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消费的文化征候辨析
◎王敬民
（河北工程大学文法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 在消费社会的文化景观里符号消费持续勃兴，符号化过程使得文化结构发生变异，拟像取代了真实，符号承载起象征意义与价值，它又与现代传媒结合，引发了诸多文化症候，其中“娱乐道德”盛行，审美的娱乐化渐成风尚，而这尤需警醒。
【关键词】 符号消费 文化征候 娱乐化
在消费社会的景观中，符号化纵横其间、传播深远，既是对消费社会运作机制的揭示，又构成了消费社会的文化表征。消费的符号化有着内在的生成逻辑，这种逻辑是构成当下文化生态和文艺生成的重要力量。
一、符号消费的生成逻辑
依照赵毅衡的界定：“符号化，即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无意义的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赋予世界给我们的感知以意义。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被解释出意义。”[1]由此可见，符号化的过程取决于作为解释主体的人，而人的解释既受制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体现了作为解释主体的人的个体解释行为。个人的品位与情趣、个人的意志与倾向、个人的修为与境界，都会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社会的征象，以符号化的面貌出现，在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论证，他用一句话对消费做出了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定义，即“在否认事物与现实的基础上对符号进行颂扬”[2]。
真实自我以及真实的社会状态，有时候难免不如人意。这时候人们不是审察事物本身，找到其背后起作用的缘由，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途径，反而在传媒文化景象中营造一种自我满足的“漫画”，让人憧憬和赞美。用符号来表达一个不在场的对象，并赋予其意义，这就是意义生产的全过程。这样的符号化过程充斥了传媒界，成为传媒文化的典型特征，进而与消费社会合流，形成一种虚幻的符号表征机制，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社会的生产到消费，从人们的思想到生存，无不弥漫着这一符号化的运作机理。
另外，李渔创作戏曲的语言还讲究人物与语言的高贴合度，村言粗语绝不会出自才子佳人口中，高雅词曲不会是乡野农夫的用语。他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在戏曲表达中，人物的心理动态变化主要靠旁白来呈现给观众，但是除了宾白之外，从各色人物口中说出的语言也必须符合人物的设定，要与其地位身份、性格、所处情境相互契合，否则就有矫揉造作之嫌，也就不符合“密针线”的原则。
在鲍德里亚的分析中，真实与真实性宣告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拟像”，而所谓“拟像”就是对真实事物或事件的复制。进入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人们，时时被大量的拟像包围，以至于他们不加审视地丧失了选择的权利，有意无意地屈从消费社会的符码操控，“每个人无不因游弋于拟像而神魂颠倒”“在如此这般的世界里，好莱坞、波普艺术、电视、赛博闪电战、媒体的炫目景象——符号和图像不再和‘真实’世界具有任何相符之处——而是创造了一种属于其自身的‘超真实’——这种表现的序列不是‘不真实’，而是代替了‘真实’，它高于真实，比真实更真实。”[3]
如今，“消费”一词，应该是当下社会的重要术语。在当下的社会图景中，“消费”占据要津，不仅成为组织社会生产的核心，而且对当下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格式化，特别是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二、符号消费的文化后果
红花的生产区域多无污染，加之在红花的生产过程中，多不使用农药，红花生产符合农业持续发展的需求。现在中国许多地区把红花油作为高级烹调油食用，把红花花瓣作为提取天然色素的原料和中药材使用，红花产业化程度不高，规模较小，产品的质量档次及加工转化增值率较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红花必须进行产业化经营[8]。
随着娱乐文化逐渐向文化的中心移动，这种文化的价值指向就是娱乐大众。在以娱乐大众为核心旨归的消费文化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宏大叙事土崩瓦解，娱乐化成为新的流行的美学原则，欲望化书写、感性化呈现、视觉化表达、快餐化消费构成了新的美学倾向。大众的娱乐意识被彻底激活，追求感官快乐成为时代的重要表征。但这种文化特征是有代价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消费社会之中人们的思想受大众媒介的‘短、平、快’特征所控制，伴随着消费成为社会的中心，就必然失去了深度，不再追求形而上的真理，更不追究终极关怀，也不关心理想前途，而是执着于当下的境况，满足于文化快餐，沉溺于浅表化的文艺，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麦当劳化’，摒弃真善美的理想价值追求，把真善美当作现世生存游戏的工具。”[4]耽于游戏与玩乐其实只是表象，资本逻辑的逐利性无孔不入、不坚不催，在消费文化扩张的社会语境中，它经由与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合谋，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影视及其他文化产品，以收视率、票房、排行榜等指数为马首，这也是资本逻辑最为看重的。数字的背后无疑是真金白银的利润，利润悉数流向资本所有者和操控者，而普通大众则在享受娱乐的欢愉中自我陶醉，在虚幻的自我认同中贡献了码洋。消费社会的商业动机和市场逻辑，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运用多指标对巢湖流域的土地利用情况及变化等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分析，发现1985－2016年间，该流域内的土地利用有以下明显特征：
消费社会就是资本和科技的合流，资本逻辑是推动消费社会运行的动力，科技以最新的传播媒介成果为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资本逻辑和现代传媒的合流，在“娱乐道德”编码原则的指引下，泛娱乐化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现代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宣告了图像时代的来临，在某种意义上图像置换了文字，阅读的方式得以改变，审美风尚为之一新，既往的深度模式被改写，一种流于平面的、浅表的、直观的、即时的、视觉的新经验取而代之。
拟像使世人闭目塞听，消费逻辑大行其道，无疑将产生种种社会文化征候，人们受控于商业逻辑，在精神上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娱乐道德”。消费社会的符号序列，在其意指实践中，受到资本的牵制，受到商业逻辑的操控，无论是对物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看重，或是对其象征意义的解读，抑或对其关联联想的迷恋，其背后都有商业逻辑的牵绊。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生产运作模式，而且也置换了人们的生存和运思样态。身处符号背后商业逻辑的支配之中，耽于对幸福、名望、身份、品味、趣味等要素进行想象的人们，普遍地产生了一种好奇的心理，生怕错过什么，生怕迷失什么，“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欲望，甚至也不是‘品味’或特殊爱好，而是被一种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
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成为拟像的策源地，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俨然取代了真实的事物或事件，人们在电视画面的切换中忽略了画面曾被编辑和改写的处理过程，将画面等同于真实，陶醉在拟态真实的幻觉里，对画面的形式本质视若不见，对画面背后的商业动机置若罔闻。在消费图景中，符号难以指涉符号外的真实世界，恰恰相反，它在符号系统中越来越多地被赋予象征性意义。只不过，这种象征性意义奠基于拟像之上，其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引导人们罔顾现实，将反思与批判的思想放逐到意识的边缘。
三、文艺生产的消费景观
文学批评家谢有顺指出，如今作家们叙事探索的热情冷却了，“在一片商业主义的气息中，故事和趣味又一次成了消费小说的有力理由。这个变化也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的时候，但更为喧嚣的文学消费主义潮流，则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的近十年才大规模兴起。市场、知名度和读者需求，成了影响作家如何写作的决定性力量”[5]。这是他分析小说叙事模式变化时所给出的观察。他对“文学消费主义潮流”之于小说艺术特别是叙事艺术影响的强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切中肯綮，毕竟小说这一文类在文学市场化和商业主义的冲击下发生了显明的变化，而这正是消费主义使然。事实上，消费主义对于小说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大的文学环境上，它更是内在地改变了小说的书写品格。倘使一位小说家，接受了文学消费主义的影响，仅仅服从于市场规则和商业逻辑，一定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等方面采取俯就的态度，这已为近年来大量的文学事实所验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经验、身体和欲望，借助消费主义的力量，成了当下小说叙事的新主角。故事要好看，场面要壮大，经验要公众化，要发表，要出书，要配合媒体的宣传，获得市场效益——所有这些消费时代的呼声，都在不知不觉地改写作家面对写作时的心态。于是，文学书写中充斥着欲望，其目的就在于博人眼球、取悦人心，叙事简单光滑，情欲纵横捭阖，阅读的趣味性增加了，意义的深刻性却解体了，文本的深度价值也流散了，一切都沉浸在简单的快乐之中，一切都以占据市场、赢得效益为目的。这样的做法确实赢得了市场，赢得了商业利益，但失却了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其危害，往小里说，浪费了作家的才情和社会资源，往大里讲，无疑会对文学和文化生态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干扰。
文学娱乐化与当今社会消费主义等思潮密切相关，它在发展路径上的迷失，与社会生活主流的偏离，莫不源于其趋奉市场时对社会价值信仰的拆解和倾覆。张江指出：“文学一旦沦为娱乐，粗鄙、浅表、碎片就不可避免。以感官刺激取代精神洗礼；以低俗表象冲毁思想深度；以零散破碎的小聪明和插科打诨的油滑置换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体认知。表面上看，它迎合了读者，让读者获得了一时的欢愉；实际上却是麻醉了读者，甚至毒害读者，让人放弃思考的能力，放弃对精神高度的追求。”方今文艺市场，不乏迎合之作，这自然是泛娱乐化浪潮的牺牲品，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否则文学势必粗鄙化、浅表化和碎片化，或许能满足读者浅层次的感觉需求，却偏离了文学发展的康庄大道。文学娱乐化，需要作者和读者引起警觉，更需要批评界有所作为[6]。
(1)干预前后评估两组关节活动度。(2)评估护理满意度,根据评分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以满意与基本满意之和占比统计护理满意度。
在消费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平衡的力量来缓冲消费话语的冲击和影响。蒋勋认为：“人精神上的快乐与物质上的快乐，需要平衡；没有绝对精神上的快乐，也没有绝对物质上的快乐，走向极端的任何一边，都可能导引出一种不健康的生活。”[7]在消费话语构建的意识形态的压迫下，这种反消费的平衡力量殊为难得、尤为可贵，具体到文艺批评上，也就要求审美批评焕发生机，表现出活力来，以便救赎自身的颓败命运，进而起到救治消费时代文艺病症的作用。
欧美社会的消费主义景观，我国不断显现的消费文化征象，冲击着当代文学艺术，使其屈从于市场的逻辑，致使文艺乱象丛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比如重数量轻质量、粗制滥造、抄袭模仿、机械化生产、快餐化消费、趣味低下、价值迷乱、导向不清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需要立足中外文艺实践，重塑审美批评，重建审美正义，确立文艺反思的审美维度，树立文艺评判的价值标杆，从而厘清文艺乱象，整治文艺病症，凝聚文艺力量，为“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吉姆·鲍威尔.图解后现代主义[M].章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58.
[4]张玉能.消费社会的审美观[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4):26-31.
[5]谢有顺.当代小说十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
[6]张江等.“娱乐至死”害了谁？[N].人民日报,2014-6-13(24).
[7]蒋勋.生活十讲[J].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112-113.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20（2019）23-32-03
【收稿日期】 2019-10-29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01802050203）。
【作者简介】 王敬民（1971- ），男，汉族，河北馆陶人，博士，河北工程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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