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1-0101-15
20世纪最后20年间，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在1993年一次 访谈中说：“1985年以后，我感到我在思想上有所变化，但同时我还感到另外一种变化 ，那就是一些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由于不理解，观点也就慢慢有了分歧。”[1](237 页)这里所说的分歧，大致是指他与张忠培之间常被看作观点的对立，后来并形成公开 的争论，引起学界较广泛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俞、张二位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名副其实 的权威，更由于在这场争论中他们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2](218页) 。而根据考古学界公认的分类法[3](16-17页)，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恰好是考古学的两 大分支，即历史考古学和史前考古学(注：有学者认为“史前”此命名不妥，参见陈星 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2-12页，三联书店，1997年。)。故这两位考 古学界重要人物之间的争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成为考察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考古 学发展动向的一个途径。本文仅初步梳理和分析这场争论，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教。
一、争论发生的背景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建设运动，大量遗址被发现，大批遗物出土， 有外国考古学家称这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1](151页)。但到80年代，国内的考 古学者却有进入“困惑”境地的感觉[4](277-296页)。针对中国大陆考古学的现状、走 向、理论、方法等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出现一股反思的热潮。1984年，苏秉琦在北 大考古系教师会上说：“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习惯于整理材料，编写报告、论文，进行 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诚然，这些工作都带有科学研究的性质，都涉及到一些理论，但 其中却普遍存在着概念模糊的问题。说到底。是我们的实践工作已走在前面，理论工作 落后了。”他提出，探索“基础理论”(具体指“区系类型”理论)当是“现阶段”考古 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5]。
在对中国考古学整体反思的同时，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并介绍了国外考古学的研究状况 ，引入了许多新技术、新名词、新观点；但译介文字多偏于“论”，少见较具体的研究 性论文(注：也有个别的例外，如Colin Renfrew：《巨石建筑遗迹的社会考古学》，周 本雄译，王世德校，《科学》1984年第3期。)。在借鉴了国外(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研究 方式、学科设置等内容后，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众多新学科、新分支竞存的现象。《中国 文物报》的第3版从80年代末便成为介绍新见、批判旧法及讨论切磋的场所，《东南文 化》等地方学术期刊也显示出对新事物的关注。这次反思具有较强的突破性，有学者甚 至开始质疑地层学、类型学这些20世纪才传入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基础方法(详后)(注： 关于地层学和类型学，张忠培认为“层位学”比“地层学”命名更合理。参见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214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类型学又有叫做“形态学”和“标型学”的 ，参见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考古学是什么》54页。本文凡提及此 二种方法，均采《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命名，称“地层学、类型学”。)。但 总的说来，多数讨论立意相对高远，基本未涉及具体的个案研究。
张光直在那段时间的中国与国外的信息交流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些在国内甚 有影响的学者，如俞伟超、童恩正，似都与他在学术上有过深入的对话和合作[6](176- 180页)[7]。1980年，张先生在社科院考古所作了一次演讲，指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 器物分类法和社会制度探讨存在一些问题，对当时的学者不啻为当头棒喝[8](pp48-57) 。他的《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于1983年在大陆出版，书中提出的“青铜时代”概念及其 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意义、夏商周三代的并存关系及古代国家形成阶段等观点对当时大陆 学界具有相当的冲击力。在前言里，张先生写道：“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试试看能 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例子证明中国古代的研究不是‘专业’而是‘通业’。”
“新考古学”(new archaeology)之名在80年代初已为大陆学界所知，夏鼐在《什么是 考古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序言中均正式提及，但对它产生广泛兴趣要 到80年代后期。1988年，俞伟超等先生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 肯定了“新考古学”中的合理成分。此后对“新考古学”的翻译介绍和讨论大量出现[9 ]，但学界对它的理解存在歧异。例如，夏鼐认为它是“学派”，容观琼认为它是考古 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0]。相比之下，80年代前后在国外兴起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 中国学界却没能引起较多的关注(注：笔者所见的有关翻译或介绍较少，90年代初有赫 俊红译Patty J.Watson[美]的《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解释：1985》，《东南文化 》1992年第1期，以及曹兵武的《考古学的新思维——新考古学述评》，《中国历史博 物馆馆刊》1993年。)。
较早到美国的童恩正曾计划与美国学界合作以推动国内考古学的发展[6](176-180页) ，他本人也对国外的考古发展做了较多介绍。80年代初，童先生发表了介绍石器微痕研 究的文章[11]，并就农业考古的方法问题提出多学科配合研究的建议[12]。他介绍国外 对文明、文化的理解和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于摩尔根、恩格斯学说的新论，并尝试用它 们来解释中国的考古资料[13][14]。
1983年，梁钊韬、张寿祺发表了《论“民族考古学”》一文[15]。此后涉及“民族考 古学”(Ethnoarchaeology)(注：对此译法学界有不同意见。参见何驽《也谈民族志考 古学的定义与方法》，《中国文物报》1989-8-18(3)。)的文字渐多，80年代末，《中 国文物报》曾辟专版进行讨论[16]。“动物考古学”[17][18]、“环境考古学”[19][2 0]、“聚落考古学”[21]、植物考古学、水文考古学、沙漠考古学、农业考古学、冶金 考古学、天文考古学、医药考古学[2](158页)等均在这十年间出现了。
1984年，朱乃诚尝试运用概率方法对墓地分期排序，以分析渭南史家墓地墓葬[22]。 陈铁梅稍后承认“统计分析，数量分类等数学方法”可以提炼出更多的信息，但认为这 一方法尚不足与“地层学、标形学”方法鼎足而立[23]。朱乃诚则以为，只采用一种分 析方法(即考古地层学和标型学)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而概率分析、数学方法及运用计 算机是弥补不足的可循之途[24]。1990年前后，周星[4](282-287页)[25]、郭晓晖[26] 、李科威[27][28]等人也从不同角度探讨过类型学。1994年李科威发表了《考古类型学 的原理和问题》一文，将类型学分为两种使用方式：分类和类比方式，指出后者具有盲 目性或然性；而运用前者仅能排出渐变的历史序列，且若只依表面形态分类的话，其结 果很可能背离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此文实际上是试图证明类型学已经过时[29]。
在受外界影响的同时，中国考古学基于自身几十年的积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俞伟 超和张忠培的争论便发生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但却是伴随着中国考古学自我整合的内 在理路逐渐演化而成的。有人认为，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受政治影 响较大；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夏鼐曾引日本同行的话说：中国考古学虽然贯穿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信奉摩尔根、马克思单线进化论，但“在野外考古学调查，发掘现场，却是 尊重事实。那种以理论歪曲解释事实的倾向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确实是罕见的”[30] 。张光直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翻检过去30年的考古学书刊，就会发现政治化的倾 向始终存在。不过，概因忠实于传统的史学独立性，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受到 政治化极端的影响。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报告和论文中，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两者泾渭分明，互相之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31](29页)。
中国考古学“没有受到政治化极端的影响”是否即是受“传统的史学独立性”的影响 还可考虑，但“政治术语”常常存在于表层是可以看到的。这里说的政治影响主要不是 指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所谓“政治术语”其实更多是指从摩尔根到马克思关于人类古代 社会的理论。因此，1949年后政治与考古学的关系后面隐伏着一个并非1949年后才出现 的问题，即应当怎样认识和处理理论与考古发掘资料的关系。
50年代中后期，一些青年学者批评考古学的资产阶级方向，主张“厚今薄古”，指责 的就是考古类型学，认为器物排队繁琐，见物不见人(注：参见张忠培等《笔谈“厚今 薄古”》，《考古》，1958年第8期；苏秉琦在1987年对此还有生动的回忆，参见《给 青年人的话》，《文物天地》，1987年第4期。)。夏鼐主持写作的《辉县发掘报告》和 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都被树为靶子批判。但这股风很快得到尹达等学者一定 程度的纠正。当时编写“十年考古”，如何组织资料的问题摆到学者们的面前。而“在 古代社会中，留下来的最多而且最常见的遗物应该说就是陶器了”。尹达因此提出，“ 陶器的科学研究是不应当过分忽视的”[32]。此后，他更加明确地强调陶器对新石器时 代研究的作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具有其自身的科学程序、科学规律，包括着大 量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探索 ，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33]
到了80年代，苏秉琦自己的研究取向也从重实物转为兼顾理论与实践，如他所说：从1 975年到1987年的十余年间，“对区系类型理论来说，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过程。其中的内容有二：一是按照区系类型理论的观点，有选 择地在各大区系范围内开展重点发掘工作；二是围绕各大区系内部、外部，不同考古学 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等关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与横向的专题学术 交流活动。”关于前者，苏先生列举了12省20多处重点发掘为例；关于后者，则举1982 年到1987年间的7次会议为例[34]。如此庞大的研究规模，足见苏先生的主张在80年代 的影响力(注：俞伟超便认为苏先生的主张在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占据主流的位置，参 见《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229页；关 于苏先生探讨考古学理论的情况(主要是90年代)可参见俞伟超《本世纪考古学的一个里 程碑》，《中国文明起源新探》6-10页，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年。)。这两方面 的活动都是为了完成中国文明起源这个大型系统工程，说它是从7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 初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最大课题，应不为过。
1984年，《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35]面世，俞、张二先生合写的《编后记》可谓 两人“志同道合”的最佳表现。文章叙述了苏先生从40年代研究斗鸡台瓦鬲墓时对单种 器物运用分型分式法到50年代对遗迹单位、60年代对考古学文化运用分型分式法，以至 80年代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的学术历程，明确提出“多少人的血汗浇灌终于培育 出了‘中国学派’这一新种”，并指出苏先生1981年提出的考古学研究之“中国学派” 的三个特征，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区系类型理论、探讨中国文化的任务(注 ：参见苏秉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考古》1995年第6期。但文中也提及 有人反对“中国学派”的说法。)。
俞、张二先生皆是苏先生的弟子，从他们在80年代以前发表的文章看，其研究对象和 方法有相当距离。俞先生主要从事“历史时期”(尤其是先秦两汉)考古学研究，而张先 生则专攻“史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俞先生虽也关注和参与田野考古工作，其论文多 建立在考古遗存与文献互证的基础上，如《秦、汉的“亭”、“市”陶文》[36](132-1 45页)用文献释读“亭”、“市”含义及陶文中的地名；《铜山丘湾的商代社祀遗迹的 推定》[36](54-58页)解释立石为“社”和“杀人祭社”的风俗；《马王堆一号汉墓出 土漆器制地诸问题》[36](146-153页)用文献和器物铭文推断遗物来源；《周代用鼎制 度研究》[36](62-114页)涉及到考古类型学问题，但也是首先从古文献中归纳出周人自 己对鼎的分类和用鼎制度。而张先生围绕史前考古学文化所作的研究多见地层序列分析 和器物(主要是陶器)类型比较，目的是理清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基本特征、衍变及分 布情况，如《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37](11-16页)、《试论东庄村和西 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37](17-27页)等。
到80年代初，俞、张二先生都对考古学理论、方法进行了探讨，特别对地层学、类型 学方法作了系统总结(注：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 第5期；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此 二文1984年9月后曾作为国家文物局主办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讲义使用，收入《考古 学是什么》。)，并都注意到“文化因素”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俞先生那时较多 涉足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注重考察古代民族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在1985年楚 文化研究年会上首次提出“文化因素分析法”，即“分析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不同文化 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确定其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他认为这 一方法是从类型学实践中归纳得出的，仍是“一种类型学方法”[1](119-132页，216页 ，211-227页)。其具体个案包括分析西戎诸族的“屈肢葬”习俗与辛店文化高领袋足双 耳罐传播、流变的关系[36](180-192页)，楚与吴越之间文化因素的互渗[36](243-253 页)，“羌戎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等[36](193-210页)。而张先生在1984年的文章 中也说：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多元结构，是由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而成的统一 体。通过类型学的分类对比，可以明晰其构成情况及源流[37](260页)。
可见他们两人都开始注重考古学研究中的“文化因素”，而且都强调“文化因素”与 类型学的关联。因此，如果从俞、张二位先生的研究方式来看，可以说他们在80年代初 比较接近。然而到80年代中后期，俞先生的视线发生了转移。
二、“现代”与“传统”考古学的想象对立
俞先生后来回忆说，1983年秋至1984年春访问哈佛大学时，张光直就区系类型理论“ 与我有争论。他说，区系类型不等于别人不做，而且比我们做得还早。我感觉到也许我 们在摸索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发展得比别人完善些，但时空框架问题总体上仍然属于考 古学发展过程中上一阶段的东西”[1](231页)。这可能是前引俞先生1985年“思想上有 所变化”的先期因素。
1987年，俞先生在“《中国美术史·秦汉篇》讨论会”上发言，用考古材料并结合民 族学、历史学研究成果概略分析了从石器时代到东汉末年中国古代居民世界观变化的情 况。在1988年的修改稿结尾，他谈到考古学研究从具体到抽象需走三步：第一，年代学 研究；第二，理清文化发展谱系；第三，透过具体材料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 态[38]。其后的两年中，他反复讲考古学不仅要研究物质生产力，更要探索社会组织和 精神领域的内容[1](133-136页)。这应是俞先生后来扩大“考古学文化”范畴的先兆。
在1989年的文章中，他将全球范围的考古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期、传统 时期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传统时期的考古学主要是对遗存的具体说明、整 理和复原。苏维埃学派最早(约20世纪20年代)关心历史规律性问题，但在“左”倾机械 唯物论统治下，热衷于“论述抽象的社会学公式”。1949年后的中国考古学受前苏联影 响，也将目标提高到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但因长期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为物质文 化而束缚了研究层次。且当时大量遗存出土，建立文化序列成为首要任务，故虽也有学 者用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探索历史规律，却并非第二阶段的主流。到第三阶段时 ，探索人类文化进程的规律方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宗旨。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地进行了实 践。他认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新考古学”提出的“假设模式——发掘验证”的方法有其 合理的内核[1](141页)。
如果说美国“新考古学”是将人类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的话[3](3页)，则俞先生 代表的“新派”与之又有区别。他在1991年的《考古学思潮的变化》一文中详细地介绍 了美国的“新考古学”，并预言中国考古学也即将进入第三阶段。此文中已提及比“新 考古学”更新的流派——“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它强调在认识人类活动时，应注意 人类主观知性所起的作用(注：俞伟超：《考古学思潮的变化》，《考古学是什么》161 页；并参见《新世纪寄语》，《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
1990年，俞先生将这些转变后的认识具体运用到楚文化的研究中。他在肯定自己1981 年对“楚文化”所作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其本体意义应当类同于当代人类学中 的‘文化’一词的概念”，也就是应当包括“一切行为的、产物的特征”，“一切物质 文明、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特征”。他从东周时期楚、鲁、三晋和秦在哲学、文学、 艺术上之不同，大略比较出这四个区域代表的四类“文化观念”，并以此为例，说明考 察不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理解人类群体行为的必然性”的一个研究内容[1](143- 146页)。此时已可见他后来所谓“学科合流”主张的端倪。1992年俞先生与张爱冰合作 发表了《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以下简称《论纲》)一文，在内容上部分承袭80年代初关 于地层学、类型学的认识(如“层位论、形态论”)和1987年以来的一些新观点(如“文 化论”等)，并提出理解考古学的性质、目的、任务、方法的“十论”，即层位论、形 态论、文化论、环境论、聚落论、计量论、技术论、全息论、艺术论和价值论。这可以 说是对此前中国考古学界出现的新观点一个较系统的总结。
但是，这些新取向的探索在张忠培看来都有由实入虚的倾向，并进行了持续的反驳。 他后来回忆这场争论时说，自己在80年代初提出的实事求是、透物见人地研究历史的主 张被一些倡导“新考古学”的学者说成是过时的“传统考古学”，而他则认为所谓“新 考古学”就是搞从人到物、以论代史的先验论，结果他“被推入争论的旋涡”，言下颇 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2](297页)。
1984年《史前研究》举办“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 ”，张先生发言说：“我国史学界对待《起源》，历来就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这 两种态度。”他主张研究史前史要以“大量的古代典籍，尤其是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 族学发现的新材料为出发点”[39]。从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模式出发，是后来争论中张 先生反复强调的一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未特别强调考古学的独特性，他所 说的“新材料”也可以来自古代典籍、古人类学和民族学。从1987年到1992年，张先生 发表了若干文章，批评考古学界某些不实作风，如无视中国考古学已有的对聚落和环境 的研究，将“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当作新考古学才有的内容；在学科手段并未发 生基本变化的情况下，划分“传统考古学”与“现代考古学”；笼统地谈学科渗透，妄 定分支学科等等[2](211-217页，250页)。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没有指明其反对的对象 。直至1993年，张先生在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届讨论会上点名批驳俞先生的主张，尤其 是《论纲》一文。同年10月24日，《中国文物报》刊载了张先生发言的第二部分内容， 引起学界广泛注意[6](141页)，“俞张之争”也由此而明确。
张先生的反驳主要针对两个问题：1.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阶段；2.“新派”新在何处?他 不同意在中国划分“传统考古学”与“现代考古学”，认为“影响中国考古学基本过程 的，既不是宾福德，也不是‘新阶段的考古学’，而是夏鼐和苏秉琦”[2](223页)。张 先生把中国考古学史分为六期，每一期的标志是“揭示考古学所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的 理论或其实践中的一些重大科学事件”，即：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1931年梁思永 揭示后岗三叠层；1948年苏秉琦发表《瓦鬲的研究》；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 文化的定名问题》；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讲演；1985 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注：张忠 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这一分期有明显的 “倒放电影”倾向，1949年后不在中国大陆的李济竟然不在其中，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详后。)。
俞先生之《论纲》在张先生看来并无“新意”。首先，对考古学文化的理解，“新派 ”所引进的人类学“文化”概念并未给“传统考古学”加上新内容。所谓“物质的、社 会的、精神的”三个方面实质上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基础 与上层建筑的范畴。他同时指出，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看待考古学“文化”，是舍弃了 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志，将会给考古学研究带来混乱。其次，他认为俞先生文中的“环 境论、聚落论、计量论、技术论”等未必都称得上是“方法论”，且均是“传统”中已 有的东西[2](222页)。例如，1949年以前的殷墟发掘和1949年后的半坡、北首岭、元君 庙的大规模发掘都是“聚落考古”，周口店、殷墟也已经搞过环境研究[2](250页)。不 过，后来在《聚落考古初论》一文中，张先生也承认这是个“既传统又颇新颖”的课题 [2](119-204页)。张先生并不反对将现代科技运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他自己就是1949年 后中国考古学界最先搞墓葬人骨鉴定的学者[2](287页)。但他认为科技手段至少在目前 阶段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如以碳-14测年代，有其准确值范围，并不能达到精确，甚 至有时还不如类型学分期更合理；而植物孢粉分析中提取的孢粉标本无法确定它所代表 的地层；甚至骨骼的性别鉴定也有不可信之处(注：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国考古学》第113-118页；《浅谈考古学的局限性》，《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其《母权制时期私有制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 第1期)一文，将鉴定为男性的小孩墓(姜寨M22、M26、M27、M29)依随葬品的种类重新认 定为女性。)。至于利用计算机进行研究，操作的前提条件仍是研究者运用类型学进行 的系统分析，它不过能提高效率而已[2](212页)。在他看来，科技手段使考古学获得了 更多的信息，故需大力提倡，但并未动摇地层学和类型学那“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地位 (注：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国考古学》第122 、123页；《浅谈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第148页；《中国考古学 的思考与展望》，《中国考古学》第244、245页。臧振华则认为，如果将考古学研究的 过程分为资料的获得、处理、分析与解释四个阶段，层位学和类型学的作用“充其量只 能达到资料的分析阶段，对于资料的解释，就不太能够有所发挥了”。参其《中国考古 学的传承和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第169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 。)。
俞、张二位先生间的更大分歧是此后才逐渐体现出来的。前已述及，俞先生认为“新 考古学”在目标高远而材料不足的情况下，运用“假设模式——发掘验证”的方法具有 “合理的内核”，而新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的根本差别正在于是否作理论上的推测[1]( 215页)。他提出，将考古学文化的范畴扩展到物质、社会、精神三个方面后，其核心部 分将被视为是人们群体共同观念体系的产物。用各种遗存来了解历史，便需研究这一共 同观念体系。他不同意将这种看法简单视为人类学传统，而认为是考古学、历史学和人 类学在逐渐渗透和综合，对考古学文化作整体性思考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1](171页)。 由此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与美国“新考古学”的相似性，如“新考古学”的先驱瓦特·特 勒便主张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一体化”，主张“文化的概念是一种综合体，应当采用一 种综合研究法”[1](158.159页)。1993年后，俞先生似乎不再提“模式—验证”的方法 ，但一直坚持三学科合一是应有的发展趋势(注：如《楚文化研究的新基石——评<楚国 历史文化辞典>》(《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8日第2版)、《人类文化研究的趋势》(《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1999年第5期)、《新世纪寄语》(《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
张先生则正从这种“模式—验证”的特点看出“新考古学”不过与“被教条主义捆绑 起来的考古学形式不同，实质都是搞从人到物、以论代史的先验论”[2](216.217.297 页)。他认为考古学家“只能让研究对象自身的逻辑关系从自己的头脑中蹦跳出来，切 不能用别的学科结构，哪怕是那些被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取代对考古遗存的 具体研究”。张先生通过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来说明从考古材料出发而不是从先验模式 出发寻找“客观规律”的艰辛：1958年，他主持发掘元君庙墓地，受摩尔根和吉谢列夫 的启发，不仅对人骨进行了鉴定，而且比附“家族、氏族、部落”写出了发掘报告。但 在老师苏秉琦的严格要求下，以数年的时间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排比，终于取得墓葬分 期分区的合理结果，推翻了他原先的臆想[2](268-269页)。
但是，从“俞、张争论”公开化后两位先生的具体研究看，他们研究取向的对立并不 明显；相反，其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下面即作一简单的考察。
俞先生的《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地望及其土地崇拜》一文考察了 早期巴、蜀文化在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主要通过对比中原商文化和巴文化、 蜀文化的遗存(如陶器、铜器)的种类、样式、数量，认为巴、蜀文化既有同也有异，并 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殷墟商文化的影响[40]。可见他仍然认同考古学区系类型 。此文和另一篇研究三星堆的论文都涉及到古人的崇拜和信仰内容，俞先生推测大铜树 为“社树”，理由之一是它与东汉时期四川及其他西南西北地区出土的铜质摇钱树有一 脉相承的关系，而摇钱树早已被推测为是“社树”的模仿；二是商代流行“社树”崇拜 ，三星堆早蜀文化存在很多商文化因素，故可类推；三为“社树”是祭祀土地神的，而 蜀人正是以农业为生。从此结论出发，他又推测铜树为蜀王专用、兼具祭天的意义，铜 人象征祭地的神祗等[41]。这一系列推论的主要依据是遗物形态、古文献记载和相互的 共存关系。其《“神面卣”上人格化“天帝”图像》一文中的文献份量更是极重[42]。
在这段时期，俞先生仍然坚持“文化因素分析法”对考古遗存的研究，其《<当阳赵家 湖楚墓>序》、《<江陵九店东周墓>序》和《<舞阳贾湖>序》均有提及。这三本报告本 身也都细致地分析了遗存的文化因素组成情况。在《<舞阳贾湖>序》及《江阴祁头山遗 存的多文化因素》[43]中，他强调仅以陶器特征作为判定某一考古学文化属性的主要因 素是不够的，贾湖的农业、祁头山的璜形玉器，都表明一个与陶器群有差异的文化传统 ，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应该有不同的层次，还应当作整体性的思考。这期间，俞先生 主持了“黄河小浪底库区班村仰韶文化遗址综合发掘和研究项目”[44]，以多学科合作 为重点，相当能体现俞先生的变革意识。由于此项目的最后报告尚未公之于众，故其能 否成为中国考古学“新派”的作品典范还需拭目以待。
张先生在90年代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文明形成这一课题。其《仰韶时代》[45]一文无 论从篇幅还是从内容上看，是这一时期张先生的重要成果。此文先论述了仰韶时代各考 古学文化的递嬗演变情况，然后用了约8页篇幅专论仰韶时代人种、人口问题，重点是 儿童死亡率、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和成年男女的健康状况比较；对社会组织的考察主要根 据村落、房屋的布局和葬制，论述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过程；宗教方面，通过考察相关 遗物，如濮阳西水坡的蚌壳图案，含山凌家滩的龟甲，牛河梁的女神庙以及大地湾的地 画等，探讨“巫师”的出现和史前居民的信仰。《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 [46]是张先生在此阶段发表的另一篇较重要的文章，他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祀”和“戎”均有专人掌管，“国家”的重要内涵已具备。由于资料显示人殉极少 ，墓葬的主要区别在于规模以及随葬品的质和量上，说明它并不是奴隶社会。
张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47]和《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48 ]两文均以“神权”和“王权”为专人掌握作为中国进入文明的标志，他认为西周及以 前中国文明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 制、礼制和分封制、有奴隶但并非奴隶社会。《窥探凌家滩墓地》[49]一文先梳理史前 宗教形式，即龟甲、玉琮和骨卜三者的演变和互相影响，次讨论凌家滩墓地反映的神、 军两权人物在经济领域的地位，最后通过与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相比较 而反映其独特的个性。而《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生业、文化与环境》[50]一文更体 现了张先生用考古学的眼光考察环境历史变迁的尝试。
不难看出，不论是两位先生的基本观点陈述还是其具体的研究论文，都有很多相似之 处。他们对待考古学运用现代科技和对环境、聚落进行研究的态度以及对考古学研究内 容的理解，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研究取向方面，俞先生的主张中真正为张先生所反 对者只是“模式—验证”的研究方式。事实上，如前所述，两位先生在80年代都产生了 从过去的模式中走出新路的意识；不过俞先生主张更广泛、全面地联合历史学和人类学 ，而张先生主张返回考古资料本身，建立考古学自己的理论体系。张光直以为，“两人 的主张与其说是不同，不如说是互补”[6](150页)。然而，何以本来可以是互补的意见 却引来两位先生这一场争论呢?
可以说，应该怎样划分中国和国外的“传统”与“新派”当然是基本认知上的歧异， 但背后隐伏的却是一个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学更基本的问题，即怎样看待和处理文献与 实物史料的关系(注：前文已指出，在50年代青年学者批判“见物不见人”的“考古学 资产阶级方向”时，苏秉琦和夏鼐都是批判的靶子。到80年代苏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界的 影响日大时，他的研究取向也从重“物”进入了系统性的理论探索。俞、张二位苏门弟 子皆追随了老师后期治学的变化，不过张先生似乎更注意继承老师以前对实物的注重。 )?这同时牵涉到另一个日益敏感的问题：考古学应该是独立的学科还是历史学的一个分 支或“二级学科”?这样的问题必须置于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之中才能有陈寅 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下面即试从学科发展的视角考察这一争论。
三、从学术史看中国考古学的属性
一般都同意，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以安特生为起点。从安特生到李济最初主持的发 掘都是运用水平层位的发掘方法(注：陈星灿指出，事实上他们都注意到了地层的土质 土色变化，且李济在发掘方法上比安特生更进一步，是“相当科学”的，反映了“二十 年代发掘的较高水平”。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134-151页 。)，梁思永则改为划分文化层。前些年有大陆学者认为，在梁思永之前，中国考古学 界只从国外学到了一些并不地道的田野技术，持此看法者也包括俞先生(注：俞伟超： 《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考古学是什么》第8-10页。夏鼐先生似也有此意，见 其《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前引张先生对 中国考古学的六期划分，也将李济排除在外。这再次凸现出俞、张二先生的共同之处： 即有意无意都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创始人李济不够重视。这一见解或因为与海外学 术交流曾经长期中断，至少不够全面，若二位先生今日言此，想不致如此。
张光直就认为：李济个人的研究取向和成就对中国考古学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就 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时代”[31](24-27页)。他针对梁思永之前中国 考古学界田野技术并不地道的观点解释说：1928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 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新的方法尚在探索中。梁 先生因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 “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从而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51]。但是，“自1929 年以来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即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其发展的基础 还是李济先生用锄头在小屯最先奠立下来的”[31](435-436页)。
其实李济的影响并非局限在狭义的考古学领域，他在运用地下实物进行中国上古史研 究方面启发了一代学者。罗志田认为，尽管“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 ‘二重证据法’，其实当时仅任清华国学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 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清华国学 院第一届学生徐中舒治学取向的变化便相当能体现这一点(注：罗志田：《史料的尽量 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关于徐中舒受王国维和李济的不同影响，参见陈力《徐中舒先生与夏文化研究》，收入 杜正胜、王汛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 319-329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对中国考古学来说，李济从文化人类学的 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出解释有着深远的影响。故张光直提出，李济在中国古史的研究 上是一个学派的开山祖师，“这个学派也许可以叫它作‘兼容并包派’或是‘多学科并 进派’，但还是以‘人类学派’的称呼最为简单明了”[31](26-27页)[6](168页)。陈 星灿也认为李济的贡献之一是与安特生等人一起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注： 陈星灿：《试论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按陈先 生此文的意图在于提倡中国考古学界运用人类学的材料、观点和方法去解决考古学的问 题。)。李济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人类学的思路和眼光，愿意广泛吸收一切相关资料， 并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文化里进行研究[6](168-175页)。因此，他的考古学研究“是广 博的，不是狭隘的、专业化的；是重比较、向外开放的，不是闭关自守的”[31](424页 )。但李济的这些影响，后来似乎没有得到大陆考古学界的充分认可(注：罗志田老师提 出，李济在1922年学生时期就撰文讨论“语言-符号对人的思维定势之持续影响”，并 提出以此为文化研究的基础，这与清代重小学的学统及后来傅斯年、顾颉刚等提倡的将 语言和历史结合研究的取向相通，还值得认真探索。参见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1922)，收入其《安阳》第282-2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Chi Li：“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17,No.4 ,Apr.1922,pp.325-329.本文复印件承李光谟先生赐赠，特此致谢!)。
20世纪中国考古学中一直存在一个特别强调发掘本身和出土材料的倾向，例如梁思永 所说的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吴金鼎，便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52]。 但不同的倾向也一直存在，徐炳昶和苏秉琦在1947年联名提出，“解决我国民族文化的 始源问题，途径不止一条”，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材料”，包括文献，传说和遗物。他 们承认“利用辅助科学，如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与原则来补充直接论证的不足”这类 “间接的考证”是必要的，“但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不能喧宾夺主。一件‘恐龙’标 本的复原，主要还是靠‘化石’，不是‘进化论’。古史真相的推敲，主要还是材料， 不是社会史。否则，恐龙标本的复原可能一人一样。古史的讲法亦将人各一说”(注： 徐炳昶、苏秉琦：《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史学集刊》第5期，1 947年12月。若对比前引张忠培关于研究史前史要以“大量的古代典籍，尤其是古人类 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发现的新材料为出发点”的主张，可以看出从徐炳昶到苏秉琦再到 张忠培的一脉传承，故张先生特别强调考古资料本身的主张还应全面地理解。)。
其实徐炳昶早在1940年便明确提出要在“传说”中“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不久即 完成了自己的尝试，即其著名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注：参见徐炳昶《中国古史 的传说时代》第14-23页，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1940年是徐先生署于其第一章“ 论信古”之后的撰写时间，比该书的实际出版时间要早。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史 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 第4期)。)。他和苏秉琦所指的“传说”，实际仍是文字的史料；再加上他们已提及的 文献，则这两位考古学者那时相当注重“故纸堆中的研究”，这与梁思永口中田野考古 学的正统派吴金鼎显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偏于理论的所谓“辅助科学”，仅 表示了审慎的接受。也就是说，他们对文字材料的态度比“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更开 放，但对曾经风靡一时的“社会史”(这在当时是有特定指谓的，即指以郭沫若为代表 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和其他“辅助科学”，却有明显的保留，似乎又不那么开放。
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当时的目标即“建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现 代考古学体系，……采用调查、发掘的方法以取得资料，进行基本研究和综合研究，进 而作社会史的考察以研究历史问题”。臧振华认为“这与过去史语所的考古目标基本上 是一致的”(注：参见臧振华《中国考古学的传承和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 第157-158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关于考古所的目标转引自石兴邦《尽瘁于 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忠诚战士——夏鼐同志的学问、道德和事功》(《中国考古学研究论 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第2页)。参阅夏鼐、王仲殊《考古学的定义和特 点》(《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3页)对“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的界定：“考 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 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其实如前所述，这里的“社会史”有 特定指谓，恐怕与“史语所的考古目标”有一定距离。
1977年，夏鼐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针对会上提到的“四个条件”说 ：“地域与社会性质，看来问题不大。地域是同一地域，社会性质则夏商都是奴隶社会 。问题是文化与年代。”[53]似乎夏代的“奴隶社会”性质既已确定，当时的社会制度 或不需再探讨了。这几乎是在接受“社会史”基本理论框架的前提下以架空的方式否决 了相对虚悬的夏代社会制度研究(注：以当时(以及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要在非理论层 面讨论夏代社会制度，最多也只能到相对具体的程度。参见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 件问题》(《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第35-43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这里 可能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隐意，即捍卫考古学的独立性——特别是针对历史学。两者皆 明显呈现出一种防卫的态势，究竟是抵御具体的“社会史”理论还是整体的历史学更多 ，可能还需要认真体会。
0这样，如前引俞伟超的总结，1949年后的中国考古学虽受前苏联影响将目标提高到探 索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但因当时大量遗存出土，建立以实物为基础的文化序列成为实 际的首要任务；同时，或因相当数量的学者对刚取得主导地位的“社会史”取向并不熟 悉，以出土资料为重的倾向在考古学界实际得到进一步贯彻(故曾导致前述“见物不见 人”的批评)。前面说过，张忠培就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到苏秉琦的指导，从单纯 比附“家族、氏族和部落”到立足于分析排比考古资料。
不过，按俞先生的考古学发展三阶段说，探索人类文化进程的规律本来是第三阶段考 古学的宗旨。他自己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54]和《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 察》[55]两文都试图论证“人类历史是有统一的逻辑规律可寻”这一观点。1988年他发 表的《早期中国四大联盟集团》[56]一文，寻求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原因，认为夷与夏 、商与狄、周与羌的结盟是夏商周三国建立的重要原因，并推测楚与越也存在这种联盟 。进入90年代，俞先生认为，新考古学着意探讨人类文化进程的规律，从而把考古学的 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4](215页)。但他也承认“规律”的存在与否其实是历史哲学 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过去可以被记录、描述、评价和理解，但规律 无法发现”。不过，考诸历史事实，仍是存在因果和逻辑的，而逻辑就是规律。因此， 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所当然”是探讨文化发展的规律[1](172页)。
张忠培在大约同时也说，考古学就是揭示、研究遗存及其呈现的时空矛盾，并依此探 索人类以往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2](224页)。但到1998年时，他对考古学定义的描述不 再使用“规律”的字眼，而代之以“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相对更具 体但仍较抽象的语句[2](113.114页)。其实张先生在50年代末发掘元君庙时，已注意跟 民族志结合，探索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用考古资料映证摩尔根、恩格斯学说是60年代 许多中国大陆学者的自觉追求，张先生也发表过相关论文。但要到80年代，他才开始比 较有系统地论证母系、父系社会。如《元君庙仰韶墓地》[57]、《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 题的考察》[3](69-81页)、《中国父系氏族制度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对含男性居 本位的合葬墓地的若干分析》[37](148-180页)、《齐家文化研究》[37](105-147页)、 《黄河流域史前合葬墓反映的社会制度变迁》[58]等。
张先生自己的研究历程大致符合俞先生所回顾的中国考古学历程，即1949年后的三四 十年主要致力于建立考古学文化谱系，而社会形态的研究虽有却不是主流[1](162页)。 对此杜正胜以为，资料的积累需要一定过程，80年代后阐述氏族社会内涵的资料才逐渐 充实，故真正比较严谨地考察社会制度的论文出现在80年代。杜先生以为张忠培的《中 国北方考古文集》即是相关论述中“品质较高，亦较具体系”的[59]。有意思的是，大 陆学者对张先生的研究却颇有争议，批评者不少。下面以《元君庙仰韶墓地》(以下简 称《元君庙》)为例简略讨论：
张先生说，《元君庙》是他以考古资料的分析排比(而不是简单对应“模式”)为基础 取得的考古学研究成果[2]。该书自1983年出版后，学界反映就有褒[60]有贬，后者主 要针对墓葬分期分区和母系社会说两方面。马洪路最先对《元君庙》的分区提出质疑， 认为作者主观设定了两个墓区和定穴安葬的规则[61]。张先生反驳马文，指责后者连基 本事实都未弄清[62]。朱乃诚用概率分析法在地层学、类型学基础上对元君庙墓葬资料 重新梳理，认为墓地应分成八组而非两区，每一组只能代表一个小型家族[63][64]。张 先生对这一结果似未提出正式的反驳意见，但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谈话录中说：“到目 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对元君庙的分期排队、两个墓区的划分及相关的一些结论置疑。” [2](268页)
关于母系社会说，《元君庙》将墓地、墓区和多人合葬墓的等级关系对应于社会制度 中的部落、氏族和家族，通过分析随葬品的多寡，对照人骨性别比例，认为女性的地位 高于男性，是因血亲而非姻亲关系将人们合葬在一起。汪宁生则用大量民族学例子证明 多人二次合葬墓不一定是母系家族的缩影，且《元君庙》突出少量小孩与成年女性合葬 及女孩厚葬的情况，有以偏概全和纯属推测的嫌疑[65]。杜正胜认为，张先生立论的根 本前提是墓葬可以反映社会制度，其根据是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氏族社会和墓葬的研究 ；不过摩尔根的推论仅为一家之言，根据不同的民族志解释相同的考古资料可能得出互 歧的结论，故母系社会说可能遭遇的最大挑战来自考古资料本身[59]。在张忠培看来， 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界有所谓“反摩尔根派”的崛起[2](216页)，过去热衷对史前遗存 进行“母系”还是“父系”、“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判断逐渐冷淡，而代之以“ 酋邦”等新的概念。汪宁生便是“反摩派”的中坚人物，也是“民族考古学”的实践者 。张先生不仅对汪先生的批评有所反驳，对汪先生所代表的研究方式也不以为然。他认 为“民族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根本不能成立：第一，它并非是民族学和考古学结合产 生的一门新学科，毫无理由称之为“××学”；第二，在类比民族学资料和考古遗存时 ，由于没有把握住将后者作为主证、前者作为辅证的原则，结果常常不符合考古遗存的 实际情况[2](131，132，145，146页)。他曾说，如果重写《元君庙》的结语，他将剔 除“家族”、“氏族”、“部落”等民族学术语，完全使用“合葬墓”，“几排墓葬” 、“整个墓地”等作为单位语言进行叙述[2](233页)。结合前后文及后来张先生的文章 看，这并非说“家族”等术语对应不当，而是希望学者们在进行考古学研究时，重视和 突出对遗存的具体分析。这种观点可以说与夏鼐、苏秉琦一脉相承。张先生并不反对跨 学科的研究方式，只是反复强调要分清各个学科的范畴、方法、理论与个体学者研究风 格的区别，主张“考古学发展的出路在于考古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拓展，而不是使它成 为其他学科的附庸”[2](248页)。例如，考古学文化族属的研究，实质“是文献的和考 古学的民族史研究结亲。文献的民族史研究和考古学的民族史研究，是相互独立的，各 有其功能”。在已有的此类研究中，既出现考古学断代等问题，又有文献考证和二者比 附不当的问题。探讨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最可靠的办法是把这一问题放在一定地域内 分头(文献与考古两头)研究，然后再作整体的考察”。因此，文献的民族史研究与考古 学的民族史研究“握手结亲之事”适时则实现互补，操之过急就会给学科研究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乃至混乱，最后还得“离异”[2](144页)。张先生实际主张考古学从资料出 发进行研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既反对传统的教条，也不希望受新模式的牵制。
这就触及了考古学是否为独立的学科以及它的开放性问题。80年代向考古学界介绍“ 民族考古学”的梁钊韬、张寿祺和容观琼都是人类学学者，他们的目的中应该含有重建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意图。有学者即认为，在70年代末，那儿的“民族学是打着民族考 古的幌子从后门溜进来”的[66]。这个问题不仅在大陆存在，1998年10月在台北中研院 史语所召开的建所70周年研讨会上，民族所和史语所的学者曾就类似问题展开激烈的争 论。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因其牵涉到的尚不止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学科归宿问题， 更重要的恐怕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在台北同一研讨会上，臧振华就明确提出“社 会科学取向的中国考古学”，以区别于“历史取向的考古学”(注：这是臧振华在其会 议论文《中国考古学的传承和创新》中提出的(参见第19页)，在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 ，这一提法已经删去。这一点以及会上的争论，承罗志田老师提示。关于考古学与人类 学，相关的讨论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原载陈 国强主编的《建设中国人类学》，三联书店，1992年)；叶文程、王铭铭《考古人类学 的若干问题》(载中国人类学会编《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研究之四》第149-157页， 学林出版社，1992年)。)。夏鼐认为中国考古学有历史学和人类学两个传统，但更强调 考古学的独立性：要以“主人翁的身份”利用历史文献、民族志材料和理论来解决考古 学中的问题，而不能让考古学成为狭义历史学或民族学的附庸[67]。不过，臧振华注意 到，李济在1936年曾明确提出，“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他那时就反对 “有些所谓具有现代组织的国家，却把这门学问强行分为两个学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 关”。李济认为“这是一种不自然的分离，我们希望在中国可以免除”。因为“与历史 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的进步的”，故两分之后的“考古只能局部地发展”。实 际上，考古学成为“史学之一科”在中国是历史地形成的，张光直指出，由于真正意义 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奠基于殷墟发掘，而殷墟属于考古学所谓的“历史阶段”(区别于“ 史前阶段”)，故“在把新的考古学和传统的历史学及其古器物学的分支结合这一点上 ，殷墟发掘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假如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持续发掘发生在一个 史前遗址，则“一个主要以社会科学为取向的考古学的独立分支，就可能在中国诞生” (注：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第5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 集》第26页。臧振华已讨论了李济和张光直的观点，参其《中国考古学的传承和创新》 ，《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第155、171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
近年海峡两岸的考古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考古学的学科认同问题或者提示出学科发 展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正是俞伟超特别强调的，他认为对考古学目的之认识 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考古学的产生和在中国的建立都 源于一种“时代精神”，是人们“为冲破传统的旧的世界观”而提出的任务。他回忆50 -60年代的治学经历说：“我们讲了规律和进程，讲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们仍不能 使自己的心灵摆脱最终的困境，研究这种轨道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1](206页)思索 的结果便是“为了解答新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1](147-153页)。在俞先生看来，考古 学诞生之初曾面对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陷进具体的研究中， 如确认文化特征、建立器物变化序列等，离社会焦点问题远了。而当基础性工作告一段 落时，应该重新面对一些人类文化中的根本问题，故“考古学要重返社会科学的大家庭 ”[1](240页)。
俞先生是主张多学科“合流”的，但正是中国考古学甚至整个文史领域的“社会科学 化”导致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的日益分离。罗志田认为：“考古学确实有力地支 撑了20世纪的史学大厦。稍觉遗憾的是到20世纪后期集考古和文献材料于一体的研究取 向越来越少见，这固然因为今日中青年学人的跨学科训练不足，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疏 离倾向逐渐明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68]。在具体研究中，三科合流方法(还应 加上最近已从考古学中划出的古文字学)其实早已为徐中舒那一代人所熟练运用，也是 傅斯年、李济长期主持的史语所一向遵循的取向，不过因为愈来愈细的分科而为后学所 割裂，反成为俞先生寄予希望的一个未来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paradoxical)发展，也许值得从事考古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三思。
学科的划分本是为研究的方便，未必就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实际上，即使主张从考古 资料出发的研究者在学术思考和学术表述中也不得不与史学和人类学分享类似“礼制、 宗法制、巫”等术语。对具体研究者来说，不论考古学是否独立于史学或人类学，更重 要的或许是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以增强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 理解[69]。在80年代初张光直向国内学界介绍英美学者常用的古代社会分期模式(即“ 猎团——部落——酋邦”)时，便提到张政烺关于殷代裒田的研究是“从实际 资料而不是从理论模式出发”，可以算作一种模范的研究方式。但他也认为，从模式和 从资料出发进行研究是并行不悖的，他和杜正胜都提出中国考古学可以根据古史、文献 的提示，解释考古资料[8][59]。
有时候，研究对象也会影响研究者的取向。俞伟超因其研究方向主要是“历史时期” 考古学，相对于史前考古学来说，对文献的掌握要求更高，运用也更多。1978年，俞先 生与高明合作发表了《周代用鼎制度》一文，即首先根据古文献(也结合古文字及考古 材料)复原西周用鼎制度，而后分析考古资料。正如张光直所言，传统的古器物学是中 国考古学的三个学术来源之一，从宋代学者开始根据古代典籍及器物的自有名称为古器 物命名和分类，“这种可称为文化相对性(emic)的研究方法，大约只有中国考古学具备 ，因为只有中国才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文献材料”[31](18页)。
从20世纪20年代起，既存文献与地下发掘何者才能解决古史问题成为长期争议的论题 ，李宗侗曾质疑顾颉刚的疑古倾向，认为其“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并提 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故应“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顾颉刚虽 同意“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是“极正当的方法”，却指责李宗侗“有过尊遗作品而轻视 载记的趋向”。而傅斯年、陈寅恪等皆主张一种结合文献与发掘的研究取向[70]。古文 献的可信程度曾因“疑古”思潮的影响而大为降低，但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却证明 事实可能恰恰相反，邹衡、邵望平、徐苹芳在不同时期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71][72][7 3]。
蒙文通在20年代主要依据文献典籍进行的古史研究得出了中国上古文化三大源头的结 论，傅斯年稍后的《夷夏东西说》要有影响得多，且明显借助了西方文化研究中的“种 族”观念(今日当属人类学或民族学)，专长考古学的徐炳昶后来也发展出他自己的上古 文化多元说观念，说明用不同的方法可以得出类似的研究结果[74]。这些史学研究的结 论仍不能说已为考古发掘所完全证实(但上古文化多元说已基本得到认可)，却也受到一 些考古学者的重视，如童恩正便自言受蒙先生启迪甚多[75]。而1980年前后发表的一些 西北、南方等古代诸民族族属问题的研究，也明显带有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倾向 [36](180-192页)[76][77][78]。
北大教授李零最近指出，已有的考古学研究常常对文献提示视而不见，因强调中国文 明的“连续性”、“统一性”而忽视外来影响，从而造成发掘及研究中的遗憾和失误[7 9]。他认为张光直的考古学关怀就是全人类的，从这个角度言，考古学“是一门时间跨 度很大，空间范围很广，求之细则无穷细，推之广则无穷广，因而在本质上是开放的， 没有最终结论的，不断丰富其细节，也不断调整其框架的大学问”[80]。这里所提到的 开放性，或许是特别值得强调和提倡的。
四、余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反思的思潮似乎趋于缓和。直到目前，学界对“模 式”，尤其是对国外人类学模式仍表现出普遍的谨慎态度[81]。讨论得较多的当数“酋 邦”模式。从张光直1980年在考古所的演讲中介绍这一当时国外较新的人类学理论以来 ，有人认为近年来“关于酋邦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82]，但 从其文章中列举的关于“酋邦”研究文章的数量、质量看，尚不能说明考古学界普遍认 同了这一模式。
仍是张光直在1980年提出的“根据中国考古学与古代史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结果来考 虑产生新的模式”的建议[8]得到了考古学界积极的响应。张忠培的研究便呈现出这样 的趋势。杜正胜也在积极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59]。高炜在1989年发表的《龙山 时代的礼制》[83]一文，在原先确定二里头文化已有礼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礼制” 上溯到龙山时代，提出礼乐制度应是中国文明的固有特点之一，同城市、文字、金属器 、礼仪性建筑等一样，都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年，另一学者也提出“中国的 礼制是在观念形态上的最高体现”，探索“礼制”在各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及其阶段变 化将比抽象地讨论文明的定义更深入[84]。
新的尝试还在进行，一些有革新意识的研究结果已经公布。计算机考古不再像90年代 初那样咄咄逼人，而趋于客观务实[85]。吕遵谔通过实验，提出石器分类不应该仅就其 形态，用途甚至更重要，就是个非常有识见的突破[86]。同时，对既存研究方法、表述 方式等方面的讨论还在继续，如《中国文物报》从2000年4月起开辟了“理想的考古报 告专题讨论”栏目，《舞阳贾湖》、《天马——曲村》等考古报告也被认为有很大改进 [87][88]，也许中国考古学正走入一个更加务实的发展时代。
本文承罗志田老师指导并修订，给予不少提示和帮助，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