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探寻和拓展（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道路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它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则终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两位巨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标志了中国现代化历程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进入到自觉、主动、创造性“回应”的时空境界。
一、走出历史的沼泽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
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活动各个领域变革的多方面进程。从时间上看，现代化始于17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然后逐渐扩及全世界，形成一条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世界历史变革之链。
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和“外发”两种类型。所谓内发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发型现代化则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或者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内发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外发型。19世纪后半期，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同时又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资本投资于新式工业”[1]。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起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和挑战的回应，而且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起步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
外发型现代化包括中国的现代化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外国现代技术与本国传统制度的关系。“洋务运动”的破产，使康有为意识到必须“改制”，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从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推进；戊戌变法的夭折，使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制度层面现代化的一次尝试；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孙中山再次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意识到应“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寻找一条“驾欧美之上”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十月革命的炮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2]。“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俄国人的路”并非易事，它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问题。作为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这就深刻地把握了“俄国式的革命”和中国国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历史必然与民族价值目标之间的张力中探寻到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生产力具有“二元性”，即“停留在古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只占10%，但它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激化，十月革命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种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换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是生产方式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历史不同于自然，历史必然性的实现，离不开人的自觉活动。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表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过程，而如何实现又取决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中国是被西方资产阶级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构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任何一种社会运动要想获得成功，必然首先应解决上述主要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在中国的实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同时，由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引发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其价值目标就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恢复民族赖以发展的自主独立。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时，它就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而且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外发型现代化遇到的又一难题，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尤为如此。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它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怎样才能既变革传统文化，又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运动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中体西用”是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最初回应，它一开始就歪打正着触及到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然而，无论是以“中国文化中心论”为逻辑前提的“中体西用”说，还是以“欧洲中心论”为蓝本的“全盘西化”论，以至孙中山的“中国国粹+西方科学”的文化嫁接方案，都没有解决这一文化难题。
实际上，任何外发型现代化的成功，不仅需要把外来的文化因素转化为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而且需要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毛泽东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并全面把握了唯物史观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关系的原理，因而科学地解答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难题。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新的文化形态，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形成既不可能像西方文化那样“推陈出新”地自然演化，也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而是一个将中、西、俄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这个问题同时是一个分析、批判、融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4]，同时，“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5]；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自我创造，在走向“世界新文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不应失去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6]。
毛泽东的文化观正确地解答了文化的时代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体现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而其真谛就在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进行民族化的再创造，使其植根于本土文化并成为契合民族特点和具备民族形式的中国新文化要素。
这样，毛泽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探寻到一条历史必由之路，并科学地解答了其中的文化难题。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现代化运动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
二、成功与失误的交织：“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
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但它本身并没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又提出并探讨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讨。
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首先就是国家工业化，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从历史上看，工业化有两条基本道路：一是以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西欧道路；二是通过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的东欧（包括苏联）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既不能走西欧道路，也不能走东欧道路，而应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东欧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在提出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看，工业革命一开始就与科技革命结合一起，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甚至走到工业革命的前面。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提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同时，又提出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工业化应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7]，从而以“跳跃”的发展形式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毛泽东的中国工业化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世界工业化和中国实际双重结合的产物。
其次是政治民主化，使“人民主权”由概念转化为实际生活。
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是政治民主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成为一个“政治上自由”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这是毛泽东追求的政治目标。1950年访问苏联时，毛泽东就对南斯拉夫著名理论家卡德尔说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的可能性。”[8]这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人民主权应从概念转化为实际生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多次提出“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问题。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主体以及主体真实性的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政治理论的聚集点。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轻率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根本上无视民主。问题恰恰相反，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指出：“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应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总结“斯大林现象”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现象”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9]这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问题。问题在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在总体上仍停留在原则阶段，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从而在客观上延滞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再次是现代文化，创造出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工业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内在联系，所以应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途径是：采取“倒行法”，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建设中国现代文化要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而要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应该采取“倒行法”，即首先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然后反过来研究中国文化，因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10]，而“马克思说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11]。毛泽东的这一见解体现了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2]。在人类历史以及文化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上一样的情形。因此，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3]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针对苏联的文化专制主义提出的，它本身就具有民主和科学的双重性质。毛泽东之所以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中国现代文化联系起来，是因为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精神世界以及“真理发展的规律”，因而构成了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这表明，毛泽东不仅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方针，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规律、途径和内在机制。这是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论的深刻内涵。
由此可见，毛泽东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即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尽管这条路线不是那么明晰，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毕竟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
当然，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相互矛盾的”[14]。换言之，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二重化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上，这种二重化集中体现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现代化两个问题上。
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上，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生产会出现“资本主义的鬼”，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依据只能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不理解现代化既是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过程，同时又是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而市场经济则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现代形式。
在社会结构现代化问题上，毛泽东先是看中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模式，后又提出“五·七指示”，即“以……为主，兼学别样”，力图通过社会角色的功能互换，用“同构群体”取代既定的社会结构，以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从人民公社模式到“五·七指示”公式，一方面体现出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又说明，毛泽东早年接受过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在他那里已积淀为一种“文化无意识”。“在酝酿思考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时，毛主席的头脑里是浮现过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曾经宣扬过的‘新村’模式和中国史籍中描述过的‘大同’思想的，他的思想已经有些偏离历史唯物论了”[15]。应该说，这种理论中的确存在着旧的理论要素，本质上与现代化格格不入。
毛泽东的悲剧是巨大的历史悲剧，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二重化及其失误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个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实际上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投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闪应把毛泽东视为时代和民族的人格化身。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都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
三、再造辉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拓展
从1954年到1976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勾画了这样一条起与落的曲线：1954年，一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构想，但1958年的“大跃进”使之由喜剧转为悲剧；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夭折；1975年，四届人大再次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但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之化为乌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三起三落”表征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有待重新认识，对现代化的内涵有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次发生了历史性转换，即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按照唯物辩证法，随着主要矛盾的转换，事物原有的发展进程便会结束，新的发展进程就会由此开始。这样，经过1949年到1956年这一特殊的过渡阶段，中国历史便由现代进入当代。这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背景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国度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换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基础上的，而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长久地建筑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基础之上；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6]。
于是，一个历史的课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这就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兴衰的重大的历史课题。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一根本问题，并开始寻找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更为自觉地认识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7]同时，对中国以及世界现代化的深刻反思，使邓小平明确意识到，“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8]。就当代中国而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
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作了具体的构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构想；关于“经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关于“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及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的构想；关于在开放中走向现代化的构想，等等。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没有独立的变量以形成一个紧凑的思想流派”。实际上，这种种具体“构想”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总体构想”。邓小平因此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变，其实质就是用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代替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所以邓小平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19]同时，现代化本质上是在科技革命的激荡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所以邓小平又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以科学技术为“第一”要素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制。邓小平深悟这一点，1978年他就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0]在改革刚刚拉开序幕之际，邓小平就对改革与现代化、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了前瞻性的分析，并具有了在改革中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当代中国的改革根本上就是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民主”。这就是说，改革既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性质，即从所谓的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又关系到经济运行机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民主及其制度化、法律化是现代化在政治上的特征。邓小平深知这一点。在邓小平那里，现代化是与“政治生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21]。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生活民主化，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2]。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当代西方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泽东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23]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变，由人治走向法治，标志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就是政治现代化理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实践。
在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他同时深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2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必须对外开放，进行国际交往，从而使中国以“跳跃”的发展形式实现现代化。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化就是“西化”，向世界开放只能是重归资本主义。这一错误认识使极右与极左思潮两极相通：极右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本质上是要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极左把现代化看作“西化”，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以此认定现代化实现之日便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二者错误的共同点就在于，都否定中国应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
无疑，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西化”在现代化的历程中也的确获得过成功。换言之，现代化与“西化”有一定的历史重合。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东方社会实现之后，现代化运动就出现了历史的分叉，形成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和社会主义方式，即“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和“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25]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具有深刻的内涵，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否定农业文明，二者在工业化、生产社会化方面是一致的，但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更合理地实现现代化的方式。
我们注意到，现代化的西方模式的确存在着普遍的现代化内容，但它确实又具有源于西方民族传统的特殊形式，并存在着自身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现代化问题专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化“落脚于不同的土地，就结出许多不同的果实。惟一可确定的是，现代化后发社会中没有一个会再造出与现代化早发社会相同的现代制度模式”[26]。艾森斯塔德指出：“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指，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非西方国家无需在文化意义上西化，以及接受从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具体的文化形式和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27]对于非西方的民族来说，无论就历史的可能性而言，还是从价值的可欲性来说，现代化都不可能也不应当等同于“西化”。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拓展一条异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独特道路。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明确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28]
“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用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一般要求的现代化。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把现代化、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统一起来并融为一体，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问题凸现出来了。就这样，邓小平拓展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开辟了新的天和地，社会主义从此将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再造辉煌。
从总体和体系上看，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无疑属于毛泽东思想的总范畴和总框架之中，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和矛盾的辩证法像一条永恒的金带连接着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但是，邓小平面对的历史条件毕竟不同于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和平与发展构成了当代世界的主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主要目标。时代的差异自然会使理论显现出风貌、角度、形式的不同。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和中国社会主义新实践的产物，因而它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
四、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拓展使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转折集中体现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这三大历史转折上。
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告诫全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29]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探讨在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历史的发展总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毛泽东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其中，根本的失误就在于，在理论上，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实践中，对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并由此形成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正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毛泽东力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来解决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式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的社会主义由此在政治上处于动乱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30]。
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毛泽东一生力图进行两大创造：一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第一次创造极为成功，第二次创造却发生了重大的失误。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来说，第二次创造比第一次创造更难，因为这里存在一个超越自我，即超越自己先前创造并习以为常的理论范式问题。从认识论上看，毛泽东之所以在第二次创造，即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重大失误，就在于他的思路在总体上没有超出他在第一次创造，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确立的理论范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31]。以阶级斗争理论为线索透视“几千年的文明史”，无疑是正确的。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当毛泽东仍然固守这方面的见解时，问题就产生了，并由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通过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使邓小平明确意识到：(1)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2]。(2)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前提就是发展生产力。“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33]。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34]。(3)“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5]。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甚至“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36]。
邓小平的见解既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又同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并明确指出：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巨大增长，“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7]。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及时而果断地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把握住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全局，并有效地促进了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如果说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是为了走出思想路线的误区，那么，批判、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则是为了走出政治路线的误区。同思想路线的转变相比，政治路线的转变更为深刻，更为艰难，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认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38]
就这样，邓小平领导当代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施拉姆对此评价道：“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被运用的方式，与毛泽东在过去运用的方式已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毛泽东是首先考虑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而现在，邓小平则把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其政策的核心。毛泽东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开展持续不断的斗争，才能确保人民沿着正确的轨道进入一个大公无私的新社会。……相反，邓小平则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39]应该说，施拉姆的这一评价是公正的。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就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为发展起点。邓小平的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实际上体现着一种新型的实践观，即从经验型的实践转向智能型的实践。
“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40]。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其各个要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同时，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迅速波击、影响到其他要素，从而形成一种新质生产力。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主要依靠其中的某一要素，这个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即“第一”生产力。不同的时代，生产力具有不同的生长点。近代生产力的变革“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工作机、动力机先后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在现代、当代，科学技术则决定了生产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从而成为第一生产力，社会活动结构由此从生产——技术——科学转化为科学——技术——生产。邓小平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变化，明确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41]，“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2]。这样，在对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思考中，邓小平就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已为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所印证。从根本上说，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以知识为主要内驱力的经济形式。同以往的经济形式相比，知识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以及硬件技术的数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它将改变过去那种资源、资本总量或增量的决定模式，以知识创新的优势弥补资源、资本的劣势，知识积累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显著变量。作为一种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知识经济的兴起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包含着意义深远的预见性，即人类必将走向以科技发展或知识发展为动力的新的社会，从而向我们指明，在当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求得发展和强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并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
（待续）
收稿日期：200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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