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越战论文,初期论文,信息传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1-00106-20
一
1965年初，越南战争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美国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政府一面开始向越南南方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一面对越南北方实施大规模持续轰炸的“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动继续升级，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冒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然而，来自北京的警告却未能阻止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升级。一时间，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如同15年前曾在朝鲜战争时发生过的那样，中美两国似乎将再次走上兵戎相见之路。只是，这一次中美之间若真的发生战争，必定会使双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于1965年春夏之际，通过公开与秘密、直接与间接的各种渠道，就越南战争升级失控所包含的危险问题，向美国政府传递了一系列警示性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制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美两国当时处于高度敌对状态，但在处理双边“信息传递”的问题时，却表现出了一种相似的两重性。一方面，双方都坚定地表示，将为各自的越南盟友支持到底；另一方面，双方又利用一切机会使对方认识到，己方真正的政策目标绝不在于任凭越南战事无限升级而导致与对方的直接军事对抗。在双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同公开声明中的咄咄逼人形成对照，在行动上（尤其是采取军事行动时）都表现出了某种谨慎与克制。事实上，根据现在已可看到的材料，中美两国决策者都为理解来自对方的信息作出了很大努力，并在己方战略制订过程中将对方的可能反应当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到头来，尽管越南战争自1965年春起便一再升级，而中美两国也分别向各自的越南盟友提供了人力与物力上的巨大援助，但朝鲜战争式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却没有在越南重演。
在中外史学界，关于越南战争的各种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这段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历史的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注：在英文论著中，尚未看到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专著或专文。在中国学术界，李丹慧曾发表过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三八线和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2-39页）。李文对有关史实作出了准确叙述，并对中美双方在朝战与越战期间信息沟通的特点及成败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囿于条件限制，李文未能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有关解密资料，也未能对国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作出回应。）其实，无论在理论与实证的层面，对这段历史都有深入探讨之必要。首先，它在越南战争乃至全球冷战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越南战争为什么得以保持为局部及有限战争，而没有演变为包括中美直接冲突在内的全面战争？在60年代美国一再将新中国界定为“最危险”和“最肆无忌惮”的敌人的情况下，为什么却在面对北京的警告时，竟愿意将越南战争的升级局限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就同全球冷战的关系而言，越南战争为什么在实际上起到了限制冷战规模、而没有使其陷于失控的作用？显然，对于中美两国如何在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得以实现“信息传递”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寻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其次，这段历史又对理解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转折有着重要意义。中美两国自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后，便长期处于全面敌对状态。尽管两国间危机不断，却没有再次卷入如同朝鲜战争那样的直接军事冲突。这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对越战初期中美两国间“信息传递”的探讨会使我们看到，即便在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利益追求严重对立的国家之间，仍然有可能通过有效的对话与交流，而使双方在并不认同对方意识形态——甚至并不认同对方很大一部分利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在“不与对方打仗”这一底线上找到与对方妥协的共识。面这种妥协的实现，又必定会使双方在相互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信心，从而为双边关系从敌对向着缓和的转变留下某种伏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信息传递”的实现，不能不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走向缓和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第三，对于这段历史的探讨，也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长期受到学界关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国际冲突的控制，敌对国家间的沟通与联系，以及“以史为鉴”的可能性（注：在西方学者关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对于美国决策者作出越战决定影响的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以及同一作者所著"The Lessons ofKorea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in George Breslauer andPhilip Tetlock,eds.,Learning in U.S.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1),pp.302-349.然而，在这两项研究中，作者对1965年初中美之间的特殊信息传递均未提及。关于决策者如何从历史经验（包括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经验）中汲取教训的一般性研究，参见Ernest R.May,"Lessons"of the Past: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Richard Neustadt and ErnestMay,Thinking in Time: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New York:Free Press,1986).）等等——有着密切关系。这一个案表明，即便在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敌对国家（或潜在敌对国家）之间，有效的沟通仍然能够减少因对对方意图的误读与误判而引起军事冲突的危险。它同时揭示，对于以往因对敌国意图误读及误判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的记忆，将有助于决策者在既不向敌手示弱又不牺牲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寻求避免重蹈覆辙的可能途径。（注：在这一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惠廷(Allen S.Whiting)的一系列研究。惠廷是国际学术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在上世纪60年代曾是美国国务院的情报分析官员，曾利用美国政府的一些内部文件并结合他本人的外交经历及学术经验，发表过关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一系列专著与论文。见Allen S.Whiting,China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New York:Macmillan,1960);idem,"How We Almost Went to War with China,"Look,vol.33,no.9(29 April 1969),pp.76-79; idem,The Chinese Calculus ofDeterrence:lndia and lndochina(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Press,1975),esp.Chap.6;and idem.,"China's Role in the Vietnam War,"inJayne Werner and DaVid Hunt,eds.,The American War in Vietna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1993),pp.71-76.）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研究领域的薄弱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关档案资料长期未开放的局面所造成的。近年来，这方面的情况随着美国、英国、俄国以及中国有关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的解密开放（以及在有限得多的程度上接触越南方面资料可能性的出现）而得到了很大改善，从而使学者们能够对1965年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进行更为深入（尽管仍很不完全）的探讨。更重要的是，新资料的出现还使得学者们能够对发生于越战初期的这段历史，同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警示性信息的历史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理解一个长期以来便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受到人们重视的问题，亦即在怎样的意义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决策者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从而避免同类错误的发生。本文的主旨，即在充分利用各有关国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发生在越战初期这一重要个案予以深入研究，以求教于同行与读者。
1950年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失败的“信息传递”
为了对1965年春中美两国围绕着越战升级问题而发生“信息传递”的历史背景有更为清晰的了解，有必要先对1950年10月华盛顿无视来自北京的一再警告，并因此导致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的直接军事冲突的历史作一番简要回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使东亚转变为全球冷战的重要战场。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推进，曾经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然而，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从侧后方对人民军实施反击，从而彻底改变了朝鲜战场上的态势。到9月底，人民军的抵抗濒临崩溃，战火不断迫近鸭绿江。
近10余年来，中国及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大量解密文件揭示，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领导层便着手为必要时入朝参战作准备，并在与莫斯科进行一系列协商的基础上，于1950年7月作出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以便在必要时（尤其是在朝鲜战局一旦发展逆转时）进行干预。（注：Telegram,Stalin toSoviet Ambassador in Beijing(N.V.Rochshin) with message for ZhouEnlai,5 July 1950,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6-7 (Winter 1995/96),p.45；毛泽东致聂荣臻信，1950年7月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54页；亦参见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5-67页。）在26万中国军队的精兵强将于8月初完成在东北边境一线的部署后，毛泽东又于8月18日确定，以9月底作为边防军完成作战准备工作的期限。（注：参见毛泽东致高岗电，1950年8月5日、1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454、499页。）国内学者在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中，往往强调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这些决定是出于保卫中国国土安全的考虑。我们认为，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来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安全考虑外，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朝鲜危机的处理中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愿：通过将危机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转变为广泛的动员国内群众的动力，进一步加强广大中国人民对于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并建立起他们对于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的内在支持，与此同时大大增进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地位。（注：关于这一论点的详细探讨及展开，见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Chap.5。）由此决定，中国处置朝鲜危机的大战略从一开始便不可能是以“保持守势”为主要取向的。
1950年9月30日，韩国部队在“联合国军”旗号下越过“三八线”，将战火引入朝鲜北方并逐步推向中朝边境。几乎与此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分别向中苏领导人发出求援信件。（注：Telegram,Kim Il-song and Pak Hon-yong toStalin(via Shtykov),29 Sepetember 1950,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6-7(Winter 1995/96),pp.111-112；金日成、朴宪永致毛泽东信，1950年10月1日，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148-149页。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在敌军仁川登陆前便对朝鲜采取更为积极的支援行动，主要原因是当时朝方并未向中方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这就把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直接摆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面前。当时，中国领导层内部在是否应当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种种考虑，很多领导人对出兵问题持保留态度。但毛泽东显然是主张出兵的。10月2日，中央书记处成员就朝鲜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做出了出兵援朝的初步决定。同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回电，开宗明义便表明，中国已决定“派遣一部分我们的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协助朝鲜同志打击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在谈到出兵的理由时，毛泽东强调，朝鲜问题的解决，不仅同朝鲜革命和整个东方的命运攸关，也将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他因而提出了通过中国出兵“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的目标，并作了因此而导致“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的最坏打算。毛泽东并要求斯大林在向中国提供军援以及全面空军支援（包括直接派出苏联空军入朝作战）的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539-540页。）然而，由于党的领导人之间意见尚未真正达成一致，亦由于苏联提供空军及其他援助的问题尚无定论，毛泽东虽起草了这份电报，却并未发出。根据近年来俄方档案披露的资料，毛泽东在10月3日凌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表明，鉴于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可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甚至有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中方很多领导人认为应当在参战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因而，中国还没有做出派兵入朝参战的决定。（注：Telegram,N.V.Roshchin to Stalin,3October 1950,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6-7(Winter 1995/96),pp.114-116.将这一电报同当时的其他有关资料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毛泽东的这番表述并不表明中国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出兵的决定，而更可能是为了向苏方施加压力，以便迫使斯大林就苏联军事支援问题作出明确的承诺。关于有关分析，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1-159页；亦参见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pp.x-xii.）
然而，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出兵主张并汉有改变。当中共领导人于10月4日、5日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出兵问题时，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与权威，引导会议的讨论向着赞同出兵的方向发展。在彭德怀同意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后，会议终于作出了出兵的决定。10月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国对朝鲜战局进行干预，其中甚至提到，即便中国参战有着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出兵仍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让它现在就发生，不然，几年后日本军国主义作为美国的盟友便会复活，而美国和日本便会在亚洲大陆取得一个由李承晚统治的朝鲜作为进一步侵略的桥头堡”。（注：参见Roshchin's ciphered telegram,no.25348,7 October 1950(reporting histalk with Mao Zedong on the evening of 6 October),Dmitrii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DC;又参见KathrynWeathersby,"Should We Fear This?Stalin and the Danger of War withAmeric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39(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July 2002).）斯大林的支持与推动更坚定了毛泽东出兵的决心。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组建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注：毛泽东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543-544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国出兵决定在国内外的合法性，以及如何延缓敌军北进速度以便为最终完成出兵准备争取时间，便成为北京在确定危机处理的具体方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也构成了10月初中国向美国发出了一系列警告的基本背景。早在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群众集会上便公开指出，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任何外国侵略，也决不会坐视自己的邻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注：《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当中国领导人已经形成入朝参战的初步决定后，1950年10月3日清晨，周恩来又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请他帮助向美国传递下列信息：
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注：周恩来同潘尼迦的谈话，1950年10月3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27页。亦参见K.M.Panikkar,In Two Chinas：Memoir of a Diplomat(London:Allen & Unwin,1955),pp.109-111,and idem.,An Autobiography,trans.K.Krishnamurthy(Madra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35.在这里，“我们要管”在译为英文时成为“We will be forced to intervene.”据当时担任周恩来翻译的浦寿昌事后回忆，为确定“我们要管”的英文表达，周恩来曾事先同他商量，最后决定，使用“We will intervene”这一最为强硬和清晰的表达方式。见裴坚章等：《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97页。）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发出这一以十分清晰的语言所构成的信息，与其说是为了完全阻止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很难设想，中国领导人在敌军实际上已经越过三八线、而北朝鲜方面的抵抗已经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会赋予这一信息以如此巨大的使命），母宁说是为了达到战术与战略层面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这一警示性信息起到了威慑敌方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敌军向北推进的规模与速度，也就为中国方面争取到了完成最后阶段的出兵准备所需的时间与空间。而如果华盛顿完全无视来自北京的警告而继续将战火引向中朝边境，就使得中国领导人有着更为充分的理由向全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宣告，中国出兵朝鲜打的是一场师出有名的正义之战。因此，从根本上来看，周恩来发出警告的目的并不在于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10月3日凌晨（华盛顿时间），美国国务院官员便已看到了由印度方面迅速转来的周恩来的警告。（注：Chargé in the United Kingdom (Holmes) to theSecretary of State,3 October 1950 (rec'd 5:35 a.m.),in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略为FRUS），1950,vol.7(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868-869.）然而，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警告的可信度感到怀疑。首先，他们觉得作为信息传递者的印度是不值得信赖的。在当时冷战气氛弥漫的国际环境下，华盛顿早就对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中立”立场感到不满，在美国国务院官员们眼里，潘尼迦充其量不过是个“狂热、情绪不稳定、对毛泽东政权有着强烈同情心”的家伙。（注：State Department Report dated 12 October 1950,引自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and the Dimensions of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85),p.79.）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在给美国决策者的报告中表示，潘尼迦的“可信度和作精确表达的能力”都是大成问题的，并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可能是将他用做工具，以便通过传递这样的信息来影响美国和英国的政策。”（注：Daily Summary Excerpt,3 October 1950,in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IA,1997),p.445.）在美国官员中还弥漫着将北京的警告视为“讹诈”的情绪。当英国驻东京的外交官员持关于潘尼迦与周恩来谈话的电报急匆匆地去见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时，这位美军统帅根本没有把这放在眼里，只是轻蔑地评论道，这种警告纯粹是“敲诈勒索”。他甚至吹嘘道，如果中国人真的“愚蠢到自投火坑”的话，“那我们就会立即派出空军，将满洲和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荡为平地。”（注：Tokyo(Sir A.Cascoigne) to Foreign Office,3 October 1950,No.1371,FO371/84099,Public Record Office(PRO),Kew Gardens,England.）艾奇逊(Dean Acheson)国务卿对来自中国警告的第一反应是，“这也许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讹诈行为，我们可不能傻呼呼地上他们的当。”他虽然承认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贸然北进的话“可能会遇到危险”，但同时又强调说，“相比之下，犹豫不决和胆小怯懦的危险要大得多”。（注：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Allison,4 October 1950,in FRUS,1950,vol.7,pp.868-869.）总而言之，以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为首的美国决策者根本不愿意将周恩来的警告当作一回事来严肃看待。
美国决策者的态度，受到了几个基本假设的支持。第一，他们倾向于相信，仁川登陆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的最佳时机。（注：中央情报局在9月28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失去了在早些时间曾有过的扭转战争局面的时机，因此“如同俄国一样，（中国）不会在北朝鲜进行公开干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寇克(Alan Kirk)则提出，中国干预的最佳时机，“从逻辑上来看是联合国军正拼死防御大邱—釜山—线狭小地区的时候，那时，大批中国军队的参战将对战局的演变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由于中国军队那时并未参战，中国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了。中央情报局在10月12日的一份综合报告中则明确指出，“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的最佳时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引自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War,vol.2(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734-735;Foot,The Wrong War,p.80; 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pp.450-451;Memorandum by the CIA (ORE 58-50),12 October 1950,FRUS,1950,vol.7,p.934.）第二，华盛顿的官员们似乎还相信，新中国正值立国之初，其领导人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国内事务上去，因而不可能派兵入朝参战。（注：在中央情报局10月12日的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观察：鉴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种种难以解决的国内问题，如果中国与美国直接开战的话，“则新政权的全部国内计划和中国的经济都将受到损害”，同时，中国的“反共力量则会受到鼓舞，从而使新政权的生存受到威胁”。这些看法正合艾奇逊国务卿的口味，在他看来，如果中共领导人在面临着巨大国内问题的时候仍派兵入朝参战，那他们“一定便是神经失常了”。参见Memorandum by the CIA,October 12,1950,FRUS,1950,vol.7,p.934；又参见Gaddis Smith,Dean Acheson(New York:Cooper Square Publishers,1972),p.201.）第三，美国战略分析家们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若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便会加强“北京对于莫斯科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依赖”，并同时大大缩小新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可能性，而这显然是中国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注：Memorandum by the CIA,October 12,1950,FRUS,1950,vol.7,p.934.）最后，美国情报专家又断定，莫斯科或北京决不会愿意由于朝鲜问题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注：Memorandum by the CIA,October 12,1950,FRUS,1950,vol.7,p.934.）
在所有这些假设的背后，是美国人在面对一个被他们认为力量孱弱、在国际上没有真正地位的中国时，有意无意间表露出的轻蔑心理和傲慢心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深深植根于文化及种族意识的偏见，由于美国人在中国内战期间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历而大大加强了——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与无能，与其说是国民党的问题，毋宁说是中国人的问题，因而也是同为中国人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难以避免的。美国决策者完全不能想象，卷入同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的战争，能使北京有什么收益。事实上，美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是，即便新中国真的有决心出兵入朝参战，美国依靠自己所拥有的军事和技术优势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对手碾得粉碎”，赢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在评估莫斯科和北京对美国在朝鲜战场大规模北进战略的可能反应时，华盛顿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苏联的身上。一旦美国决策者确信苏联不会对朝鲜战局的发展进行直接干预时，他们便同时认定，中国的参战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狂妄心态的影响下，美国决策者完全忽视了中国为入朝参战而作的广泛军事准备和大规模群众动员。毫不奇怪，迟至1950年10月12日（亦即毛泽东发出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命令的4天以后），中央情报局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有周恩来的声明，以及有中国军队在满洲的调动和（中方）在（美军）暴行以及侵犯中国边界问题上所做的宣传与指控，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存在着对朝鲜进行全面干预的意图。”（注：Memorandum by the CIA,October 12,1950,FRUS,1950,vol.7,p.933-934.）直至1950年10月下旬，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大规模进入朝鲜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仍然对局势作出了错误判断——尽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已经参战，麦克阿瑟仍于11月下旬下令美军及联合国军发起一场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感恩节攻势”，其结果，则是被美国政治学家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称之为”美国军事史上最声名狼藉的大撤退”的军事失败。（注：Jonathan D.Pollack,"The Korean War and theSino-American Relations,"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eds.,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55(Wilmington,DE:Scholarly Resources,1989),p.224.）很显然，这里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情报判断失误”之类的一般性错误，而是美国人不愿将新中国视为自己“合格挑战者”的心态在战略判断与决策层面的反映。
从1950年10月开始的中美直接军事对抗，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才因停战协定的达成而告结束。然而，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却将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正如我们在下文分析中将谈到的那样，在中美关系此后的发展中，北京和华盛顿都没有忘记发生于1950年的这一段历史，并试图理解为什么来自北京的警告当时没有能引起华盛顿的重视。在50年代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过程中，双方的政策行为中已表现出了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意图。所有这一切，又在一系列关键意义上为中美双方越战初期“信息传递”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了解对手：中美危机处理中“避战”模式的出现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0余年间，中美关系持续处于全面敌对状态。两国之间虽没有再次陷入朝鲜战争那样的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但在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中，双方其实曾数度濒临战争的边缘。（注：西方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以及两次台海危机的研究著作甚多，其中较值得注意者有：Gordon H.Chang,"To the Nuclear Brink:Eisenhower,Dulles,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H.W.Brands,Jr.,"Testing Massive Retaliation:Credibility and CrisisManage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2,no.4(Spring 1988); Shu 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2),chapters 7 and 8;Gordon H.Chang and He Di,"The Absence of War in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over Quemoy andMatsu in 1954-1955:Contingency,Luck,Deterrence?"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vol.98,no.1(December 1993),pp.1,500-1,524;Thomas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Mobilix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Robert Accinelli,Crisis andCommitment: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d Taiwan,1950-1955(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 Appu Kuttan Soman,Double-Edged Sword: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The UnitedStates and China,1958(Praeger,2000).）从1955年起，双方先在日内瓦、然后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但这一“交流渠道”很快便沦为一种形式——一个主要供双方各自发表批判性声明的舞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两国之间不存在正常交流渠道的情况下，两国对台海危机的处理为双方提供了一种试探对方意图及行为模式的特殊“摸底”机会。正是在掌控台海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在言辞上双方一再严厉谴责对方并表达了决不在原则问题上与对方妥协的决心，但在对危机的具体把握中，双方却开始显示出了不使事态发展演变为战争的某种意愿。
中美关系的这一潜在变化首先在第一次台海危机（1954-55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突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并“击破美蒋军事条约……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注：中央给周恩来的指示，1954年7月27日，引自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05页。）解放军驻福建沿海部队于1954年9月3日对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金门岛实施炮击。1955年1月，为实现上述目标并同时从根本上改变浙江及其以北海域的安全态势，解放军又发动了对一江山岛与大陈岛的两栖进攻。美国方面对解放军炮击金门的行动作出了强烈反应，并于1954年12月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一切，将台海地区的危机情势推向白热化，并造成了中美之间有可能再次兵戎相见的险情。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向华东军区发出指示：在轰炸大陈岛、攻击一江山岛时，“不要向美机美舰主动出击”。（注：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页。）而美国方面在签订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时也留了一手，没有承担协助国民党部队防御沿海岛屿的义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这最有可能引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当解放军采取对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时，美军除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外，并未进行其他干预。到头来，第一次台海危机并没有演变为中美双方的直接冲突。
这种中美之间以严厉的言辞相互指责，但在行动中却表现出相对谨慎与克制的危机处理模式，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得到重复并更为充分地表现出来。从根本上来看，毛泽东之所以于1958年夏作出大规模炮击金门的决定，不仅在于希望以此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台湾问题的重视，更重要的，还在于希望由此而创造出一种同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相适应的实行广泛群众动员的氛围。（注：毛泽东当然并非简单地由于发动大跃进的需要而“制造”了金门炮击。但可以肯定的是，金门炮击发生于1958年夏——而不是更早些或更晚些——同大跃进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简而言之，由台海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外部高度紧张的压力，使得因大跃进的推进而出现的一系列内部高度紧张的状况显得合理了。笔者之一因而曾在以英文发表的一本专著中提出，如果说，大跃进是一出精彩的京剧大戏，那么，炮击金门就是剧中的鼓点。如果没有它的配合，这出大戏的演出也就失去了基本的韵律和节奏，其基本的戏剧性也就无法体现出来了。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Carolina Press,2001),pp.202-203。）从现在可以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北京从未制订过以进攻台湾为目标的危机处理战略，甚至也没有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直接登陆的确切计划。在整个危机期间，“反对美帝侵占台湾”以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成为对全国进行政治动员的中心口号，但咄咄逼人的对美宣传言辞并未转化为对美军事行动。事实上，几乎在危机发展的每一关头，毛泽东均一再下令，要求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只打蒋军”、“不打美军”，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注：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659-660页；亦参见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章。）美国方面对危机的反应也同样令人寻味。由于担心对金门的炮击是解放军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登陆并进而大规模进攻台湾的前奏，美国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当局在再三权衡利弊后，于9月初作出了派遣第七舰队为向金门岛运送补给物资的国民党舰只护航的决定。但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又命令美军护航舰只不得进入沿海3海里以内，以避免同解放军炮兵部队直接交火。（注：Dweight D.Eisenhower,Waging Peace.p.302；亦参见叶飞：《叶飞回忆录》第660页的有关描述。）最后，1958年台海危机并没有导致中美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就双边关系的基本定位而言，中美两国在两次台海危机期间与朝鲜战争时期一样，依然是高度敌对。然而，同1950年10月的情况相比较，北京和华盛顿对台海危机的处理表现出了值得注意的两个新特点。第一，在面对朝鲜危机时，双方均未将避免卷入同对方的直接军事冲突当作危机处理的基本目标。正如本文前已指出的，北京发出对美方警示性信息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更有利的出兵时机并使得出兵行动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而华盛顿则根本不愿将新中国当作美国利益的“合格挑战者”，因而完全没有把来自北京的警告放在眼里。这种情形在两次台海危机期间发生了变化。尽管中美双方使用的敌对性言辞比之朝鲜战争时期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北京和华盛顿却不约而同地将避免情势失控并演变为战争设定为己方危机处理的底线。在变化的背后，有着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处理两次台海危机的准则不仅包含着一般意义上的安全考虑，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以此促进全国范围的政治动员并推动“革命后的革命”的深入发展。在毛泽东看来，针对美帝国主义当然必须坚决斗争。但若因此而卷入势必将使中国耗用大量人力物力的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则又同他的本意不相符合了。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朝鲜战争后美国决策者不能不将新中国当作一个“已在崛起的大国”来看待，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实际重心也因而出现了向东亚转移的趋势。但美国决策者又完全知道，美国冷战全球战略的逻辑重心仍然在欧洲，而对美国的主要挑战则仍然来自于苏联。因此，在东亚地区再次卷入同新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显然是不符合美国最基本的战略利益的。
第二，在两次台海危机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比之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双方都在危机处理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对方的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辞上。主要出于各自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并受到国际冷战大环境的制约，危机期间双方在公开声明中所使用的语言往往充满攻击性，但在面对有可能使危机发展失控的特殊情势时，双方决策者不仅对己方的动作相当谨慎小心，也开始注意对方的动作及其中的可能含义。而当对方的动作及其含义表现出某种连续性及前后一致性时，双方又开始将此视为对方的决策及相关政策行为具有自身逻辑与理性的体现，而对于这种逻辑及理性的把握，则将有助于减少双方在进一步打交道时因出现情势失控而“撞车”的可能性。从总体上来说，当时的中美两国仍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行为者。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及由两次台海危机所提供的特殊“摸底”机会，却使得双方在意识形态及战略利益层面仍然存在着根本性对抗的情况下，逐步确认，对方是有能力依照自身的逻辑与理性使自身政策行为保持连续性与一贯性的。从长远来看，正是这种特殊的“相互信心”的出现，为中美双方在越战初期的“信息传递”乃至为中美关系最终发生重大转变的前景，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在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中美双方决定恢复举行大使级谈判。危机结束后，谈判继续进行。在当时中美两国仍然处于高度敌对的情况下，大使级谈判本身自然难以为双边关系带来任何突破。然而，发生于1962年夏的一件事却揭示，上述“相互信心”的出现已使得中美双方有可能为避免双边关系再次陷入危机而进行有限度的直接交流。1962年6月，中国领导人得到的情报表明，台湾蒋介石当局正准备利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局面，实行“反攻大陆”的大规模行动。北京指示参与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的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紧急约见美国驻波兰大使卡波特(John M.Cabot)，向美方通报这一情况，并要求华盛顿对这一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态发展明确表态，以避免再次发生如同朝鲜战争那样的中美冲突。卡波特当即表示，根据“现存的条约义务”，蒋介石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不能对大陆采取进攻性行动，而美国对这种行动也不会给予支持。事后，北京发现华盛顿这一次确实是言行一致的。（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86-90页；Telegram,Cabot to the Department ofState,23 June 1962,FRUS,1961-1963,vol.22,pp.273-275；参见NoamKochavi,A Conflict Perpetuated: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Years(Westport,CT:Prager,2002),pp.116-118.）
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而再度走向紧张。当北京和华盛顿必须面对事关两国是否会再次卷入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政策选择时——正如我们在以下讨论中将要揭示的那样——双方决策者都受到了两国在朝鲜战争初期及其后打交道经验的深刻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双方通过对抗和对峙而产生的关于对方行动逻辑与理性的“相互信心”，为双方在处理越南战争的爆炸性局势时实现有效的“信息传递”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的决定
1964年8月初北部湾事件的发生，将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对战争的卷入都带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约翰逊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认为，为了不使西贡政权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压力下陷于瓦解，就有必要由美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并授权约翰逊在东南亚“为阻止共产党叛乱的蔓延”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情况下，约翰逊当局的一些高级官员——如国防部长麦克奈马拉(Robert McNamara)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等——都纷纷主张，应当向越南南方直接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并同时对北方展开大规模轰炸。麦克乔治·邦迪在1965年1月2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特别强调道，“我们应通过使用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来迫使共产党方面的政策发生变化”。（注：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Security Affairs(McGeorge Bundy)to President Johnson,Washington,27January 1965,in FRUS,1964-1968,vol.2,pp.95-97.）
在越南战争情势出现转变的这一敏感时刻，发生了越南南方解放力量于1965年2月6日袭击波莱古美军基地的事件。越南方面新近披露的口述史资料表明，这一事件并非由河内预先规划，而极可能是出于解放力量基层干部的主动——事实上，作出袭击决定的解放力量基层干部甚至并不知道波莱古基地驻有美国军事人员。然而，美国决策者却想当然地认为，这一袭击“是由河内所策划与指挥的，其目的在于趁麦克乔治·邦迪一行访问越南之机向美国发出一个特殊信号”。他们甚至还怀疑，越方有意将波莱古事件的时机选在2月初，以便配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对河内的访问。（注：参见Robert S.McNamara,James G.Blight,and Robert K.Brigham,with Thomas J.Biersteker and Col.Herbert Y.Schlander(ret.),Argument without End:In Search of Answers to theVietnam Tragedy(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9),p.173.）当时，美国决策者已经认定，“越共”的战略目标在于通过采取一系列“恐怖行动”迫使美国从越南撤军，并进而搞垮西贡政权，而在他们看来，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唯有以大规模轰炸遏制“北越部队对南方的渗透”并同时加强对南方地面战争的直接参与。于是，在2月中旬对北方进行了一系列较小规模及短暂的空袭后，华盛顿于3月2日决定，将“滚雷行动”计划付诸实施，对北方的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持续的”及“逐步升级的”轰炸。
同“滚雷行动”相配合，约翰逊政府又决定，向越南南方派出3,500名海军陆战队，并大张旗鼓地在南方登陆。虽然这些部队的使命表面上是保卫负有对北方实行轰炸任务的空军部队基地，但实际上任何明眼人都知道，这意味着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已经进入了由美国地面部队在南方直接参战的新阶段。果然，到3月下旬，在越南南方的美国地面部队总数已达到近30,000人。到夏天，更达到了45,000-50,000人。（注：3月26日，麦克奈马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在越南的美军地面部队已达28,000人。两天后，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指出，这一数字应是28,669人。参见FRUS,1964-1968,vol.2,pp.484,491.）约翰逊政府官员们的盘算是，通过在战场上施加压力，迫使对方接受一项包括北方承诺停止推翻西贡政权的武装斗争在内的“全面政治解决方案”。7月28日，约翰逊总统又进一步宣布，他将“根据美军将领的要求”，立即命令将部署在越南的美军从75,000人增加为125,000人。结果，这成为美国在越南军事卷入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到年底，越南南方的美军达到了20万人左右。而在不到两年后，则超过了50万人。（注：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在这方面最重要研究成果是Fredrik Logevall,Choosing War: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and the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99);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Larry Berman,Planning aTragedy: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ar in Vietnam(New York:Norton &Co.,1982);Brian VanDeMark,Into the Quagmire:Lyndon Johnson and the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参见郝雨凡：《从策划袭击中国核设施看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40-45页。）
美国决策者在考虑越战升级问题时，从一开始便把中国的可能反应当作一个关键性因素来对待。他们完全知道，仅仅几个月前，即1964年10月，中国已经成功地试验了第一个核装置，从而大大加强了自己在国际军事对抗中的战略地位。（注：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时间实际上比美国以及苏联的估计大大提前了，尽管这并没有使美国决策者感到惊讶。参见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Richelson,"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The United States and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3(Winter 2000/01),pp.54-99;Gordon H.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esp.chap.8("JFK,China,and theBomb"),pp.228-252.）早在1963年，美国的一份《国家情报特别分析报告》便指出，尽管中国掌握核武器但不见得会造成其外交政策上的“重大改变”，但中国领导人肯定会象杜鲁门总统在波兹坦会议上因获悉美国原子弹实验成功而“大受鼓舞”一样，觉得自己的力量已大大加强，而这种情绪，则肯定会在中国对周边地区冲突的态度中表现出来，“他们也许会认为美国在对亚洲大陆进行干预时会变得更加犹豫不定，而中国政策的基调则可以变得更为坚定。”（注：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SNIE 13-2-63,"Communist China'sAdvanced Weapons Program,"24 July 1963,引自Burr and Richelson,"Whether to'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p.66.）带着这种战略判断，美国决策者注意到，北部湾事件后中国在支持越南方面“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西贡政权”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更为坚决了。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约翰逊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分析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时，一直将15年前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发生冲突的先例当作决策时的参照。在实施“滚雷行动”前夕，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后来因抗议政府的战争政策而辞职的中国问题专家小汤普森(James C.Thomson,Jr.)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或总统本人——是否面临着中国干预的全面危险？我们——或总统本人——是否愿意在东南亚同北越和中国结合起来的军事力量打一场地面战争？”他警告道，“仅仅为了事件本身的冲动力，或者是为了通过行动来支撑我们西贡朋友的士气，便将我们自己引入一场海空军都不能有效使用的同中国的地面战争，那实在是愚蠢的。”（注：Memorandum from James C.Thomson,Jr.,of theNSC staff to Chester Cooper of the NSC staff,Washington,February 10,1965,in FRUS,1964-1968,vol.2,pp.228-229.）一直对军事行动升级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的副国务卿鲍尔(George Ball)也大泼冷水道，试图“摧毁”中国空军的基地会将美国“引上一条最终同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道路”，因而是不可取的，（注：Ball comment at White House meeting,February 10,1965,引自FRUS,1964-1968,vol.2,p.222.）显然，对于朝鲜战争教训的记忆，使得华盛顿决策圈内不少人认为，在考虑扩大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时，必须对“中国因素”给予高度重视。
然而，在北部湾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当约翰逊政府的官员们看到中国虽然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但却并未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时，他们似乎松了一口气。可是，随着“滚雷行动”以及美军在南方登陆行动的发生，他们又注意到，中国公开声明中的语调已同15年前“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时十分相近——表示如果美国对越南北方采取侵略行动，中国绝不会“袖手旁观”。（注：Whiting,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pp.173-175,178;CIA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Study,"The Sino-Vietnamese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 9 June1965,RSS No.0008/65,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NSF-CO),box 19,folder"Vietnam Memos(D) Vol.XXXV 6/16-30/65,Lyndon B.Johnson Library (LBJL),Austin,TX.）1965年4月7日，约翰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作出赞同和平的姿态，表示愿同对方进行“无条件谈判”。然后，美国又于1965年5月间对越南北方实行为时一周的停炸，以“探索对方的和平意愿”。对这一切，中国方面都一概痛加谴责，称之为美国的“阴谋”。（注：The Senator Gravel Edition,The Pentagon Papers:The Defense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Vol.III(Boston:Beacon Press,1971),pp.277,354.）
与此同时，美国情报分析官员也注意到，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初，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动员和调整军事部署的行动。他们认为，这些行动既是为在越南可能发生冲突所做的准备，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种警示性信号，以便阻遏华盛顿采取会使中国利益受到损害的侵略性步骤。到目前为止，美国方面关于中国的情报资料（如卫星照片和截获的电子通讯信息等）基本上仍未解密。然而，根据曾于1962-1966年任国务院情报研究部远东科负责人并接触过这些资料的惠廷(Allen S.Whiting)的说法，这些资料表明，中国正在靠近越南边境的华南地区“有系统地加强空军力量”，包括在中越边界以北建设三个空军基地，于1965年1月举行中越联合空军演习，有限度地在越南北方部署米格战斗机，以及对侵犯中国大陆领空的美国及国民党侦察机作出强烈反应，等等。（注：参见Whiting,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pp.175-179.）此外，中国还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美群众性示威游行，并开始实施将沿海地区工业设施大规模移往内地、在内地从事“三线建设”的计划。在华盛顿看来，这一切表明北京正在为同美国发生大规模全面战争而做准备。
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最近解密的一份报告，在1965年2月波莱古袭击发生后，中国方面又曾通过“经由第三者”的某一“私下渠道”向美国方面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在华南进行大规模集结”。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官员立即便认为，这一信息的意图在于“不使美国对中国在华南的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注："The Sino-Vietnamese 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 in theVietnam War,"p.22.在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报告中，没有挑明“第三者”的真实身份。）
上述种种，使得美国决策者在估价中国在越南局势恶化时可能会有何种反应的问题上，面临着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并迫使约翰逊政府官员们在猜测中国的意图时必须准备几套不同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成员坚持认为，正因为存在着中国有可能对越南战争进行干预的危险，美国才有必要向越南南方派遣更多的部队。而国家情报署(National Intelligence Board)的官员们则强调，中国“干预的危险性”其实并不大，华盛顿本必对此“过于忧虑”。（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恩(John McCone)坚持认为，尽管中国正向河内提供援助，但却“还没有为参战作好准备”。参见McCone comments at White Housemeeting on February 10,1965,and at NSC meeting,March 26,1965,inFRUS,1964-1965,vol.1,pp.223,482.）但是，这显然并不代表约翰逊总统的看法。中国大规模干预的可能性象“噩梦”一般，使得约翰逊感到不得安宁，并因而决定，对越南战争升级应尽可能地不予大事声张，更不应当采取对战争直线升级的行动。（注：参见Ball memorandum,"Subject:Vietnam," February 13,1965,FRUS,1964-1968,vol.2,pp.252-261.）几位美国新闻工作者报道说，在1965年3月的一个场合，约翰逊曾使用过一段生动的比喻，向国会成员们描述他在推行“滚雷计划”时的克制与谨慎：
为了表达他的谨慎态度，他向那些批评自己的人们出示了越南北方地图，指出他已批准轰炸的目标，但更多地是指出他未予批准轰炸的目标。他关注共产党中国的每一个动向与反应。一天，他还采取性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打比方，向朋友和批评他的人解释道，他对北方轰炸的逐步升级以及对胡志明增加压力的方式是“勾引”而不是“强奸”。如果中国突然决定对这种退步而缓慢的升级行动作出强烈反应，就象一个女人在面对勾引行为时有时会做的那样，那么，通过威胁进行报复（例如，对着女人的面孔猛抽一巴掌），美国就能获得缓和轰炸行动的足够时间。换个角度来看，如果美国对北方展开一场全力以赴的全面性攻击——强奸而不是勾引——的话，那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而来自中国的反应可能同样是直截了当和全面性的。（注：Evans and Novak column,n.d.[apparentlylate March or early April 1965]，引自Pentagon Papers,vol.3,p.354.）
于是，一系列的问题便产生了：中国领导人对于北部湾事件及此后越南战争形势的发展究竟是如何看待的？在中国咄咄逼人的公开声明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实际政策与战略的含义？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因越南战争升级而导致的危机局面时，其基本思路和战略考虑是否也受到了朝鲜战争经验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美两国间特殊的“信息传递”何以能在越战初期实现。
中国在北部湾事件后的战略设想与决策
如果说，中国可能对越南战争进行干预的问题引起了美国决策者的严重关注，那么美国在越南地面与空中两方面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同样引起了中国及越南领导人的高度警觉。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春夏之际，河内与北京之间以及河内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越南战争的未来发展动向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磋商。关于越南与苏联之间的商谈及其结果，已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在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河内期间开始实施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持续轰炸，只是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他们在越南问题上已没有别的选择，而只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包括军事支援在内的各种援助。（注：参见Ilya V.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Ivan R.Dee,1996),Chapter 2.）关于中越之间的磋商，我们过去由于有关资料的缺乏而知之甚少。近年来中国及越南方面一些新资料的出现（尽管仍然极不完整），使我们有可能就这一段无论对越南战争的发展或对整个冷战历史的演变来说都极为重要的历史，在提出新问题的基础上形成新看法。（注：近年来在这方面出现的新资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Odd Arne Westad,Chen Jian,Stein Tonnesson,Nguyen Vu Tung,and James G.Hershberg,eds.,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CWIHP WorkingPaper No.22(Washington,D.C.:Wilson Center,May 1998)（以下简略为77Conversations）。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汇集了中国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以英文发表的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有Chen Jian,"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1964-1969"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8; Zhai Qiang,"Beijing andthe Vietnam Conflict,1964-1965:New Chinese Evidence"; "OpposingNegotiations:China and Vietnam Peace Talks," Pacific HistoricalReview 68,no.1(February 1999),pp.21-49; idem,"Beijing and theVietnam Peace Talks,1965-1968," CWIHP Working Paper No.18 (Washington,DC:Wilson Center,June 1997);idem,China and the VietnamWars,1950-1975 (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Yang Kuisong,"Changes in Mao Zedong's Attitude toward theIndochina War,1949-1973," CWIHP Working Paper No.34 (Washington,DC:Wilson Center,February 2002)。）
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越两国领导人立即就形势发展动向交换了意见。他们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不使美国将在越南南方进行的“特种战争”升级为有可能将北方卷入其中的“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8月5日，周恩来和罗瑞卿致电胡志明、范文同、文进勇，提出“查明情况，制订适当对策，作好准备”。（注：引自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08页。同一天，中央军委和总参命令昆明和广州军区以及驻于华南和西南的空军及海军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以“随时准备迎击美军的突然袭击”。引自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84页。）为了对北部湾事件后中越双方对形势的判断及有关战略进行协调，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于8月中旬秘密访问北京，并于8月13日在北戴河会见了毛泽东。在双方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蔡笋告诉毛泽东，8月2日在北部湾发生的第一次事件并不是由河内下令而发生的。毛泽东也告诉黎笋，根据中方的情报，8月4日发生的第二次事件并不是美国的“蓄意进攻”，而是由于对信息的误判而造成的。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看来美国人不要打仗，你们也不要打仗，我们也不一定要打仗。既然三方都不要打仗，仗打不起来。”当越南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提到“敌人现在正发出进攻北方的叫嚣”时，毛泽东评论道：“如果美国进攻北方，他们要记住，中国人是生了腿的，腿是用来走路的。”他还向越南同志保证，中国将采取一些看得见的行动来表明对越南的支持，其中包括，公开地将空军的一个师和空降部队的一个师调往昆明和思茅，以两个高炮师入驻昆明和南宁，同时集结30万—50万部队于靠近中越边境的南方各省份。（注：毛泽东在谈话中同时还表示，部署在南方各省的部队不大可能超过30-50万人，因为“还要保卫北京，上海和福建等地区”。载77 Conversations,p.74.）
美国情报机构很快便觉察到了中国部队的相关调动，并判断，其目的在于表明对越南的支持并对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反应。根据惠廷的说法，美国侦察机注意到，北部湾事件后中国立即向河内派出了一组米格－17型飞机。1964年冬天，在“大陆其他地区的（空军基地和防空工程）建设相对沉寂的情况下”，中国又在靠近越南边境的地区开始新的空军基地建设。美国情报分析官员对中国方面采取这些行动意图的解释是，中国希望通过这些行动同时向河内和华盛顿表明，如果美国向越南北方发起进攻的话，中国将以各种手段对河内提供援助，包括为越南空军提供后备基地，以及“加强对越南北方腹地和红河三角洲及那里的工业基地、水坝及人口中心的保护”。（注：Whiting,"How We Almost Went tO War withChina,"pp.76-77.）
但实际上，中越两国领导人仍然希望能够将美国的干预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1964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在谈话中，范文同告诉毛泽东，河内将尽一切努力使战争保持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并尽可能地不“刺激”美国人。毛泽东一方面鼓励越南同志全力打垮西贡政权，一方面又同意，越南方面应尽力避免同美国军队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在谈话中，双方并没有涉及如果美国冒险入侵北方的话，中国应采取何种应对措施的问题。（注：毛泽东与范文同和黄文欢的谈话，1964年10月5日，载77 Conversations,pp.74-77.）1965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军事代表团时又提议，到1965年底以前，越南方面应争取“集中主力”对敌人在南方的“战略村”发起总攻击，并乐观地估计，这种攻击同西贡政权的“政治崩溃”结合在一起，可能会使胜利“比我们原来的预想来得更早些”。（注：周恩来与越南军事代表团的谈话，1965年1月22日，载77 Conversations,p.75,fn.118.）
从中越两国领导人的上述会谈来看，两国领导人都希望越南南方的抗美斗争能够尽快取得胜利，从而在促成西贡政权垮台的同时阻止美国大规模干预行动的发生。两国领导人也都认识到，美国战争升级的危险确实存在，但又都倾向于认为，华盛顿一时还不至于将战火引入北方。因此，当美国于1965年2、3月间开始实施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持续轰炸，并同时向南方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战时，中、越两国领导人多少感到有点惊异。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必须重新审视美国在越南的战略及政策行为，并对其中的全部含义加以考虑，以便在此基础上制订中国的应对之策。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仅在自己考虑问题时受到了朝鲜战争经验的影响，而且似乎也相信，美国领导人在制定对越南的战略与政策时也不会忘记当年在朝鲜问题上的教训。
于是，1965年3、4月间，越南情势发展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集中加以考虑的问题。他们的关注重心，则集中在华盛顿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战争，不仅将战火引入越南北方，甚至引入中国。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讲话。其中，邓小平的发言最为清楚地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当时对于越南局势的一些基本看法，表明了北京对于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担忧：“（美国）轰炸要继续。美帝第一步搞特种战争。越南同志估计，特种战争现在是发展到新阶段。我们的看法，是特种战争破产，是扩大战争。美帝空军已经深入到河内以南12公里的领空，继续下去势必炸河内、海防、太原等地。再办不到，可能用追击越南空军的形式，这样就到我领空里来了……发展下去，就到云南，到广西。再发展下去，可能是中国一部分地区，再到全部地区。”在谈到越南战争的未来发展动向时，邓小平提到了四种可能性。第一种，战争先在南方打；第二种，战争在南方和北方同时打，并同老挝的战争联系起来一起打；第三种，战争打到中国与越南相邻的省份；第四种，战争发展为一场更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甚至把朝鲜也包括进来。（注：邓小平1965年4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原件藏福建省档案馆。）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强调说，为对付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中国全国都必须充分动员起来。
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讲话中都提到，中国不应当害怕“被卷入扩大的越南战争中去”，并谈到为越南人民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是中国“神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但他们同时又表明，不使中国卷入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是符合中国与越南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周恩来特别提出，中国应在敌人先动手的情况下再回手，因此，不应当急于提出“援越抗美”的口号。（注：周恩来1965年4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原件藏福建省档案馆；参见力平等著《周恩来传，1949-1976》，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24页。）
中国领导人关于越南战争升级问题的上述讨论，反映出了北京在处理越南危机时所面临的错综的决策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的决策考虑。正如人们所熟悉的，1964-1965年间，正是毛泽东认真考虑并积极准备将整个中国国家与社会引向他的“继续革命”的最高阶段——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面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行为，毛泽东当然看到了其中所包含的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根据他以往在处理国际危机时期内外政策问题时的经验，他又清楚地意识到，越南的危机局势在一定范围内的持续乃至升级，将会如同朝鲜战争和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时的情形一样，为他在国内实行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动员，创造必要的外部压力条件。这样地提出并认识问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公开声明中，对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为从一开始便提出了措辞极为尖锐的抨击与谴责——这些声明的对象，当然包括中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所要反对的华盛顿和所要支持的河内。但说到底，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声明最重要的对象应当是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北京在处理越南危机时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必定是多层次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当然希望看到越南革命者能够打败“美帝及其走狗”，取得胜利，因此中国有必要向越南提供支援。然而，如果中国的援越行动导致了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那就会破坏毛泽东为将中国带入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各种努力，因而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的。而鉴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不符合中国革命最高利益的发展，也必定是不利于包括越南革命在内的世界革命的最高利益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1965年4月初，中国领导层看来已在制订对越南战争的具体应对方略时形成了三项互有内在联系的基本原则。第一，如果美国在轰炸越南北方的同时，又派出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领土，则中国必须出兵支援。第二，中国将向美国提出在某些方面极为清晰、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意显得相对模糊的警告，以便使美国不敢贸然将战火引入越南北方，更不必说引入中国了。第三，中国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但是如果有必要或者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而使直接冲突变得不可避免的话，中国也决不会退缩。（注：参见1965年4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原件藏福建省档案馆。亦参见Chen Jian,"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1965-1969,"The China Ouarterly,no.142(1995)中的有关讨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中国方面从1965年3月底开始向美国发出一系列警示性信息的基本背景。
“信息传递”的尝试
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使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双方卷入又一场朝鲜战争式的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性正在不断增加。但要在双方之间搭起一座交流的桥梁却又谈何容易。一般来说，要向一个同自己处于高度对立状态的敌国传递带有微妙内涵的信息——既表示己方有着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必要措施的决心，又要表明己方的目标有限，不愿意因误解或误读对方意图而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一定是困难重重。而中美两国不仅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存在着意识形态、文化乃至语言上的种种障碍，还在1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全面敌对状态。在双方各自对对方的看法与感情中，充满了多年来不断累积的敌意、猜疑、不信任和恐惧。双方的宣传，早已将对方“妖魔化”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双方常常近乎把对方视为异类。
然而，尽管有着这些极为不利条件，很大程度上鉴于朝鲜战争及台海危机期间同美国人打交道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仍然决定，应当向美国发出警告。于是，1965年4-5月间，在对此前几个月中已经包含在中国一系列公开声明中的信息加以整理并重新组合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设计了一个最终由四句话组成的警示性信息。同以前的警告相比较，这四句话在显得更尖锐和更具体的同时，又在某几个关键点上继续保持了令对方捉摸不定的模糊性。显然是针对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面临着若干政策选择的特殊情况，新警告中还包括了特意为影响美国决策进程而加入的一些新因素。新警告最初发出时，由三句话组成，但在被重复发出的过程中，不仅一些内容及表达方式获得了进一步的补充与澄清，三句话也发展为更为清晰、也更具有针对性的四句话。
在美国实施“滚雷行动”后，中国方面便立即以一种更接近于传统、也较为一般性的方式，向华盛顿发出了警告。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宣布，中国将向越南人民提供包括武器在内的一切援助，支持越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社论并表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已作好准备，将派出志愿人员同越南人民配合战斗。（注：见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四天后，正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重申了上述声明。（注：《人民日报》1965年3月30日。必须指出的是，15年前，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向美国所发出的警告，最初也是以《人民日报》社论和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形式发出的。）
美国官员注意到了中国所发表声明中语气上的强硬化。4月1日，白宫举行了一次秘密的高层会议。会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对约翰逊总统谈到：“上星期，北平（指中国政府）的立场变得强硬了。我们仍然认为，对河内附近地区的（空中）攻击，将会大大加强北平从空中参战的可能性。”（注：McGeorgeBundy memorandum,"Key Elements for Discussion,"1 April 1965,in PentagonPapers,vo1.3,pp.346-347；又见FRUS,1964-1968,vo1.2,pp.506-510.值得注意的是，麦克乔治·邦迪在谈到他本人的意见时，使用的是复数“我们”。）虽然约翰逊似乎仍然决意要对越南战争予以升级——他说，“我们要发现他们（指越南南方解放力量），并把他们杀死！”——但同时，他又通过自己的顾问们下令，要求情报部门对中国可能对美国向越南增派地面部队所作出的反应予以严密监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总结道，怎样才能既对北越施加压力，又不至于因此而导致同中国的战争，是美国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注：LBJ and Rusk commentsare from McGeorge Bundy,personal notes of a meeting with PresidentJohnson,1 April 1965,FRUS,1964-1968,vo1.2,p.511.）
中国领导人显然已意识到，华盛顿的上层正进行着越南战争的下一步应怎样迈出的讨论。为了影响这一讨论的进程与结局，中国领导人决定，这已是通过私下途径向美国传递警示性信息的时候了。这方面的第一次努力发生于1965年4月2日。当时，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在卡拉奇会见了阿尤布·汗(MohammadAyub Khan)总统。在谈话中，周恩来郑重地要求阿尤布·汗在他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时，（注：约翰逊邀请阿尤布·汗于4月中旬到华盛顿访问。然后，又邀请印度总理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于6月上旬访问华盛顿。通过这些访问，约翰逊试图对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分歧进行调停。）当面向约翰逊转达以下意见：
(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
(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凡是中国答应了的国际义务，就一定要履行。
(3)中国已经做了准备。
在谈话中，周恩来还提到：“如果美国扩大战争，战争是会逐步扩大到中国的。对此我们已有精神准备和物质上的准备……美国假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就够它受的了。”然而，他并没有像中国领导人后来所做的那样，将后面这几句话明确地归纳为第四句话。（注：周恩来同阿尤布·汗的谈话，1965年4月2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0-443页。）
根据中方的记录，周恩来对上述每一句话都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说明与解释，供阿尤布·汗总统向美方转达。作为对第一句话——中国不会挑起对美国的战争——的补充，周恩来指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克制态度。尽管中国方面显然“完全有权收复台湾”，“但是我们从未使用武力。尽管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我们一直在华沙同美国谈判”。通过将这个问题放在第一点，周恩来以及中国领导层所希望强调的是，尽管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和言论有着极为明显的革命色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行为仍有着自己的理性与逻辑，不会不择手段地采取极端性的行动。
周恩来的第二点评论——“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将中国在1965年春天对美国发出的警示性信息同1950年10月中国入朝参战前夕同美国之间失败的信息传递联系了起来。周恩来特地向阿尤布·汗回顾了当年的历史经过：
中国解放不到一年时，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企图阻挠中国收复台湾。中国通过当时印度驻华大使告诉美国：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靠近鸭绿江，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当时，印度政府也确实告诉了美国政府。但是美国听不进去，不相信中国会援助朝鲜。
周恩来还对阿尤布·汗提到：“这次总统阁下去美国，告诉他这几点，也许它还不信，也许像总统阁下所说，它可能信。”周恩来显然知道，一些西方外交官和观察家曾经指出，美国人之所以在1950年10月将来自中国的警告视为“讹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信任被用作信息传递者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认为他本质上反美，因而不可信赖。所以，周恩来在同阿尤布·汗又特意提到，“这次我们的朋友换了，不是印度而是巴基斯坦了”。（注：周恩来同阿尤布·汗的谈话，1965年4月2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0-441页。）也许，中国这次用巴基斯坦而不是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印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两国在60年代中期已不再是朋友了。但是，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应在于，中国领导人知道巴基斯坦领导人同华盛顿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如果信息通过阿尤布·汗总统转达，便更容易达到美国最高领导人的手中。这正是中国方面从15年前处理朝鲜问题的那段历史中学习到的经验的体现。
同第二点一样，周恩来的第三句话——“中国已经作了准备”——是同信息的可信性和行为者本身的信誉问题有关的。周恩来在对这一点的解释中指出：“中国并不准备同美国打仗。总统阁下昨天发表的广播演说中，也说中国是热爱和平的。总统阁下访问北京、上海时，也看到北京、上海的人民毫无发动战争的准备。”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警告如一些美国人所说，其实“中国没有作战准备，以此来欺骗人民”呢？周恩来反驳道，“在军事上，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如果美国把战火烧过来，我们不能不扑灭它……如果美国扩大战争，战争是会逐步扩大到中国的。对此我们已有精神准备和物质上的准备。”为了从另一个角度加强所要送出信息的力度，周恩来又一次提到朝鲜战争的教训，强调说：“美国企图以朝鲜战争式的战争不限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支那来吓唬中国，孤立越南，这完全是妄想。”（注：周恩来同阿尤布·汗的谈话，1965年4月2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2页。）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的表述中并没有包括完整的第四句话，然而，当他强调“美国假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就够它受的了”的时候，巳以含蓄的语言送出了一个不会被误解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美国将战火烧到中国头上来。为了不使华盛顿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他还强调说，“美国以为，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就不援助越南。我们认为，即使不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人民，只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要求，只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提出要求，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限的。”（注：周恩来同阿尤布·汗的谈话，1965年4月2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1页。）
也许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周恩来所发出信息的可信度，在周恩来同阿尤布·汗谈话一周后，中国对入侵自己领空的美国飞机的政策变得更强硬了。4月9日，中美两国空军飞机在海南岛上空发生一场空战。中国方面的一项官方报道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描述：“八架美国飞机分两批入侵了中国海南岛上空。当中国飞机起飞迎击时，美国飞机惊惶失措，胡乱发射了两枚空对空导弹，仓皇逃窜。在混乱中，一架美国飞机被另一架飞机发射的导弹集中，坠毁在海南岛地区。”没有美国方面的资料能够对中国方面就上述事件的说法予以直接印证。然而，正如惠廷所指出，中国对上述事件的处理本身便是一种经精心考虑而成的刚中带柔的信息。他写道：“北京对这一事件的迅速报道以及对美机被击落情况的仔细解释，都表明了它对于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挑衅性含义的敏感，也表明了它不想为华盛顿提供一个进行报复的借口。”（注：Whiting,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pp.178-179.）然而，惠廷写这段话的时候并不知道，当这一事件发生时，中国领导人正试图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发出警示性的信息。而周恩来本人在同阿尤布·汗谈话后则显然相信，中国的信息已经在传往华盛顿的途中了。
可是，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事先料到的是，约翰逊竟会突然推迟阿尤布·汗对华盛顿的访问（不久后，约翰逊又宣布推迟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的访美计划）。这样一来，中国领导人发现，他们原本认为巴基斯坦总统肯定能为他们送达美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信息，其命运竟一下子处于未定之天了。约翰逊取消印巴两国首脑访问华盛顿的计划的原因所在，是一个尚未被完全搞清的问题，但大多数探讨过这一问题的学者和观察家们认为，约翰逊这么做的原因是由于两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政策持批判态度。（注：参见Richard N.Goodwin,RememberingAmerica:A Voice from the Sixties (New York:Harper & Row Perennial,1989),pp.394-395;Robert J.McMahon,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318-324; Dennis Kux,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Estranged Democracies (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32-233;Chester Bowles,Promises to Keep:My Years in Public Life,1941-1969 (New York:Harper& Row,1971),pp.498-500;David Kaiser,American Tragedy:Kennedy,Johnson,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 (Cambridge,MA: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27;H.W.Brands,The Wagesof Globalism:Lyndon Johnson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31-13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逊对阿尤布·汗的解释是，考虑到“美国人民对于共产党中国的强烈反感”，他担心这位巴基斯坦预导人新近对北京的访问以及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会在华盛顿招致“不利的公众反应”并危及美国国会批准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计划。（注：Johnson to Ayub,14 April 1965,in NSF-Memos to the President,Box 3,folder "MeG Bundy,Vol.10 [2 of 2],4/15-5/31/65,LBJL.）于是，来自中国领导人的警示性信息直接转达给美国领导人的第一个宝贵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注：根据英国档案资料，巴基斯坦显然曾通过外交或情报渠道将周恩来的信息转达给华盛顿。然而，显然由于这种传递方法所具有的影响力同阿尤布·汗亲自将信息传达给约翰逊是不能相比的，这一信息似乎并没有抵达美国最高决策者，也没有在华盛顿引起人们的重视。参见Washington(Sir P.Dean)toFO,No.1466,priority/confidential,4 June 1965,FO 371/180996,PRO.）
在周恩来的信息命运未卜，而种种迹象又表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仍在继续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焦虑，因而认定，有必要通过巴基斯坦以外的渠道将信息传递给美国。4月20日，周恩来在为庆祝万隆会议10周年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了包含四句话的警告。（注：参见77 Conversations,p.88,n.131.）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正如周恩来5月28日在广州会见印尼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时所指出的那样，他又反复地“和许多外国朋友”提到了这四句话。谈话中，苏班德里约提问道，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空袭的话，中方将作何反应，周恩来借此机会在重复前三点的同时，又对第四点作了进一步澄清：
只要美国轰炸中国，就是向中国发动战争。战争是没有界限的，这有两种解释，第一，不能只许你空战，不许我陆战。第二，不能只准你打进来，不准我打出去。
如果同周恩来先前希望通过巴基斯坦转达给美国领导人的信息相比较，主要的变化正是在对于第四句话的发展与上述界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些声明的可信性，周恩来在谈话中再次提到了朝鲜的经验，强调道，如果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么，“朝鲜战争可作证明”。（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56-457页。）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反复向美国提出警告，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影响美国的政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做也是为了向越南同志表明，中国坚决站在越南一边。1965年5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访的一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谈到了他希望通过阿尤布·汗向美国传达的四句话。他还特别指出：“如果越南需要，我们就会像在朝鲜所做的那样，到越南去……如果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战争就没有界限了。美国可以从空中来，中国也可以从地上去。”（注：Meeting of Zhou Enlai and Nguyen Van Hieu,Nguyen Thi Binh,Beijing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16 May 1965,in 77 Conversations,p.8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方面没有利用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这一既存渠道直接向美国传递信息。如前所述，中美之间从1955年初便开始了大使级双边谈判。1962年夏，当台湾海峡地区的形势因传言蒋介石图谋反攻大陆而趋于紧张时，双方曾就此交换过意见。但这种实质性传递信息的情况没有在1965年春天再次发生。当时，代表中方参加会谈的是王国权，代表美方的仍为卡波特。根据美方的有关记录，在1965年2月24日举行的第124次会谈和4月21日举行的第125次次会谈中，越南局势是会议讨论的中心。（注：Summaries of the Cabot-Wang talks relayedby Cabot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fter the February 24 and April 21sessions can be found in FRUS,1964-1968,vol.30,148-151,165-168; thenearly verbatim minutes have been declassified and can be found inthe NSF-CO files (boxes 200-202) at LBJL.）尤其是4月21日的会谈，恰恰发生在中国领导人正通过各种渠道向美方传递信息的时刻，然而，在会谈过程中，王国权只是引用周恩来的话指出，“中国将向越南人民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包括提供武器以及在越南南方人民需要时派出支援人员”，却没有提及周恩来希望通过阿尤布·汗总统及其他一些渠道向美国传达的颇具权威性的四句话。
为什么中国不利用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这一已经存在的渠道直接向美方传递信息？我们还无法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也许这是因为，经过近十年唇枪舌剑的较量后，大使级会谈从总体上看已经沦为一种双方交换空洞的宣传性话语的场合，中国领导人因而担心，如果利用这一场合向美方发出严肃而重要的信息，可能得不到华盛顿应有的重视。也许这又是因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相对于所传达信息本身的重要性，王国权或他的美国对手卡波特大使的地位还不够高，不足以使信息直接抵达美国政府高层乃至约翰逊总统本人。还有一个可能是，由于中方信息在本质上所具有的某种妥协性质，中国领导人担心，若通过大使级谈判这一直接的渠道将之转达给美国，会被美国领导人视为中国方面“示弱”的信号。然而，中国方面未利用华沙渠道直接向美国传递信息的做法，在一些美国官员中引起了相当的困惑。他们甚至认为，在中方在大使级会谈上的态度仍同往常一样未显示出任何松动的情况下，对于北京通过一系列其他渠道转递过来的四句话也不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注：WASHDC(Ritchie) to EXTERNAL OTT,no.2203,Subject:VIETNAM,9 July 1965,in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RecordGroup 25,vol.3096,file 20-VIET (pt.1),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Ottawa.）结果，在1965年春夏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时刻，中美大使级谈判也始终保持为一个双方唇枪舌剑、互相斗嘴的场合。
到1965年5月底，中国领导人似乎因自己的信息无法抵达美国最高当局而开始感到焦虑，因而决定采取一个在当时看来属于很不寻常的步骤：在仍然没有诉诸于华沙大使级谈判这种较低层次的直接渠道的情况下，北京选择了同美国有着极为亲密的盟友关系，同时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半外交关系的英国，希望由伦敦来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注：从50年代起，英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着代办级外交关系。但两国间完全的外交关系，要到1972年才建立。而北京选择伦敦的决定本身，也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从1950年朝鲜问题上“信息传递“失败的历史中学到了具有关键性的一点：必须选择一个对方认为可以信赖的中间人来担任信息传递者。）
1965年5月31日上午，长期以来便在北京做冷板凳，完全被中国领导层所忽视的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霍普森(Donald Charles Hopson)突然得到通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要接见他。当霍普森见到陈毅时发现，尽管中国对于英国在越南政策上“追随”美国的行为经常严加批判，最近又曾轻蔑地拒绝了英国派出“和平特使”对越南问题进行调停的建议，陈毅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对他的态度却“相当客气”并“充满幽默感”。在对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作“长篇解释”时，陈毅向霍普森总结了代表中国政府对越南情势发展态度的四句话，要求英国方面转达给美国：
(1)中国不会挑起对美国的战争。
(2)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3)中国已作好了准备。
(4)如果美国轰炸中国，那就意味着战争，战争就没有界限了。
陈毅就事情的来龙去脉向霍普森作了解释，告诉对方，周恩来最初曾希望通过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将上述信息转达给美国领导人，但由于阿尤布·汗的访美计划没有实现，信息也就没有传到。陈毅表示，如果英国政府能够帮助北京将这几句话转达给华盛顿的话，中国方面将“不胜感激”。也许是为了强调越南事态的发展并非不可挽回，陈毅还特意指出，越南总理范文同最近曾在茂物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越南人民将把反抗美帝的艰苦斗争进行到底……但在目前阶段，越南人民只需要中国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而不是物质方面的援助。”（注：Peking (Mr.Hopson),to FO,No.720,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1965,FO 371/180996,PRO.）
在谈话中，陈毅还就中国对美国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特别有意思的是，以同朝鲜战争时情形的对比为背景，陈毅谈到了中苏争端与中国对越南战争政策的关系问题。他注意到，有人认为，“（1950年朝鲜战争时）苏联是中国的后盾，而现在已不是了，因此中国（对越南）的态度就不会那么坚决了”。陈毅指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当年中国之所以决定出兵朝鲜，“正是因为俄国不肯这么做。”正如一位美国情报专家在读到这次会见的记录时所指出的那样，“就我所知，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说法”。（注：lNR-George C.Denney,Jr.,to The Secretary [Rusk],"Subject:Ch'en Yi Message to US onVietnam,"4 June 1965,NSF-CO,folder "Vietnam Memos (B),VoL XXXV,6/1-6/15/65,LBJL.然而，近年来新披露的俄国档案资料却表明，苏联当时其实是支持中国出兵的。参见Alexandre Y.Mansourov,"Stalin,Mao,Kim,and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eptember 16-October 1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nos.6-7(Winter 1995/1996),pp.94-119.）陈毅在谈话中还提到，美国常常把北越所采取的行动和在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革命运动归之于“中苏同盟关系”的“侵略性机制”。他强调说，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生和运作，是对美国政策的“一种反应”，有着自己的独立土壤，而决不是由北京“在背后导演的”，即便在苏联开始实行“修正主义路线”以前，也不是由苏联人策划的。也许是为了表明中国领导人并不愿意将英国和美国同等看待，陈毅还特意提到，在40年代中国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国对中国局势的发展比美国“远为敏感”，在华盛顿仍然坚持站在蒋介石集团一边时，英国却表现出了接受中国革命现实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愿。陈毅还回忆起，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一起，以会议两主席的身份，为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作出了努力。陈毅还提到，英国首相威尔逊最近对美国轰炸越南的决定持批判态度，因此中英两国有可能在恢复越南和平的问题上实行某种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陈毅同霍普森的这次谈话是中国领导人为对美国“信息传递”而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通过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中国领导人在适当地保留一些“战略模糊点”的同时，将自己在美国继续对越南战争升级时，在怎样的条件下将会做些什么，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将不会做些什么，明确地告诉了美国方面。
所有这一切，又都发生在中国领导人——在同来访的越南领导人反复协商的基础上——正对中国援越战略的种种细节作出详细规划的时候。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1965年4-5月间，越南领导人黎笋和胡志明先后访问了中国，同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就中国援助越南的大政方针交换了意见。在这一基础上，1965年6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访问中国，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双方就中国在不同情势下对越南提供不同方式援助的原则和实施细节达成了共识：如果战争仍以现在的方式继续下去，即美国直接卷入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并同时使用空军轰炸北方的战略目标，越南将以自己的力量对抗美国，中国则将根据越南方面的需要和选择向越南提供军事和其他方面的物质援助。如果美国使用海空军力量支持西贡政权军队入侵北方，中国也将派出海空军力量向越南北方提供支援。如果美国使用地面部队直接入侵北方，中国将使用自己的地面部队作为越南的战略后备力量，并在必要时在越南投入军事行动。文进勇和罗瑞卿还就中国在不同情势下在越南投入军事行动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下列共识：如果中国空军投入军事行动，首选的抉择是使用中国志愿飞行员和越南飞机投入作战。第二个选择是使用中国志愿飞行员和飞机从越南机场起飞作战。第三个选择是采用“安东模式”，亦即中国飞机和飞行员将以中国境内的机场为基地，从那里起飞投入越南上空的战斗，然后再回到那里。如果中国地面部队被用于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他们将主要被用为战略后备队，但如果必要的话，也将直接参战。（注：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7页。惠廷说，根据越南学者的说法，中国方面于1965年6月通知河内“中方不能在美国空袭北方时为之提供空中保护。”(见Whiting,"China's Role inthe Vietnam War,"p.73)。这里所引用的中方资料显然同越方资料是有出入的。）
可以想见，中国方面针对美国的“信息传递”的努力——尤其是通过英国渠道的“信息传递”努力——同当时正在北京以及在中越之间进行的战略规划活动有着紧密联系。中国领导人显然希望，如果对美国发出警示性信息的作法能够取得效果的话，则中国便有可能不必面对“最坏的情势和选择”了。
华盛顿收到了北京的信息
从目前已可接触的资料中，我们尚无法知道，约翰逊或美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是否收到了中方先前发出的各种警示性信息。但根据英国方面的档案资料，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陈毅会见英国代办后不久，英方便将来自北京的信息转达给了华盛顿。
早在1965年3月，英国首相威尔逊(Harold Wilson)便在公开场合对约翰逊政府轰炸越南北方的决定表示不满。中国决定将伦敦当作向华盛顿传递信息的一条可靠渠道的决定，使得包括威尔逊首相在内的英国高级官员们兴奋不已。他们希望，如果这样的接触能够继续下去，则不仅中英关系能够得到改善，英国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甚至在其他一些重要世界性事务中的信誉与地位也会得到提高。（注：Peking(Mr.Hopson)to FO,No.721,Priority/Confidential,3l May 1965,FO371/180996,PRO.）因此，英国决策者把迅速地将来自北京的信息送达华盛顿美国最高领导人手中，视为当务之急。在收到霍普森的报告后，英国外交部立即便将来自北京的电文转给了美国驻英使馆，同时，又将电文发给英国驻美使馆，以转送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还特别强调，对于这一信息的“任何披露都会损及（英方）今后同陈毅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要求他们（指美方）对此严加防范”。（注：FO to Washington,No.4546,priority/confidential,1 June 1965(d.0240,2 June 1965),FO 371/180996,PRO.）
为了帮助美方对来自中方的信息有更好的理解，英国外交部又在给驻美使馆的另一份电报中对陈毅的信息作了进一步阐释，指出，陈毅在提到“华盛顿与河内之间的对抗时，并没有提到越共（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同时，又竭力说明北京其实对河内并没有控制能力”。陈毅还强调说，“越南人民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如果战争仍在目前的界限内广泛进行，或除非中国本身遭到进攻的话，中国没有在军事上（对越南战争）进行干预的意图。”英国官员认为，陈毅的这些话以及中国官方声明中的其他一些相关说法，其实正是对他的“信息”中的第一句话——“中国不会挑起对美国的战争”——的注脚。（注：FO to Washington,No.4589,priority/secret,3 June 1965,FO 371/180996,PRO.）另一位英国分析家则注意到，陈毅“在谈到中国只有在本身受到直接进攻时才会进行干预时几乎是痛苦的”，然而，他的这种表示其实是与中国一系列公开声明的精神相符合的，其目的则在于“既不因美国方面的卤莽也不因中国方面奉行美国人的报复哲学，而使中国和美国陷入不必要的冲突”。（注：C.M.MacLehose,"Note on Mr.Hopson's Interview with Chen Yi,"3 June 1965,confidential,FO 371/180996,PRO）
6月2日，英国外交官斯图尔特(Michael N.F.Stewart)将霍普森的电报交到了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的手里。威廉·邦迪当即注意到，美国“曾经从巴基斯坦人那里收到过与此多少有点相似，但用词不那么清楚、也没有那么详尽的信息”。（注：Washington (Sir P.Dean) to FO,No.1466,June 4,1965,FO 371/180996,PRO.）6月3日下午，英国驻美国大使迪安(Patrick Dean)又来到国务院，亲手将来自北京的信息交给腊斯克国务卿。腊斯克对英国人向美国提供陈毅和霍普森的谈话记录表示感谢，他表示，“粗粗来看”，这一信息显示出中国方面并非那么“咄咄逼人或具有威胁性”，美国方面“将以最大的认真态度”对之进行研究。（注：Memorandum from the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McGeorge Bundy)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Subject:Negotiating Developments reSouth Viet-Nam,"Secret,5 June 1965,declassified in 1997 (Case # NLJ86-296,Document # 300).）与此同时，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情报官员也将陈毅的警示性信息透露给了中央情报局，后者则在《当前情报简报》中对这一信息作了概括，并直接上报给约翰逊总统。（注：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McGeorge Bundy) toSecretary of State Rusk,"Subject:Negotiating Developments re SouthViet-Nam,"Secret,5 June 1965,declassified in 1997 (Case # NLJ 86-296,Document # 300).）
美国国务院和其他部门的官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对陈毅的信息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与分析。国务院的分析人员格兰特(Lindsey Grant)在6月3日给威廉·邦迪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陈毅“一点也不出人意外”，其目的显然是在于“把英国从我们这一边引开，并进一步使人们相信，共产党中国并没有对越南局势进行直接干预，同时又警告美国不要对中国采取行动”。格兰特还强调说，陈毅的基调实际上“相当温和”，他已经表明，只有当美国直接对中国发动攻击的时候北京才会进行干预。陈毅“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对美国轰炸河内之类的战争升级行动发出警告，威胁要进行报复”。格兰特甚至认为，中国也不大可能从中国境内的基地对越南提供空军支援。他还认为，陈毅的话“相当精确地”揭示了在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北京对局势的估计和他们自己的立场”，“是同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提供模糊的希望来换取（对方的）实际行动的一贯策略想符合的”。（注：ACA-LindseyGrant to FE-Mr.[William P.] Bundy,"Subjects:The Chen Yi-HopsonInterview of May 31-INFORMATION MEMORANDUM,"3 June 1965,NSF-CO,Box 238,LBJL.）
尽管像格兰特这样的官员对陈毅信息的重要性和新意持怀疑态度，但来自英国的电报仍然很快便引起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的重视。他认为，电报所包含的信息极为要紧，有必要提请约翰逊总统本人对此予以关注。6月4日，他在给约翰逊的一份短简中写道：
1.昨晚中央情报局的《每日简报》有一份关于中共对越南政策的附录，内容非常重要。然而，中国人并未明确表明，这是否是周恩来试图直接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努力的一部分。这件事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你应当亲自阅读已呈递给我们的英国方面电报的原文。第一、二页是一个简单的概述，后面是一份内容详细的电报，是值得全文一读的。
2.迪安·腊斯克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采取守势的信息。我自己的感觉是复杂的。这个信息的主要麻烦在于，它完全没有告诉我们，确切地在哪一点上中国人会开进越南，并迫使我们必须采取针对中国的行动。当然，这是一个模棱两可而无法回答的问题。（注：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McGeorge Bundy) toPresident Johnson,Washington,June 4,1965,FRUS,1964-1968,vol.30,pp.173-17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前一天，约翰逊曾在同国会领袖们的谈话中提到，美国若轰炸河内或采取其他使战争升级的措施，便“有可能使中国卷入战争”。（注：Memorandum of Senator Mike Mansfield,3 June 1965,FRUS,1964-1968,vol.2,p.709.）因此，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读到来自中国的信息，约翰逊一定会给予高度重视。也就在6月4日，周恩来在达累斯萨拉姆向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重申了中国方面的四句话，并要求他向美国传达。（注：77 Conversations,pp.88-89.）同一天，威廉·邦迪通知英国人，他们可以转告北京，美国已经成功地收到了来自陈毅的信息，并已采取措施对通过霍普森转递信息的英国渠道严加保密，不使其泄露出去，以便中国方面今后仍可使用这一渠道。在约翰逊显然已经阅读过来自英国的电报后，6月5日（星期六），白宫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周末工作午餐，出席者有约翰逊、麦克乔治·邦迪、腊斯克、麦克奈马拉和鲍尔等美国最高决策官员。会议的讨论中心是越南问题，主题则是“如何适当地对中国人予以答复”。（注：参见Editorial Note,FRUS,1964-1968,vol.2,pp.700-701.）可惜的是，我们尚无法找到有关这次会议本身的详细记录。
6月7日，霍普森根据来自伦敦的指示，对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司长作了一次“礼节性的”访问。他通知中国方面，陈毅的信息已经被成功地转达给华盛顿，并交给了腊斯克国务卿本人。然而，使霍普森多少有点惊奇的是，他发现“中国人又转回去了，开始使用他们通常所使用的语言，对英国政策加以抨击”，谴责英国同美国勾结在越南制造“假和平”的阴谋。霍普森只得辩解说，“女王政府是永远不会参与这种勾当的”。（注：Peking (Mr.Hopson) to FO,No.746,confidential,7 June 1965,FO 371/180996,PRO.）此后，随着中国国内政治越来越朝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发展，中英关系很快又回到先前那种极为冷淡的局面去了。
结束语
由陈毅通过英国人所转达的警示性信息究竟对约翰逊政府在对越南战争升级及其限度问题上的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具体影响，是我们根据目前所能获得的文献资料尚难以作出全面回答的问题。也许，正如一些研究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到1965年春夏之际，约翰逊本人在原则上已经决定，对越南战争必须升级，但这种升级又必须限制在不致与中国开战的一定范围内。然而，来自中国的警告对于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对于升级速度、规模以及实施方式的考虑却肯定是有影响的。当约翰逊作出同战争升级有关的任何一个具体决定时，他不能不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中国可能对此作出的反应，以及不因己方的某些激烈行动（例如，如同一些美国右翼政客所竭力主张的那样，轰炸中越边境中国一侧的战略目标或使用美国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而使北京产生误解，进而将中国“拖入”同美国的直接冲突。若是这样做的话，美国恐怕又会面临或者被迫使用核武器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再次遭致如同朝鲜战争那样的“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打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结局。在完全没有提及1965年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的情况下，美国最负盛名的越南战争史家赫林(George Herring)便曾指出，1965年夏，“当约翰逊总统和他的文职顾问们”作出越战升级的决定时，“使他们持续感到担心的，便是对于越南北方的直接与全面的进攻可能导致中国的干涉”。（注：George C.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3rd ed.(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986,1979),pp.152-153.）根据曾对美国作出直接参与越战的决定作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卡欣(George McT.Kahin)的看法，约翰逊政府对于中国大规模干预越战的危险性“极为关切与重视”，“有关档案资料表明，约翰逊当局不仅对“美国的过激行动有可能刺激北京参战的可能性深感忧虑，并深信这种忧虑是有道理的”。（注：George McT.Kahin,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Vietnam (New York:Alfred A.Knopf,1986),pp.338-341.）由此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美之间的特殊“信息传递”在限制越南战争升级规模上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进而阻止了中美两国卷入另一次直接军事冲突。
这里所讲述的，又是一个在以往关于越南战争的“大叙事”中未被包括进去的故事片段。在中国国内的有关研究中，人们提及最多的是周恩来通过阿尤布·汗总统向美方发出警示性信息的片段，而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来龙去脉却很少涉及。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越战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对此也多半或根本没有涉及或语焉不详。即便在当时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著名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惠廷的有关论述中，对于这一段重要历史也只是从侧面有所涉及，而对周恩来1965年4月通过阿尤布·汗传话和陈毅1965年5月底通过英国驻华使馆传话这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却完全没有提及。（注：Whiting,The Chinese Calculus ofDeterrence,pp.193-194.）由此看来，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警示性信息，是一个在华盛顿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的最高机密。（注：威廉·邦迪当时曾写道：知道陈毅信息的人“被局限于英国政府、美国政府”的少数几个人，尽管由于“英国方面的错误”，中央情报局也得到了有关信息的报告。见Memorandum fromWilliam Bundy to Rusk,"Subject:Negotiating Developments re SouthViet-Nam," Secret,June 1965,declassified in 1997 (Case # NLJ 86-296,Document # 300)。）它始终未被泄露给公众和舆论界。甚至在中央情报局于1965年6月9日完成的一份题为《中越限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行动的努力》的绝密报告中，对周恩来通过阿尤布·汗以及陈毅通过霍普森一事也完全没有提及。来自中美两方面的新资料，使得我们对1965年春夏之际中美两国实现相互信息沟通、以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努力，有了新的了解。
在中美两国实现沟通的努力中，15年前朝鲜战争的历史经历对双方都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参照作用。从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在发出对美国的警示性信息时，便一再明确地将当时中美两国在越南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同1950年10月两国处理朝鲜问题时的经历与经验联系起来。从信息的设计（尤其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四句话的设计），到信息提出时机的确定，再到信息传递者的选择，中国方面都考虑到了朝鲜战争初期信息传递失败的经验，因而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美国领导人在解读来自中国的警示性信息（尤其是陈毅通过英国人所转达的信息）时，也始终未敢忘记朝鲜战争初期因未重视中国的警告而导致中美直接冲突的那段历史。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国方面最重视的，是从信息设计到传递的各个环节，强调己方“言而信、行而果”的能力与决心。美国方面所最关切的，则是发掘中国方面的信息在各个层面的所有含义。所有这一切，对于信息传递的成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我们因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没有1950年中美两国信息传递失败的先例，以及此后通过诸如两次台海危机这样的特殊“摸底”机会而对对方行为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所产生的“相互信心”，恐怕1965年两国间的特殊“信息传递”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对这段历史的探讨还揭示，意识形态与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构成国际军事冲突的必然理由和条件。上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与美国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行为者：美国是一个在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对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合法性不予认同的“革命国家”，两国间确实在意识形态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利益界定上存在着尖锐分歧。在两国关系的实际运作中，这种分歧又因双方在历史文化上的重大差异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语境上的差异，而变得更为深刻，也更难以掌控。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在处理朝鲜危机时走上了兵戎相见之路，并在50年代处理台湾问题时几次濒临战争的边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因这些因素便不可避免。就历史文化或意识形态差异对政策与战略层面的具体影响而言，美国之所以会在1950年10月忽视中国的警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决策者出于肤浅的“美国优越感”，根本未将新中国当作一个有资格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对手来对待。在美苏对抗的全球冷战中，美国决策者也根本不相信新中国是具有自身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国际关系行为者。这种情况，随着中美全面对抗的延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60年代中期，当美国在为自身对越南战争的干预寻找合法性依据时，仍然强调这是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势力与影响”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扩张”的需要。但在这样做时，尽管从构成政策背景的语境及关于政策合法性的表述来看，“反对共产主义”仍然占据着美国战略考虑的中心位置，但就美国战略与政策的实际含义而言，美国为自身亚洲政策所设定的主要战略对手已不是苏联，而成为“共产党中国”了，并导致了当时为人们讨论很多的美国“战略中心由欧洲东移”的趋势。但正是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造成了关国全球战略态势本身的内在紧张，也使得约翰逊这一代的美国决策者，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比之杜鲁门那一代对“中国及其力量”有着更多的尊重，也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表现得较为谨慎小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正是新中国力量的不断崛起，构成了中美两国能够在越南战争初期实现“信息传递”的又一重要的背景性条件。
对于这段历史的探讨，也对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有很大助益。正如人们所熟悉的，在冷战结束以及苏联瓦解后的10年里，中美关系在总体上平稳发展的同时也一再出现紧张。在诸如人权、知识产权保护、武器扩散、贸易逆差等问题上，而更为突出的则是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各种分歧。在双边关系中，甚至发生过诸如1995-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派遣航空母舰编队进入台湾海峡，1999年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误炸”事件，以及2001年4月美国侦察机和中国空军战斗机在海南岛附近上空的撞机事件。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造成或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疑虑、反感、误解和恐惧。在美国，有关“中国威胁”的喧嚣因这些事件而不断发现了适合其存在与发展的机会。而在中国，人们则因这些事件而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美国人的傲慢及对中国的偏见。如何使中美两国能在21世纪的条件下——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世界上——和平共存，是中美两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而鉴于中美关系在当今世界事务中所占据的关键性地位，对这一挑战的应对，不仅将关系到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本身，也势必会影响到人类和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命运。中美两国在越南战争初期成功地实现“信息传递”的故事可以在这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如果说，当冷战高潮年代中美两国仍长期处于高度敌对的状态下时，两国间尚且能够通过有效的交流与沟通而避免了相互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发生的话。那末，在进入21世纪时，当两国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利益重合与交叉、并越来越感受到“相互依存”的必要性时，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两国间的种种分歧会使得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