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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人论曹植每每以为他思想上属于儒家，其实并非如此。曹植有近于儒的一面，也有近于侠的一面，早年则尤倾心于侠。而至建安二十二年(217)他争立太子失败并屡遭打击迫害之后，便一转而神往于游仙了。这一切，都集中地见之于曹植的诗作之中。无论是寄意于游侠还是游仙，有一点是相通的，那便是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和人生价值，这其实也正是汉魏之际人性觉醒的重要方面。从传统的思想格局中突围而出，崇尚个人价值的实现，争取个性的自由发展，曹植是格外突出的。他之所以能成为“建安之杰”，杰出的才华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而观念上的领先一步尤为不可或缺的前提。
建安时代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外部世界充满了政变、动乱、灾荒、阴谋和战争，从内面来看，人们的生活态度、思想感情、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就人格范型而言，此时建功立业的英雄已取代了道德高尚的儒家圣贤，曹操对刘备说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英雄走到了舞台的中心。
汉魏之际所谓英雄是文武全能并无偏废的，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刘劭《人物志·英雄篇》）
青年曹植的理想也是要当一名英雄，更具体地说，是要当游侠式的英雄：手持宝剑，勇敢洒脱，英姿勃勃，文武双全，感情丰富，无拘无束，能建立奇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侠”历来是高度重视个人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的非官方英雄，侠当然可以为官方所用，但这并非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愿为知己者而死，愿为实现社会公正而死，并不一定替官方卖命；相反地，他们往往“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韩非子·五蠹》），很可能对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不利，然而在古代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们乃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英雄。
曹植的思想中有儒家的成分，但并不归结为儒家，他也决非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学士，风流才子。这是因为他除接受正统文化以外，对于民间文化传统也抱有极高的热情。史称他会见著名老作家邯郸淳的时候，曾兴会淋漓地全面展示其才华：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耶？”於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圣贤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三国志·魏志·王卫二刘傅传》注引《魏略》）
先表演民间文化，后谈论精英文化，无不头头是道，不同凡响。其前半的大显本事中有“击剑”一项，本是民间游侠的长技，曹植亦复十分在行。
东汉以来的上层正统文化大抵是一味尊儒重文，通经致用，规行矩步；这一套到汉末王纲解纽天下大乱之时是吃不开了，一度衰歇的民间游侠重新活跃起来。《史记》有《游侠列传》，前后《汉书》无之，而到鱼豢作《魏略》，又特设《勇侠传》这一名目①，世风的变化，由此可知其消息。侠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对上层社会很有影响，任侠之风在上层特别是其青年中颇为流行，曹操青年时代即“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作风几乎影响了他一生；董卓、袁绍、典韦、徐庶、甘宁等著名历史人物，早年也都有过一段“任侠”的传奇式经历②。曹植虽是贵公子出身，也深受此种时代潮流的影响，神往于游侠生活，他曾在著名的《七启》中借“镜机子”之口说道：
予闻君子乐奋节以显义，烈士甘危躯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党结伦，重气轻命，感分遗身。故田光伏剑于北燕，公叔毕命于西秦，果毅轻断，虎谷生风，威慴万乘，华夏称雄。
“镜机子”其实就是作者本人③，他对游侠生活的向往由此分明可见。当然，曹植到底是一位贵公子，所以他又认为豢养侠士的孟尝君、信陵君等“上古之俊公子”比游侠更伟大，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十分仰慕游侠，特别是他们那种“重气轻命，感分遗身”的英雄气概，曹植终生服膺，他本人“任性而行，不自雕饰，饮酒不节”（《三国志·魏志》本传）的性格，正是游侠的遗风。
曹操是文武双全的，从政后仍然神往于“夏秋读书，冬春射猎”（《让县自明本志令》）那样一种丰富多采的生活，尤重武功。曹植青年时代处处模仿乃父，所以被认为“最可定大事”（《曹植私开司马门下令》），几乎被立为继承人。
曹植尚武任侠的精神集中地见之于其诗作之中，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自然要推《白马篇》。此诗作年颇难详考，近人赵幼文先生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理由是诗中有“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句，而“曹睿时代，鲜卑强盛，部帅轲比能与蜀汉联结，给曹魏西北边防以强大压力，而匈奴部族散居在长城之内，也予魏国安全以威胁。”④此说似不足信。鲜卑、匈奴汉末以来侵扰内地，史不绝书，《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魏书》云：“……至灵帝时，大钞略幽、并二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其毒”；《传》又云：“后代郡乌丸反，（轲）比能复助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可知早在曹睿时代之前，鲜卑已时时为边患；而南匈奴到建安二十一年已完全臣服于曹操⑤，所以《白马篇》当作于建安二十一年之前，正当曹植的青年时代。诗中所塑造的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形象，无非是他本人精神世界的写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笔下的英雄乃是游侠儿出身，《太平御览》卷三五九兵部引此诗，题目即作《游侠篇》。
游侠本是民间武士，其特点本在于武艺高强，行动自由，不受官方约束，独立自主地去除暴安良，排难解纷；他们自有独立的伦理道德准则，与儒家的准则很不同。侠与儒的不同是多方面的，本世之初有人说过：“侠者儒之反。儒者有死容而侠者多生气，儒者尚空言而侠者重实际，儒者计祸福而侠者忘利害，儒者蹈故常而侠者多创造。”⑥可以补充的是侠以武著称，儒以文见长；侠代表下层，儒代表上层；在人际关系方面，侠特别重视朋友一伦，珍惜平等、互助的关系，而儒则重君臣父子，讲究尊卑上下，绝对服从；在生活作风方面，侠潇洒自由，放荡不羁，儒则拘谨严肃，不越规矩。从这种种方面来看，曹植有近于儒的一面，也有近于侠的一面，早年则尤倾心于侠。他在《白马篇》中以游侠儿自拟，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曹植吸收了侠的养料，在诗中曾多次批评儒。《赠丁廙》诗云：“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在曹植看来，那些死守经书章句诵说儒家教条的“世儒”完全是委琐无用的废物，做人应当胸怀广阔，以天下为己任，有治国用兵之术，能干一番伟大的事业。曹植又最为反对那种庸庸碌碌坐而论道的旁观者，具见于《赠徐干》一诗，该诗前十二句以夜游所见的景色隐喻那个时代的特色，接着便针对他眼中的徐干写道：“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饥，皮褐犹不全。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曹植认为象徐干那样潜身穷巷闭门著书简直大错特错，既然有“宝”在身，为什么不拿出来为世所用呢？曹植劝他改弦更张，积极行动起来。他对徐干的了解虽远未深入⑦，而他本人积极进取开朗豪放的心态则已表现得鲜明如画了。
但是曹植到底是一位贵公子，他没有也不可能全盘接受侠的观念，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侠的一套纳入上层社会所认可的范围之内。《白马篇》中游侠儿的事业是保卫边疆，这个任务是社会上下层可以达成共识的。曹植本人的壮志是“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
篇》），是“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唯其如此，他笔下的“幽并游侠儿”也就不在民间行侠，而是投身军伍为国立功。《白马篇》其实正是曹植的夫子自道。
重复地说，曹植虽以侠自居，但他并非本来意义上的侠，他也不可能是先秦以至西汉那种游离于社会生活正轨之外的民间武士；他的任侠也并不表现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扶危济困急难死义，重点全在豪迈不群的气概，并且落实于为国立功，辅翼王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另外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曹植很自然地把游侠豪气与他本人贵公子式的奢华合而为一，并且在诗中反复咏唱，典型之作如《名都篇》，他如《箜篌引》中所描写的生活亦以置酒高会为主，并且顺便批评儒生的生活方式，乐为“谦谦君子德，罄折欲何求！”《与吴季重书》说起“大丈夫之乐”，更把豪饮歌舞写得十分夸张，这些诗文中所抒写的豪情胜概浪漫生涯正是曹植青年时代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的重要侧面。前人或谓《名都篇》诗的主旨是“刺时人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无忧国之心也”（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大谬不然，曹植的特点恰恰在于能把骑射游骋与忧国之心这两个侧面结合起来，豪华公子而任侠很容易形成这种格局。《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与《白马篇》中的幽并游侠一样，也是曹植本人或一侧面的写照。
《名都篇》中提到“宝剑值千金”，剑在曹植其他诗中也曾反复出现。剑是侠的主要武器，也是侠的象征。赤壁之战以后，鼎足之势已成，曹植念念不忘的是削平吴、蜀，统一中国。他在诗中写道：“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察，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杂诗》其六）；曹植又有两句著名的诗：“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野田黄雀行》），这是他政治上失意以后的哀鸣，由此可以推知当他有利剑在掌的时候，他是很喜欢“结友”，并且以类乎游侠的方式来“结友”的。曹植的确很讲朋友义气，写过《与杨德祖书》和《赠丁仪》、《赠丁廙》、《赠丁仪王粲》诸诗，此外又有诗分别赠王粲、徐干和应氏（应玚兄弟）。这些诗文内容当然有种种不同，但有一种基本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其中决无以侯王身份居高临下的倨傲，而是充满了朋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平等和亲切。丁廙曾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说：“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注引《文士传》）。这正是游侠的格调。先秦的贵公子养士须十分讲究礼贤下士，到曹植，因为年轻不掌权，又有任侠之风，更干脆与他身边的士人以朋友之道相处，“交党结伦”了。曹植《结客篇》诗云：“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荒……利剑手中鸣，一击两尸僵”，以极而言之的方式讲他本人轻生重义，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报仇雪恨。《结客篇》虽已残缺不全，他也未必真能为朋友持剑报怨，但仍然是我们了解曹植前期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足以说明他确实具有某种游侠的气质。
曹植的一生以他争立太子失败的建安二十二年(217)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他神往于游侠是前期的事，此后便一转而为游仙了。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立为太子，曹植则失去了父王的信任，也失去了他的政治前途。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死于洛阳，曹丕继任魏王，到十月汉献帝被迫下台，曹丕代汉自立为帝，改元黄初。从此，曹植成为“圈牢之养物”（《求自试表》）的悲惨命运就无可挽回地铸定了。
曹植并无个人野心，一生不做皇帝梦，他对曹丕上台并无异议，曾献诗说“大魏应灵符，天禄方甫始。圣德致太和，神明为驱使”（《大魏篇》），又说“陛下长欢乐，永世合天符”（《孟冬篇》）。他拥护这个曹姓政权。曹丕上台后为了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于黄初二年下令祭孔，又封孔子后裔孔羡为宗圣侯，“邑万户，奉孔子祀”，同年又下令拔举儒通经术之士，“到皆试用”（《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对这些重大的政策性措施曹植也是拥护的，很热心地写过《孔庙颂》、《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等文。他希望在这个新兴的曹家政权手上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他本人决心为此作出杰出贡献，以便名垂青史。
可惜这只是曹植的一厢情愿，他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在这个新兴的政权里不可能有什么作为。魏的诸侯王皆“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名，而乃侪为匹夫”（《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曹植由于一度被曹操看作“最可定大事”从而对曹丕构成威胁，因此他在当今皇帝治下更不可能过安生日子。
对曹植最沉重的打击正在曹丕上台之初。
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告发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拘至首都治罪，拟判死刑，后因卞太后的干预宽大处理，贬爵安乡侯；稍后又有人告发他荒淫不孝，又拘至首都治罪，又判死刑，结果再次宽大处理，无罪释放，稍后又提升为鄄城王⑨。曹丕在故意折磨曹植，曹植则成为“恒窜伏以穷栖，独哀鸣而戢羽”（《白鹤赋》）的囚徒，性命难保，岌岌可危。曹植的第一批游仙诗即作于此时，其中包括《升天行》、《平陵东》、《苦思行》、《桂之树行》、《飞龙篇》等，试引出《飞龙篇》来看：
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虎，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堂，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仙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
直截了当地写自己如何向真人求神药，掌握房中秘术，追求长生不老。这种想法与曹植早年所说的“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箜篌引》）旨趣完全相反，突出地表明了他此时对生命存在的重视。面对严重的迫害，曹植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奋起抗争，唯一的出路便是寄希望于长寿，企图苟全性命于迫害之中，以徐图后计，等待时机为国立功。这一层意思他曾在《自试表》中用散文语言说得相当明确：“臣闻士之羡永生者，非徒以甘服丽食宰割万物而已，将有以补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这里所说的“士”的心情，显然正是他本人的内心独白。
曹植的另一批游仙诗作于黄初四年以后，重点由求长寿一变而为求自由。
这一变化有着复杂的背景。黄初三年曹植从第二次获罪中解脱出来以后，曾经产生一种幻想，以为曹丕对他还是讲手足之情的，于是他建功立业的内在要求又一次浮出了心理之表。当年孙权复叛，曹丕自许昌南征，陈兵长江，结果无功而返，于十一月“行牵宛”，次年三月“行自宛还洛阳宫”（《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该年五月，曹植与任城王彰、白马王彪同到洛阳去“朝京师，会节气”（《赠白马王彪·序》），此行是曹植第一次以侯王而非罪人的身份进入曹魏首都，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希望，以为从此可以改善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有机会参与朝政为国立功了，于是他针对上述征吴未能得手一事上表献诗说：“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赎。危躯受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责躬诗》）这样的诗自然只能引起曹丕的反感。吴淇说得好：“文帝决无假以兵权之理，而乃哓哓屡请自试，且请之于罹罪之余，非徒无益更深文帝之忌耳。”（《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当时曹丕长时间拒不接见曹植等人，稍后又毒死了以骁勇著称的曹彰。曹植因得到卞太后的干预保护得以幸免⑩，很快就被打发回他的封地鄄城去，从此再也未能走出封地一步。希望的幻灭给曹植极深的刺激，归途中他写下了两首著名的诗篇：《赠白马王彪》和《杂诗》其五。前者交织着哀伤和怨愤，是历来传诵的名篇，从讨论曹植游仙诗的角度来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
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
曹彰的暴死以及当局对自己新的迫害给了曹植极大的打击，他不得不沉痛地感到“变故在斯须”，神药长寿之类未免太渺茫了。但是曹植建功立业的英雄心态并未澌灭，具见于《杂诗》其五中。由于曹植此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生命受到威胁而是完全失去行动的自由，于是他游仙诗的抒情中心便由求长寿一转而为求自由了。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曹睿时代。魏明帝曹睿上台后，曹植表面上受到某种尊重，而实际上仍被严加看管。曹睿有腐败的倾向，对统一战争持观望等待的态度，曾下令说自己“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曹植不能容忍这种软弱保守的国策，就在太和二年上《求自试表》，指出当前“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反对偃武修文，无所作为。表称在中国未获统一之前，自己“寝不安席，食不遑味”，“以二方未剋为念”，为了“统同宇内”，他强烈要求率兵出征，决心“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保证取得胜利，虽战死也在所不惜。这份奏章论旨明确，措辞犀利，看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盛传一个谣言，说明帝已死，“从驾群臣拥立雍丘王植”（《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由此颇可考见当时的人心所向，同时也可以明白明帝何以要那样严阵以待地提防这位不安分的皇叔了。此后曹植进一步失去自由，甚至“婚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向塞，庆吊之礼废”（《求通亲亲表》），不如普通老百姓了。
巨大的雄心与可怜的处境之间无可调和的矛盾逼出了曹植第二批游仙诗，这批作品的抒情中心在于超越时空的远游。求长寿表明曹植对未来还寄予厚望，一味神游则流露了深刻的绝望。这批新作包括《游仙》、《仙人篇》、《五游》、《远游篇》等，其中反复提到的一层意思是——
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
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
万里不足步，举步凌太虚。
飞腾踰景云，高风吹我躯。
——《仙人篇》
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
逍遥八绂外，游目历遐荒。
——《五游詠》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
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将欲谒东父，一举超流沙。
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
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华。
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
——《远游篇》
这些诗的意境颇有些重复，作为一个诗人这样重复自己并不足取，但由此却很可以考见曹植晚年的心态，他在现实生活中既已不能越雷池一步，无比寂寞痛苦，于是只有在幻想的境界中自由地翱翔，以补偿其建功立业完全无着的心灵巨创。朱乾《乐府正义》（卷十四）说：“读曹植《五游》、《远游》篇，悲植以才高见忌，遇艰厄……法既峻切，过恶日闻，惴惴然朝不知夕。所谓‘九州不足步’、‘中州非吾家’，皆其忧患之词也。”论颇中肯，可以补充的是，这里不仅有忧患，也有反抗，虽然只是《楚辞·远游》“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那样一种万般无奈十分痛苦的反抗。
曹植晚年的痛苦不单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并且忠而见疑那种比较常见的痛苦，还有着更深刻的人格分裂的痛苦。前期曹植无忧无虑，单纯乐观，他的言论和他的行动大抵一致，他的诗写的便是他的生活（如《名都篇》）或心态（如《白马篇》），他的全部生活是充实和谐的；而到后期情形便完全不同，他一再无罪而获罪，又一再悔过谢恩，一再上表求自试，又一再遭到冷遇。《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说他在明帝时代曾多次上书建言，“帝辄优文答报”，但“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曹植为了争取参与朝政，作过许多姿态和努力，他的雄心壮志只能用一种可怜巴巴的赎罪口气诚惶诚恐地提出，这在骨气奇高以游侠烈士自许的曹植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何况所有的努力都完全白费。曹植死后谥“思”，明帝下诏曰“陈思王虽昔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貌似肯定，其实仍揪住他的“过失”不放；《谥法》曰“追悔前过曰思”，这个谥号带有很强的侮辱性。曹植由青年时代的“任性而行”衍变为后期的克己慎行、追悔前过，其心灵上的痛苦为何如！曹植的个性在反复的折磨中完全扭曲了。曹植晚年的许多文章是不忍卒读的，如《求自试表》的结尾：
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而秦曾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而楚赵以济其难。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昔毛遂赵之陪隶，犹假锥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无慷慨死难之臣乎！夫自行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患忧共之也。冀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未光，增辉日月，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必知为朝士所笑。圣主不以人废言，伏维陛下少垂神听，臣则幸矣。
他对侄儿如此卑躬巴结，无非想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可是他倒霉的根子恰恰在于他本人“与国分形同气”而又有“慷慨死难”之志，以致在客观上对曹丕、曹睿父子形成某种威胁，大有觊觎皇位的嫌疑，所以他必然“抱利器而无所施”（《三国志·魏志》本传），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壮志，避免“身名并灭”的结局，又不得不要求参与政治，此外别无选择，可是他的这种要求在丕、睿父子来看乃是新的过失。后期曹植陷在封建时代的这一怪圈中不能自拔，一直到死。
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自拔者，可以在艺术中用幻想的方式自拔之，可以“寻求缥缈虚无的幻境，来做解脱烦闷的寄托”(11)，曹植后期写了那么多游仙诗，其根本原因在此。
无论是寄意于游侠还是游仙，有一点是相通的，那便是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和人生价值，这其实也正是汉魏之际人性觉醒的重要侧面。从传统的思想格局中突围而出，崇尚个人价值的实现，争取个性的自由发展，曹植是格外突出的，他之所以能成为“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杰出的才华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而观念上的领先一步尤为不可或缺的前提。近人论曹植每每以为他思想上属于儒家，那是与事实不符的。
注释：
①这篇传现在还可以看到若干片断。勇侠祝公道事迹，见《三国志·魏志·贾逵传》裴注所引；勇侠孙宾顾、杨阿若、鲍出等三人的事迹，见《三国志·魏志·闫温传》裴注所引。
②分别见《三国志·魏志》之董、袁、典诸传，又《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三国志·吴志·甘宁传》。
③参见郭沫若《论曹植》，《历史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④《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3页。
⑤详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及《通鉴》建安二十一年。
⑥壮游《国民新灵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集第574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⑦参见拙作《徐干论》，《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⑧此诗一般认为是曹操死后丁氏兄弟遭到曹丕严厉打击时所作，详见黄节《曹子建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9页。
⑨参见拙作《曹植生平中的三个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
⑩详见《世说新语》之《尤悔》“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条，又《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条。
(11)沈达材《建安文学概论》，朴社1932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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