管理农民的流动，最终形成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22)至集体化完成时，村民的阶级身份被强化并与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分配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3)显然，集体化是一个国家政策双管齐下，通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两个层面实现对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劳动力)的控制的过程。 持“组织论”的学者主要为杨庆堃和刘创楚。事实上，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在20世纪60年代末从“组织”入手阐释共产党制度时，就已经注意到中共施政过程中意识形态与组织扩张相结合的特点。(24)此后，旅美学者杨庆堃针对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力使用问题提出了“组织集约”(organization intensive)的概念模型。该模型主要在农业现代化的理论设想下提出，并以中国农村公社中的人力利用为研究对象，认为“广泛的组织性的人力动员”是实现农业从人力集约(labor intensive)到资金集约(或资本集约capital intensive)的基础。(25)刘创楚对这一概念模型进行进一步解释，认为“组织集约”中的劳动力调配与传统的人力使用性质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大量的人力使用制度化，而后者则是临时性的任务取向的劳动力动员使用。(26)这一概念对我们理解1949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的使用机制很有裨益。比如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的制度化执行，将妇女、师生、儿童纳入生产组织，同时达到减少非生产性劳动时间支出的目的。(27)公社制度和劳动力动员、分配制度相辅相成，政府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力从事大型工程的修建，这是官方的常用策略，基层劳动力组织的密集程度以及新政权对于劳动力的利用可见一斑。 持“实用主义经济刺激论”的学者则关注经济刺激对动员农业劳动力入社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共“实用”的策略特征早已被学者指出。莫里斯即认为中共不是纯粹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而是更关注眼前问题的现实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念“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理论口号”(28)。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得学者们注意到中共对于意识形态利用并非那么死板，也用“实用”来描述毛去世后的政策。(29)最近，曹树基进一步指出中共政策的实用性特征体现于经济与政治诉求的相互纠缠，诸多看似政治层面的政策实则充满了“经济层面的考量”。(30)在吸收劳动力进入基层组织的过程中，官方曾推行过高额物质激励的手段来推动农业合作化。梁敬明指出，为了激发农民对农业合作的兴趣，官方给予部分早期合作组相当优厚的物质支持，甚至一度用大幅提高农业合作社成员劳动工资的方式来吸引农民入社，以刺激农民的办社热情。(31)然而，过度的利益刺激导致政策出现一系列问题。叶扬兵即发现部分合作社为了迎合上级突出合作社的优越性的要求，为保住政策上的优待而虚报产量。此外失衡的工资比重吸引了其他行业工资水平较低者纷纷加入合作社，甚至发生学生为了工分退学的情况。(32) 以上研究成果未尝不是对中共如何动员农村劳动力问题的精彩回答。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议题，而且总体而言国家的宏观政策仍然是目前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也多围绕国家制度层面劳动力的利用机制、动员手段等展开，考察的时间段则集中于合作化制度形成的早期。但实际上，农村“劳动力”的在地化个案研究仍然值得深入，不同区域的农村在农作物种类上的差异，其背后则是相应的农业结构、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等因素的差异，这些都应当被纳入现实的讨论中来。这些差异在农村基层组织变化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相关农业劳动力在合作化以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都值得进一步深入。 三 劳动力与农业合作化的成败 官方介入农业的劳动力配置，效果究竟如何？这一问题是学者们讨论进行得较早也较多的另一话题。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对此基本持赞同意见，但随着计划经济实践的推行，研究者们逐渐倾向于否定的态度。 农业劳动力历来被认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20世纪30年代卜凯提出中国农业虽然存在资本、器具不足的问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是农业经济的优势之一，如果优化劳动力利用方式，能够提高农业产量。(33)1956年，国内的农村经济研究者李远岑也提出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问题，认为农业的集约经营(即增加劳动力投入)和多种经营(如增加农村副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34)到60年代中期努克斯(Ragnar Nurkse)提出不发达国家中存在的人口过剩、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以及农业发展缺少资本的问题，可以将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所需的资本。(35)霍夫曼(Charles Hoffmann)也认为1949年以后，将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资本，是农业持续增长的策略之一。(36)直到80年代，有关劳动力与资本之间转换的观点仍得到关心当代中国经济状况的学者的回应。如郭益耀延续努克斯的观点，认为缺乏资金与技术却急欲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动员过剩劳动力来完成大型农业工程是最好的选择，相比之下80年代的农村改革，反而导致农村水利的荒废。(37) 黄载生和拉斯基(Thomas G.Rawski)等学者则通过实地调查和统计材料，证实以上观点的正确性。黄载生通过对广东洪江村移民和实地调查的研究，认为集体化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资本积累确实已经启动，并认为中共施行的劳动力动员、组织政策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数量，同时在利用率上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较之传统农业有所进步，显然促进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38)拉斯基认为1951年以来的中国城市面临着严重的持续性失业问题，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季节性失业的普遍存在，在这方面中共很好地组织并动员了劳动者，解决了多年来的农业劳动力隐性失业的问题，例如国家修建大型农业公共设施的号召有效地保证了人力的利用。他利用数据统计进一步指出在1957-1975年之间，中国的农业体系在没有增加收获面积、劳动力的劳动日以及农业产出价值的基础上吸收了近9 300万劳动者，农业劳动力将近增加了40%。这一趋势抵消机器带来的劳动力剩余，为扩大的农业劳动力提供持续增长的需求。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将国内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到了每个成年男性人均每年250个工作日上，成功地减少了城市的失业率。(39)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奥良斯(Leo A.Orleans)、侯继明等学者便更为强调集体制下的劳动力分配导致消极的后果。奥良斯认为部分中国农村工程中劳动力使用的效率低下和短期内的过度使用，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浪费。(40)侯继明通过对劳动力投入总量的统计看出1956-1957年实行集体化以后，虽然男性劳动力的年工作时间超出以往，但人均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根本没有上升。(41)80年代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之时，农业劳动力集体化管理方式的合理性受到挑战，以家庭为农业生产单位的呼声逐渐高涨。该挑战一方面来自农民生产积极性低落的现实，另一方面来自学者对农业生产管理机制套用工业模式合理性的质疑。农业改革的倡导者杜润生极为强调农民的“自由”与劳动积极性，认为集体化制度下的平均主义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下降”。(42)林毅夫延续其观点，进一步提出“退出权”假设并解释农民积极性丧失的原因。(43)这一包含“劳动者利益关联程度高低—有效劳动投入增减—产出增减”的逻辑的论断，被学者称为“杜润生—林毅夫假设”。(44)虽然有学者对此假设提出质疑，并对此做出一定的补充和说明，但未能在总体上推翻这一假设。(45)周其仁则对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的具体耕作管理制度提出质疑。通过对80年代推行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专业户的实地调查，周认为农业劳动过程相较工业的可分程度低，不太可能通过劳动分工来缩短动植物的生产周期，同时在农业中套用类似工业生产中的分工制，反而增加了人力和工具的成本。(46)以上两种观点基本否定了农业合作化在利用劳动力方面的政策合法性依据。 基于农村个案调查的实证研究，也对合作化时代的农村劳动力使用情况给出消极评价。弗里德曼根据对饶阳五公村的研究表明，“大跃进”时期国家政策对村庄的农业劳动力的调配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1958年的秋收与“大跃进”重叠，大量男性熟练劳动力被吸引到炼钢中，农活被分配给没有经验的女性劳动力去完成，导致收割不及时而造成农业减产，造成事实上的浪费；同时劳动力自由的流通渠道被国家切断后，农民家庭收入降低。(47)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是导致农业经济只增长不发展的主要原因：正是大量剩余的存在，导致劳动力的价格过低，反而抑制了农业技术等要素的投入，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增长主要依赖投入劳动力的方式没有改变，其结果仍然是失败的。(48)曹锦清与张乐天等人基于浙北农村的实地调查亦认为，集体化时代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农活的有限性，导致有限的农活不得不分给更多的人，劳动力投入的过密化更为严重。(49)光梅红则以昔阳大寨村为例，分析集体化时期农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认为此时农村的收入虽然提高，但生活仍处于低级消费水平。(50)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合作化政策的评价虽然褒贬不一，但总体以负面评价为主，这与研究视角的差异有关。立足于考察政策执行力度的学者往往认为中国的合作化是成功的，并且达到了官方的预期；而立足于经济效益讨论的学者，则普遍认为合作化是失败的；更加微观的基础农民研究，则认为农业改造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实无裨益。可以说，合作化的“成功”，在于政治形式的完成。合作化的失败，在于经济效益的低下，更在于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准未见大幅度提高。在国家制度的安排下，农民作为消费者的作用被缩减到最小，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的作用和角色被放到最大。家庭对劳动力的处分权被收归国有，这一变化带给农民诸多不适感。不过对一个政策评价的褒贬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农民在农业合作化中的生产决策是否完全丧失，从他们的角度来重新反思合作制或许能找到一条更为细腻而有地方感的中国农村研究路径。 四 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 劳动力在农村经济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我们还可以从1949年后当局采取最大限度动员农村劳动力来提高农业产量的政策中看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解放运动便是很好的例证。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官方不断宣传劳动与解放的关系，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并构建了不少妇女劳动模范形象，引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51)目前学术界针对女性劳动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层面对女性劳动的鼓励和女性参与劳动后引发的男女不平等的议题上。 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毛时代的女性解放运动有过关照，如达文(Delia Davin)、安德斯(Phyllis Andors)、约翰逊(Kay Ann Johnson)、贺萧等人均出版过相关论著，国内学者也有着为数相当可观的研究。研究普遍认为1949年以后当局开发女性劳动力的策略在客观上引导女性走出家庭迈向社会的同时，对女性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达文指出，1949年以后，妇女在农业上的贡献比解放之前要多得多。(52)安德斯肯定了毛时代的农村女性参与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53)贺萧也对当时的国家政策持一定的赞同态度，认为这是自晚清以来女性从家庭解放过程的延续。(54)董丽敏则从5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发，考察妇女与劳动的关系，指出劳动为妇女解放提供资源和路径。(55)然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官方提倡对女性通过劳动获得解放政策的不合理性。达文即提出，在公社中女性的劳动仍然是从属性的，获得的工分在总体上比男性少，同时女性参与的劳动更多的是季节性的。(56)约翰逊考察了集体化时代的女性劳动力动员情况，认为中共施行“通过劳动获得解放”的妇女政策，扩大而不是重新定义女性角色，实际上加重妇女的负担。(57)贺萧通过对档案和口述材料的考察，认为虽然1950年代后中国妇女的角色和地位发生转变，但这种集体劳动的机制最终目的乃是指向女性劳动力的解放，反而使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价值被贬低甚至抹杀，并现实地表现在男女待遇的不公上。(58)张志勇持相近的看法，他认为大跃进时期妇女参加生产是一场以经济建设为目的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但这场运动中，妇女解放和以男性为标准的社会性别同质化发生错位，并没有彻底实现男女平等。(59) 对于劳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女性解放，白露(T.Barlow)、郭于华、金一虹、高小贤等学者持保留意见。白露从妇女理论的角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女性理论不仅包括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等人的思想，将妇女主体置于社会生产中，而且混合了其他多种学说，并在实践过程中服务于政治和形势的需要。(60)郭于华认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女性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公领域”，仅仅是从一种被家庭宗族控制的状态进入一种被集体和国家控制的状态，女性的工具性特点并未改变，女性解放是一种“幻象”。(61)金一虹以文革时期的“铁姑娘”群体来考察这一运动存在的局限，并认为毛时代的性别分工存在着一个工农部门社会符号的性别化现象，即男性与工业、女性与农业间的对应关系，存在着一个附属性表征，即是整体上农业附属于工业，女性劳动从属于男性劳动关系的具体化。(62)高小贤则以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一场名为“赛银花”的劳动竞赛为切入点，考察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相交织并制造与维持社会性别差异与不平等。(63)光梅红考察了1950年代“劳动光荣”话语建构与妇女解放的关系，认为片面强调“劳动光荣”以及两性劳动形式上的一致性实则忽略了女性自身的利益诉求，对妇女解放而言，是不彻底的。(64)李斌以湖南塘村的妇女在合作化时期参与农业劳动的情况为例，指出建国初期塘村妇女仍然延续传统的性别分工，直到1956年国家对农业产量指标的追求，以及双季稻推广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紧张局面的出现才要求妇女参与劳动，与此同时，由于两性的“不同工导致不同酬”情况的出现。(65) 女性的身体与劳动体验是学者质疑毛时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另一主要话题。从口述史材料入手是这一研究能够进行的前提，郭于华以此考察了妇女在集体化时期参与社会劳动的疲劳和病痛的记忆。(66)余敏玲则以1950年代出现的女拖拉机手为研究对象，认为官方刻意宣扬社会主义新妇女形象，营造男女平等的表象，政府宣传政策成功的同时却使女性付出了更大的代价。(67)刘洁则对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的妇女劳动进行考察，说明以发动妇女劳动为出发点的政策使得“男女平等异化”，并导致女性身体上的创伤。(68) 亦有学者从生产队工分的角度来分析作为劳动力的女性在参与农业生产和分配时的情况。黄英伟等学者利用农村生产队的账本材料进行的统计研究值得借鉴。黄英伟等人对集体化末期家庭内部的劳动力投入的性别差异进行统计，并得出男性在农业劳动时间上多于女性，而女性在农忙季节中则被全部动员出来多挣工分的结论。同时他认为工分制与妇女地位的提高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工分制下评工体系的差别也使得妇女在付出相同劳动的同时没能得到相应的工分。(69)林冬梅则以山东聊城的农村为例，认为工分制的实施是妇女参加劳动最为直接的经济动力。(70) 女性作为被解放者是近几年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之一，自晚清以来的妇女解放究竟给妇女带来了何种程度和层面的“自由”“平等”这一问题，或许很难得到唯一答案。不过，就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妇女史研究而言，从家庭和个人生存经济的角度来切入也许会是比较能够触摸在那个时代那片区域生活的妇女们经历转变的入口。虽然目前学术界对1949年以后女性劳动的状况研究蔚为壮观，但从总体而言，研究主要围绕妇女有没有解放以及性别的不平等上，相关研究大致还是以宏观政策对妇女造成的影响为出发点，而男女同工同酬问题其实是对社会劳动的工种、工作量以及报酬在两性间分配的公平性的质疑。 面对薄弱的农业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为自己开出了以国家计划调配并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产“药方”。不同时代的农民、行政人员乃至学者对此或许都会有不同的见解。笔者对合作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总体状况、“劳动力”政策以及女性劳动力参与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其目的并非仅仅是要展现现有研究的状况，更希望能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指出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可能存在的突破点。那么，如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笔者仅在此提三点看法。 首先是研究视野的拓宽和比较研究的可能。世界各国在如何介入劳动力使用的问题上，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在20世纪的制度性尝试之外，以色列也有过集体农庄的经验，而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尝试及其经验教训，以及不同的社会传统、文化、经济模式对这些集体化试验产生怎样的影响，都可以作为中国农村合作化制度中劳动力因素进行的对比参照系。其次是进行深入在地化研究的可能。合作化制度中的劳动力问题最为核心的乃是区域农业经济问题，而每个地方的农业经济又与当地的自然条件、作物结构、种植模式等因素直接相关。虽然目前对毛时代农村合作化农业制度研究多给人“差不多”的印象。这种在制度上趋同的表象之下，却是区域性的差异尚未被学者们所充分发掘的现实。当然，要进行在地化研究，并且恰当地表现区域农业条件对宏观政策的调适情况，有赖于地方史料的发掘和田野调查的进行。最后是性别理论进一步引入的可能。两性分工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平等，被不少学者所关注，并且相关研究领域也已达成一定共识。只不过这一共识的达成，基本上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尤其是“大跃进”中女性模范的超负荷投入的研究基础上，而对中国妇女在制度转变中的体验，以及她们的反应尚较为模糊。对合作化之前女性劳动情况的论述的缺乏，导致研究序列的断层。同时，对于模范的偏爱，也给人造成妇女天然顺从国家号召，不知疲倦地努力生产的印象。但这一印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是需要学者们进一步进行论证研究的。无论如何，中国合作化制度下的劳动力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议题。 ①佘君：《近十年来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综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1期；叶扬兵：《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邓宏琴：《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杨晓丹：《近10年来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若干问题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11年第3期；葛玲：《中国乡村的社会主义之路：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进程研究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 ②何汉理：《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李向前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图书资料处编译《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2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袁鹏：《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历史与现状》(上)，《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5期等。 ③学术界对农业的合作化和集体化这两个概念通常不作区别，相关的学理性研究亦较为有限。事实上，从所有权的角度而言，合作化制度下仍然承认农民对生产资料的私有，但使用权归合作社；而集体化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即农民不再享有所有权。农民对合作化与集体化的理解也是类似。相关论述参见王先胜：《论农业合作化与农业集体化的区别》，《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9页。 ④马克思将劳动力解释为：“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指肉体力和精神力的总体，它存在于人的身体中，存在于活的人体中，其发动，通常会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显然劳动力与人直接相关，因此本文在回顾中涉及农民个体及其与劳动相关的议题。马克思：《资本论》(上)，郭大力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⑤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⑥古春帆：《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来研究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规律的某些内容》，《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金嘉荪：《从东阳湖溪乡看当前农村问题》，《学术月刊》1957年第12期；乌家培、陈吉元等：《试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分配制度的变革》，《经济研究》1958年第10期等。 ⑦参见李远岑：《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 ⑧参见映轸：《关于劳动力所有制问题》，《江汉学报》1962年第8期；骆耕漠：《关于生产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新华月报》1962年第3期；朱剑农：《论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力所有制问题》，《中国经济问题》1963年第7期；尹世杰：《试论劳动力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分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年第2期；刘光杰：《农业劳动力问题初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年第4期。 ⑨相关讨论文章数量庞大，在此不一一列举。参见巫继学、刘佑成：《劳动力个人所有权是按劳分配的基础》，《江淮论坛》1980年第5期；张景瑜：《试论劳动力的支配使用权和劳动力的所有权》，《江淮论坛》1982年第2期等。 ⑩罗首初：《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制度改革刍议》，《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金名俊：《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要求劳动力合理流动》，《中国经济问题》1986年第6期等。 (11)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张静：《国家策略与农民应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富农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行为研究》，《中国农史》2013年第5期。 (12)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里峰：《集体化时代的农民意愿表达与党的农村政策调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高王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13)有关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三次研究范式的转变，国内学者曾有过较为系统的介绍，分别为流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极权主义范式，该范式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这种社会是原子化停滞的社会。七八十年代“群体主义”范式兴起，该范式强调各种利益群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80年代末“新制度主义”的特点是非常关注从属群体的抵制对国家官员的限制。参见孙立平：《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林超超：《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一个初步的研究回顾与思考》，韩刚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二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163页。 (14)例如杨庆堃的研究指出，由于国家的介入，农民逐渐退出农村物质资源的分配领域，并失去对家庭经济的掌控权。C.K.Yang,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59,pp.137—161. (15)1980年代末，戴慕珍(Jean C.Oi)试图突破“利益集团”模式，用“恩庇”关系模式(clientelist model)来分析共产主义中国乡村的政治态势，与此同时萧凤霞的研究也注意到乡村代理人对基层政治的影响。最近有研究通过对河南乡村大跃进时期妇女干部的工作的考察，指出地方干部因受训于地方党委，更倾向于接受地方党委宣传的毛泽东思想，而非中央乃至全国妇联要求的工作原则，从而偏离中央政策。参见Jean C.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Helen F.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Kimberley Ens Manning,"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Rethinking Radicalism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Modern China,Vol.32,no.3(Jul.,26),pp.349—384. (16)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ies: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转引自Christopher Howe,"Postscript:China's High Tide of Socialism of 1955:Strategic Choices and Paths Not Taken,Some Changing Perspectives," The China Quarterly,no.187(Sep.2006),p.758. (17)Gail Hershatter,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18)徐勇：《论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农民劳动的变化》，《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9)参见曹树基：《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0)李洁：《对乡土时空观念的改造：集体化时期农业“现代化”改造的再思考》，《开放时代》2011年第7期。 (21)Chi-Ming Hou,"Source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ommunist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7,no.4(Aug.1968),pp.721—737. (22)参见王海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于建嵘：《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01年，第146—154页。 (23)参见李海金：《集体化时期农民政治身份及其影响变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2期。 (24)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25)C.K.Yang and Ambrose King,"Research Proposal:The Commune and Organization-intensive Manpower Utilization as Means of Radical Social Change in Rural Communities," 1972.转引自黄载生：《中国农村公社人力利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1976年，第9页。 (26)刘创楚：《中国经济发展模型之一些问题研究笔记》，转引自黄载生：《中国农村公社人力利用研究》，第9—12页。 (27)Leo A.Orleans,"Problems of Manpower Absorption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no.7(Jul.-Sep.1961),pp.57—68. (28)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54页。 (29)白鲁恂：《中国政治的变与常》，胡祖庆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30)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第14页；王海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 (31)梁敬明：《集体化及其困境：一种区域史的分析思路》，《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陈之江：《建国初期新登县农村妇女动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2013年，第51页。 (32)叶扬兵：《美好的远景和过高的预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之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3)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62页。 (34)李远岑：《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 (35)努克斯对于劳动力的过剩有过比较详细的计算，同时以修建公路和水库大坝的例子，指出在这些国家中大规模的使用机械也许并不经济，但适当的工具配备也能够完成公共设备的修建。Ragnar Nurkse,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4,pp.32—54. (36)Charles Hoffmann,Work Incentive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3-1965,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67,p.10. (37)Y.Y.Kueh,"Economics of the ‘Second Land Reform'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no.101(Mar.1985),pp.122—131. (38)黄载生：《中国农村公社人力利用研究》，第9—12页。 (39)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Vol.7,1979,p.774. (40)Leo A.Orleans,"Problems of Manpower Absorption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no.7(Jul.-Sep.1961),pp.57—68. (41)Chi-Ming Hou,"Source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ommunist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7,no.4(Aug.1968),pp.726—730. (42)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4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4)老田：《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4页。 (45)董晓媛曾对林毅夫的假说有过分析和讨论，并对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有所补充和修正。参见董晓媛等：《自由退出是否减少了生产队中的偷懒？》，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344页。 (46)参见周其仁：《初论专业户》，《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47)弗里德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第317、375页。 (48)参见黄宗智：《华北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0年版；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49)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295页；曹锦清、张乐天：《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50)参见光梅红：《集体化时期农民生活水平研究——以昔阳大寨村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51)有关1949年前后女性劳动的议题，贺萧曾做过比较全面的介绍。参见贺萧：《二十世纪中国领域的妇女研究》，刘东主编《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2—298页。 (52)Delia Davin,Woman-work: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192. (53)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pp.170—171. (54)Gail Hershatter,"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I)，“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257—282页。 (55)参见董丽敏：《“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56)Delia Davin,Woman-work: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p.192. (57)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p.157—177. (58)Gail Hershatter,"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I)，第257—282页。 (59)参见张志勇：《错位的解放：大跃进时期华北农村妇女参加生产运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60)参见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中的妇女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87页。 (61)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62)参见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63)参见高小贤：《“赛银花”：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64)光梅红：《20世纪50年代“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与中国妇女解放》，《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2期。 (65)李斌：《农村性别分工的嬗变——合作化时期的湘北塘村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66)参见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67)参见余敏玲：《女人扶犁？——女拖拉机手在中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版，第171—206页。 (68)刘洁：《“男女平等”的异化与误读——以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 (69)参见黄英伟、李军等：《集体化末期农户劳动力投入的性别差异——一个村庄(北台子)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70)林冬梅、李先明：《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妇女广泛参加生产劳动的缘由探析：以山东聊城为中心的实证研究》，《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标签：农民论文; 农业合作化论文; 农村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业集体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农业论文; 三农论文; 大跃进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