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古诗论文,世纪论文,十九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3)04-1-5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它出现以后，就受到历代评论家的高度评价，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注：（梁）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钟嵘誉之为“一字千金”（注：（梁）钟嵘《诗品》，（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胡应麟叹其“天工神力，时有独至”（注：（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王国维赞其“写情如此，方为不隔”（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2页。）。有人甚至把它与《诗经》、《楚辞》相提并论。由于《古诗十九首》显著的地位和影响，使它已经从《文选》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焦点。20世纪是我国学术大发展时期，也是学术研究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时期。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文艺思潮、美学方法的引进和传入，我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几次新的变化，《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维、新的现象和新的成就，产生了一些足可以称为名家的研究范型，奠定了当代古诗研究的基础，进一步引发了对古诗研究的前瞻性思考。
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也与中国学术思潮的兴衰紧相联系。回顾20世纪学术思潮的发展历程，出观了三个高潮，一是世纪初的“西学东渐”浪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学术思潮的兴起是以摧毁旧文化、批判旧学术为旨归的，当然难免损害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但其提倡新文化，鼓吹西方的学术思想的这种带有“狂飙突进”式的思想革命，对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十五、六年，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回归古典、认识古典、不抛弃古典同时又适当用新的理论、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时代，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注：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写于1924年，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3月，东方出版社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编校再版。）就是这一时期诗歌研究的典范之作，也是在近代的进化论理论指导下采用实证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成功之作。二是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并逐渐代替了文学进化观。这是文学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进一步发展。运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文学的发生、发展，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去阐释文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无疑要比文学的进化观念更加科学。这时期产生了一系列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点分析《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著作，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及解放后社科院文研所主编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产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和历史观专门研究《古诗十九首》的专著，如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注：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1957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革”后，作者又作部分修订，增加《古诗十九首》集评，更名为《古诗十九首初探》，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从三四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古诗十九首》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研究可分为两派，一个是继承《文选》李善注的诠释型传统，如陈桂《古诗十九首解》，钱基博《古诗十九首讲话》，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这一派研究比较切实、谨慎，强调对诗歌字、词、句、义及用事用典的解释，基本上仍属于乾嘉学派的方法，但这些著作对后人正确解读《古诗十九首》帮助很大。一个是继承元人刘履《选诗补注》的分析型传统，如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徐禅心《古诗十九首在文学上的地位》，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等，这一派以释“义”明理为主，强调诗歌的题旨和命意，在继承传统学术方法的前提下，对十九首的内容、命意和艺术进行客观的具有现代意味的阐释、分析和鉴赏，已完全冲破了“比兴”说诗的窠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时期传统研究的新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两种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是20世纪古诗研究的主流，它贯穿了这一世纪的始终。
第三次高潮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号角，新的思想在萌生，新的思潮在涌动，在经历了新方法热、寻根热、文化热之后，中国的学术界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和多元化的方法，《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关其写作的时代、作者、题旨内容、艺术特色、地位影响等老问题又重新被人提起，而关于它的美学特色研究、语言形式研究、抒情艺术研究、修辞技巧研究正方兴未艾的开展，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版。）一书中，从汉代哲学思潮与美学风尚的互动背景的探讨中，第一次从生命意识角度揭示出《十九首》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也掀起了重编重写的热潮，比较有特色的两部《中国文学史》都从新的视角切入古诗研究领域，又用新的理论来观照阐释，道人所未道，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注：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从人性的发展角度，来论述《古诗十九首》人生主题的内涵，很有说服力。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吏》（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以文学为本位，用史学的思维，借助文化学的视角对《古诗十九首》的题旨内涵、心态类型及抒情方式、语言风格进行全方位的阐释，是目前为止论述最为全面、持论最为公允的文学史著作。对于上面提到的一些悬而未决的老问题，一些学者不畏艰难，勉力探索，取得了一些创获。如李炳海关于《十九首》创作时代的考证（注：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见《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倪其心关于《十九首》作者身份的推断（注：见倪其心《汉代诗歌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叶嘉莹关于《十九首》命意的讲析（注：见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等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拓展和深化。特别是叶嘉莹，她在《汉魏六朝诗讲录》中对《古诗十九首》的分析鉴赏能融中外文论于一体，以其女性特有的细密灵敏的感受力分析感悟文本，又以畅达文雅的语言形诸笔端，常给读者别具一格、出人意表之感。
在这三个高潮之间是一些平坡或低谷，20世纪《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亦如其他文学研究一样也存在着一些曲折甚至倒退，如六十年代后期古诗研究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错误地运用到文学研究，而以政治运动作支点的学术批判运动，使学术逐渐丧失其独立的品格；八十年代中期产生的方法热本是好事，但有些同志不加消化、不加选择地套用，形成一种“时尚”，出现了抛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和生拉硬扯、生吞活剥的浮夸学风，产生了一些低水平重复和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论著。综观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的演变轨迹，经由继承到发展，诠释到分析的显明过程，下面简要论述一下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具体成就。
（一）写作年代的论定。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问题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而以东汉末年说最具代表。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如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俞平伯《古诗“明月皎夜光”辨》（注：俞平伯《古诗“明月皎夜光辨”》，见《清华学报》11卷3期。），朱偰《五言诗起源问题》（注：朱偰《五言诗起源问题》，见《东方杂志》23卷20期。），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注：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见《东方杂志》24卷18期。）与《古诗十九首》（注：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见中央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65期。），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注：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常见版本是中华书局1955年3月第1版，实际写作时间是1935年冬。），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注：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胡怀琛《古诗十九首志疑》（注：胡怀琛《古诗十九首志疑》，见《学术世界》第1卷第4期。），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罗根泽《〈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年代》（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中华书局1941年第1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注：罗根泽《古诗十九首作者及时代》，见《读书通讯》1941年第31期。），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等，其中梁启超、俞平伯、游国恩、马茂元、罗根泽、刘大杰、李炳海主东汉末年说，朱偰、赵敏俐主两汉说；徐中舒、胡怀琛主建安说。观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东城高且长”、“西北有高楼”等几首诗的年代上。比较各家，徐中舒氏考证最为详备，颇具说服力；隋树森氏资料最为充足，参考价值较大；梁启超氏观点最新颖，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三者之间各有优长，亦各有不足，谁也说服不了谁。只是梁启超的观点切合进化论、历史主义的时代风气，再加上其学生罗根泽的发挥，后又经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的补充，就成为50年代以后最有影响的观点了。今天看来，梁、罗的观点尽管是在时代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指导下产生的，其观点的本身仍带有一定的简单进化论和机械论的缺陷，值得重新研究和讨论。对于其他两说似不能轻意否认。如20世纪90年代张茹倩、张启成的《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注：张茹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力主两汉说，作者针对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定于东汉末年的依据逐条进行分析批驳，认为从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本身的论述中即可证明文人五言诗始见于西汉，“肯定《怨歌行》为班姬之作，确认古诗是西汉之作。”并从《文选》李善的注中搜求征引五言古诗成句的最早例证，从而证明“西汉的文人五言诗技巧已相当熟练”，这种以诗证诗的方法虽然传统却很有说服力。接着作者在更广阔的史析视界内，结合《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逐首考证出11首古诗的大概创作年代，其余8首作适当推断，这种继承前人考据训诂功夫，又运用现代较为宏通的眼光作判断的研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也是当代的古诗研究应该提倡的方式。当然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如征引的古诗成句是否可以论定是文人五言诗？古诗、乐府、《古诗十九首》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李善的注是否都是征引最早且可靠的材料？这些问题不解决，《古诗十九首》的作年不可能最终解决。尽管如此，两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用现代的眼光对这一千古之谜提出自己的看法，其本身就应该值得肯定。
（二）题旨探索的新变。20世纪对《古诗十九首》思想内涵的解读，冲破了传统的“比兴”说诗的观念，抛弃了“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的偏见，不少学者开始用进化论的历史观念来研究《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并从社会历史中去寻找其根源。如梁启超说：“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时享乐主义讴歌，最为其特色。”（注：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31页。）建国后，更多的学者开始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十九首》的题旨内涵，如马茂元认为：“它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注：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作家出版社1957年6月第1版，第21页。），“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辞，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注：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作家出版社1957年6月第1版，第21页。）。刘大杰、游国恩等也有类似的看法。但由于六十年代中后期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预，使得文学的美学研究带有阶级分析的痕迹，客观上限制了对一些问题的深入、客观、全面的分析，如流行一时、至今仍有影响的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社会的真实反映，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更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第212-213页。）
80年代以后由于对文学这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认识日益明晰，学者们抛弃了“文革”时期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尝试多视角、多方面、多元化的研究，关于《古诗十九首》的题旨探索出现了新变，产生了一些新的成果，如倪其心《汉代诗歌新论》，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注：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郑文《汉诗研究》（注：郑文《汉诗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如刘方喜《人生意义的诗意彰显——古诗十九首人生主题的生存本体论解读》（注：刘方喜《人生意义的诗意彰显——古诗十九首人生主题的生存本体论解读》，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宣丽华《钝化苦闷的“秉烛游”（上）——〈古诗十九首〉与中国古代文人之情怀之一》（注：宣丽华《钝化苦闷的“秉烛游”（上）——〈古诗十九首〉与中国古代文人情怀之一》，见《盐城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古诗十九首〉与中国文人情怀》（注：宣丽华《〈古诗十九首〉与中国文人情怀》，见《盐城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等，还有从宏观角度透视《十九首》思想情感的如刘 琦《历史本真与士人心态——〈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意义》（注：刘琦《历史本真与士人心态——〈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意义》，见《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赵敏俐《论汉代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注：赵敏俐《论汉代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张福民《浅析〈古诗十九首〉中的忠君思想》（注：张福民《浅析〈古诗十九首〉中的忠君思想》，见《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黄凌《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好——谈〈古诗十九首〉的感伤情怀》（注：黄凌《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好——谈〈古诗十九首〉的感伤情怀》，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郭自虎《意悲而远 惊心动魄——论〈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与生活态度》（注：郭自虎《意悲而远 惊心动魄——论〈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与生命态度》，见《江汉论坛》1996年第4期。），解德枫《个体生命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主题意义阐释》（注：解德枫《个体生命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主题意义阐释》，见《南都学坛》1996年第2期。），刘则鸣《〈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注：刘则鸣《〈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这些论著都试图立足于汉代社会深层的文化背景，以诗人的心灵颤动和智慧闪光作为解读对象，用全新的哲学观念、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作方法论的依据，因而这时期的研究视野宏通，探讨深入，触及了一些问题的本质，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99年8月，它及时地吸收了当今《古诗十九首》的最新研究成果，其有关《古诗十九首》题旨内涵的论述，带有权威性，代表了现阶段这一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作者认为：“《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274页。）
（三）艺术技巧的归结。20世纪《古诗十九首》的研究者谈到古诗的艺术技巧，差不多都喜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是抒情，二是风格，三是语言，而且都是用前人成说来加以申述，讲抒情总喜引刘勰《文心雕龙》里的话：“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王言之冠冕也。”讲风格则好引钟嵘《诗品》里的话：“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讲语言则常引陆时雍《古诗镜》里的话：“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注：陆时雍语，转引自《古诗十九首初探·集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就连大学者梁启超也认为刘勰、钟嵘的论述，“对于它的价值，差不多发挥尽致了。”（注：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30页。）以后的研究者大多陈陈相因，对《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的成就、艺术手法上的特点论述唾拾古人，少有突破。直至20世纪八十年代后，一批中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的文本细读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对《古诗十九首》艺术上的特点重新审视，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如王建华《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注：王建华《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见《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谢发平《古诗十九首诗义结构初探》（注：谢发平《〈古诗十九首〉诗义结构初探》，见《唐都学刊》1995年第2期。）、刘跃进《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从古诗十九首及南朝文学谈起》（注：刘跃进《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从古诗十九首及南明文学谈起》，见《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赵敏俐《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注：赵敏俐《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见《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阮忠《人代冥灭，清音独远——〈古诗十九首〉艺术表现论》（注：阮忠《人代冥灭，清音独远——〈古诗十九首〉艺术表现论》，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金坤《〈古诗十九首〉艺术美发微》（注：李金坤《〈古诗十九首〉艺术美发微》，见《镇江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等，赵敏俐文在论述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时，更着重探究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他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既是世俗的艺术，同时又是文人的艺术。世俗化使它在情感的抒发上不同于传统的文人雅诗和骚赋；而文人的艺术修养又使它不同于一般的乐府歌谣。”“它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文雅；既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它独特的艺术风格，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这种于比较中的阐发说理与清儒一味高呼“一片浑沌，不可句摘”的感性抽象相比不知要高妙多少倍。谢发平文直接面对文本，探索《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何以高超，诗篇何以感人的原因，作者运用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探析了《古诗十九首》诗义结构的特征，认为“从抒情过程看，《古诗十九首》分为两类：一是直接晓畅的抒情；一是深婉曲折的抒情。受其影响，《古诗十九首》的两种诗义结构就是直线型结构和链锁型结构。”并指出这两种结构深受前代诗歌的影响，分别表达不同的情感。谢文的分析的合理性尚在其次，其可贵的探索精神是首先应该肯定的。
（四）美学意蕴的探求。从艺术美学的角度而言，对《古诗十九首》作任何方位任何内容的价值评估都是一种美学的分析和探求。早在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注：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见《朱自清全集》第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191-231页。）除释“典”释“事”外，兼重释“义”，对具体作品的内容和命意展开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肯定了《古诗十九首》表达男女私情和相思离别之情的艺术价值。虽然它只是对《古诗十九首》中部分作品的解析，却仍可看作是对作品的美学分析。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学分析尚处于较浅表的层次，运用还不那么自如。80年代后随着方法热的兴起，一些学者自觉地操持美这一武器，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美学分析和研究，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绩。意象批评的论文有刘迪才的《〈古诗十九首〉的审美意象》（注：刘迪才《〈古诗十九首〉的审美意象》，见《学术论坛》1992年第5期。），许晓晴的《论〈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与主题》（注：许晓晴《论〈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与主题》，见《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欧阳冰的《古诗中的意象及其审美积淀》（注：欧阳冰《古诗中的意象及其审美积淀》，见《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审美范畴批评的论文有吴大顺的《论〈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精神》（注：吴大顺《论〈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精神》，见《怀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梁球的《〈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美》（注：梁球《〈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美》，见《河池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等，审美价值批评的论文有邓乔彬的《〈古诗十九首〉三题》（注：邓乔彬《〈古诗十九首〉三题》，见《洛阳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浅析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注：邓乔彬《浅析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见《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2期。），赵昌平的《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注：赵昌平《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见《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等，许多论文借助系统论、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学、阐释学、文化人类学等西方理论对《古诗十九首》进行新的阐释。如邓乔彬前一篇文章即用系统论的方法论述《古诗十九首》在思想、艺术上的三大特点：真情美、自然美、整体美，又用整体美勾连全篇，很好地说明了《古诗十九首》“天衣无缝”、“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注：[58]（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的艺术特点。特别要指出的是，该文从古人评述中摄取精华，为我所用，很好地实现了融会古今的研究法式。
回顾百年，《古诗十九首》研究确实取得了较大成就。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研究方法在不断更新。一些传统的研究问题在不断的深化和明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的拓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以文献资料发掘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尚需加强；与《古诗十九首》密切相关的古诗、古乐府、魏晋诗歌的纵横研究、比较研究、流变研究尚需进一步开展；运用新的方法，在宏通的思维方式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下的文本研究、流变研究尚需进一步开展；运用新的方法，在宏通的思维方式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下的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理论研究更需有人去开荒与尝试。如果说20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是在继承中实现创新的话，那么21世纪的《古诗十九首》必将在开拓中达到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