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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使得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科索沃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对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表示了更多的担心，因此，如何分析和估计我国目前特别是今后一个时期所处的安全环境，对于我国制定安全战略和政策至关重要。
总体环境
冷战的结束为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两极对抗终止，各国从冷战威胁的阴影下解脱出来。新的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在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世界多极格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超多强”，即美国作为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多个大国、强国并存，尽管其他几极的力量会上升，但真正能取代美国超强地位者还不会有，美国也不会因明显衰落而成为普通的一极。
“一超多强”突显了美国的地位，再加上盟国的合作与支持，这个格局是向美国倾斜的。但是，这不是说美国可以控制一切。美国是超级大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其意图和行动均着眼于保持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维护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但是，在地区和世界重大事务中，美国难以单独行事，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与合作，因此，由于利益上的差别，尽管美日、美欧为同盟，但在重大事务上也不是事事都会一致。
当前，在多极发展趋势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中国的加入，今后，其他一些发展中的大国，也会随着发展而成为越来越重要，这使得“多极”成为一个动态结构。这种动态结构可能会产生不稳定和矛盾，但又具有稳定性。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是以一个上升的大国出现的。中国力量和影响的上升必然对现有秩序和格局形成产生影响。作为后起的上升大国，中国需要一个有利的新秩序。但是，应该看到，这个新秩序不是靠完全推翻或打破现有秩序和格局来实现，而是通过现有秩序和格局的自身发展和调整来实现，因此，中国不是现有秩序和格局的敌人，而是参与者之一。中国的重新崛起并不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威胁。
重要的是美国以及其他强国如何对待中国。有些人把上升的中国说成是一种威胁，需要对中国进行遏制。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当然，我们不能强制别人改变看法。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只能在对中国发展和参与逐步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减少与消除。从中国自身来说，不是处于被动地位，也不会陷入敌对关系，在总体环境上是处于一种比较有利地位的。
周边关系
从长远看，要使世界得到安宁，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发展一种能够容纳（包括考虑其利益需求）后起强国的多极机制。尽管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但是机制的发展还很微弱。最危险的发展是美国联合其盟国过多和过分干预别国的事务。“新干涉主义”的巨大危险在于干预无法和无序，即自行制定标准和原则，绕过联合国，自行其事。
在中国的安全环境中，周边关系居特别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主要来自邻国。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由于诸多原因，周边环境一直不太好，及至武装冲突时有发生。90年代以来，通过多种努力，中国的周边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中俄边界划定与战略协作伙伴的建立，与俄及中亚国家边界安全信任措施的实施，与东盟国家、韩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以及与印度在边界军事信任措施上的进展等，不仅使中国与邻国关系得到改善，而且得到改变，即大大减弱或消除了对立和对抗，从而体验到周边的安宁。
一个发展中的愈益强大的中国是取得这种安宁的基础。当然，中国力量的上升也会使一些近邻国家感到担心，甚至害怕受到威胁，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提高军力或加强结盟来应对中国力量的上升。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会使其认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和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展一种非对抗的、协商与合作的关系的要求增强。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具有两个积极性，符合各方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尽管中国与几个邻国还存在着领土、领海及海岛的争端，但为此发生较大规模直接冲突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争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会逐步被有关国家承认和接受。从这点出发来分析，只要中国自己不乱，能够保持持续发展，坚持睦邻政策，这种安定的周边环境就可以得到维持。
稳固周边关系的一个长期战略是通过合作发展相互间的关系。中国的优势是规模大，经济发展处在上升时期。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不仅可以为周边国家提供市场，也可以提供资金技术。如果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那么，共同维护局势稳定和安全的要求就会进一步提高。同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新安全上的利益共同点增大。一方面，各国经济面临发展的紧迫任务，因而有着建立稳定的与合作的发展环境上的共同要求；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的挑战与威胁，因而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对付威胁。同时，发展上的竞争也使得各国更注重争取一个稳定与合作的环境。因此，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尽管现实的和潜在的矛盾不少，但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发展各国关系的主导意识是可以接受的。
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中国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成功发展的一大特征是与地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不断增强。经济与外部的联系扩大，并且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可用资源，但同时也增加了易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体现在对外部市场资源（原料、资金、技术）的直接依赖，另一方面也起因于本身体制上的缺陷（本身太弱或不健全）。东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外部的冲击可以极大地改变发展的环境，甚至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环境。当然，不能因为存在外部冲击而封闭自己，发生危机不是源于市场开放本身，而是因为缺乏对开放市场的管理。因此，抵御外来冲击的有效手段主要是加强内部规划与管理。
事实证明，对危及经济安全的因素不能给予充分重视和不采取预防性措施是危险的。比如，从发展的角度看，对未来中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威胁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资源的短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对外部石油依赖的增强。在这方面，其变化不仅往往是不可测的，同时也是不可控的，如油价的大幅度变动可以对经济及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把稳定外部石油供给来源和保障供给线的畅通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的眼光看，必须及早发展可以替代传统能源的技术，调整经济结构，减少依赖，不要等发生危机再去补救。
从综合环境来分析，对中国经济安全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其一、亚太地区或世界主要地区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逆转，从而严重影响出口和外资流入；其二，由于政治关系恶化而导致主要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其三，国内经济政策出现严重失误，使经济发生结构性失调，进而发生危机，使外部丧失市场信心，或者因管理不善导致市场失控，因外部冲击破坏国内经济稳定与平衡。
未来挑战
尽管中国安全的总体环境看来是有利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事实上，未来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既需要实力，也需要智慧。
未来，对中国安全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和对付由于本身实力上升所引起的综合关系变化。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所带来的实力上升改变了地区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中国置身于多极世界之中，其发展一方面有助于世界力量格局的平衡，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出于以往的关系和认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未来与作用产生疑虑甚至担心。在它们眼里，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应该说，这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根源。因此，对中国的有形无形的限制或制约都可能会存在。像美日军事联盟的加强，TMD等都有对付中国力量上升的现实和潜在意图。
应该看到，中国并不是作为一种对立的力量出现的，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它既是参与者，也是合作者。在今后的发展中，与中国为敌缺乏前提和基础。同时，把中国作为敌手进行遏制也要付出代价，并且不会在许多国家间轻易取得共识。因此，各国对待中国力量上升的现实选择策略主要是与中国共处，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应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与大国和邻国结成伙伴关系，就是由于符合对方的这种选择，得到了对方的应对。多边“伙伴关系”的确立使中国从一种可能发生对立的格局中走了出来。
显然，在安全关系上，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挑战，而不是敌对格局。这样就使得中国拥有应付挑战的主动权，可以采取一种“积极的防御”战略，即在发展自己的同时，积极改善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具有潜在冲突的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和加强多边合作。通过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减少其威胁感。中国要客观分析形势，避免因某些短时出现的紧张局面而采取对抗措施，从而加剧紧张，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误解”。
在对外关系中，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系，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对抗消失。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利益上的不同，特别是发展上的不平衡，大国间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还会发展。在今后的一个时期，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处在大国关系调整与变化的核心。
从地缘与重要性上来考察，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关系，如中美关系；二是近邻关系，如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三是战略平衡关系，如中欧（德、法、英、意）关系。从特性上来分析，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双边关系，二是多边关系（像中美日之间的三角关系、中美日俄之间的四边关系等）。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中美之间存在许多矛盾。美国是维持现有秩序的超级大国，中国是对现有秩序形成一定挑战的发展中的上升大国。美国没有与一个上升大国和平共处的经历，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仍然有着意识形态背景国家的崛起的含义和后果必然感到担心。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有关是“交往”还是“遏制”政策辩论的原因。
中国与其他大国不是一种对立的竞争关系。中国已经与欧洲几个大国，与俄罗斯、日本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尽管各自突出的重点不同，合作的领域、程度和方式也有明显差别，同时，伙伴关系也缺乏具体的机制，没有改变各自利益和实力对比，但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伙伴关系”的确立，构成了一种制衡、协调与合作关系。至少，可以避免在大国间分裂成不同的对立集团。
这样，从大的环境来分析，一个稳定发展与转变的多极格局结构和一种制衡、协调与合作的大国关系，使未来世界发生大对抗及至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变得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