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的下延型发生路线——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形成中的三次反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非典型论文,路线论文,发生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认为，各级学校系统一般循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发生，即从较高等级的学校向较低等级的学校逐级向下延伸而形成的系统，称为“下延型学校系统”；从较低等级的学校向较高等级的学校逐级向上延伸而形成的系统，称为“上升型学校系统”。先行的西欧发达国家属于下延型学校系统，而后起的美国则属于上伸型学校系统，起步更晚的日本则是参照别国体制而一举确立学校制度。①中国作为后发的教育现代化国家，其各级学校系统的形成究竟经历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本文认为其发生路线既非美国那样的上伸型，也非西欧国家那样典型的下延型，而是一种非典型的下延型。 杜威曾经说过：“从整体上看，学校制度(系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主要是一批专业学校——特别是法学和神学学校。我们现在的大学是从中世纪发展而来的。我不是说现在的大学是中世纪的制度，但发源于中世纪，而且中世纪关于学术的一切传统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②按照杜威的看法，学校系统的形成“从整体上看”是一个下延过程，这个下延过程起始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即一批专业学校。杜威说的是人类学校系统形成的总体趋势，而具体到个别国家学校系统的发生，情况就会复杂得多。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形成过程是一种非典型的下延型路线，是指从近代社会起，中国建立学校系统是从建立较高等级的学校起，然后向下延伸。然而，这种向下的延伸未及顺序实现，国家又开始关注起教育基础阶段的小学的建设，于是学校系统中的最低一级继之以最高一级得以发展起来。这就造成中国从近代以来各级学校系统建立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即大学先行，小学继之，而中学相对滞后，这又导致中学教育发展的长期薄弱状况。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开端以后直至20世纪末持续近百年的一个基本现象，曾被人形象地称为‘铜头铁脚豆腐腰’。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逐步普及和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开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才得以改变。”③事实也大致如此！中国的各级学校系统的形成过程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即一，非典型的下延型发生路线；尤其是二，这样的过程还三次反复重演，直至20世纪末期方告最终完成，历时一个多世纪。 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始于洋务学堂的兴办。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到19世纪末维新教育改革的30多年里，兴办各类洋务学堂约30所。这些学堂多为专门学校，层级上比较模糊，大致相当于大专和中专。除此，洋务学堂并无普通中小学校。可以说由洋务学堂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是从高等教育的建立开始的，然而在30多年里各级学校系统的构建乏有建树，只是到了维新运动时期情况才有所变化。1895年和1896年，盛宣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这是两所在一校之内包含各级学校系统的学校个案。前者，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二级，表现出下延型设学路线；后者，先后设置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是整体形成各级学校系统的路线。但毕竟这只是在一所学校内的试验。接踵而至的1898年夏“百日维新”中有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设计，即在京师设大学堂，而将各省城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④这是一个完整的各级学校系统，却随着变法的失败而变成一纸空文，只有京师大学堂成为现实中的学校。可见，中国第一次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构建，最先建立起来的是大学，也就意味着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立是从高等教育开始而向下延伸的。 “癸卯学制”的颁行是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形成的重要事件，这一单轨制的学制设计了小学、中学、大学三段七级的各级学校系统，呈现出一举建立现代各级各类学校系统的意图。然而，这一学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造成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形成的特殊方式，也即本文所谓非典型的下延型路线。首先，小学阶段过长，初小五年、高小四年，长达九年，固然使小学发展占据有利地位，但在整个学制中所占年份过多，造成对其他学段的挤压；其次，中学五年则嫌偏短；最后，中学堂之上又设高等学堂(大学预科)三年，也造成对中学的挤压，同时又使中学堂与高等学堂的职责不清。因此，“癸卯学制”中各级学校之间关系不清，衔接不顺，重重叠叠；在各级学校中，大学已率先建立起来，并已有了四五十年历史，小学的地位很明确，唯有中学的地位并不明晰。尤其是清朝末年议行立宪时期提出普及普通教育目标之后，小学教育尤其是初小教育更得重视，小学更趋于加强，中学的薄弱更显突出。这种学校层级结构上的问题也实际影响了各级学校和各级教育的发展。有学者做过统计，到1909年，不包括京师，全国普通教育大中小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为：小学堂50000余所，学生近1500000人；中学堂438所，学生38881人；高等学堂、大学堂和专门学堂共104所，学生18600人，实在不相称。⑤由此也反映了中国各级学校系统形成的特点：先建立起大学，继之以小学，中学则明显滞后。中学发展滞后的情形在民国建立后改观不大，学制结构设计上的问题恐怕是重要原因。1912-1913年形成的“壬子癸丑学制”虽然初小、高小各缩短1年，但将本就嫌短的中学5年学制又缩减1年，所以清末学制中各级学校结构上的不合理情况并未解决，甚至更严重。 变化发生在1922年“新学制”颁行以后。“新学制”在中小学校的基本结构上采取了六三三分段，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其中小学又分为初小四年和高小二年，初小规定为义务教育阶段。较之之前的各级学校结构，“新学制”的特点是：小学又缩短1年，变为6年；中学则延长了2年，达到6年；中学三三分段，初中定位在“普通教育”，而高中则采用综合中学制度，兼顾升学与就业；取消了中学和大学的预科。显而易见，在这个学制中得益最大的是中学，精华也是在中学。由于中学得到加强，使整个学制变得协调，各级学校结构臻于合理。加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对教育也有了更多重视和投入。自此起，中学出现了显著发展。有学者统计，从1907年到1925年，中学生数由31682人增加到129978人，18年间增加约4倍，年均增长率为8.16%；从南京国民政府有第一次教育统计的1928年到最后统计的1946年，也是18年，中学生数由188700人增加到1485147人，增加了近8倍，年均增长率为12.16%。⑥由于在学制上的地位得到明确，在实践中取得显著发展，中学教育得到加强，可以说，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大体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意味着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政权性质改变，新国家自然需要重新建设教育事业，何况国民政府留下的学校遗产不堪称优。于是，中国学校开始了再一次建设过程。 1951年10月颁布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政权的性质，另一方面适应了建设的需要”⑦的共和国学制规定，小学修业年限5年，取消原学制四二分段，实行五年一贯制；中学修业年限6年，分初、高两级，各3年，单独设立。另设工农速成中学修业年限3～4年，以及业余中学与中等专业学校等；高等教育，大学和专门学院修业年限以3～4年为原则，专科学校修业年限2～3年，大学和专门学院可设研究部。这是一份整体建设各级学校系统的蓝图。然而，随着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成为十分迫切的要求。⑧建设需要人才，大学自然成为发展教育的抓手。于是又一次形成由大学开始的各级学校系统生成的非典型下延型路线。 1951年11月，教育部在前苏联专家参与下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议定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调整的理由是：高校地区结构不合理，多数院校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规模小，师资设备分散，使用不经济，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类型结构不合理，系科庞杂，比例失调，文重工轻，缺门甚多，培养人才不够专精，数量也远不敷需要。这是由旧中国民族工业弱小、没有重工业的经济特点所决定的。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国家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发展。重建中国高等教育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此揭开序幕。而小范围的院系调整前奏早在1949年底就已开演，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51年10月，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调入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相关学科，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到1952年底，全国3/4院校完成调整工作，形成一批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批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如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工学院等；成立一批专门学院，如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工业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政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华东航空工业学院等；撤销一批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1953年，调整继续进行，以中南区为重点。⑨高校院系调整使工科院校得到发展，综合性大学受到整顿，私立高校全部公办，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培养，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人才基础。然而，这一以工业化发展为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也彻底改变了清末民国历经半个世纪的积累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因此，共和国教育最先建立起来的学校层级是大学。 中小学校改革也相继而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认为，我国原有学制最重要缺点是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补习学校在学制中没有地位；小学校修业6年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劳动人民子女难以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技术学校没有一定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建设人才的要求。因此提出：将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将中等教育分为两类，即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与专业技术学校，前者是普通教育，后者为专业教育。⑩实施结果却不理想。 尽管学制设计者意在通过“五年一贯制”来修正四二分段的小学旧学制缺陷，但在全国小学实施后遇到极大困难，即教学要求提高了，教材、师资和经费条件都难跟上。于是，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恢复四二分段的六年制。(11)改革又回到原点。之后，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又提出缩短中小学修业年限主张，开始“十年制”(含小学“五年一贯制”)试验，而在1963年的调整期间又恢复为“六三三制”。由此证明，“六三三制”是经历了考验适合中国国情的，小学六年学制是成熟的因而也是有效的。由此又说明，经过数次反复，小学阶段是共和国各级学校系统中第二块稳定下来的学校层级。 中学情况相对复杂。首先，《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的培养目标都以升学为主，确定“工农速成中学由高等学校附设，作为高等学校的预备学校”，目的是“可以逐渐改变高等学校的学生成分，使高等学校确实面向工农开门”。(12)显然，工农速成中学这一创造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接轨的是老解放区教育和前苏联教育经验，缺乏对可行性的深入研究，因此就十分短命。1955年7月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从当年秋季起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理由是：“实践证明，对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13) 其次，《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采纳南京国民政府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途、各自功能独立的中等教育制度模式，开设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与中等专业学校两类学校，然而并未很好吸取民国时期已经形成的职业教育体系。因此，在学制设计上缺乏完整的职业教育思路，“有偏重学术训练和升学主义的倾向”。(14)确实，初级技术学校和技术学校两级中等专业学校，任务是“培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中级和初级人才”。(15)还规定两级技术学校毕业生应在生产部门服务满一定年限后，得经过考试，“分别升入技术学校、高级中学或各种高等学校。”(16)普通中学本就明确以升学为职志，专业学校也体现强烈的升学导向，如此设计的中学阶段显然缺陷很大。后来所遇到的严重问题可资证明——大量中学毕业生难以升入大学，而走向社会又缺乏一技之长，这也成为非议“十七年”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口实，60年代开始的鼓励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政策也与之有关。1958年5月刘少奇发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提出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17)并成为国家一项重要决策，在随之而起的“教育大革命”中得到相当发展，产生了大量厂办学校、农业中学和劳动大学、工业大学。有学者指出，“两种劳动制度”的实施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有利于基础教育普及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也表现出“双轨制”特征，即全日制学校的英才教育与半工半读学校的大众教育。(18) 进入1960年代后，党中央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也成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对“教育大革命”中的冒进进行调整，调整的主题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既要对“教育大跃进”纠偏，却又无法再回到前苏联的那一套上去，所以迫切需要有个办学规范。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年3月又发布《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稿)》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稿)》，也即“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由此，各级各类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然而，从1964年2月“春节谈话”起，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批评学校课程太多，讲授不得法，学生压力太大，提出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去。于是，一场更大的教育动荡即将发生，中国学校建设的正常环境再一次丧失。 “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建设百废待兴，教育事业经过拨乱反正也逐渐开始恢复与重建。教育的恢复和重振需要一个抓手，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这个抓手仍然落在了高等教育上。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表示，高校招生“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以早出人才，早出成果。(19)教育部遂下发《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1977年冬，全国570万考生走进被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当年录取大学新生27.3万人，于1978年春季入学。随之，教育部决定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当年7月20日-22日，全国610万考生参加了此次完全意义上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又有30.2万名新生于秋季跨进大学校门。在紧张准备高校招生考试的1977年11月，教育部、中科院联合发出《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中断了10多年的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复。包括60年代的大学生、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少数1977级大学新生共十几届学生于1978年5月份参加考试。全国210所高校、162所研究机构共招收研究生10708人，相当于“文革”前17年招收研究生总数的46.56%。(20)之后，又于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正式建立了学位制度。研究生教育的恢复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形势全面好转。从1977年起，全国陆续恢复、重组和新建了数百所高等学校，其中不乏名校，如西南政法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到1981年，全国普通高校由1976年的392所，增加到704所；在校学生从1976年56.5万人，增加到127.9万人。(21)1978年2月，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高校，以期早出成果，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确定全国第一批重点高等学校88所，其中恢复原重点高校60所，新增28所，占当时全国高校总数405所的22%。(22)当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扩大招生问题的意见》，决定高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后，可采用设立分校的办法，扩大招收新生。当年，全国普通高校从1977年的404所增加到598所，在校学生从1977年的62.5万人增加到85.6万人。(23)也是在当年，教育部根据6月份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精神，对高校专业设置作了调整，人文、财经、政法类学科受到重视，理工科中的新兴、边缘学科取得发展。这样，在高、中、初各级学校中，高等学校率先步入正常化发展轨道，并在之后二三十年里始终起着教育改革风向标作用。由此又可以说，“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最先建立起的一个学校层级依旧是大学。 大学之后得以建立的学校层级依旧是小学。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十年制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为十年，中小学各五年，中学则分初中三年高中二年两段。(24)“文革”结束后中小学校改革揭开帷幕。缩短学制是出于有利于普及教育的考虑。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交大会讨论的《1978-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到1985年，在普及小学教育基础上，农村基本普及八年教育，城市基本普及十年教育。然而，到70年代结束时，五年制小学也尚未普及，而且各地又纷纷提出要将中小学学制恢复为12年。于是，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中小学学制调整为12年，并将普及教育目标作了调整：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经济较发达、基础较好的地区应在1985年前普及小学教育，其他地区一般在1990年前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极少数经济特别困难、山高林深、人口稀少的地区可适当延长普及期限。(25)明确普及小学教育任务，这就意味着在各级学校系统中的基础层级——小学的建设继大学之后开始加速。 为适应深化改革的需要，198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表。《决定》正式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并将全国大致划为三类地区：城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内地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要求在1990年左右普及初中教育，20世纪末普及高中教育；中等发达地区的镇和农村，要求在1995年普及初中教育或职业和技术教育；经济落后地区，要随着经济发展，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不同程度的普及基础教育工作，国家则尽力给予支援。与“普九”目标相关，《决定》还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26)所有这一切，说明随着小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学校系统的建设渐次向中学延伸。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包括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大城市市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积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未升学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普遍接受不同年限的职业技术培训；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中的文盲率降到5%以下。(27)在1994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两基”为国家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年9月国家教委又下达《关于在90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00年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10%人口的贫困地区普及和巩固5-6年级小学教育，在5%人口的特别贫困地区普及3-4年级小学教育；在90%人口地区扫除青壮年文盲，15-50周岁的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28)在世纪末被称作“两基”或“普九”“攻坚”的数年里，全国各地中小学校建设取得新发展，成为实现“两基”和“普九”的基础性条件。到1999年，全国实现“两基”的县(市、区)已达2428个，人口覆盖率为80%。其中，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阶段入学率分别达到99.1%和88.6%；全国总人口文盲率下降到14.5%以下，15-50周岁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5%以下。(29)与中小学校发展量的飞跃相得益彰的是，关注中小学校内涵发展的基础教育教育、教学改革也在蓬勃发展，素质教育的提倡，学校课程与教材改革的实施，特色学校的探索，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和课业负担的研究，从质的方面反映了中小学校的发展。1999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基础上，到2010年，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到加快非义务教育的发展，构建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的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表明对义务教育阶段后学校教育的建设决心。尤其是中央政府承诺，从1998年起，中央级财政中教育经费支出连续5年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各地也纷纷响应，也提出在未来3-5年，在省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不等。(30)这使得全国各地中小学校建设有了可靠的经费保障。只是到此时，中国各级学校系统中的中学才算真正完善，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为什么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走的是一条非典型的下延型路线？ 杜威说：“从整体上看，学校制度(系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既是指西方国家现代学校系统的发生，也符合人类其他很多国家现代学校系统的发生。在欧洲，这一过程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如果从中世纪大学算起，这一过程延续了七八百年之久。而在许多后发的教育现代化国家，这一过程则是人为建构的过程，既如此，也就表现出各自发生方式、发生路线、持续时间等等方面的不同。就欧洲而言，学校系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有其必然性，那是由于古代教育多带有贵族教育或精英教育的性质，古代传统学校体系中最为成熟、最为发达的学校层级是大学，基础阶段的学校并不发展。而任何教育新生事物的产生都离不开已有的教育传统资源，欧洲历史上学校系统的发生也就自然而然从较高的学校层级大学开始，自上而下地发展出来。杜威所言，当也包含着这一层意思。就中国开始建立各级学校系统的近代社会而言，情况相似。19世纪中叶，走到近代社会门槛边上的中国传统教育最值得称道的是哪一个层级的学校？不言而喻，是大学，即京师的国子监，各地中心城市的府州县学和散布在全国城乡的书院。中国如欲建设一种全新的学校，最容易想到要借助也最易于借助的资源自然就是这些教育遗产。 但是，中国开始建立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过程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即中国非常急迫地需要通过教育来摆脱自己受欺侮的地位或者落后的地位，需要大量新型人才来承担起这一重要使命。于是，自然就从能够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学校层级做起，在学校系统中处于较高层级的学校，往往就成为建设的最先入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清末政府会在最初的教育改革(洋务教育)中首先建起了一批专门学堂，新生的共和国会首先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它的教育建设，新时期中国教育会首先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入手开始拨乱反正进而实现重建。 正因为三次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设都具有十分的紧迫性，因此就都具有“干起来再筹划”、边干边完善的特点。于是我们又看到，当把学校系统中最高的学校层级建设起来后，人们才认识到学校系统中基础层级学校建设的重要性，或者人们才顾得上学校系统中基础层级学校建设的事业，于是，又回去从小学做起，继之以中学。这就出现了本文所谓非典型的下延型学校系统发生路线。 为什么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会经过重复三次建设才能最终形成？ 从1862年洋务派按西方模式创办新式教育，建立起各种专门学堂，到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实施建立各级各类学校系统，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普九”，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立经历了140年时间，或许在已经建立各级学校系统的现代国家中是历时最长的了。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各级学校系统经历了三次重建，前两次虽然也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就各级学校系统的最终建立而言，则都可说是前功尽弃，无功而返。唯有第三次即近30年来的建设才算初步告成功。相比较同样是教育现代化后发国家的日本费时30多年建成现代学校系统，中国的道路可称太过漫长，我们差不多晚了100年。从中国的各级学校系统的建立历程，我们看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过程是被大大延缓了这一事实！ 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三次重建情况各不相同。第一次建设因清政府的认识原因，在1862年之后的整整40年里，并未形成各级学校系统，可以说错失了一次十分宝贵的现代学校建设机遇。而在1902年至1922年的20年时间里，清末政府尤其是民国政府抓住了一次历史机遇，次第构建出颇为合理的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架构，并在之后的15年里将这一蓝图相当程度上予以实现。遗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设进程，而之后的内战更使这一进程难以为继。 第二次建设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放弃了前代经过80多年(尤其是20世纪前半叶)建立起来的学校基础，从1949年起开始按新的学校制度模式重新建设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在历经曲折后，于1960年代初形成按教育规律探索符合本国本民族特点的教育、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宝贵认识，并也提出初步的学校系统构想。只是随之而来的十年“文革”又一次打断了中国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进程，而且以更为激进的思想和实践使中国教育背离了现代学校的发展道路。尤其可叹的是使中国又错失了一次更为宝贵的现代学校建设机遇。 第三次建设因为有着太多的前车之鉴，尤其是之前30年的经验与教训，虽然其建设任务之艰巨比较前两次建设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由于认识的正确，计划的合理，措施的得当，尤其是时代环境条件的具备，到20世纪末中国初步建成了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历时20余年。可以说中国抓住了20世纪最后的一次极其宝贵的现代学校建设机遇。当然，过去的两次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设也给第三次建设留下了遗产——第一次建设留下的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各级学校系统架构，第二次建设留下的是建设“自己的东西”的信念及其初步的学校基础，还有就是整体构建学校系统的宝贵经验。 因此，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的非典型下延型路线有其必然性，然而重复三次则具有偶然性。从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三次重建经历，我们也看到后发的教育现代化国家建设现代学校其任务的艰巨和过程的艰难。其中，教育历史的遗产、教育改革的理念、教育改革的设计、教育改革的时代环境，都会影响现代学校建设的开展、成败与效果。 ①参见陈桂生：《学校教育原理》(增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34页。 ②[美]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③李剑萍、杨旭：《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④见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光绪帝：《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40-442页。 ⑤选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3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表11.1。本文引用时未选入原统计中有关师范学堂和农业、工业、商业等实业学堂以及女子学堂等的数据。 ⑥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⑦周恩来：《谈新学制》(1951年8月10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⑧1952年新伊始，1月3日教育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即是部署理工学院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工作，以解决工业建设所需大批干部的问题(参见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6页)。 ⑨参见高等教育部：《关于1953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总结报告》(1954年1月15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281-284页。 ⑩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0年10月1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06页。 (11)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1953年11月26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263页。 (12)教育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决定》，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27页。 (13)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480页。 (14)王伦信、曹彦杰、陈绵杰：《新中国中学教育改革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15)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1952年3月31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46页。 (16)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0年10月1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06页。 (17)刘少奇：《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34页。 (18)王伦信、曹彦杰、陈绵杰：《新中国中学教育改革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20)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79-1580页。 (21)方晓东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第309页。 (22)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第1597页。 (23)方晓东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第333页。 (24)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第1593页。 (25)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第1878页。 (26)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第2286-2287页。 (27)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第3468页。 (28)李鹏：《动员起来，为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而努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第3651页、3661页。 (29)方晓东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第495页。 (30)方晓东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第524页。标签：大学论文; 大学招生论文; 高等学校论文; 工农速成中学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基础教育论文; 小学教育论文; 学校论文; 中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