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黄金货币性讨论三次高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中国论文,货币论文,高潮论文,黄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金的货币属性是当代中国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建国后共出现过三次高潮，产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第一个研究高潮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国初期学者们围绕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否为黄金，也即黄金是否具有货币性展开的大讨论；第二个研究高潮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一时期学者们讨论的话题除了上述人民币价值基础是否为黄金外，还有对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上“黄金非货币化”现象的争议；第三个研究高潮为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学者们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救市、各国纸币贬值、黄金受捧现象的研究。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金货币属性研究的学术争鸣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了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1955年适逢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之际，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纸币的性质与职能，黄金还具不具备货币性，余霖(薛暮桥笔名)、黄达较早地提出了“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否为黄金”的问题，接着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大讨论的热潮。基于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否为黄金的不同坚持，学者们分成黄金派与非黄金派两大派别。
(一)黄金具有货币属性的学术观点
不少学者认为黄金仍然具有货币性，黄金是人民币的价值基础，人民币是黄金的价值符号，代替黄金执行货币的各种职能。这种观点被称为“黄金派”，代表学者有：曾凌、林继肯、黄达等人。这一论点的理论依据主要有四条：一是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来看，纸币代表黄金起一般等价物作用，因此人民币是黄金的代表，代表黄金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二是人民币作为金的符号，有历史继承性；三是金币与纸币流通都要受货币流通规律的支配；四是黄金在国际上仍然扮演着世界货币的角色，黄金储备是国际上公认的清算手段。
寿进文较早发表文章公开表明其黄金仍具货币性的观点。寿进文(1955)指出，人民币代表了贵金属，是作为价值符号而流通的。至于人民币本身代表什么贵金属和代表了多少贵金属量，虽然尚未规定，但人民币可以通过与其他固定贵金属含量的货币的比价，使贵金属发挥价值尺度作用。陈仰青认为，人民币是代表着一定的金属量来执行货币职能。这一结论，除了根据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还从人民币的发行历史中得到证明(陈仰青等，1956，第53页)。作为黄金派，陈仰青批评了同派中那种通过人民币汇价来证明人民币代表一定含金量的观点。寿进文和卢钝根正是以人民币汇价为依据来论证在当代中国黄金仍具货币性的。卢钝根(1957)主张通过人民币汇价的办法来间接测算货币同黄金的比价，以此确定人民币的含金量。谭寿清(1957)认为黄金仍然具有货币性，人民币的含金量可以从国家银行对黄金的收购价格中推算得出。喻瑞祥(1957)指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黄金，其含金量则可以通过商品流通对货币商品——黄金的需要量和人民币的发行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确定。
曾凌与黄达都从物价体系的历史继承性来分析黄金在当代中国的货币性。曾凌、韩雷提出人民币代表黄金，执行着货币各种职能的观点。他们从物价体系的历史继承性角度来分析，认为如果要明文规定作为价值尺度的贵金属，那么采用黄金作为货币材料也是自然的(曾凌、韩雷，1957，第175页)。不能因为我国的货币材料和金量问题没有明文规定而否认人民币代表金量的观点。黄达(1957)从旧中国的物价体系推导得出人民币是黄金代表的结论。1964年黄达进一步认为无论是从建国之初黄金与外汇市场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物价的波动，还是从价格体系的历史延续性(旧中国的价格体系是黄金的价格体系)来分析，说人民币价格体系是黄金的价格体系都是可以成立的(黄达，1964，第73页)。
郑伯彬(1957)阐述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实践意义，剖析了纸币与黄金的联系，认为纸币与黄金的必然联系和纸币与黄金的法定联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因为法律上没有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而否定黄金和人民币的必然联系。骆耕漠(1958)在《我国人民币底本位和职能(上)》中，坚持货币天然为金银所指出的那些条件和理由是绝对的，货币不过时，这部分理论就不会过时。骆耕漠在同年的另外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过渡性》中，又推翻自己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在国内的根本经济关系已经不是货币的代表，人民币已经转化为一定量的社会劳动——劳动券的凭证。林继肯(1959)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货币商品仍然是黄金。王克华和王佩真(1966)主张人民币是黄金的符号，黄金是人民币的价值基础。高翔的观点可以说既是黄金派又是非黄金派，他在1965年用历史观分析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时，认为现阶段人民币还是黄金的代表，但是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后，人民币就会由一般等价物变为分配凭证。
(二)黄金不再具有货币性的学术观点
主张黄金不再具有货币性的代表学者有：马寅初、李崇淮、邱震源、薛暮桥等人。这一主张的理论依据也有四条：一是现实中黄金与本位币(人民币)是脱钩的；二是历史上人民币与黄金没有联系；三是纸币作为商品间的交易媒介，是货币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四是黄金非货币化是历史的必然。
马寅初从人民币与黄金脱钩的现实来论证黄金不再具有货币性的观点。马寅初提出，人民币发行的保证，绝不止政府保有的黄金，而主要的是政府掌握了大量物资。这是人民币价值的最重要的保证(1955，第79页)。石武(1957)根据马克思关于货币形态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认为金属货币和能兑换的银行券制度叫做低级的货币形态；纸币流通制度下的不能兑换的制度叫做中级的货币形态；没有法定黄金比率的人民币叫做高级的货币形态。在高级货币形态阶段，黄金不再具有货币性，人民币也不是黄金的符号。叶世昌(1964)认为人民币客观上应该是一种货币商品的符号，但这种货币商品已被抽象，人民币实际上已不是黄金的符号，因此黄金不再具有货币性。
在非黄金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人民币直接代表一定的社会劳动，即代表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观点一时被称为“劳动券论”。除了骆耕漠持劳动券观点外，孙冶方、蒋学模也认同该观点。
在非黄金派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纸币是货币演进进程中的一种独立的货币形式。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末主要代表人物是关梦觉。他在1959年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职工所领到的工资是一般等价物，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黄金货币性的第二次学术争鸣
进入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6年，牙买加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正式取消黄金官价，实施黄金非货币化。黄金非货币政策在国际上引发了争议，耶鲁大学的罗伯特·特里芬教授以及格林斯潘等人都参与过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经济学界对于黄金的货币性展开了第二轮的争鸣。薛暮桥(1979)认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社会产品或使用价值，人民币与黄金不再有联系。这一观点引发了对于黄金货币性以及人民币价值基础的第二轮争议。
(一)黄金具有货币性的学术观点
许涤新认为，人民币是价值符号，是纸币，根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纸币之所以成为价值符号，是因为它代表了一定量的金属(金或银)的价值。人民币是纸币，客观上，它代表了一定量的金(或金属)，因此黄金仍然具有货币性(许涤新，1979，第225页)。刘鸿儒认为，货币要由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充当，纸币是货币符号，代表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金和银发挥作用。人民币作为价值符号，虽然没有规定含金量，但不能因此说它不代表黄金，而直接代表商品。人民币稳定的保证主要是靠国家掌握的大量商品，货币保证和货币商品不是一回事(刘鸿儒，1980，第153页)。喻瑞祥认为货币含金量规定属于国家金融政策方面的规定，不能因为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黄金，就否定人民币是黄金的代表(喻瑞祥1980，第75页)。张亦春(1981)认为当代货币依旧是金的符号。
1981年7月，中国金融学会和广东金融学会联合在广州举办了建国以来首次全国货币理论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人民币价值基础是否为黄金的问题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许多学者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这次货币理论讨论会将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价值基础问题的争论推向了高潮。刘光第和焦玉兰(1981)从人民币与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价格体系的继承与延续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历史上没有金或银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人民币就不可能以金或银的符号的资格进入流通过程，因此，承认人民币是一般等价物，就不能不承认人民币和黄金的联系。刘光第(1983)进一步从纸币流通受金币流通规律制约角度，论证纸币和黄金的关系。蒋金波(1981)认为，人民币是金的符号，它的价值基础是黄金。人民币的含金量是客观存在的，人民币取决于商品流通对黄金的需要量和人民币的发行量。蒋扶中(1981)认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黄金，一国是否规定货币含金量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它与人民币的货币价值基础没有联系。现代纸币是靠国家信用发行的，但其价值基础却不是来自国家信用，而是受货币自身发展的历史状况所决定。柳长生(1981)在讨论黄金货币作用的历史和前途中明确指出，美国的“黄金非货币化”政策不会成功。虽然黄金作为货币是一个历史范畴，但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要使黄金完全失去货币职能是办不到的。黄金仍然是国际结算的重要手段。黄金在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还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的可能。
谭寿清(1981)主张纸币的基础是黄金。针对非黄金派代表李崇淮(1982)的驳斥，谭寿清进行了回应。谭寿清(1983)认为，货币价值变化引起商品价格变化有时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操纵金价使物价和金价的关系复杂化，但不能掩盖货币的价值基础是黄金。周骏认为，人民币代表黄金和人民币是否规定含金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人民币事实上代表一定的金量，至于是否通过法令形式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则是一个技术问题(周骏，1982，第46页)。左大培(1983)区别了“黄金非货币化”的理论与实践，从实践上看，黄金非货币化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些经济措施；从理论上看，黄金非货币化想用没有黄金担保的纸币代替黄金，这是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相违背的。付亚辰(1983)认为，虽然黄金生产赶不上商品经济的发展规模，但作为表现和衡量商品价值的材料，目前还没有其他东西能够代替黄金。对外贸易中，黄金还是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蒋学模(1984)在批评姚先国、周人伟的观点的同时得出了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黄金的结论。李德隆、董诚等认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具有排他性，如果货币不代表一种商品黄金，而是代表了许多种商品，那就意味着商品交换还处在扩大的价值形式阶段，还没有出现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货币的存在(李德隆、董诚，1986，第277页)。
另有一批学者从更为一般的角度来分析黄金的货币性。唐雄俊等人(1980)认为在通货膨胀已成为西方各国通病的情况下，黄金非货币化政策不仅不会成功，而且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还会有所加强。王怀宁用大量事实论证黄金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认为只要存在商品经济，黄金的货币作用就不能被消除(王怀宁，1980，第216页)。徐基新(1981)认为，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出路应是一种包含黄金与特别提款权在内的多种硬通货储备体系。当然这种货币体系也是一种过渡性的货币体系，更为稳定的货币体系仍需依赖黄金的世界货币职能。曹国卿(1981)驳斥了黄金的非货币化。他认为，黄金作为货币商品的资格，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漫长历史价值形态发展的结果。纸币和信用币只有代表黄金才能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可以宣布放弃金本位，但无法改变纸币同黄金的客观联系。各国货币储备中，仍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这些事实表明黄金的货币性仍然存在。胡正华(1983)指出，西方国家推行黄金“非货币化”的实质是为西方集团“滞胀”的经济困境寻求出路。并未一刀两断，黄金依然是真正的价值尺度。国际清算的最后工具仍旧是黄金。纸币仍是金的符号。黄宝奎(1983)认为黄金仍然基本上发挥着货币职能。陈琦伟(1985)在评述“黄金非货币化”现象时，论证了“黄金非货币化论”的错误，指出纸币脱离黄金而履行货币职能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纸币脱离黄金的现实并没为货币制度和社会经济带来稳定。
(二)黄金不再具有货币性的学术观点
20世纪80年代，非黄金派学者对于黄金非货币化的论述更为系统，在这一派中，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商品价值角度来论证黄金不再具有货币性。薛暮桥(1979)指出，货币制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不需要以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人民币是通过综合物价指数代表各种商品的价值。金光明(1980)在《论我国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文章中，赞同人民币价值基础是各种商品的观点。他认为，黄金的使用价值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的价值在增长，社会属性的价值在减弱，黄金在一个国家范围内，退出货币商品的特殊地位的总趋势已经形成。许健(1981)提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不是金，人民币是以商品使用价值作为其物质承担者，以商品交换价值所形成的物价水平作为其价值基础。在首届全国货币理论研讨会上，也有不少学者是非黄金派。邱震源(1981)认为，人民币是真实的货币，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人民币只能是商品价值的符号，商品是人民币币值稳定的根本保证。曹凤岐提出，现代纸币已同黄金脱钩，纸币从黄金的符号逐渐变成商品价值的直接代表(曹凤岐，1989，第41页)。
20世纪80年代初李崇淮多次发表文章参与人民币价值基础问题的争论，并最终在1983年，对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准确的提法，认为纸币代表“待实现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姚先国、周人伟(1984)认为人民币是否代表黄金与人民币的发行应该遵循货币流通规律，是两回事。作为非黄金派，姚先国和周人伟主张人民币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直接代表。
第二种观点是劳动券论。在第二次黄金货币性的争论中，持“劳动券”论者有骆耕漠、卓炯等。卓炯(1981)在讨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时，逐一反驳了黄金派的四个理论依据，认为黄金派所持的理由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货币已经过渡到劳动券，因为社会主义是要消灭商品货币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人民币是劳动券，是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表现其价值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纸币是一种独立的货币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李大明、王荫乔等人。李大明(1981)指出，从历史上看，黄金贵金属最先出现，纸币开始时是金的符号，后来纸币与黄金停止兑换关系，成为独立的货币形式，因此，金银并非天然是货币，货币也并非天然为金银。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中的“物”，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纸币。王荫乔(1982)指出，人民币是独立的货币，它自身具有货币的各种职能。人民币的币值可以通过综合物价指数来衡量。冯全林(1982)从货币价值形态角度进行分析，结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纸币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王春满(1986)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纸币对金的依存度会逐渐削弱，其独立性则会逐渐地增长。纸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独立的价值形态，是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周晓寒认为人民币是独立的货币，是一种纯价值体(周晓寒，1988，第6页)。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便归于前几类的黄金非货币化观点。魏盛鸿(1981)认为，人民币是货币形态发展的产物，它没有规定法定含金量，又不能与黄金兑现，是与黄金脱离了关系的纸币，因此黄金不再具有货币性。陈伟恕(1982)、徐学峰(1983)都认为黄金非货币化是历史的必然。易梦虹、许国云(1984)指出，黄金的货币性与纸币的法定含金量、按含金量确定的法定汇率体系、黄金官价的维持、纸币可以在特种方式下兑换黄金等规定是分不开的，鉴于现代国家多数都放弃了纸币含金量以及兑换黄金的规定等，因此，黄金的货币职能已经结束。潘佐红、朱立南(1985)认为，货币的商品形式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货币形态从古老的商品货币阶段发展到现代的职能货币阶段是一个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黄金的非货币化是必然的。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金货币属性的研究观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黄金货币属性的分析，学者们主要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继续延续了人民币价值基础问题的讨论，主张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黄金或者不是黄金；另一种观点则是从更为一般的角度，如黄金的自身属性来分析黄金是否还具有货币性。
李万军(1991)在分析黄金与货币的关系时，重提人民币价值基础的问题。他认为，人民币的本质特征是一种纸币，本身没有价值，而是价值符号或价值代表。国家虽然没有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但人民币在客观上是代表黄金价值，充当一般等价物，执行货币的各种职能。人民币同黄金的这种内在联系是由货币流通规律决定的。吴来君(1994)反对把黄金作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认为这既不符合规定，又不符合人民币是流通中唯一统一使用的本位货币的现实，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国家的经济实力。
也有的学者从黄金自身属性角度分析黄金的货币性。徐倩(1993)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黄金去货币化”政策，黄金的历史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黄金只是一种金属商品，不再是货币了。
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人们对于黄金的货币性问题认识更为深入。多数学者认为黄金还具备一定的货币性，或者至少还是重要的货币发行储备。这些学者更注意从黄金自身属性方面来分析黄金的货币性。从国际背景看，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货币与黄金挂钩的国家，1999年瑞士在全民公决后，放弃了货币与黄金挂钩。马英俊(1999)认为，黄金去货币化后，货币的某些职能，如世界货币职能，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那就是真实的金和银。而从各国的货币储备来看，黄金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危机国家由于黄金储备很少，在遭受外部冲击本国货币时，不得不向本国老百姓求援。易都佑(2000)分析了黄金的价值与地位。他指出，黄金非货币化不能等同于黄金简单地向普通商品回归，在现代金融制度下，黄金仍然具备明显的货币属性。蒋铁柱、韩汉君(2001)对黄金的货币职能进行了再认识。他们认为，虽然从法律意义上说，从1978年开始黄金已经非货币化，但是从社会经济意义角度而言，黄金作为最终支付手段，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等货币功能依然存在，而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仍然需要黄金继续发挥其货币职能。随着现代化的电子支付手段的推广，将为黄金的再货币化以及“e—黄金”货币体系的建立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杨小平、李凤祥(2008)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国黄金的货币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严禁黄金的民间流通，但黄金仍然具有货币性，黄金的货币作用主要体现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结算。2004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了人民银行经营管理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的职责，这些都表明，黄金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货币性。
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黄金货币性研究的第三次高潮
2007年年初，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黄金的货币职能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畅销财经书籍——《货币战争》系列的作者——宋鸿兵即是黄金货币性回归论的代表人物。
宋鸿兵认为现代社会被民众所广泛接受的信用货币制度，在本质上是靠债务来维持的，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尚无定论。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全球货币体系有可能重新回到黄金上来，或者黄金出现部分货币化。许多学者从多重视角加入了讨论。黄小波、张勇(2008)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黄金走向了“非货币化”，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一直承担货币的储备功能。粮食危机、原油上涨推动着全球通货膨胀，次贷危机及其后续影响削弱着美元地位，金融动荡背景使得黄金天然货币属性还有发挥的空间。周洁卿(2009)指出，持有黄金可以降低信用货币的信用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因而，黄金的货币地位依然存在。金信(2009)、江向东(2009)指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黄金在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货币职能属性上，正强势回归。
张静薇(2010)分析了黄金的货币性与其价格变动之间的联系。她认为，黄金的货币性特征并没有随着非货币化历程而消除。许斌(2010)用1995年1月到2009年6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通过协整检验分析了黄金对美元和通货膨胀的对冲作用，结果表明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黄金价格对美元指数以及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单向作用，结果还表明黄金可以作为通货膨胀的指示器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还有不少学者基于国际货币竞争的物质基础是黄金而主张增加黄金储备。例如黄泽民、石清华、曹家和等。石清华、曹家和(2011)认为，基于对冲作用，依据PI指数来配置黄金，储备功能的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合理比重为5.87％。目前黄金储备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1.6％，仍应提高黄金储备水平。
五、简评黄金是否已经失去货币性
长达60多年的三次黄金货币性大讨论，虽然讨论并没有形成共识，但还是很容易得出以下的两个结论。
(一)黄金始终是一种特殊的战略资源
信用货币制度下，黄金不仅是货币管理当局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是货币发行的基础，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战略资源。根据世界黄金协会2011年1月26日发布的2010年各国官方黄金储备数据，到2010年底，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官方黄金储备合计为30546.1吨。其中全部国家的黄金储备为27198.6吨，占各国全部储备资产的比重为11.6％；欧元区(包括欧洲央行)的储备为10792.5吨，占其全部储备资产的61.9％。黄金储备前十强的情况见表1。实际上，作为“黄金非货币化”的肇始国，“黄金非货币化”以来，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黄金货币性的回归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性的扩张政策导致世界经济进入高通胀时代。在美国，自联邦储备银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为避险与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的人们纷纷抛弃不断贬值的美元，转而求助于黄金。美国犹他州还顺应民意，通过了允许财政部所发行的金银币为合法流通货币的法案。2011年1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持有2827.2吨黄金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不少国家增持了黄金储备。这一趋势表明，尽管货币当局没有明确宣称黄金货币性回归，但价格信息已经向公众传达了现代市场渴望黄金货币属性回归的明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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