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现代性的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发展观变革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发展观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向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4)03-0001-06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在确立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同时，拉开了一场发展观上重大变革的序幕：呼唤从单纯追求GDP等经济指标的片面发展观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当代中国发展的主旨是现代化。据此，我们认为，两种发展观的重大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后果上，而且更根本的差别表现在对现代化的根本目标——现代性的体认上，即是说，两者在对“什么是现代性”的目标识别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两种发展观的差异本质上是两种现代性观的差异。因此，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就必须首先从科学理解其现代性观入手，进而理解两种发展观的本质差异。
一、经典现代性理论与片面发展观
所谓现代性，不同时代、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指认。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一书中对自公元5世纪以来那种作为皈依基督的社会行动的“现代”意义到当代的“现代性”做了深入梳理和研究。他认为：“Moder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Modo，其意义包含两点：一种与传统断裂的现时代和走向当代的不连续时间。[1](P178)
单纯追求GDP等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本质上是对经典现代性的误读。一个似乎成为政府和公众共识的公式是：小康社会≥人均GDP1000美元；现代化≥人均GDP5000美元。因此，隐去了其他所有重大社会指征之后，现代性就与一个简单的GDP数字等同起来，就变成由一些主要经济指标等统计数据和图表拼接起来的片面图画。既然GDP总量成为评价各个地区走向现代性程度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标志，那么由此引出的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信奉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就必然是：一切为了GDP增长。这一观念，不妨称之为“GDP现代性观”或者“物化现代性”论。
在一个后发国家，以财富、经济指标来标识现代性，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和认识论根源。所谓历史根源，即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因而目标选择是历史的，现代性要素之间地位的显现也是历史的。作为发展主体的来源，历史地看，主要是在二战后政治上获得独立而在经济文化上异常落后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贫困是后发国家面临的首要难题，因而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现代性—发展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现代性理论，有两大基本特征：其一是认为发展或现代性的本质、主要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或财富的积累，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脱贫致富。其二相应地将广义的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性理论的主要形态。按照马克思历史观的逻辑，人们的需要结构的起点必定是对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的追求，而这一切只能通过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来满足。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是制约、决定一切发展中国家总体现代性的物质基础；追求生存的满足和经济发展，即“脱贫致富”则成为这些后发国家的首要任务。越是落后国家，发展和现代性就越与经济发展简约地等同。正因为如此，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中心，甚至成为唯一目标，几乎是一切后发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无法逾越的基本特征。所谓认识论根源，有两个因素：其一，片面发展观是对经典现代性理论的某种翻版。因为经典现代性源于西方国家，特别是来源于马克斯·韦伯，他认为现代性的根基之一就是所谓工具理性或者“合理性”，即可计算性和效用最大化，而表现为经济层面的现代性就必然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而对效用最大化的追逐。长期以来，韦伯的现代性原理被西方经济学锁定在如何追逐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上，这经过西方首批发展理论家们之手而变形。在他们视野中，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因而发展理论就是发展经济学。因此，他们在为后发国家制定发展理论时就变为“经济增长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论》就是一个典型。将发展、现代性的本质等于经济增长，而将发展经济学所指认的经济增长理论等同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就如此完成。我国的片面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这一经典现代性和早期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二，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在与西方发生“挑战—应战”互动关系中体认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挑战差异序列的决定，而显现为“时—空层次差别序列”，即总是沿着“物质器皿层”—“制度体系层”—“观念文化层”—“价值取向层”等由内而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深化过程而行进的。后发国家总是首先受西方国家“坚船利炮”和现代技术产品所体现的物质—经济文明的强大威胁和挑战，从而总是首先将“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四个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作为主要赶超目标和理想追求。而后继的现代性体认，无论是制度变革、人本观念的革命或者亲民价值体系的变迁，又总是在前面的片面现代性幻想碰壁之后才有可能逐一出现。因此，作为具有重大历史和认识论根据的GDP现代性观和片面发展观，可以说是“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
但是，人们一旦将之绝对化，变成现代性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标准，那就必然会走向反面，成为一系列问题和弊端的总根源。
首先，GDP现代性观本质上是“财富”中心论，它必然双向漠视：既漠视“人”，与“人的现代化”和“以人为本”发展观相对立，也漠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观相悖，是一种地道的“物的崇拜”思维。作为发展的绝对出发点和归宿，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简单的GDP增长；于是，发展的目标被严重扭曲。
其次，GDP现代性观是单线发展观，也是对现代化整体的一种破坏和解构，对社会全面进步事业的忽视甚至排斥，它造成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匮乏，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福利的投入严重不足，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能力偏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增收乏力，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偏低，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差异过大等等，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极易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危机。
其三，GDP现代性观导致政府目标与政府职能严重错位，政府官员信奉片面政绩观。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其政府往往充当权威角色，成为推行现代性目标模式的主导性力量。按照新公共管理学要求，经济增长有自身的规律；而经济发展、追求效用最大化应当主要是企业和市场行为。作为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根据依法营造一个不断完善的公共性社会制度环境，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产品，致力于社会公正，打造“服务型政府”和“亲民政府”。然而，在GDP现代性观支配下，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行政目标往往本末倒置，不致力于营造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环境，而是热衷于下海经商、招商引资、经营城市；为此掌握着从土地、金融、交通、城市建筑、开发区审批、各种许可证审批等软硬资本，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诸如设租寻租、权钱交易等各种腐败。考核政府官员的唯一政绩就是GDP增长，这一目标高于一切、压倒一切，而将大众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公众福利等涉及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目标边缘化。政府信奉的现代性观念和推行目标的偏差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目标的失误。
其四，GDP现代性观导致社会资本(信任、道德、社会协调、安全、政治优势等)供给严重不足、转型支撑条件严重缺乏，因此极易导致社会转型片面化甚至转型危机。现代化不是一个平滑的经济增长过程，而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其中具有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文化变革、社会发展的支持，否则，单向度突进，极易导致社会转型的危机。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和成败对起点结构具有深度依赖性。世界上超过4/5以上的国家都因为这一原因而不同程度地遭遇挫折，出现各种转型危机。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指出：经济高速增长、单向突进的国家，有可能在某一点上不仅由于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而且由于存在社会信任和价值共识危机、道德资源枯竭、安全和社会协调危机等问题而崩溃。社会资本的供给约束可能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这绝非危言耸听。总之，以物化现代性观为核心的片面GDP发展观在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严重后果，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城与乡、经济与社会、区域与区域、各种收入人群之间、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严重失衡和矛盾加剧，使发展既不全面、更不协调，难以持续，因而必须加以变革。
二、现代性观念的当代演化：发展观转变的内在根据
现代性观念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断演化。任何现代性观念都是问答逻辑。在发展观转换的背后，发生着现代性理念的新旧更迭。随着现代性观念的变革，发展观必然要转换自己的新形态。中国从片面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大转折，本质上以高度浓缩的形式，体现了世界现代性观念演化的逻辑。作为片面发展观的蓝本，经典现代性理论在当代发展实践中遇到三重挑战，从而发生当代演化。
第一重挑战：工具—形式理性现代性观念受到当代人本化发展潮流的冲击。
人本—价值理性成为现代性的新轴心。如前所述，经典现代性对片面发展观影响最大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源自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现代性观念。在启蒙时代，现代性还具有两大支点：大写的人与大写的理性的统一，从蒙娜丽莎迷人的微笑，到巴赫的理性音乐，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和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人本主体性的崛起和以知识力量对自然的统治。弘扬人本、反对宗教的现代性成为“解放的英雄”，而强调“知识就是权力(power)”的现代性成为“知识的英雄”[2]。这一时代也为现代性提供了线型进化的思维方式。人战胜神化自然的统治和转变为历史主体是一种理性化历史过程。一切世界空间存在的多样性都被转化为时间历史逻辑链条上环环相扣的环节，一直通向未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黑格尔名言指认历史的合理化目的。这种历史解释框架为古典发展观提供了最好的精神支点，然而，这也预设了后来理性和现代性的自我分裂。康德第一次在三大批判中发现了作为理性知识与信仰和审美之间的裂隙，开了当代作为晚期现代性的价值理性方向的先河。
但是，在经典现代性时期，现代性观念转向了工具化和形式化。对此，作为第一位对“现代社会”做深刻研究的思想家，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在特定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理论。马克思在对资本全球化世界的无情批判中首先以“病理学”视野深刻论述了以资本为主要形态的经典现代性的若干特征。在马克思看来，经典现代性不过是资本的本性。与传统社会相比，经典现代性的基础——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不过是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的人格化；现代社会崇尚的先验理性，不过是资本交易平等原则的抽象；人与自然对立，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和劳动的无限掠夺。现代性在造就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人口、城市和消费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首先具有“经济时代”的性质。此后，马克斯·韦伯从“生理学”角度，即维护资本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秩序化角度切入现代性问题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描述的以新教伦理为典范的现代性，正是既具有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又具有信奉“禁欲主义”吝啬鬼特点的资本化精神和理性人格。《经济与社会》阐述了现代性的核心——合理性，将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作为现代性文化的核心加以阐述，其视野的上限是永恒合理的研究资本化社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可计算性”和“精密性”的工具理性被用于现代社会法理型社会和科层制社会。虽然晚年韦伯也对现代性的核心——理性的日益工具化和世俗化表示深深的担忧，但他的以“合理性”为核心的经典现代性成为早年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理论依据，也因此成为二战以后纳克斯、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帕普那克、J.H.伯克、罗斯托等第一批发展理论家的基本视野。尽管这些发展理论家的理论指向不尽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现代性观。一个基本前提是：只要将经济蛋糕做大，其他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解决。
对工具理性和经典现代性的人本化冲击，首先来自于20世纪人本主义对科学主义的反叛。晚期现代性与启蒙理性最大差异之一，就是现代性的两大支柱——人本与理性的大分裂。当年法国哲学家卢梭所忧虑的“科学进步并不能必然导致道德淳化”的命题，演化为一个新命题：随着工具理性的大发展，作为现代性的两大支柱之一的人的本位性却日益衰落和丧失，现代性正在失去其目的和意义。工具理性并未导致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等等一个个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思想家将人本意蕴不竭地演化而出。人本与科学的大分裂，引导现代性步入一个新阶段：非理性或反理性的人本—价值理性正在取代工具理性而成为现代性的新支点。
对形式—工具理性的反叛还来自对二战中希特勒纳粹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反思。按照韦伯“精密机器”理论和“科层制”理想建造起来的德国现代社会，并未有效阻挡希特勒上台，更没有阻止对几百万无辜生命的滥杀。相反，一种被疯狂非理性取得合法性权威的社会工具理性机器，一种所谓的科层制现代性社会，恰好成为精密的杀人机器。没有人权—自由价值作为底线的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的暴政工具。反思这一“冷冰冰的工具理性机器”的现代性的误区，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认为根源在于启蒙的人本精神正在被物欲主义的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所异化，启蒙正蜕化为神学。针对“大写的人”和工具理性的独断论，莱维纳斯以切肤之痛呼唤一个“绝对的他者”。萨特以“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冠名而从自由价值本位出发，阐明一个观念：没有属人的、人本价值含义的理性，对人说来也是无。
对工具理性现代性的超越还源于人的现代化理论。“韦伯原理”曾经从文化人格和伦理经济角度对现代性做出判定，因此他并不完全认同经济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这一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真正弘扬。智利学者萨拉扎·班迪博士曾经说过：“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3](P3)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认为：现代化决不等同于经济指标，一堆经济数字和图表，核心不是“物的现代化”，而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核心是将传统人变为现代人，即在心理、行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彻底转变为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格。而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在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中得到了系统清晰的阐明。
第二重挑战：片面的经济增长—效率发展模型遭遇后发国家公众对公正、秩序和平等要求的阻截。
如果说片面发展观是以经典现代性为蓝本的一种误读，那么，二战以后，特别是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治国的国家虽然在早期有效用，但是远未达到预期的佳绩，相反却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文化冲突、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调、失业率居高不下、公平和公正缺失、腐败和两极分化等。因此，现代化进程屡遭失败。巴西、墨西哥、伊朗等国都在20世纪60～70年代曾因经济增长较快而一度繁荣，但后来却纷纷跌入低谷。伊朗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腐败和社会严重失衡，导致霍梅尼革命。过分倚重GDP或GNP的神奇力量而忽视社会公正、人的素质和政治民主化等边界条件的约束，忽视政府与社会腐败、经济泡沫化和金融投机化等问题的严重性，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而置社会发展目标于不顾的国家，最终都遭到了失败。没有公平的效率、没有公正的发展，不仅是对穷人的掠夺，而且是对现代性根基的抛弃。现代性是一个整体，现代化是一个综合转变过程。实践证明：只有基于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和目标的发展，才是可靠的现代化。
第三重挑战：单纯的物质消费主义现代性观念受到后工业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挑战。
片面发展观在经济发展内部也受到严重挑战。以不断大幅度消耗自然资源来实现GDP增长的方式首先受到冲击。经典现代性将大写的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以日益发达的理性技术和制造业来宰割、榨取和统治自然，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需求。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宣告了这一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因为，这一发展观片面追求人类的利益而不顾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污染和其他无法恢复的生态破坏，最终导致人类的毁灭。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又有赖于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认：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化，一个以服务业为主体、以信息服务为经济主要增长方式的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此后，“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各种理论批判将发展归结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转换为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观。
对经典现代性的挑战还来自生态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如果说，“浅绿视野”在保护环境的呼声中还着眼于人类自身利益，那么，“深绿派”直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强调生态—存在的物种平权，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追源于现代性暗藏的“人类帝国主义”。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原野》中要求建立生态伦理，将人之后的一切生命、环境列入道德清单。为了解决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的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经过《里约宣言》，成为全球绿色发展观行动的准则。
因此，生态文明对片面发展主义的挑战、知识社会与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挑战、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挑战、反思的现代性对经典现代性的挑战，造成以经典现代性为蓝本的片面发展观的当代困境，使之不能不发生变革与演化。问题在于：究竟如何构筑作为新发展观的核心观念?换言之，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究竟是重新解读的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反思(第二次)现代性抑或是其他?
三、新现代性：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中轴
现代性与全球化是一个互动而相成的平行结构。当代英国社会哲学家吉登斯这样来阐释现代性：“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4](P1)全球化是“流动的现代性”。而全球化又不断成为某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性的现实语境。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这一大转换造成了走向现代性国家的新语境。中国发展观的重大变化，正是在两种全球化时代大转换的关键时刻发生的。因此，比较这两种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是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发展观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基础。
笔者曾经指出：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结构与特点存在着五大差异，或正在发生五大转变：
其一，在产业轴心或者产业经济基础上，从工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转向知识经济。数百年来，旧全球化时代的产业轴心主要是工业文明。当年马克思所指认的“现代社会”及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主要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韦伯的经典现代性，就是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吉登斯曾正确地将经典现代性及其旧全球化等于“工业化的世界”，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不能不是由李斯特创立而被罗斯托等人扩展的、以走向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论。反之，20世纪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经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称之为知识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知识经济的控制体系。知本全球化正在取代资本全球化而成为现代性的基础，即哈贝马斯、贝克、吉登斯等人所指认的，不同于经典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甚至于成为后现代性的基础。
其二，在全球化结构上，“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二元结构被“知识文明—工业文明”的新二元结构所取代。经典现代性的全球指向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统治。反之，新全球化结构是“知识文明对工业文明”、“知本对资本”的统治。全球生产网络中，资源优势、简单廉价劳力优势越来越小，而科技、知识、信息的价值却大幅攀升。因此，依靠拼资源和拼劳力而求得发展的模式被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取代。知识经济呼唤人的解放，也同时是一种人对自然—生态、“主—客”关系的解放。
其三，全球化内在张力从一体化向多元化转变。旧全球化时代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的现代性来剪裁全球现代化进程。因此，全球现代性处于西方思维中的抽象理性统治之下。因此，线性思维方式的经典现代性造就片面发展观就毫不奇怪。反之，新全球化呼唤多元理性和多元文化的差异共存，多极化时代使差异与共存成为全球性新规则。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彼此之间不可能相同，都存在着独特道路和特色。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连同其科学发展观，才可能出场。
其四，在全球化控制方式上，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等实体性方式转向人才、知识、信息、政治、科技与文化及大众传媒等知识化方式。全球制高点、主宰和主导力量，已经从单纯的物质经济因素转为知识化程度。知识对资本和物质劳动、非物质要素对物质要素的控制时代已经来临。因此，一个民族如果偏爱财富增长而没有发达的精神文明和先进知识—文化，就必然缺乏当代的核心竞争力。全球竞争也越来越多地向知识、人才和综合国力层次转变。
其五，在全球化思维方式上，从线性的经典现代性思维转向本质上是后现代思维。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创新发展的基本环节和基本前提，即在福柯、德里达、亨廷顿、贝尔及利奥塔等后现代学者笔下的话语，正成为新全球性的理论范式。线性现代性连同发展主义正在受到后现代思潮消解策略的挑战。
新全球化造就了我国发展的独特语境。一个正在走向现代性的中国，遭遇全球后现代的挑战，这不能不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的发展思路的选择。在政府和学界都存在着目标和道路的迷惘，出现三种相互对立的发展观：
其一，既然我国工业化和经典现代性并未完成，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国的发展观应当摈弃全球后现代的侵扰，继续沿着“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典现代性思维加快发展。然而，发展实践证明：这一路径不再合理，难以为继。
其二，既然新全球化背景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生态文明和知识经济时代，那么，跨越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卡夫丁峡谷”而直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文明，应当成为我们的选择。走科教兴国、知识经济之路，走生态文明之路，走多元发展之路，似乎都成为这一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但是，这一发展观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从前现代状态直入后现代，需要有充足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我们缺乏这样的条件。
其三，既然传统发展观存在若干弊端，既然后现代难以实现，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知识经济基础上，重建以“第二次现代性”为根本的发展观。然而，同样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完成第一次现代性，我们是否有资格问鼎第二次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能否跳过第一次现代化阶段而直接导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当代中国合理的发展观?我们认为：不是经典现代性，不是后现代，甚至也不是第二次现代性，而是将后现代导入中国现代化过程、改造现代化的内容、方向、目标及其结构和机制的现代性，即一种新现代性。谓之“新”，主要在于它是一开始就与后工业文明相衔接，受后现代的引导、主导和贯穿，从而使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未来特征有相当的改变。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为这一新现代性奠定了极其重要的产业经济基础。它成为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观念。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新现代性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1.在现代性构成方法论上，可以将其与当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相比拟。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完成韦伯所言的经典现代性，言之“新”，是因为全球化交往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的决定性影响，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主体群众和未来前途都发生了与旧民主革命不同的改变。今天的“新现代性”在方法论上可以看成是发展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思维运动的继续。两者构成的方法论一脉相承。
2.新现代性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接纳和吸取后现代观念主导的基础上必须创新现代观念，如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信息化观念，知识创新观念，科教兴国观念，网络全球化观念，等等。将一个后现代主导观念引入现代性内容之中，重新构筑新现代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内容：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正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产物。
3.以新现代性为核心，科学发展观辩证地融入了现代性历史逻辑的合理内容，因此，它为全球现代性理论研究和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新视界。
收稿日期：200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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