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单位论文,组织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将行政权力和财产权力集于一身的。这样，韦伯所论述的两种基本的统治形式——基于行政权力的权威（命令）统治和基于财产垄断的交易性统治（Weber,1980）也就合为一体了。“统治”，在这里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一种权力的制度化形式。由于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权力的特点，使得国家所建立的的各种社会组织独具特色。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单位组织即是其典型。国家及其单位组织借助于在资源占有上的垄断地位，构建了一个“单向依赖性结构”（布鲁斯，1989；华尔德，1996）。改革开放以来“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发展（孙立平，1993），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有高度集中的统治结构，但还未改变这种结构的本质，单位组织也并未真正转变为具有相对独立性、执行单一功能的社会组织。本文将在实证调查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单位组织中资源分配状况的分析，对城市社会中单位组织的这一特征进行讨论。
理论背景和假设
由于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单位组织通过将经济控制权力和国家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像国家对单位组织的控制那样，实现对个人的控制，单位组织对个人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国家权力的表现。个人对单位组织的服从，同时即是对国家的服从。单位组织可以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给那些利益追求者以单位成员的资格，并规定“回报”的形式和“价格”，使社会中的个人采取所期望的态度。
在我国的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国家的统治制度和各种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在资源分配上所形成的各种制度和标准，对人们在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使之深深打上特定社会结构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单位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同于那些生存于财产权和国家行政权相对分离的社会中的社会组织。
因此，当分析个人在单位中的资源获得和行为方式时，除了通常的年龄、工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外，还应考察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与资源分配中，那些与我国基本制度结构相联系、并由这些制度背景所影响的个人社会特征或个人制度性特征的作用。对此，我们主要选择了个人的政治党派身分和个人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工龄和行动方式等指标。下面对于这些因素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定义。
政治面貌 指个人的政治党派身分，特别是是否为“中共党员”。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只有具有这一政治身分的人，才有可能在国家统治体制中占据较高位置，从而掌握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力。但问题在于，在中国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范围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政治身分”在单位组织中是否还会对资源获得以及行为方式具有影响？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统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的政治身分仍然会在单位组织中成为影响其资源获得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个人行政级别 指单位中的个人、特别是那些在单位组织中拥有一定权力的成员在国家行政序列中的地位。在中国，由于许多短缺资源的分配不是通过社会而主要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因而在单位组织中，个人是依靠国家赋予一定的地位，从而在实际上获得一定的支配或处置资源的权力。其中，个人在国家行政序列中的特定位置（行政级别）是这种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单位组织中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来说，他们的权力和权威，取决于国家的认可和赋予的合法性，其行政地位等级和在单位组织中的行政地位等级具有同等重要性。个人行政级别地位是国家赋予的、在国家统治体系里的一个等级位置，单位组织中的“职位”是个人在单位组织中的实际地位。
工龄 主要指人们在单位组织中工作年限的长短。将其纳入到分析模型中，是因为在传统体制下，对于几乎所有单位组织中的成员来说，工龄都是一个获得国家资源的重要因素。当国家在单位体制内统一进行资源分配，并且不存在其他资源分配的机制（例如根据财产占有关系）时，除去个人行政级别、单位内权力地位等制度化标准外，工龄以及教育水平等就有可能成为最具操作化的个人标准。
在讨论上述个人特征的影响时，都隐含了一个理论上的预设，即主要是个人的那些“客观的”、“外在的”社会因素决定了某种社会地位以及资源获得。其实，这仅仅是地位获得的一个方面，人们的社会行动方式或过程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行动方式 在单位组织中，单位成员不仅通过正式地位和正式结构获得一定的资源，还往往通过各种人际关系等社会支持手段，获得各种社会资源（华尔德，1996）。这样，单位组织资源或权力分配的结果，不但是正式规则和制度的产物，在相当程度上还是组织成员各种非正式互动的结果，因而是人们“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行动不仅会影响到组织内资源的分配，而且会给组织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关系以极大影响（李猛等，1996）。单位成员为获取资源的基本行动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其一是尽可能按照组织规范的要求去获取组织内的资源，另一种则是不按照组织规范的要求去获取资源。前者是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单位成员的行动在实质上是被动的，资源实质上是“分配”的；后者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单位成员在资源获取上有很大的行动主动性。非制度化的资源获取方式，其主要形式被界定为那些特殊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两种不同行动方式的区分是：前者是以专业能力、学历、经验、努力等为特征，后者是以与单位领导和单位的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在单位中拥有有影响、有权势的朋友以及家庭背景等为特征，实质上是通过“关系网”内的人际互动获取资源（Granovetter,1973,1974;Nan Lin,Paul Dayton and Peter Greenwald,1981）。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对单位内资源分配状况的基本假设：人们在单位组织中所获得的资源是影响人们服从和依赖单位组织的基本变量；影响人们在单位组织中获得资源的因素主要有三组，即：个人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社会特征或制度性特征以及人们获得资源的行动方式特征。考虑到单位组织生存的制度背景和单位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功能特征，后两组因素将对个人在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样本与量表
（一）调查样本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1993年下半年关于单位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虽然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连续性，本文所提供的分析视角和主要结论，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目前的结构特征和变化过程仍然具有基本的意义。此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与简单随机的抽样方法，在全国抽取了10个“样本城市”、100个“样本单位”和4000个“样本个体”，并对这些样本个体进行了问卷调查。（注：有关这次调查的抽样方法、调查实施和样本误差检验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资料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二）量表制作
为了检验理论假设，我们主要制作了权力、资源、依赖、获取资源的制度化方式和非制度化方式5个方面的量表。
资源 吉登斯（Giddens ）将资源定义为“改变事物的一种能力”（Giddens,1981:170）。科尔曼（J.Coleman ）对资源作了更宽泛的理解，他认为资源是那些能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的物品、非物品（例如信息）以及事件（例如选举）（1990）。本文基本上采用科尔曼对资源的定义，即资源是那些可使人们满足必要且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的东西。
前已述及，国家是通过单位向个人分配各种各样的所需资源，并要求个人给予回报。为了将这种特征凸现出来，探究单位成员对单位的依赖关系以及决定这种依赖关系的因素，我们将收入和资源作为两个独立变量区分开来。资源在我们研究中的操作化形式是人们在单位中已经获得的各种东西。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以下问题：“在下列项目中，您认为单位目前实际在何种程度上对您负责？”该问题列举了23类项目：退休养老，医疗卫生，因公伤残，文化补习，技术培训，调解纠纷，子女上学，子女就业，住房，文体活动，政治思想状况，计划生育，党团组织生活，离婚，婚姻恋爱，工作正常调动，休假旅游，子女入托，食堂，澡堂，小卖部，理发室，上下班交通。
我们希望通过上列与人们需要和利益直接相关的23类项目，对单位成员在单位中的资源获得或占有状况做出基本评判。对资源量表的集中趋势的分析主要是观察均值、众数和中位数；对离散趋势的分析主要是观察standard deviation,minimum,maximum和range； 对资源量表值分布状况的分析主要是从skewness和kurtosis的角度来观察其量表的值在多大的程度上处于一种正态分布的状态。通过Alpha的检验和计算， 资源量表的Alpha值和标准Alpha值分别为.9078和.9087。
依赖 依赖主要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在这种社会情境中，人们的社会行为由于需要获取特定的资源以及实现特定的期望而不得不受制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判断一个人、一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的行为是否处于一种依赖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人们在实现其目标和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无可奈何地受制于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或个人的行为取向，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这种社会行为过程中的制约。
为了测量人们在单位中的依赖状况，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是：“在下列项目中，您认为单位将来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对您负责？”同样列举了和资源量表中完全相同的23类项目，分别让受访者判断在这些项目中单位对其负责的程度。我们的判断是，单位人对单位的依赖性行为可以通过单位成员对单位的期望表现出来，那些将自己的资源获得在更大程度上交付给单位的人，意味着对单位更大程度的依赖。我们希望通过这23项与人们需要和利益直接相关的项目，能够对单位成员在获取资源过程中的依赖状况做出基本评判。在依赖的量表中可以看到，skewness和kurtosis值分别为-.254和-.203，表示出无论从对称性还是从值的分布高度来看，依赖这个量表的值的分布都有所偏左，处于一种略为偏左的正态分布状态。通过Alpha的检验和计算， 依赖量表的Alpha 值和标准Alpha值分别为.9368和.9361。
权力 按照韦伯的理解，“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之中，人们在具有反抗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一种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Weber,1980:28）。 权力在社会学中被认为是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之一。根据韦伯的定义以及研究的需要，我们在这里把权力主要理解为在占有、分配单位中各种机会和资源的过程中，能够顺利地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权力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基础，科层制、财产以及其他社会因素，例如教育、声望、政治身分等，都构成了权力的基础。我们的研究一方面要分析权力与资源的关系，另一方面将探讨影响权力大小的因素。为了制作权力量表，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下列两个问题：“对单位内部以下各项事务，您的参与程度如何？”以及“对单位内部以下各项事务，您期望如何地参与？”我们列举了9类相同的项目，分别让受访者判断在这些项目决定的过程中， 自己拥有或期望拥有决定权或发言权的程度。这9 类项目分别是：单位发展的重大决策，管理上的合理化建议，单位规章制度的建立，各种福利奖金的分配，单位内的干部选举，工会工作，分房子，长工资，提职称。
我们的设想是：第一个问题反映出人们在上述项目中具有的决定权愈多，其在单位中的权力就会愈大；反之，在单位中的权力就会愈小。第二个问题则反映出人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期望着参与和决策。人们对这些项目希望参与的程度愈深，希望决策的面愈广，那么，人们对权力的期望就愈高。通过Alpha的检验和计算，权力量表的Alpha 值和标准Alpha值分别为.8936和.8949；对权力的期望量表的Alpha值和标准Alpha值分别为.9380和.9383。
资源获取方式 人们对某些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的承认或反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的行为取向。基于这样一种判断，问卷中设计了“您认为您单位里，一个人要想得到提升和重用，以下各项的重要程度如何”的问题。我们列举了9类项目， 分别让受访者判断在下列项目中，自己感到哪些项目很重要、比较重要、一般、不太重要或者是不重要。这9类项目分别是：跟本单位领导关系好， 与单位的上级领导关系好，专业能力强，群众关系好，任劳任怨，家庭背景好，学历高，资历老、经验丰富，在单位中有一批有影响和有权势的朋友为他说话。
我们的设想是，上述这些问题能够从不同角度反映和测量人们对不同行为方式的取向。如果把那些具有特殊主义性质的关系认定为是一个人在单位中能够得以提升和重用的重要条件，那么，这些人在其行为及行为互动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倾向于或者认可乃至选择那些非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反之，如果人们把任劳任怨、专业能力强、群众关系好、资历老、经验丰富和学历高等认定为是一个人在单位中能得以提升和重用的重要条件，那么，这些人在其行为及行为互动过程中则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倾向于或者选择那些制度化的行为方式。最后，通过Alpha的检验和计算，资源获取的制度化方式量表的Alpha值和标准Alpha值分别为.8438和.8442；资源获取的非制度化方式量表的Alpha值和标准Alpha值则分别为.6599和.6840。
假设检验：基本模型
在量表制作的基础上，以人们在单位组织中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资源获取方式为基础，我们分别建立了相应的路径分析模型，就前述因素对人们在单位组织中资源获得以及依赖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结果如图1。
在模型a中，可以看到3组路径关系。首先，当以受访者本人级别、政治面貌、工龄为自变量、以人们在单位中权力大小为因变量时， 这4个变量可以解释17.4%的差异。其次，当以受访者本人级别、政治面貌、工龄、权力大小和获取资源的制度化方式为自变量，以人们在单位中获取资源的大小为因变量时，这7个变量仅能解释7%的差异。再次，当以受访者本人级别、政治面貌、工龄、权力大小、资源大小和获取资源的方式为自变量，以单位人的依赖性为因变量时，这8 个变量可以解释14%的差异。
在模型b中，同样可以看到3组路径关系。首先，当以受访者本人级别、政治面貌、工龄为自变量，以人们在单位中权力大小为因变量时，这4个变量可以解释17.4%的差异，其结果和模型a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以受访者本人级别、政治面貌、工龄、权力大小和获取资源的非制度化方式为自变量，以人们在单位中获取资源的大小为因变量时，这7 个变量则可以解释14%的差异，高于模型a中相同路径解释力的一倍。 再次，当以受访者本人级别、政治面貌、工龄、权力大小、资源大小和获取资源的方式为自变量，以单位人的依赖性为因变量时，这8 个变量可以解释10.9%的差异，略低于模型a中相同路径的解释力。下面， 再对模型进行一些深入讨论。
（一）影响资源分配的基本因素
在模型a、b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单位组织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依赖性结构，即：人们在单位组织中获取和支配的资源愈多，其对单位组织的依赖程度就愈高。但本项研究建立模型a、b更为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试图解释在单位组织中，如果资源大小与单位人的依赖行为有紧密关系，那么人们获取和支配资源的多少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从模型a、b中可以看出明显的结果，即受访者权力、本人级别、政治面貌、工龄和获取资源的方式与人们获取和支配的资源大小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上述这些变量对资源量大小的变化进行有效的解释或预测。其中，权力和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影响获取和支配资源大小的直接因素。
表1.模型a中各变量之间的统计值
X YBeta(Sig.)
本人级别权力大小.237(.000)
政治面貌权力大小.158(.000)
工龄权力大小.173(.000)
教育水平权力大小
-.027(.252)
制度化方式 资源大小.035(.218)
权力大小资源大小.230(.000)
资源大小依赖.317(.000)
本人级别政治面貌.259(.000)
本人级别工龄.452(.000)
本人级别教育水平
-.196(.000)
政治面貌工龄.038(.034)
政治面貌教育水平
-.252(.000)
工龄教育水平.107(.000)
表2.模型b中各变量之间的统计值
XYBeta(Sig.)
本人级别 权力大小.237(.000)
政治面貌 权力大小.158(.000)
工龄 权力大小.173(.000)
教育水平 权力大小
-.027(.252)
非制度化方式 资源大小.035(.218)
权力大小 资源大小.230(.000)
资源大小 依赖.317(.000)
本人级别 政治面貌.259(.000)
本人级别 工龄.452(.000)
本人级别 教育水平
-.196(.000)
政治面貌 工龄.038(.034)
政治面貌 教育水平
-.252(.000)
工龄 教育水平.107(.000)
1.权力与资源
模型a、b显示出，权力与获取和支配资源之间具有显著的直接相关关系，人们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越大，其获取和支配更多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见表3）。在这组数据中， 资源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上均值差异达到8.48，超出其他很多变量之间关系的差异，而且由低到高呈有规律的递增。这符合常识和普遍的理论判断。同时，表中的F-ratio为33.15，远大于在Sig.为.001的F-ratio4.62。F-ratio的检验从一个侧面充分肯定了关于权力愈大、获取和支配资源愈多的基本判断。
应该指出的是，权力与资源的相关关系具有普遍性，但科层制中的地位仅仅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在通常的情况下，其他地位要素也有可能成为支配资源的重要因素（伦斯基，1988）。因此，哪些地位要素能使得人们支配资源，从而具有社会权力，显示出不同的社会结构状况，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在下面还要对此进行专门分析，以揭示单位组织的特殊结构和性质。
表3.权力与资源
权力 很少 较少 中等 较多 很多
资源(n)
660
260
376
367
427
均值 49.82 51.47 53.89 53.24 58.30
标准差13.19 9.80 11.09 11.44 13.21
95%的均值置信区间
下限 48.42 50.27 52.76 52.06 57.05
上限 50.83 52.67 55.01 54.41 59.56
F-ratio=33.15,df=4,Sig.=.000
2.获取资源的方式与资源
直接影响到人们在单位组织中资源获取量的另一个因素，是资源获取的方式。这种行动方式对资源获取的影响，在模型a和b中是不同的。对比模型a、b两个路径模型，可以发现两点明显的差别。
第一，当资源大小被作为因变量时，包含获取资源的制度化方式的模型a中，自变量的变化能够解释资源大小变化的R的平方值仅为.007（1—.930），表示只能解释7%的差异；而在包含获取资源的非制度化方式的模型b中，R的平方值则为.14（1—.860），表示可以解释14%的差异，比前一个模型中所能解释的差异多了一倍。
这就是说，当人们以带有制度化的资源获取方式这一变量所构成的模型去解释人们获取资源的大小时，其解释力远低于以带有非制度化资源获取方式变量所构成的模型。
第二，模型a表明， 获取资源的制度化方式与资源大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beta＝.035）；模型b表明，愈是采用非制度化方式的资源获取方式，获取更多资源的可能性就愈大（beta＝-.270）。
资源获取方式与获取资源大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证明了我们有关的假设及其他相关研究，揭示出非制度化资源获取方式在资源获取中的显著意义，明显地从一个侧面将中国单位组织的特征之一凸现出来。在法权的意义上，单位组织的资源在权利上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自然人所有。因此，正如许多研究已经指出的，国家（政府）对单位组织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在操作化的层面上常常处于“虚置”的状态，单位组织中的规范执行更多地成为一种“仪式”而丧失了内在的实质（李猛等，1996）。因此，单位资源的实际控制或处置权力，一方面掌握在那些在单位科层系统中居于有利地位的人手中；另一方面，人们即使没有占据单位中科层组织意义上的特定位置，但与那些占有该位置的人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也有可能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华尔德曾经讨论过的“有原则的特殊主义”（1996），在国家统一规范松动的情况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无原则或弱原则的特殊主义”。在缺乏统一规范制约时，仅仅是两种方式在成本收益上的比较，也会驱使人们更多地选择非制度化的方式。
3.其他地位要素与资源获取
权力大小和不同的资源获取方式与人们获取资源的大小有显著的直接相关关系。但其他一些因素对人们获取资源的大小也具有间接关系，而且与上述权力与资源获得的关系相互印证，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的基本假设，揭示了单位组织的本质。
（1）教育水平与资源
数据分析表明，人们在单位组织中获取资源的多少，与人们不同的教育水平并没有显著性的关系（见表4）。F检验的结果（F-ratio＝1.49，Sig.＝.203），表明了通常关于教育水平越高、 资源获取可能愈多的假设在这里不能成立。事实上，在单位组织中单位成员的教育水平并没有在总体上成为影响资源分配的因素。从模型a、b的路径模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源与教育水平的这种关系受到了其他因素例如权力大小因素的影响。
表4.教育水平与资源
教育水平 本科 大专 高中 初中
小学
资源(n)
34322
778
655
522
均值 54.56 51.86 53.43 53.82 53.3
标准差17.71 14.37 13.09 11.71 11.23
95%的均值置信区间
下限 48.38 50.29 52.51 52.93 52.07
上限 60.74 53.44 53.36 54.72 54.00
F-ratio=1.49,df=4,Sig.=.2.03
（2）政治面貌与资源
在总体上，资源在不同政治面貌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党团员等比非党团员更有可能获得较多的资源，而且党员的均值明显高于其他人（均值＝55.81）。F检定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的研究假设（F-ratio＝14.37，Sig.＝.000，见表5）。但是， 考虑到不同的资源与政治面貌的关系，我们发现，单位福利、文化生活与个人生活资源的分配在不同政治面貌成员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F-ratio分别为.689和2.21；Sig.为.559与.085）。这一F检定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政治面貌对资源获取的影响不是全面的，其显著性关系主要是因为政治面貌对权力大小有显著的差异性。
表5.政治面貌与资源
政治面貌 党员 团员 民族党派 群众
资源(n)
753
733
23805
均值 55.81 52.11 52.04 52.20
标准差12.09 12.11 16.13 13.26
95%的均值置信区间
下限 54.95 51.23 45.07 51.28
上限 56.68 52.98 59.12 53.12
F-ratio=14.37,df=3,Sig.=.000
（3）本人行政级别与资源
模型a、b表明，在个人行政级别与资源获取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行政级别愈高的人，获取更多资源的可能性就愈大（均值＝63.47，见表6）。单位组织中有人具有按照国家标准制定的行政级别， 这本身就是单位体制的特殊产物。在传统的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单位和个人的行政级别都是国家分配资源的主要依据。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行政级别仍然是单位组织中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
表6.本人行政级别与资源
本人行政级别 高级别 中等级别 低级别 无级别
资源(n)
17126
431 950
均值 63.47 57.69 54.99
53.24
标准差14.21 13.63 11.02
12.59
95%的均值置信区间
下限 56.16 55.29 53.95
52.44
上限 70.78 60.09 56.03
54.04
F-ratio=9.16,df=3,Sig.=.000
（4）工龄与资源
资源与工龄之间有显著关系，无论是哪方面的资源，都表现为工龄越长，人们获取和支配的资源就有可能越多（均值＝55.68）。 因而工龄也是影响资源分配的因素之一（见表7）。F检定的结果也表明，表中的F-ratio为12.08，远大于在Sig.为.001的F-ratio5.42。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关于工龄愈长，获取的资源愈多的研究假设。
（二）政治身分与权力
既然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是影响人们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那么这种权力的大小又与什么样的因素有关呢？
表7.工龄与资源
工龄 1-5年 6-12年13-21年 22年以上
资源(n)
603
643
511
547
均值 51.23 53.40 53.43 55.68
标准差12.49 12.23 13.03 12.37
95%的均值置信区间
下限 50.23 52.45 52.30 54.64
上限 52.23 54.34 54.57 56.71
F-ratio=12.08,df=3,Sig.=.000
组织结构中的位置构成了权力的重要来源。但在中国的单位组织中，人们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位置。单位组织中权力的这一意义，使得单位组织和其他社会中的社会组织明显地区分开来。
在模型a、b中都显示出，单位成员本人的行政级别、政治面貌、工龄，对人们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有较强的解释力。本人的行政级别越高，人们获得较大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大；党员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获得较大的权力；人们的工龄愈长，获得更多权力的可能性就愈大；但是，单位人的教育水平高低和权力大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无论在模型a还是在模型b中，都是如此。
单位人本人的行政级别和政治面貌与权力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单位组织的政治性功能。单位组织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实质上是国家行政机构的延长，或者说就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体系中，人们据有的实际支配和处置资源的权力和获取资源的权力，都和人们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相联系，而教育水平和工龄等因素则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就政治面貌和行政级别与权力的关系来说，在模型a、b中，行政级别与权力的beta值高于政治面貌与权力的beta值，行政级别显示出更为重要的意义，本人行政级别在涉及权力大小的4个自变量中，其beta值也是最高的。
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模型a、b中4个自变量对权力大小的影响， 在模型a和模型b中完全一样，各个路径的beta值也完全一样。说明这种关系是一种稳定的结果。
我们可分别看看行政地位和政治面貌与权力的关系。
1.权力大小与行政级别
单位组织的性质决定了那些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人在单位中具有较高的权力，而且均值的差异最大达到7.9， 这在所有差异性分析中属于较大的（见表8 ）， 行政级别对人们权力的获得具有强烈的影响（F-ratio＝88.80，Sig＝.000）。这反映了单位组织中的科层制权力与国家的行政权力的联系。而这正是单位组织的一个突出特征。
表8.行政级别与权力
本人行政级别 高级别 中等级别 低级别 无级别
资源(n)
20144
483 1108
均值 29.40 31.03 26.99
23.13
标准差13.08 8.54 7.065.81
95%的均值置信区间
下限 23.28 29.62 26.36
22.78
上限 35.52 32.44 27.63
23.47
F-ratio=88.80,df=3,Sig.=.000
2.政治面貌与权力大小
对权力大小与政治面貌关系的分析，清楚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见表9）。 党员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明显高于其他政治身分的成员（均值＝27.23）。在这里，F-ratio高达93.54，远大于在Sig.为.001 情况下的F-ratio 5.42。F检定的结果强烈地支持着我们上述的研究假设。
3.教育水平、工龄与权力
在讨论有关模型的假设时曾指出，工龄可能是影响人们在单位中资源分配和依赖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行政级别和政治面貌对人们在单位中的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是单位组织特征的极好反映的话，那么，教育水平高低与权力大小没有显著性关系，则是对单位组织特征的一个极好旁注。单位组织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只能使得那些与此相关的因素，例如行政级别和政治面貌等因素对处置国家资源的权力产生作用，而其他的因素，则无法直接参与到单位中的权力分配中来。
表9.政治面貌与权力
政治面貌 党员 团员 民族党派 群众
权力(n)
813
866
25968
均值 27.23 22.55 23.12 22.88
标准差 7.49 5.85 6.41 5.84
95%的均值置信区间
下限 26.71 22.16 20.48 22.51
上限 27.74 22.95 25.76 23.25
F-ratio=93.54,df=3,Sig.=.000
当教育水平对权力不具有影响时，在政治面貌和行政级别之外，工龄就有可能成为影响人们在单位组织中权力的一个因素，工龄愈长，人们就愈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权力（均值＝26.89，见表10）。
表10.工龄与权力
工龄 1-5年 6-12年13-21年 22年以上
权力(n)
703
745
575
635
均值 22.11 23.79 24.09 26.89
标准差 5.45 6.38 6.34 7.76
95%的均值置信区间
下限 21.71 23.33 23.57 26.28
上限 22.52 24.24 24.61 27.49
F-ratio=61.24,df=3,Sig.=.000
4.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不同因素对权力大小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模型a、b表明，在单位组织中，党员获得较高行政级别的可能性要大于非党员的单位成员：政治面貌和工龄长短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教育水平与行政级别、政治面貌呈负相关关系（见表1、表2）。
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样表明了单位组织的基本性质和功能。20年来中国的改革，使得整个社会、包括单位组织都发生了很大变革，例如，收入在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中的意义，以至对单位中行为的影响，都有了上升，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变革仍然是有限度的。收入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重要意义，在大多数社会中都是一样的，即无论是在前现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中，也无论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还是在再分配经济社会中。但是，教育在社会中、特别是在社会地位获得中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则一般只有在工业化社会中和市场体制下才是如此。
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单位组织的特殊性主要不在于它向单位成员提供了多少资源，或者，主要不在于这种资源对依赖行为的影响有多大，在这两方面，单位组织与其他社会中的社会组织相比较，无疑有其特殊性；而最为根本的一点是，这种资源和依赖关系是建立在各种国家行政关系和政治关系基础之上的。
简短的结论
在本文所建立的路径分析模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基本的依赖性结构，即权力、资源获取方式与资源和依赖之间的关系。人们在单位组织中权力大小和非制度化的资源获取方式，对获取资源的大小具有直接的影响；行政级别、政治面貌和工龄等因素，对人们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具有显著性的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则对权力乃至资源获得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倾向于非制度化资源获取方式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
单位人的政治身分与权力大小在单位资源占有和支配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揭示了单位组织的特征。首先，人们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是由国家赋予的，或者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由于单位组织实际上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单位中的资源根本上属国家所有，因而是由国家来决定由什么人管理和实际处置国家资源，而国家选择的标准首先是与对国家“忠诚”有关的因素。
在单位组织的权力与国家权力有相当的重合后，单位组织中的权力就同时具有了国家权力所赋予的特性，而不仅仅意味着组织结构中的一个“位置”。这种权力无论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外部，更多地是受到授予权力一方的制约。
其次，正如“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一样，国家对单位组织的控制也是建立在国家和单位之间存在利益分化的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的国家和单位组织的利益分化逐渐“制度化”、“显现化”和“正常化”。这时，单位组织内的资源分配就成为一个新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单位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便在很大程度上为单位本身所支配或为单位“所有”，在国家控制弱化及个人利益驱动下，争夺单位内部资源的斗争将变得激烈起来。而这种争夺，将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国家所建立和维持的单位组织中的资源分配制度，对此，我们在上面已经有所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国家已经很难完全有效地维持制度化的方式。因此，第二，在国家能力和原有制度化方式对单位的约束力弱化、新的市场性规则又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各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就更可能成为人们获取资源、维持利益的一种选择。而就权力和非制度化方式在单位组织中资源分配的作用来说，权力占据主导位置。单位组织作为正式组织，权力始终是组织结构的核心。国家对单位组织的权力授予，赋予这种权力以合法性，随着改革带来的这种权力在单位组织内制度化的弱化，各种非制度化关系就围绕单位中的权力位置“组织”起来。归根结底，非制度化关系的取向是要控制单位组织中资源分配的权力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