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科技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发展论文,上海论文,五六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向科学进军”和“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注重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相结合，到1965年底，上海初步建设成为中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之一。这一时期上海发展科技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上海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增强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上海发展科技的内外动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加快了科技发展的步伐，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密不可分，与“向科学进军”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总体战略紧密相联，同时，它也反映了当时上海突破自身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问题的内在要求。
可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际环境对中国仍是不利的。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这一切加剧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困难和障碍。但另一方面，国际关系总体上出现缓和趋向，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入一个新阶段，尤其是出现了以原子能、电子和空间技术为中心的科学技术革命，这就为中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促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世界科技的变迁、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当时上海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路标和指向，带来了机遇和可能，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压力。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新课题。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基于对科技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各类建设人才匮乏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现状的了解，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并组织力量编制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中国的科技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崭新阶段。之后，全国上下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这在客观上也必然要求上海应该自觉地利用其历史上形成的相对较为雄厚的科技基础和工业发展水平，在全国一盘棋中，主动地担当起实施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重要骨干的责任和义务，成为全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基地。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上海“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发展方针的制定，上海工业要向“高、精、尖”方向发展以及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中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基地之一战略目标的提出，上海必须要自觉地顺应形势，把老工业基地从传统的技术基础，转移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去，使上海工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产业能级的提升，这一切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显然，当时落后的科技已经成为制约上海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由此，大力发展科技成为这一时期上海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和必然选择。与此同时，经过解放后七年的发展，上海在科技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学科优势，培植了一些新的科技生长点。虽然就总体而言，这种发展还是很初步的，但却为以后上海科技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上海发展科技的重要举措
1956年以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在建立科技发展体制、建设科研基地、培养科技队伍、提供科研条件、发展与推广利用新兴科学技术和国防尖端技术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保证并促进了上海科技的发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强调科技发展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科技发展的前提和保证。1958年2月， 上海成立了市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制定上海市的科学技术中、长期规划。之后，上海相继出台了《上海市1960—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63—1967年上海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发展规划》和《上海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规划纲要（1965—1970）》等一系列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在制定规划之初，上海市委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制定上海市的科学研究规划应该根据本市建设事业的当前情况和发展要求”，①上海科学技术工作要做到“抓尖端科学技术问题与解决当前生产任务的研究工作并重”。②这实际上就明确了上海科技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路径，即上海科技发展一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前任务，二要照顾到发展与提高，要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近期和远期相结合、国防尖端和民用工业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尖端科技研究带动、促进整个上海工农业的产业升级，实现科技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和无缝对接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正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上海市1960—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纲要》作为上海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对上海依靠科技加强工农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高精尖新产品、开拓新兴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等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次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1963—1967年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以研制导弹这一国防尖端产品为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若干具有方向性的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的研究、试制生产据点，以求在尽速完成导弹试制任务的同时，把上海的工业科学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为上海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上海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规划纲要（1965—1970）》则同样明确将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的、能体现现代工业水平的、并能制造现代武器、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和带动整个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全面提高的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硅酸盐材料、电子器件和电子设备、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等6个重点新兴工业，采用和推广18 项重大新技术作为上海科技发展的重点。
上述一系列科学、合理、可行、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规划举措，为上海科技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政策性的引领、支持和保障，这是当时上海科技发展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首要原因之一。
（二）尊重、爱惜和培养人才，努力构建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尽管当时上海相比较全国而言有一定的人才优势，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新兴科技的发展，上海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十分明显。如何合理安排现有科技人员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加速培养新生力量，壮大科技队伍，对于实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上海高度重视对科技队伍的培养和锻炼，并针对不同人员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
为调动和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上海对他们采取政治上信任、业务上依靠、生活上关心的方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上海坚持对科技人员进行正面教育，对知名科学家给予保护；平时，上海各级领导注意经常访问科学家，通过个别谈心或召开座谈会等方法，与他们交流思想，共商上海科技发展的大事，并将他们的许多宝贵意见吸纳进科技发展规划或《科研十四条》等重要科技文献中；在具体工作安排中，也考虑到高级科研人员的专长和兴趣，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并给予重点支持；同时，注意改进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和进修条件，保证其业务工作时间，减少其不必要的兼职、社会活动和行政事务工作。另外，上海采取工厂、研究院所和学校“三结合”的办法，大力加强对新生科技力量的培养。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种办法：一是创办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工学院、上海科技中学、局属高等专科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等正规学校进行专业培养；二是多渠道、有组织、有目的地通过放手使用、压担子的办法，或是采取师傅带徒弟、导师负责制、互助与自学相结合、边干边学等办法，在科研实践中锻炼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三是通过举办业余科技院校，大力加强业余科技教育的办法，培养在职科技人员。四是对优秀青年进行重点培养，大胆提拔。如 1960年4月，上海市人委就选拔了上海沪光仪表厂王林鹤等138名工人为工程师，并将其送入上海科技大学等正规高校中开设的“工人班”进行重点培养。到1963年，上海共从工人中培养、提拔1750名技术干部，其中有600多名为工程师。③
上述举措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大量的科技攻关中得以施展才华、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加大、加快了上海培养科技新生力量的力度和速度，提高了科技队伍的综合素质， 进一步缓和了上海人才的结构性矛盾。到1966年，上海全市科技人员已发展到15.69万人，专业科研人员2.35万人，其中高级、中级、初级科研人员的比例为1∶3∶15。④ 正是这样一支科研队伍， 成为保证上海各项科技规划任务顺利进行和最终完成的关键性因素。
（三）紧抓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提升科技水平和能力，带动产业链的发展
1958—1966年，上海在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引导下，有重点地紧紧抓住已确定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合理部署，突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瓶颈”，发展高精尖产品，带动产业链的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国际上以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而当时上海在这些新技术领域几乎完全处于空白状态。为了争取时间迅速填补空白，上海采取通过发展尖端技术来带动一般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的措施。从1958年开始，上海集中主要力量，重点抓住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电子技术、半导体、新型材料等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若干具有方向性的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的研究和试制工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上海科技在全面规划尖端科学和工农业生产技术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要求和重点任务的基础上，着重“抓两头”、“打基础”，重点聚焦石油化工和高分子材料、新型金属材料和硅酸盐材料、电子和半导体技术、精密机械和仪器仪表等一批“四新”（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项目，调整部署，组织力量，开展科技攻关。
以科技发展规划为引导开展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突出了科技发展的重点和关键。上海以此为抓手，通过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发展新兴技术的密切结合，不仅解决了许多生产高精尖产品关键性的技术和理论问题，提高了上海原有的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提升了产业能级，而且使上海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加速器制造工业、半导体材料、器件制造工业、无线电工业、电子计算机制造工业等新兴工业，并带动了上海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开展也促进了上海各门科学的发展，提升了上海科技发展的能力。到1966年，上海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均取得了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成果，为我国填补了空白，如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等。其中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的研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断手再植、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培育、大面积烧伤治疗等许多项目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进一步奠定了上海科技发展“循序渐进、迎头赶上”的基础。
（四）整合各种有效资源，创设实现科技发展的保障机制
上海结合自身科技事业从总体上来说还处于初创阶段的特点，充分利用自身工业工种配套、种类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学科和专业比较集中的特点，积极整合各种有效的资源，创建了一整套科技发展的保障机制。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1958年10月起，上海相继设置了市委科技领导小组和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市区县科学技术协会、市生产技术局和市赶超国际先进办公室等市区县各级统一领导、分层管理的科研领导机构，为合理调配、整合全市科研资源，组织协同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二是上海整合高校、科研单位和生产部门等产学研各方力量，合理布局、建设了一批全市性的新技术研究所、工农业各部门专业研究所（室）或中心试验室等各类专业科研基地。到1966年止，上海共建立了182个科研机构，其中包括24所大专院校设置的57个科研机构。⑤ 这样，广泛分布在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的科研基地就构成了相互依靠、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三支科技发展队伍，为上海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围绕重大科研攻关任务，通过科委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专题协作小组，或由领导部门直接组织，把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工厂企业等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甚至于将全国相关的科研力量整合起来，协同作战；同时，针对大量的个别生产技术关键问题，由区科协及时组织力量，组织技术“会诊”，或进行同工种先进经验的交流来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另外，还发动各研究单位、高等学校和生产单位直接挂钩对口协作，高等学校教师、研究人员和工厂技术人员互相兼职兼课，研究院人员兼任工业顾问与教学工作，教师兼任研究工作与工业顾问，工程技术人员兼任教学与研究工作。
通过对上述各种力量的有效整合，上海不仅克服了科技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状况，而且使重点科技项目的科学研究、试制生产、技术改造、基本建设成为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一气呵成，从而为成功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成功解决大量生产核心技术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和组织保障。同时，上海科技队伍的整体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为日后上海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摸索了规律，积累了经验。
（五）努力创设科技服务平台，提供科技发展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基础条件
1958年以后，上海开始构筑和完善起科技发展资金的投入与管理、科技信息的服务与交流、科技资源的开发与共享，以及技术服务体系等各类科学技术服务平台。
首先，上海通过将科研投入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并实现统一管理的方法，搭建起科技发展资金的投入与管理平台。从1963年起，上海将原来各系统用于研究工作的经费，统一由财政局归口为科研专项经费，保证科研经费不被别的任务挤掉，并使其逐年有所增加。同时，再从上海市的工业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作为科研经费，由科委统一掌握分配，并制定《关于研究所经费管理试行办法》和《管理地方工厂企业科学研究经费的暂行规定》，确保经费专款专用。据统计，1962年至1965年四年中，上海科技三项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0.21％、8.57％、13.47％、14.69％，同期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也逐年提高，分别为：0.02％、0.82％、1.46％和1.77％。⑥其次，上海通过建立上海科学会堂、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外科技期刊综合阅览中心、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国外文献阅览室、上海外贸局国外产品样本室、科技编译馆等科技交流中心和各类科学技术情报机构，构筑起上海科技信息交流和服务的平台，在有效地解决当时科研中遇到的图书资料匮乏问题的同时，为上海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及时、迅捷、前沿的国外科技信息动态。再次，上海通过建立科研物资的进口、试制、供应、分配、协调使用和维修机制，逐步实现了大部分科研物资的自主开发、自主生产和有限科技资源的共享。1959年起，上海科研所需的器材物资正式列入国家物资分配计划。1962年，上海正式建立科学器材公司上海分公司，专门负责科学研究所需的特殊、稀有、零星和非标准器械设备的供应，并确定36家仪器制造厂和器材分公司为主的6家仪器修配厂，承担国产和进口仪器的修理工作。同时，上海对112项进口精密仪器制定了共同使用办法，组织各单位互相服务、共同使用。又次，上海通过强化工业部门的计量、标准、测试分析等技术服务工作，为上海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化的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技术基础平台。1962年上海正式建立计量标准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市计量和标准化的工作。上海通过设立12个区级和9个县级计量管理所、114个工厂的中心计量室和计量站、测试技术研究所，全面开展了计量测试技术、计量检定和标准化管理等服务工作。
各类科技服务平台的建设，为当时上海科技的发展，克服在资金、物资、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交流、共享所存在的困难和不足，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基础条件。
三、上海发展科技的基本经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在发展科技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根据世情、国情、市情和发展的需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特点、历史遗产和群众的实践经验，学创结合，以创为主；赶超结合，以超为主的科技发展之路。这条科技发展之路的探索为上海在新世纪新阶段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依托科技发展，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发展驱动型的根本转变，实现“四个率先”目标，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回顾这段历史，其中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反面教训。
（一）必须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密切结合国情和市情，突出科技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和应用性
能否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突出科技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和应用性，是上海的科学技术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先决条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科技发展的实践表明，上海在确定科技重点发展专题、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实施聚焦突破时，常常选择那些具有方向性的、代表性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以及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理论。与此同时，上海在实施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着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时，还十分注重结合国情和市情，在制定或实施科技发展规划时，通过聚焦国家战略，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及本身的基础来寻找科技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并以此为抓手，将国家利益与上海地方利益、将国防尖端与民用尖端有机结合起来。当时，上海编制科技规划时曾明确指出：“本规划与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统一安排，在总的方面尽可能取得了一致，以避免上下脱节。同时，又结合了上海的具体条件，反映了上海的特色，使之成为全国计划的适当补充。因此安排的专题，原则上是为我国发展尖端技术所需解决的科学技术关键问题和缺门产品，国内尚未过关，而上海确实具备发展条件的。”⑦ 正是由于上海在大力发展科技时，既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突出其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又密切结合国情和市情，突出其操作性、应用性，借助主动承担完成国家科技攻关任务的机会，以尖端技术带动新兴工业的发展和实现传统工业的技术提升，并实现了国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战略意图，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使中央和上海地方科技的发展获得“双赢”。
（二）必须加大培养科技人才的力度，突出自力更生、学创结合、以创为主精神的培育
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以厂、学、研“三结合”的方法来培养科技人才，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注重培育自力更生、学创结合、以创为主的精神，是上海一条比较有特色的培养科技人才的路径、方法和经验，也是上海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上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大部分的新技术，可以说，都有青年参加，或者是以青年为主发展起来的。如当时为了培养上海地区研究单位和工厂所需要的新技术人才，上海于1960年正式建立了上海科学技术大学。这是一所采取“亦理亦工、理工结合”的办学方针和理论与实际结合，教育与生产、科研结合的教育方法的学校，无论是系专业的设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制定，还是教学内容和部分课程的修订或是专业课的教授，学生劳动和专业实习场所的提供、毕业设计的指导都是集聚了产学研三方的力量。其培养出的学生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也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因此能很快地适应科技工作岗位，成为上海科技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上海十分强调积极学习国内外现代科技成就，并使之与我们自己的具体条件和优良的传统经验相结合。在学习的基础上，发挥独创性。也因此，上海的科技人员才能在“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没有资料就自己摸索，没有设备就自己制造，没有技术力量就自己培养”的艰苦条件下，刻苦钻研，边学边干，敢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科学技术上独树一帜，创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双水内冷发电机、实现断手再植、研制出甲种分离膜、人工合成出结晶胰岛素，从而掌握了属于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真正实现科技的自主发展。
（三）必须充分有效地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形成科技发展的强大合力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上海在科技发展中充分利用了自身原有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学科和专业比较集中、工人技术水平较高、科学技术人员的知识较广等有利条件，围绕重大的科研课题和技术关键，通过工厂、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结合的方式，通过创设各类科技服务平台，借助广泛开展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和“红旗奖章读书运动”、各种工业展览和科技展览，将国家、兄弟省市与上海的科技力量，以及上海市、区、县各方面分散的力量整合组织起来，并在全社会营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发明创造的良好氛围，从而充分调动了整个社会各层次和各方面科技发展的潜力，形成了强大的科技合力，大大缩短了科技项目的研制过程。历史证明，这是上海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必要的机制保障。
（四）必须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突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科技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也经历过曲折，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和当时对科学发展的规律还不甚明了，上海曾提出过一些诸如“大部分学科在三年内基本上能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果”，“八年间，上海的生物学、医学、化学、数学和物理学均应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重要中心之一”等一些不恰当的、过高的指标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领导上，提出过“大破大立”、“破得愈透、跃进愈快”、“向传统造反”、“边研究、边设计、边试制、边运用、边改进”等一些违背客观规律的口号和做法，不适当地采取突击献礼、“大兵团作战”等所谓“群众运动”来搞研究工作，不恰当的大办和任意推行土法炼铝、超声波等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或片面强调科学研究的创造性，任意取消了一些有相当工作基础或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从而出现了违背科学规律，急于求成，浮夸风和瞎指挥的错误，打乱了正常的研究工作秩序，造成工作的混乱和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给科技工作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给国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一部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管上述问题大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调整时期得到纠正，但其教训是深刻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积极探索自身发展科技的道路，依托科技发展经济，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实践，不仅使上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之一，而且为缩短中国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早日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工业化，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今天上海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 上海市档案馆A52—1—2：《市委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规划工作的通知》。
② 上海市档案馆A52—2—5：《上海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最近情况的报告》。
③ 李开亚主编：《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485页。
④⑤⑥ 魏瑚、方开炳主编：《上海科技（1949—198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4、36、1259页。
⑦ 上海市档案馆A52—1—355：《上海市1963—1967年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发展规划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