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加强中央权威的举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祖论文,举措论文,中央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赵匡胤在社会动乱之际，登上皇帝宝座，急须树立威信，稳定社会。为此，他采取的措施是：用儒、道、释统一全国臣民思想；加强中央军事权威；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广泛吸纳人才；改善民族关系；妥善安排流民，稳定社会秩序。由于这些措施的认真执行和贯彻，故达到了预期效果，使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以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社会的安定与动乱，经常交替着。凡有作为的开明君主，由于建立和加强了中央的权威，国家出现统一，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得到发展，学术文化繁荣；反之，国家产生分裂，社会秩序混乱，经济衰竭，百姓涂炭。于公元960年在“五季割据，干戈相寻”，①社会大动乱中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其开国君主赵匡胤堪称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国君。“太祖明圣慈惠，历代创业之主不可比也。”。②他登上皇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最高权威的举措，推进了我国历史的前进，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它对元、明、清王朝的大一统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人们去探索与研究。本文仅就宋太祖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举措作一述论。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五个小王朝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暂，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③这种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因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被削弱，旨在加强和维系中央权威的制度被破坏，地方藩镇在大地主豪强势力支持下，拥兵割据，独霸一方，互相篡夺攻击，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登上皇帝宝座后，他十分懂得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在制度上，在具体举措上，作了种种努力，防止了分裂割据的重演。其重要举措如下：
1.用儒、道、释统一全国臣民思想，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权威统治。历史上的封建专制君主，对思想文化的统治都十分重视。因为文化上的统治政策，对他们统治地位的巩固，也是一种有力的工具。
赵匡胤建立的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分裂混乱之后。过去维护封建秩序，教人严守尊卑名分的儒学，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欧阳修把五代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道德的败坏。④宋太祖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充分吸取前代统治经验，实行中央最高权威政策就有必要使儒家学说重振旗鼓，恢复专讲纲常名教，严守等级名分的那套秩序，用儒家的思想统一和教化臣民。
为了崇儒，太祖于建隆三年六月，在周世宗营建国子监、置学舍的基础上，“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开讲一天，“遣中使遍赐以酒果。寻又诏用一品礼，立十六戟于文宣王庙门”。⑤是年二月，太祖又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⑥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记载，“太祖尝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说明太祖十分重视儒家的思想，他企图利用抬高儒家的思想，来教化包括他的儿子赵德芳在内的近臣、宰执、武臣和广大百姓，达到他加强中央权威，巩固赵宋政权的统治目的。
由于太祖崇儒，奖励儒学，一般知识分子都受到他的尊重，因此，儒士愿为赵宋王朝效劳。当时著名官僚知识分子窦仪曾经为太祖裁定三礼图，和岘又为他订正雅乐。建隆二年，太常博士又上《重集三礼图》，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开宝中，“四方渐平，民稍休息”，⑦命御史中丞刘温叟等人撰《开宝通礼》二百卷，继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一直起着维护封建秩序作用的礼乐，经过五代一度衰微，现在得到重新恢复，及时而有效地帮助赵匡胤，维护皇帝的威严，正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
佛教也被太祖用来加强他的中央权威。众所周知，赵宋王朝奉行三教并举，在强调重整儒家纲常名教的大形势下，禅宗融合儒佛的学说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并且确定了后世禅宗援儒卫佛理论的基本格调。禅宗所宣扬的人生观引起封建士大夫感情上的共鸣。禅僧与士大夫合作，推动着禅学走向社会，促进宋代思想界的活跃。这种局面的形成，又是太祖崇尚扶植佛教的结果。乾德四年，他派僧行勤等157人到西域访经。⑧第二年，太祖取消各地铜铸佛像送开封销毁禁令，开宝七年，外国僧人法天从中天竺来到大宋鄜州，太祖亲自接见慰劳。太祖对于诋毁佛教的人，如河南进士李霭，则处以重罚，流配沙门岛。太祖本人也进行佛事活动。他多次到开封的佛寺顶礼膜拜。由于太祖的提倡，佛教又逐渐恢复了它昔日的盛况。⑨僧尼比后周时期还多。宋代佛禅在直接继承唐五代遗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适应社会各阶层需要的宗教文化。
宋太祖还利用道教，统治人们的思想，维持皇帝的至尊威严和赵宋政权的绝对权威。早在建隆初，太祖就派人前往老子的出生地真源祭祀老子。京城的阊阖门外，原有太清观，太祖将它重新修建，改名建隆观，以后常去祭扫，斋戒求福。又因五代战乱，道教受到破坏，道士不守清规，对此，太祖实行“肃正道流”的措施，提高道教的威信。他从莱州请来大道士刘若拙，任用他作“左街道录”，直接管理道教，效忠当今皇帝。同时，太祖还交结当时的一些大道士，如华山陈抟、镇州苏澄隐等，企图借重他们的名气，来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
2.防止军人实力派的颠覆活动，建立和加强中央军事权威。具体措施是：
首先，抑制地方军阀抬头，夺取他们的权力。宋太祖依靠掌握的禁卫精兵，夺取了统治权力，但是封建军阀仍在各霸一方，中央政府内部还受到军人掣肘，随时都有发生政变的危险。基于上述原因，太祖首先要夺取军事实力派的军权。建隆二年秋七月，他与赵普的一段对话，成为其加强皇权的行动纲领。《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条云：
初，上既诛李筠及重进，一曰，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赵匡胤采取坚决态度，用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夺取了昔日武夫悍将们的军权。他的军权集于一身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
其次，大力调整军事机构。为保证不致有新的实力派产生，太祖撤销殿前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最高级将领，而以较低级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变成为禁军的最高将领，合称“三衙”。⑩“两司三衙合十二员，分天下兵而领之。”(11)即将握兵权、调兵权、统兵权分而为三！三衙握兵，枢密院调兵，临时遣将统兵，三者均向皇帝负责。保证军权从属于皇帝，任何一方不能拥兵自重，再演唐末藩镇割据或五代兵变上台的闹剧，有效地保证了宋朝政权的稳定。对此，北宋名臣李纲曾赞曰：“在祖宗之时，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祖宗之明智”。(12)对军权集中于赵匡胤一人身上，颇为赞赏，不是没有道理的。太祖还以文臣充当地方军职，实行以文制武，以防军人萌生野心。
再次，整顿军纪。五代时兵骄将悍，士兵不肯服从长官，甚至拥立将帅，劫掠横行。太祖为了加强中央军事权力，要使军队成为中央政府的支柱，一方面他缓和军民之间的矛盾，争取百姓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整顿军纪，严格执行军事纪律，博取百姓同情和支持。这些严格军纪的措施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加强了太祖在军界的无上尊严。太祖为何如是而为呢？他是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启发的。《长编》卷一二《太祖开宝四年十一月壬戌》条云：
时内臣有左飞龙使李承进者，逮事后唐，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承进曰：“庄宗好田猎，务姑息将士，每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曰：‘儿郎辈寒冷，望与救接。’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如此非一，失于禁职，因而兆乱。盖威令不行，赏赍无节也。”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御，诚为儿戏。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
太祖经过大力整顿，军纪严明，步入正常轨道。从过去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变成为“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13)太祖依靠皇帝的至尊权威完成了军队的改组，有足够力量防止军阀割据者的反叛；同时，他又直接掌握军权，也加强了他的中央权威。
其四，强化军队管理体制。太祖设阶级法，明确军队内部的等级尊卑关系。据宋人章如愚说：“峻其等级相犯之刑，谓之等级，以绝其犯上之心。”(14)令以威驾，峻其等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名服其长”。(15)使各级军校，各司其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将帅绝对服从皇帝，军队绝对服从中央。因此，宋孝宗说，太祖设为阶级法，“二百年军中不变乱，盖出于此”。(16)一点也不夸大。太祖还设更戍法，以“强干弱枝”、“内外相维”为军事部署的指导方针，因此大量禁军驻守外地。政府规定，除殿前的捧日、天武两军外，其余诸军“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17)禁军的驻地经常更换，轮流戍守边陲。这种所谓的更戍法，是太祖防止军队勾结地方实力派实行颠覆活动一项有力措施。太祖总结了晚唐五代的经验，建立起一套新的兵制，从而保证了宋朝中央政权机制的正常运转。对于太祖上述举措，司马光在他的《涑水记闻》卷一中曾加称赞：“太祖既纳韩王之谋，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择精兵。凡其才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厚其粮赐，居常躬自按阅训练，皆一以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致治于未乱故也”。包拯也说：“京师者，天下之本也，强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强，由中制外，则天下何患焉”(18)司马光、包拯两位宋代名臣的话，并非过饰之词。
3.皇帝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培养“天子门生”，确保中央权威机制的运转，扩大其统治基础。太祖在围绕培养“天子门生”问题上，具体实施以下几个办法。
其一，打破世家大族把持科举的局面，摧毁世族地主的残余力量，使中央权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太祖于开宝八年二月下诏曰：“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基无谓也。令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19)又说：“贵家之弟，惟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因此下令：“凡以资荫出身者，皆先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20)太祖不准资荫出身者直接做州县官，这是对于门阀势力的一种压抑，也可看出他重视用人的努力。
其二，确立殿试制度，《长编》卷一四《太祖开宝六年三月辛酉》条详载了太祖关于殿试制度确立的原因和情景的全过程。今抄录于下。
新及第进士雍邱宋准等十人、诸科二十八人诣讲武殿谢。上以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浚材质量陋，应对失次，黜去之。济川，翰林学士李昉乡人也。昉时权知贡举，上颇不悦，会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诉昉用情，取舍非当。上以问翰林学士卢多逊，多逊曰：‘颇亦闻之’。上乃令贡院籍终场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及士廉等，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左司员外郎侯陟等为考官。乙亥，上御讲武殿亲阅之，得进士二十六人，士廉预焉，《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又赐准钱二十万，以张宴会。责昉为太常少卿，考官右赞善大夫杨可法等皆坐责。自兹殿试遂为常式。
可见，考试制度严密，就是要使它在“孤寒人”面前，尽量保持“公平”，人人公平参与竞争，“由是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只要符合宋太祖统治集团的要求，人人都有机会做官，统治基础愈扩大，赵宋政权就愈巩固，中央政府权威就可以加强。
其三，太祖亲自主持考试。太祖统治时期，在制科方面增加内容，为隋唐以来所无。他下诏开设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目。各州将应举人解送吏部，太祖亲自主持考试。规定“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对策。”又允许应举人“到京自荐。”(21)制举外，又有保任。即由职官推荐，从中选拔。对保举的得力与否，规定连坐，作为荐举人材的保证。据《长编》卷三记载，建隆三年二月庚寅，“令翰林学士、文班常参官曾任幕职、州县者，各举堪为宾佐、令录一人，如有近亲，亦听内举，异时贪浊畏懦、职务旷废者，举主坐之。”类似诏令，太祖时颁布甚多。这样保举人怕连坐，只能慎重推举人选。这样选擢人材，对提高行政效率和澄清吏治，是一种有效办法，既提高“天子门生”从属的地位，又可巩固赵宋政权的统治。
太祖发展科举制度，是强化中央权威的手段，通过这个制度，各地州县官员的选拔和任用，直接掌握在中央政权的手里，这样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集中。太祖亲自选拔录用，又显示及第人员，都是“天子门生”。这就防止及第人和主考官之间，缔结成为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危及君主统治，使太祖成为至尊无上的偶像和被崇拜者，使中央政权机制运转处于正常，减少不少麻烦。
4.调整和缓和与宋邻近的民族政权、民族部落的关系。我国历史上，由于中央政府没有正确处理好周邻民族政权和版图内的民族部落关系，先后出现过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和唐末五代民族战争。长期的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这种状况几乎一直延续到宋初。太祖亲身经历了五代这场残酷的民族战争，深感这场战争的灾难。因此，他当上皇帝后，在民族关系的态度上，基本上是采取调整、和缓、利用的方针。
对待北方的契丹族政权，采取保持平衡的守势态度。五代是历史上民族战争严重时期之一。当时中央政权主要的威胁来自北方。北方各民族里，以契丹为最强大。中原皇朝的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统治，往往和外来民族的贵族集团相勾结，甚至为了争权夺利，勾结另一族的统治阶级，假借他们的力量，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就给外来民族的贵族集团尤其是契丹贵族集团造成南下的野心。当太祖建立北宋，筹划他的统一政策时，他有二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趁契丹族在耶律述律的腐朽统治下，利用周世宗的胜利成果，打垮契丹在幽、云州的势力，割断北汉与契丹的联系，然后合并北汉。一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避免与契丹政权发生冲突，攻取南方割据政权后，再和契丹打交道。最后太祖听纳了赵普的意见，在两者之间，权衡利弊得失，终于选择了先南后北的道路。根据这个策略，太祖对北方契丹族政权采取了防御的守势，着重在“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八个字。太祖采取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首先，契丹统治者耶律述律，生活腐化堕落，契丹在他的统治下，内部矛盾迭起，统治力量正在不断地削弱。其次，北汉政权虽由契丹保护，但契丹对北汉的残酷榨取也是十分利害的，激起北汉人民的不满，北汉与契丹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再次，赵宋内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两大阶级的矛盾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缓和，赵宋的统一事业，体现出汉族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意志，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第四，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非常复杂尖锐。其中有赵宋和后周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中央政权和各封建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最高皇权和藩镇军阀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皇帝和各功臣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问题如不先行解决，便直接威胁中央的权威，直接威胁赵宋王朝的生存。最后，赵宋的军事力量与契丹相比较，未必见得占优势地位。太祖在后周时期，参与柴荣发动的几次重要战争，对契丹的实力有着一定的认识。柴荣虽然收复关南，事实上是“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22)。取胜的原因在于守域汉将投降，而不是军事上的战胜。契丹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23)。证明契丹的社会经济也处在上升阶段，国力充裕。因此，基于以上的五方面认识，太祖在对契丹族政权的态度上，采取守势是有他的原因。其实行结果，使得大后方安稳平静，无北顾之忧，能够集中力量先后统一各封建割据政权，对于北宋统一国家的重建，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威，使各族百姓向汉族为主的中央政府靠拢，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待西北西夏党项羌政权的态度。历代内地王朝对夏州地区长期以来采用的是羁縻政策，后唐明宗的诏书说：“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乱离，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24)太祖承袭这一政策。他对西夏民族政权，一方面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御，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将官，严密驻守；一方面则争取建立和平关系，来确保边区环境的稳定。太祖罢除藩镇大权，可说是不遗余力的；但对五代以来，就领定难节度使的李彝兴，不特始终将他保存，而且对这个党项族首领，采取了极尽“羁縻”之能事的手段。太祖在位的17年中，宋与西夏的关系是和好的。当宋军与北汉发生战争时，彝兴都给宋以军事援助。其子李光睿曾破关堡寨，斩首七百级，获牛羊以千计。(25)一旦有封建军阀出兵劫掠羌族羊马，太祖恐怕惹起反抗，必将他们内调，另派他人充当，“悉心绥抚，夷落安静”。(26)但从太宗以后，“以汉法治蕃部”，(27)首先便加重了对蕃部的剥削，如取银州后，“银州蕃落使拓拔遇来诉本州赋役苛虐”。(28)而为了镇压羌族的反抗，又必然竭力扶植当地的汉族地主，“十年以来戎人所掠生口牛羊数万计，悉还其主，”(29)这样就人为地加剧了民族矛盾，引起羌族的怨恨与反抗。宋朝终于永远失去了银夏诸州。这是太祖始所未料及的。
对待吐蕃族的态度。太祖采取让步缓抚政策。自唐末以来，吐蕃王朝发生分裂，一部分散居我国青、甘、陕一带。依接近汉族州县者，又有生、熟户之分。宋琪说：“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近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避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30)宋初，秦州附近一带，居住着众多吐蕃族的人民即生、熟户。正如《长编》卷三《太祖建隆三年六月》条所载：
秦州夕阳镇，古伏羌县之地也，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尚书左丞高防知秦州，因建议置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据要害，戍卒300人，自谓而北则属诸戎，自渭而南则为吾有，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于是西戎酋长尚波于帅众来争，颇杀伤戍卒。防出兵与战，捕系其党40余人以闻。上不欲边境生事，癸巳，以枢密使吴廷祚为雄武节度使往代防。
显然，太祖对高防与吐蕃族互争木材，而造成吐蕃族人民的不满，杀伤士卒，侵扰边地的做法是十分反对的。他出于边境民族地区的稳定考虑，不得不撤换高防，停罢了采造务，并以枢密使吴廷祚出知秦州。太祖这种对吐蕃民族绥抚的政策是收到一定的社会效果，酋长尚巴约得到太祖的宽恕，更增加了太祖在吐蕃民族中的崇高威望。
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态度。太祖既下荆、湖割据政权，即派出“通蛮情、习险厄、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31)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周行逢割据政权中，屡以战斗立功，蛮党伏之。“太祖召至阙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予一州租赋。再雄感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选亲校20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复召至阙，而加奖激，改辰州团练使。秦再雄尽瘁边圉，“五州连袤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终太祖世，边境无患”。(32)太祖认为对西南边境的各族人民，都应当“敦信保境”，曾下诏：“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前所盗马，尽令还之。”(33)这样边境上无谓的民族冲突和各族入境侵扰的机会自然大大减少了，反映了中央政府执行民族政策的正确，提高了太祖皇权的至尊威严。
5.妥善安排失业农民，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北宋初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破坏和天灾人祸，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天下户民，大半家贫产薄，征赋之外，差配尤繁”。(34)面临着土地大量荒芜、失业农民到处都是的严重局面。五代末年窦俨就说：“今编户之氓，以债成俗，赋税之外，罄不偿债。收获才毕，率无囷仓”。(35)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太祖一向重视历史的教训。离他出生只有40多年的黄巢起义，就是利用农民失业，离开土地，进行“滚雪球”式的流动战斗，队伍越来越大，最终打入长安，严重动摇了李唐政权的统治。这一切，在人们的心坎里记忆犹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来说，断不会熟视无睹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太祖就“流民”问题，采取了如下做法。
其一，遣使均括诸州民田，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20为差，桑枣半之：男女10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藏，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36)
其二，招抚流民，平均赋役。后周世宗时期，大力招集流亡，奖励耕垦，颁布了一系列诏令，旨在招诱流亡，恢复生产，尤其是对被契丹掠走北去、逃叛家乡的农民给予优待。这些措施，是将流散的农民重新附着于土地之上，从而使农业生产可以恢复、发展，国家赋役可以保证，社会秩序可得安定，这是封建国家谋求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建隆二年闰三月，“诏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即检视之，勿使亲邻代输其租。”(37)仍然保持流亡农户的田亩数，等待失业农户的再就业；且“勿使亲邻代输其租”，不使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他人。乾德四年，针对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由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莱”的状况。太祖下诏禁止。“许民辟土，州县不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38)太祖还更定税制，把两税的征收时间确定下来，根据地理条件的差异，田蚕成熟的早晚，作出具体规定，(39)使赋役趋向均平合理，阶级矛盾获得了缓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日益增强，政府的法令权威也在加强。
其三，从失业流民中挑选军卒。太祖军队的来源，出自召募，成为加强中央权威的内容之一。宋初召募的对象，约有四种：一是召募饥民在当地补充；二是召募人民就地编制；三是收编本军士兵子弟；四是将犯罪囚徒配隶给役。招募饥饿人民当兵，被太祖看作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并且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成为赵宋统治集团的传统政策。这样，太祖实行的募兵制度，又成为它制止人民反抗的工具。每当凶年饥岁，政府便乘机召募流民饥民入伍，这样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40)将流民“各安田里”，不致流动转移，这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制止农民反抗，保证社会秩序稳定，都带来很大好处，值得后人借鉴。
注释：
①朱弁：《曲洧旧闻》。
②《丁晋公谈录》。
③《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九《本论》。
④《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传论》。
⑤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简称《长编》）。
⑦《宋史》卷九八《礼志》。
⑧袁褧《枫窗小牍》卷下。
⑨以上叙述据《长编》卷七、八、二三。
⑩《长编》卷二、《东都事略》卷一九《石守信传》。
(11)《石林燕语》卷六。
(12)《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
(13)《文献通考》卷一五二。
(14)《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宋朝兵制》。
(15)陈傅良：《历代兵制》卷八。
(16)《中兴西朝圣政》卷五○。
(17)《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宋朝兵制》。
(18)《包孝肃奏议》卷一八。
(19)《长编》卷一八。
(20)《涑水记闻》卷一。
(21)《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
(22)《旧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纪》。
(23)《辽史》卷六○《食货志》。
(24)《册府元龟》卷一九六。
(25)《宋史》卷四八五《西夏传》、《西夏纪事本末》卷一。
(26)《长编》卷一○。
(27)《宋史》卷二五四《药元福传》。
(28)《长编》卷二三。
(29)《西夏书事》卷三。
(30)《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31)(32)《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传》。
(33)《长编》卷三。
(34)《册府元龟》卷五四七《谏诤》。
(35)《全唐文》卷八六七。
(36)《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太平治迹统类》卷二。
(37)《长编》卷二。
(38)《长编》卷七。
(39)《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
(40)朱弁：《曲洧旧闻》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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