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晓凯 译
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现年81岁的家永三郎个人努力的结果。1965年，家永三郎因其所写的有关描述日军战争暴行的教科书受到检查，而对文部省制定的教科书检定制度提起诉讼。此后，他一直在不停地斗争着。家永三郎原是东京教育学院（现筑波大学前身）的一位名誉教授，1952年他最早开始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但当他于1960年修改了书中的某些部分后，该书却被禁止出版。1964年，文部省正式要求他修改书中大约200个段落（否则不得出版）。于是，家永三郎在一个由3万人组成的团体的经济资助下，提起了他以后三次诉讼中的第一次。
在第二次诉讼中，地方法院起初判决家永三郎胜诉，稍后高等法院却于1989年予以否决。1993年6月，此案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宣布不予受理。第三次诉讼集中在文部省对其书中有关鲜为人知的731部队进行化学试验和南京大屠杀描述的检查上。1993年秋，东京高等法院判决文部省付给家永三郎30万日元，作为对其教科书进行检查的赔偿。但家永三郎有关文部省任意删改教科书违反了保护言论自由的战后宪法和禁止对教育进行不公正干涉的《教育根本法》的指控，却不被受理。（家永三郎还坚持认为，检查制度应由作者们之间进行自我检查所替代。）家永三郎起诉文部省对其书中八个部分的删改，法院只接受了对其中三个部分删改的起诉。家永三郎胜诉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一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法院据此断定检查者们对教科书进行删改是错误的。法院认为，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被检查之时，这份材料里的观点在学术界已是相当流行了。
但家永三郎针对文部省删除书中有关战争期间日军731部队在满洲殖民地城市哈尔滨，对中国战俘进行生化试验的材料的指控，却被高等法院驳回。法院判定，这些材料既然在当时尚未得到证实——虽然后来学者们在美军档案中发现了家永三郎书中的材料，因而这一删除是合法的。法院并且认为，当这种消极判断并不成立的时候，教科书作者们却将矛头对准自己的国家，实为“毫无意义”。
虽然法院判决的30万日元仅仅是家永三郎由于检查制度而造成的精神压力所提出的200万日元赔偿的一小部分，然而他一连串的诉讼已经给政府施加了压力，迫使其逐步放宽对教科书的检查，这也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当筑波大学附属高中的社会学教师高岛被要求从其编写的教科书中删去福泽渝吉的《脱亚论》后，他对教科书检查制度是否符合宪法提起诉讼。在教科书中，高岛认为，福泽渝吉的《脱亚论》导致以后日本对亚洲人民的轻视，这一观点受到教科书审查委员会的批评，他们认为，《脱亚论》仅仅是福泽渝吉哲学理论中的一部分而已。这场官司可能要过几年才能有结果。
1981年，日本因“教科书事件”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当有报道说文部省要求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后，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论日益扩大了。这一消息实际上被误导了，事实上并未发生什么变化，也没有人被要求修改教科书。文部大臣给予教科书作者们一个非强制性的“完善建议”，而不是强制性的“改正建议”。（文部大臣解释说，政府觉得另外一些词，如“进入”，更能客观地描述当时的形势。）但是政府的意图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韩国的抗议，并进而引发出一场外交麻烦。在国内，政府的做法也给执政的自民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政府被迫改革教科书授权程序，并进而在教科书检定法规中增加了一条，即“教科书检定应从国际间相互理解和合作的角度出发，传授给学生必要的观点”。这似乎表明政府的别有所图并未实现，教科书应忠于历史真实，而不能由于政治的原因随意改动。如果日本不愿如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必将蒙受不良的影响。
日本历史教科书和日本公众对“南京强奸事件”（这一词汇通常在英美等国使用，在日本，则称为“南京大屠杀”）的一般态度，已受到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1987年，有关日军南京行动的材料有了重大突破。这年7月，三位前日军二十军团十六师的成员，向公众公开了他们自己有关1937年南京行动的第一手材料。这是南京大屠杀的参加者们首次接受新闻记者有关这一事件的采访。不久在京都又举办了名为“为了永久和平”的战争展览。此后，一批其他材料相继出版，其中还有日本兵在被他们杀死的人面前摆首弄姿的照片。
这里我想谈一谈在1987年的教科书中由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所引起的争论。在被文部省允许使用的18本历史教科书中，只有3本（占17%）在书的正文中提到这一事件，一本既在正文又在注释中谈到这一事件。而绝大多数——14本（占78%），仅仅在注释中才加以提及。有7本（占40%）谈到了中国具体的死伤人数，从10万人到超过30万人不等。例如，三省堂出版的《详解日本史》写道，在日军占领南京的6个星期中，据称手无寸铁的人们死伤达10万人。有2本书称死伤人数“超过10万人”，3本书称有20万人甚至更多，其中还有3本书写道，中国方面声称死伤人数高达30万人或者更多。
有11本书没有写出南京大屠杀中确切的死伤人数，它们对待那次事件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原书房出版的《日本史》（修订本）这样写道：
首都南京被攻陷以后，国民政府逐渐转入中国内地，定都重庆，以缅甸为通道，在英美的军事援助下，继续进行抵抗。攻占南京的战斗十分残酷，这座城市被攻陷之后，据报道，日军打死打伤许多中国人，从而使日本遭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即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
原文在被提交检查并被修订以前，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否是事实含混不清。从负有历史责任的眼光来看，修订本也没有多少改进，并仍然暗示出中国人大量死伤是残酷战斗的必然结果，并非是由于日军暴行所引起的。
另一本也没有写出中国确切死伤人数的教科书却明白坦率得多。三省堂的《新日本史》这样写道：
在南京被日军占领期间，许多中国人，包括军事人员和平民被杀害了。在被称作“南京大屠杀”的事件中，一些日本士兵实施了强奸和其他暴行。
和前面所引的原书房的《日本史》不同，这本书没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看待这一事件，所谓第三者的立场，就是说，这些暴行似乎是其他人，而不是日本人干的。
但我还没有掌握所有更新、更广泛的、被政府允许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如山川出版社的《新详说日本史》，并不是象书名所标榜的那样，详说南京大屠杀事件。书的正文里只简单提到南京被日军占领的事实，而在挖空心思的注释里也仅仅写道：“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人，包括手无寸铁的人。战争失败后，这成为东京审判的一个大问题（南京事件）。”实教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修订本《高中日本史》——它是1987年被允许出版的三本教科书之一，在正文而不是在注释里描述了南京事件，它是这样记述那次大屠杀的。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日军占领的第一个月左右，南京城内和城四周的日军屠杀了至少10万中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一事件被报道到美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举世震惊。
我所接触到的更有意义、观点更鲜明的材料是三省堂出版的修订本《详解日本史》，该书于1992年获准出版。书的正文中这样写道：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在战斗中，特别是在占领期间，日军虐待和杀害了中国平民——发生了大范围的屠杀事件。当时，日本人民并不了解真相，但驻南京的外国使节却把消息发往世界各地。这一事件导致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注释写道：“南京被日军占领后，发生了大范围的强奸、放火和暴力行为，被称为‘南京大屠杀’或‘南京事件’”；并继续写道：有资料表明，死亡人数超过20万，而中国方面则声称达30万人。
我手头的一本中学社会学教科书（日本书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只是简单地在正文中这样写道：
日军占领中国北部后，接着攻占上海，然后是首都南京，中国人死伤无数，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希望。
在注释里写着：
从占领上海到次年2月中旬，日军据称杀害了十万多中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1941年左右，日军还实施了“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用以对付北方共产党的游击力量，使中国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当时，日本人民并不了解真相。
对日本高中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如何对待朝鲜人以及朝鲜人在日本本土被强制劳役的内容作一番同样的浏览，就可以看到，在所有18本教科书中，不到半数（只有8本）提到强制服劳役的具体朝鲜人数，而仅有一本写道人数大约在70万人左右。也许更有争议的是，只有一半（9本）谈到日本正是通过强迫在学校中使用日文，强迫在日本神社中祈祷以及强迫取日本名字来实现将朝鲜变为日本帝国一部分的政策。
1991年，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了新加坡这个经常对日本提出批评的国家，在那里他保证将对日本战争期间的行为进行符合历史性的教育。文部省已于1991年要求教科书作者们修改关于战争暴行的描述，以更清晰地显示出日本和这些侵略行径的关系。文部省要求历史教科书作者们修改对最终导致日本吞并朝鲜的江华岛事件的描述，以更清楚地表明，这一事件是日军暴行激怒了朝鲜人的结果。文部省也指出，教科书的描述还不能充分表现出日本对战争期间殖民政策的反省，这项要求还提出用“这段历史给有关国家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来替代“这段历史给有关国家带来了麻烦”这样的短句。
在开始于1994年4月的充满学术气氛的一年里，获准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于战后首次涉及“军事慰安妇”被迫卖淫的问题。然而，所涉及到的内容并未解释清这些妇女到底干了些什么。例如，三省堂出版的世界史教科书是这样写的：“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军队招募，作为军事慰安妇派往前线。”关于作者们受到压力被迫作如此改动的消息没有多少根据，但传媒称，文部省向作者们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将有关解释减至最低限度，用以掩盖战争的残酷性。教科书上仅仅写着“许多”慰安妇，因为根据文部省的命令，既然数字变化太大（历史学家估计，仅朝鲜妇女，就有8至20万人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那就不要写出确切的人数。
1995年将使用的教科书最近的变化（1993年3月获准出版），涉及著名的731部队，这一部队在哈尔滨对中国和俄国战俘进行细菌及其他实验。《新版高校日本史》中有关这一部队的句子是这样写的：“许多中国人和俄国人”被迫忍受这些实验。
当然，承认731部队的活动，意味着朝着承认过去迈进了一大步。前面所引的那句话其实并不明确，因而也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就象家永三郎所写的短语“几千名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变化缓慢的部分原因或许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委员会的一员即前731部队的成员。事实上直到1982年，当日本国会会见了3599名了解731部队真相的人们后，政府才开始承认该部队存在的事实。直到今天，政府仍然拒绝承认731部队进行了任何生化实验，但是1995年教科书上的变化，将使这种拒不承认失去意义。
随着政府慢慢地开始承认731部队的存在，许多民间团体和个人也做了大量工作，使731部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有这么一个民间团体（731部队展览执行委员会）组织了有关731部队的巡回展，在日本全国展出，甚至到了相对偏远的高知县。当时我正在那里做研究工作，有机会参观了展览。该团体每月出版一本小册子，讨论这场战争，组织与731部队有关的活动，如展览。另外，一些个人，如有本正树（音译），在大阪建起了一座战争博物馆，致力于揭露战争期间那些所谓“动听的”故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日本年轻人进行有关那场战争的教育（在每年8万名参观者中，有一半是孩子）。同时，“慰安妇”或被称为性奴隶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一个民间研究机构——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已要求政府进行更为彻底的调查。一些尚未公开的材料，包括照片资料，表明来自印度、中国和缅甸的妇女被迫在前线的妓院里出卖肉体。
和官方的教科书相比，一般性的书籍对过去的那段历史和由此而引起的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有着更加清楚的认识。比如象《……孩子们问，日本在朝鲜做了些什么？》、《……孩子们问，日本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以及《亚洲人民决不忘记》等书名，有助于增强普通的日本人对战争期间本国军队暴行的认识。关于朝鲜的那本书，探讨了自古以来的日朝关系，举例说明日朝两国的教科书中有关那场战争的描述有哪些不同。关于中国的那本书也详细描述了战时日军在华的行动。
即使是一些通常在日本咖啡馆出售的小型周报，如《星期五》杂志，也不忘时常谈论战争问题。如1994年2月21日的《星期五》杂志，登出一篇有关“万人坑”的文章，这篇文章称：“万人坑”是由6万名在内蒙古高原附近零散的小煤窑中为日军干活的中国工人尸体的一部分堆积而成的。文章记载了对幸存者的采访，他描述了当时干活的情况。该文认为，“万人坑”在中国已家喻户晓，“但在日本，人们甚至连“万人坑”这个名词也从未听说过。”文章提出：“难道还未到日本人该面对现实的时候吗？”
经常听到对日本不情愿承认战争历史所发出的抱怨和不满，在住在日本的数年间，我却对他们自我反省的程度感到惊奇，大众传媒要求日本认真反思导致今日同亚洲其他国家关系不良的战争历史。例如，在颇有声誉的讲谈社出版的《反日感情：韩国——韩国人与日本人》一书中，就大胆地讨论了朝鲜人的反日感情，该书封面上印有内容提要：“在二战前的36年间，日本对这一邻国进行虐待，实行殖民统治，强迫朝鲜人效忠日本，迫使其妇女成为“慰安妇”，战后，日本积极活动以求赎罪。本书探讨了这一邻国的历史，审视其反日感情产生的原因。”反日感情的主题同样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在“蓬勃发展的亚洲”这一节目中，一位年轻的韩国人与一位年轻的日本人，对面而坐，探讨他们未曾说话之前，历史是怎样影响自己对对方的态度的：韩国人因日本的殖民统治给他的祖国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而对对方深怀憎恶之情，日本人呢，则由于对方憎恶心情的影响，在向对方问候谈话时显得局促不安。也许这位年轻的日本人有理由感到紧张。1990年在韩国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占66%）说他们憎恨日本人，5%的人说喜欢日本人，还有24%的人既不憎恨也不喜欢日本人。
可以把朝鲜持续时间相当长的反日感情同中国的情况作一比较。当然，中朝两国在日本占领下的情形有相当的不同，但我所得到的印象似乎是中国人更希望谅解过去（我希望今后能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中国是否有对日感情的民意调查，从《星期五》杂志上讨论“万人坑”的情况来看，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另有所想，而不只是一代人以前日本占领中国时的所作所为。在《星期五》杂志对一位25岁中国人的采访中，他说他是上小学时第一次听说“万人坑”的，对此他感到“很气愤又很难过”。然而现在，他说：“战争早已结束，我对日本的汽车、录相机和电视更感兴趣，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去日本看看。”几乎很难想象一个朝鲜人会说出同样的话。
在承认过去方面，日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当韩国总统金泳三于1992年访日时谈到：“我们再不应让过去束缚我们迈向未来的步伐，我深信只要我们能坦诚地面对过去，认真地总结教训，我们就会形成一种牢固的伙伴关系”时，日本在澄清一连串历史问题真相方面，仍然有一段路要走。许多问题被坦率地提了出来，如“慰安妇”问题、台湾应征士兵的赔偿问题（他们于战争结束前将储金抵押进日军邮政帐户）、以及被日军囚禁在萨哈林岛上的朝鲜人的赔偿金问题。所有这些，在日本教科书上还远未得到反映。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国会就日本的战争侵略行为作了道歉。金泳三总统在答复这一道歉时说得十分清楚，他说：“我们希望看到他（指细川护熙）的讲话能在对日本青年一代的教育上得到反映。”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论文：《Japan's:"Asia Boom"——Confronting the Past,Sharping the Future》；译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