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学界论文,民国论文,古史论文,尧舜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0)04-0053-11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发动的“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辩，在日本汉学界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东邻学界的论战是否影响及中国学人？白鸟氏“抹杀论”是否对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形成产生影响，国内学界众说纷纭。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缘于当事人虽承认受过外来影响，但都是一种笼统模糊的表述，没有具体交代其思想观念形成的知识背景。顾氏虽十分生动地讲到其疑古思想形成，受到胡适、康有为、崔述的启发，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外国学者，以致今人仍在争论他是否受过白鸟氏的影响。本文思考取径有别于此前过多纠结于顾颉刚与白鸟库吉两者是否存在学缘关系，而是进一步扩大学术考察的视域。民国时期古史研究阵营非常庞杂，顾颉刚只是其中之一要员，即便顾没有受到白鸟氏影响，其他人是否受其影响？假使顾的疑古思想形成之初不知白鸟氏，那么在事后他是否注意及白鸟氏的观点？“抹杀论”及其余波在民国史学界绍述之情形如何，以及由此而引发国内古史界相关争论如何？唯有如此，才能准确评估日本“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古史界所产生的影响。
一
日本近代史学对清季新史学思潮产生过深刻影响，此为人所共知。然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仍可发现明显的“日本因素”，尤其在古史研究、中外交通史领域，表现得十分显著。日本研究中国有两大中心：一是东京大学，以白鸟库吉为中心，称为“东洋学”；二是京都大学，以内藤湖南为核心，称为“支那学”。明治以前，日人研究中国学术者虽不少，但多“规规小儒”，不出国内三四流学者之窠臼，以云贡献，则渺乎小矣。明治以降，受西方近代史学方法之激荡，始知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成立史学科，聘请德国兰克再传弟子利斯(Ludwig Riess)和留学欧洲的坪井九马三为教授，将西方近代史学方法输入东瀛，对日本史学专业化影响甚巨。西方史学影响日本史学的一个产物，便是东洋史学的诞生。利斯和坪井氏均为兰克史学的信徒，推行史料考证和追求客观事实的史学方法。白鸟库吉作为利斯最杰出的学生，受其师之耳濡目染，尤为强调史料的严格考辨。他说：“时代一变，欧美文物频频输入，诸般学术面目一新，史学研究方法亦渐变革，以正确史实为研究之唯一基础，虽承认传说之存在，但以其伪谬过多，故多弃之于史学范围之外。”①以此科学观念审视中国上古史，他便提出了震惊日本汉学界的“尧舜禹抹杀论”。青木富太郎谓白鸟氏新说“实在给与墨守古来传统的汉学界一大冲动，也是我国中国史学界表示一大进步纪念的金字塔，自博士这个新学说发表后，实在可以说是日本古代史研究界的一大转变，一脱向来以儒学者的见地研究古代史的错误，成为完全科学的研究。”②
“尧舜禹抹杀论”是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员会上的演讲词，全文发表于《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改名为《支那古传说之研究》。他考证认为，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传说中是代表三种中国文化价值：尧代表属于天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舜代表属于人的孝顺价值，禹代表属于地的勤劳价值。他认为天人地是儒家思想的三个关键支柱，象征三种美德。从儒家出现的时间，足以判断尧、舜、禹是春秋战国以后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宣扬儒家价值③。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传统汉学者的批评。林泰辅陆续在《东洋哲学》、《汉学》、《东亚研究》撰文批驳白鸟氏之说，而他最为有力的证据，大致谓“《尧典》的四中星”的记事，是记录当时观察天文的情形，据此可以明瞭《尧典》所传，确系古代事实，而且欧洲东方学者信之者颇多。1912年2月，白鸟氏弟子桥本增吉在东洋史谈话会发表《虞书之研究》，根据天文学上的事实，指出《尧典》四中星记事，完全是后世伪作，为其师声援。而同月白鸟氏本人也在日本学会例会中讲演《儒教之源流》，在汉学研究会讲演《〈尚书〉之高等批评》，驳复林氏。白鸟氏认为，四中星不需要天文学上的研究，已可以断定为伪作，因其记事渊源于阴阳思想之故。《〈尚书〉之高等批评》发表于《东亚研究》1912年第2卷第4号后，同年林氏于同刊第2卷第9号发表《再谈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加以反驳；《儒教之源流》发表于《东亚之光》1912年第7卷第9号，林氏亦在此刊第8卷第2号发表《读〈儒教之源流〉》，再加以痛击。1929年、1930年白鸟氏先后在史学会例会讲演《关于支那古代史》和在东洋文库第14届东洋学讲座连续7次演讲《支那古代史之批判》，重提“夏殷周三代抹杀论”。
尧、舜、禹是否为历史上真实人物，涉及《尧典》内“四中星”记事，遂引发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史学派关于先秦天文历法的论战。饭岛忠夫发表《从汉代历法以见〈左传〉之伪作》（《东洋学报》1912年第2卷第1、2号），益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谓刘歆伪作说。引起京都支那史学派新城新藏发表《支那上古之历法》（《艺文》1913年第4卷第5、6、7、9号）大加反驳，从此短兵相接，争论不止。至1918年讨论又重振旗鼓，饭岛之文大多发表于《东洋学报》，收入《支那古代史论》（东洋文库论丛第5篇，1925年）及《支那历法起源考》（东京图书院，1930年）；新城之文大多发表于《史林》、《艺文》、《支那学》等，收入《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京都弘文堂，1928年）。二氏讨论大抵为两方面：（一）儒家经典之断代，以《左传》为中心，饭岛以《左传》为刘歆伪作，新城则反之；（二）饭岛认为中国天文历法乃传自西方，而新城则谓中国人自创。饭岛与新城二氏大致反映了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史学派之分歧。
民国元年前后，在日本汉学界发生轰轰烈烈的“尧舜禹抹杀论”，国内学界是否了解这场争论？是否在民国古史界产生回响？国内学者最早在著述中提及白鸟氏“抹杀论”的是章太炎。1910年他给罗振玉的一封公开信中，对罗氏“延缘远人以为声誉”，大为痛击，进而一一点名，骂遍日本汉学界新旧各派，其中：
白鸟库吉自言知历史，说尧、舜、禹三号，以为法天、地、人，尤纰繆不中程度。④
到了1931年，日人桥川时雄谒会章太炎于上海寓所，谈及白鸟氏，虽桥川谓白鸟氏为“史学家中之大将”，然章氏仍认为白鸟氏“欲以古学为新学，而才力不及，终不免于武断。”⑤这多少反映了章氏对日本汉学界一以贯之的学术印象。1922年6月15日，章氏致函柳诒徵说：
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⑥
胡适以《尚书》非信史之说是否取于日人，实无资料显示，但此段文字更见章氏了解“抹杀论”相关论述。此外，柳诒徵早年编《历代史略》，以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为底本，表明其时他对日本汉学家并无恶感，但后来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却说：“日本人读中国书素无根柢，固不足责。”⑦他对日本汉学界态度的前后转变，窃以为似受章氏的影响。
梁启超长期旅居日本，很早对东洋史学有所认识。1902年《东籍月旦》第2章第2节“东洋史”部分，逐一点评东洋史或支那史著作，如桑原骘藏、儿岛献吉郎、市村瓒次郎、木寺柳次郎、藤田丰八、那珂通世、田中萃一郎、泷川龟太郎、田口卯吉、白河次郎、中西牛郎等，如数家珍。不过，梁氏所评论的那些作品，大多属通论教科书一类，并不能反映当时旧本汉学界的业绩，此亦说明梁氏对彼邦汉学界略有隔膜，未作深入了解。至1920年代，梁氏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⑧在注释里又说：
日本以研究东洋学名家者，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于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于佛教，后藤虎次郎之于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于古石器，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⑨
梁氏对日本教科书前后评价虽反差甚大，但他说来说去，围绕的总是那几本成了“专书”的教材，则是一致的，似乎这些才代表日本汉学界的成绩。至于他提及的白鸟库吉、那珂通世、松本文三郎、后藤虎次郎、鸟居龙藏，虽有心得，然皆未成专书，只有在注释里略为提及的份了。从梁氏对日本汉学评论来看，他显然更看重专书而不是论文，诚如齐思和批评他“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作起的。梁氏不明通俗著述与研究著作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⑩正因为梁氏尚未真正具备现代史学观念（作为传统与现代之间一位过渡性史家），他评骘日本汉学难免有所偏差。20世纪初年，日本东洋史学已从甲午战争前通论阶段进步到专题研究，出现了大量的专题论文，其中精辟之作，才代表日本汉学界之成绩。白鸟氏论文大多也散见于各种杂志，极少刊行单行本，故梁氏对他的学术地位恐怕不会有太正确的认识，难怪日人桑原骘藏批评他不知道日本学界是怎样情形(11)。不过，从梁氏知道白鸟氏专长在“古史及地理”，以及论及日人以“四中星”证《尚书》真伪（详后）推测，他完全可能了解白鸟氏“抹杀论”。
在中国现代学人中间，较早关注国际汉学动态的是王国维，其研究成绩也普遍得到国际汉学界的好评。王氏在日本汉学界尤其对京都支那学派影响甚巨。他与罗振玉旅居日本期间，与支那学派诸人交往颇多，如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青木正儿等，《观堂集林》（卷24）里有些诗叙述他们之间交游的往事。当年郭沫若便认为支那学派事实上是在王的影响之下茁壮起来的(12)，这虽不免有些夸大，但王氏确对支那学派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王跟白鸟氏辩论的对手林泰辅在学术方面有往来商榷的信函。王氏对林学问尤为欣赏，“嗣读大著《周公及其时代》一书，深佩研钻之博与论断之精，于考定《周官》及《礼经》二书编撰时代，尤征卓识，诚不朽之盛事也。”(13)他旅居日本那段时间，日本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争论正如火如荼，加之与日本学人的广泛接触，他亦可能知白鸟氏“抹杀论”。1918年12月，王致罗振玉函中提到白鸟氏，他说与沈曾植谈及那珂、白鸟旧事，“渠谓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更骄。”(14)可见他知道白鸟氏其人。更何况，1922年8月，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评价顾颉刚：“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足以证明王氏了解东洋学派对中国古史“抹杀论”，并且他对日本疑古之风，并不以为然。
二
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均有众多弟子，他们是否向学生介绍日本汉学界的动向，不得而知，但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些学生（如颜虚心、程憬、戴家祥等）发表的文字来看，他们很重视域外汉学成果，尤其关注日本汉学，这似乎与他们的导师——梁启超、王国维及其陈寅恪，平时引导不无关系。除章、梁、王之外，有大量史料显示，民国学界了解“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辩及其说始作俑者白鸟库吉其人。1930年贺昌群东渡日本，阅读“东洋文库”藏书，受日本、欧洲汉学之影响，转而治中西交通史、敦煌佛教艺术和汉代木简。他颇留心日本汉学，1933年发表《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一文，认为日本支那学在中国上古史研究方面“不可不特书者”有三：一为《崔东壁遗书》之印行；二为白鸟库吉之“尧舜禹抹杀论”；三是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之先秦天文历法论战。对此，贺氏作了简要绍述。他强调白鸟氏与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差异：
白鸟氏所倡之“尧舜禹抹杀论”与我国顾颉刚氏诸人所讨论之“古史辨”，虽时序有先后，而目的则同，方法各异。白鸟氏运用其丰富之东西历史语言之知识，纵横驰论；顾氏诸人则专精于先秦典籍之解剖。此则时代思潮与治学方法之进步，传统之学者，虽欲维护陈说，亦无可如何者也。
贺文先后发表于《大公报·图书副刊》（1933年第3期）和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934年第1卷第1期），想必在学界同行间传阅颇广(15)。
民国时期古史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域外新知的不断涌入，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局。同时代的国内学人，大多注意及海外同行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且主动加以吸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程憬发表《古史的研究》一文，勾勒了域外学者怀疑中国古史之“学术史”：
凡受过新史学的洗礼，稍有欧洲上古史的新知识的人，是没有不怀疑中国的上古史的。近数十年来，欧洲学者颇能研究中国及东方的学问。他们受科学方法训练过的。我们这些错误百出，真伪参半的古籍、古史，一到他们的手里，那荒谬处自然会齐显露了出来。一八九五年，法国最著名的“中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8-1918)教授所译的《史记》第一卷出版，其序论中曾指出尧舜禹等模范人王的传说，大都属于后人所伪造的。他们的整齐完全的形式，无论什么人都必怀疑的。又说：尧舜等的事迹，在最古的《诗经》竟未一见，尤为可怪。其后，夏德(F.Hirth)在所著《中国古代史》（一九○八年出版）中，对于尧舜等的传说亦致怀疑，以为此种传说只是神话的幻影，而非实有其事。
近世的日本史学界，受西洋科学的影响很大。许多新式的“中国学者”均能采取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老辈的学者如白鸟博士，他在一九○九年（后夏德氏的《中国古代史》出版一年）所著《支那古传说之研究》中，作与沙畹、夏德二氏相同的议论，以为尧舜禹等传说为儒家思想的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的。而小川琢治在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更明显的说，中国史的上古部分至为可疑，尧舜禹的黄金时代虽异常漂亮，然我们试一比较春秋战国时各家所传的种种传说，知皆儒家本之上古神话而加斧削润色，使成为实在的人物，且理想化者。(16)
文中指出了白鸟氏“抹杀论”的核心观点，即尧、舜、禹乃本于儒家天、地、人三才之说而虚构出来的人物。
1936年，郑师许回顾日本学者对我国民俗学研究时说：
自白鸟库吉担任教授以来，常常提示新说以奖掖后进，即其所发表的一鳞一爪之说，亦有足多者，就如《关于〈尚书〉之高等批评——特别地是尧舜禹》、《周代古传说考》等，均于我国传说有相当之见解，尤其是对于古代文献加以锐利的批评，试为纵横剖面的解释，这种态度，于其后学的影响很大。博士最近数年在东洋文库大开讲座，在东洋讲座的名义之下，发表其研究的心得，或题为《极东诸民族之古传说》，或题为《支那古代史批判》，于博士的高说之中，亟待今后精密的研究者不少。以透彻纸背的眼光，为检覈传说的工作，其中所阐明诸点，殊可惊异呢！(17)
此外，郑氏亦留意饭岛、新城二氏论战，谓之“著称于东西两洋学术界之林”。他认为饭岛氏是“彼邦最勤慎之学者”，诵读中国古书虽多，然往往自陷于武断，为其治学最大毛病。1930年饭岛出版《支那历法起源考》，附录《殷虚文字之批判》一文，对甲骨文大肆攻击，认为是伪造，系春秋以后之物。郑氏大为不满，代为译出(18)，并撰“读后记”，逐条批驳，谓之“全属谬误，不能成立”(19)。郑氏从未去过日本，30多岁始学日语，家中所藏日文书籍甚多，大部分通过上海内山书店或邮购而来(20)，说明国内学者（尤其懂日文）仍有渠道获悉日本汉学界之情形。
1936年，李悌君强调，“外人研究中国古史之成绩：如夏德之《中国上古史》、安特生之《中国远古之文化》、白鸟库吉之《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竟直认三代以前，全为神话，其与吾国古史之破坏，有莫大之影响；又如马斯伯罗之《古代中国》、内藤虎次郎之关于支那古代史诸论文，皆用新态度、新方法来研究，其于我国之古史建设，更有莫大之帮助也。……近年来外人为打破对中国迷惘起见，利用科学方法，发掘古物，蒐集史料，作一有系统之研究，其中往往有新发现及精诣之处。”(21)作为“古史辨”后起之秀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1941)也有一段专门绍叙域外中国古史研究的文字：
西方学者如夏德(F.Hirth)于1908年刊《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1908)已以尧、舜等传说为神话之幻影。近马伯乐(Henri Maspero)著《〈尚书〉中的神话》(Le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Journal Asiatique CCIV，1924)，亦考论《尚书》中羲和洪水等神话之演变。（冯沅君已有译本）格拉勒(M.Marcel Granet)著《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Danses et l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又以禹为铜匠们的神话人物。日本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以炎帝、神农氏为保护农业之神。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又以大埠、炎帝等五帝为天之五行神。小川琢治著《天地开辟及洪水传说》（《支那历史地理研究》）亦认尧、舜全为天上之神，禹、启、羿为降自天上以治下土之后（地神）。(22)
且不论最初引发我国古史研究是否与外人有关，但在20世纪上半期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域外汉学家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小川琢治等对中国古史的疑古取向。外人相关研究成果不少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学人所引征，甚至古史研究领域某些具体问题的争论，亦可视为国际汉学界争论在中国的延续。民国学者的古史研究是整个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欧洲、日本、中国学界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海外汉学界的疑古论有力声援了国内疑古运动(23)。
中文世界较早一篇白鸟库吉传记，系冯家昇发表于《史学消息》（1937年第1卷第6期）之《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简要叙述了白鸟氏的学术经历、治学特点。“纯粹西洋方法的采用，以前那珂、内藤总摆不脱中国式学者的思想与方法，他却能以崭新的科学方法去解决；譬如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地理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科学，都可以由他所发表的文章里看出来。尤以语言学的培植甚厚，所以每遇到问题就想拿语言去解决。”故“篇篇精辟独到，令人惊佩无已”。日本人能与欧洲学者相抗衡者，惟白鸟氏一人而已。不过，冯文并没有提及白鸟氏“抹杀论”。同样的，1942年白鸟氏逝世，莫东寅翻译加藤繁的《白鸟博士之薨去》一文，论及他在东洋史方面的贡献，除出现“对中国古史，始加锐利之批判”评语外，亦无出现“抹杀论”文字(24)。
民国时期最为详实论述白鸟库吉学术成绩的是王古鲁。1930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设立编译委员会，“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25)。王氏受编译委员会委托翻译白鸟氏关于西域史论文，汇次为《塞外史地论文译丛》，1938年、1940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辑。卷首附自撰《白鸟库吉及其著作》一文，曾单独发表于《金陵学报》1936年第6卷第2期，详叙白鸟氏的学术实践。文末附“白鸟博士著作年表”(26)。白鸟氏有关中国古史论文虽没被译成中文，但《白鸟库吉及其著作》一文对“抹杀论”争辩之经过绍述得很全面。这部分文字摘录自王古鲁《明治维新以来日人研究中国学术的趋势》，而该文又附录于《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1936)一书，后单独发表于《重大校刊》1937年第7期。换言之，“抹杀论”于《塞外史地论文译丛》、《金陵学报》、《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重大校刊》四处介绍过，而且《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与《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在中国学界流传颇广。因此，似可推测白鸟氏“抹杀论”在民国学界或许是广为人知的一个常识罢了。
其他译文或译著也有论及“尧舜禹抹杀论”。1939年日人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一文云：
在中国执疑古派史家牛耳的顾颉刚所编的《古史辨》中对于收录论文的中国古代传说，有毫无不假借的批判应酬等节，这个就是在日本明治十一、二到四、五年之间，以白鸟库吉博士的尧、舜、禹、夏、殷、周抹杀论为中心之林泰辅博士的反对论，在当时日本的汉学界里，突然卷起了的论战的余唾。(27)
并且，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国学研究，“只是模写日本和西洋的方法论而已，尤其是不能逃出日本所予影响的力圈以外”。长濑诚虽然没有明言白鸟氏与顾颉刚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但欧洲、日本汉学确实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取向；青木富太郎《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1940)在民国学界颇有传阅。该书第2篇第1章“日本人的中国研究”，竟先后有三位国内学者译成中文(28)。青木氏在此章对“抹杀论”有所叙述；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王学文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章第1节“《尚书》之价值及批评”，论及日本学者对《尚书》之疑义，其中对白鸟氏以及桥本增吉质疑《尚书》的学术观点作了引述。此前中文文献有关“尧舜禹抹杀论”，多叙其论战经过，鲜述其观点。田崎仁义概括白鸟氏《〈尚书〉之高等批判》之意谓：
《尧典》专叙天文历日之事，《舜典》将关于制度、政治、巡狩、祭祀等人君治民之一切事业，殆全加于舜之事迹中，且以人道中最大之孝道为舜之特性。由此可知，《舜典》之事迹为关系人事者。至于禹，则治洪水，定禹域，为关于地之事迹，禹之事业之特性，即在关于地之一点。由此点推之，作者乃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为背景，而创作者云。又曰《尧典》所记之事，并非根据天文之实地观察，乃由占星思想编成者，则以十二宫二十八宿之知识与阴阳思想，为其根底也可知。
而桥本增吉支持白鸟氏，认为《尧典》之天文记事，并非当时实际观察记载，而是据阴阳思想虚造者，《虞书》为后代伪作，不能作为历史资料，谓尧、舜、禹为假托于天、地、人三才之小说人物(29)。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特引征白鸟库吉、桥本增吉二氏论点(30)。
民国学界对白鸟库吉应该说并不陌生，他的许多论文被译成中文(31)，在学界均有良好口碑。不过，这些论著大多系关塞外史地，没有发现相关“尧舜禹抹杀论”文字被译成中文，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窃揣测可能与白鸟氏政治立场有关，他并非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曾在《华文满洲报》撰《满洲建国之必然》一文，公开信口雌黄，掩饰日本在东北一切罪恶(32)。国内学者不愿翻译有关“抹杀论”文章，而仅选译塞外史地论文，或许是因为“抹杀论”对不少中国人来讲，可能会动摇本民族的自信心，何况此说又出自日人之口，更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臣子、文学博士”白鸟氏充当帮凶。
三
参与“尧舜禹抹杀论”争辩的其他学者，同样引起中国主流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顾颉刚、陈寅恪）的关注。桥本增吉支持白鸟氏的一篇《虞书之研究》，被译成中文发表(33)；桥本氏《东洋古代史》出版于1933年，我国学界认为丝毫未照顾中国学者的成绩，简单平庸，无甚可取(34)；白鸟库吉学生津田左右吉也是一位著名的疑古者，他的《儒道两家关系论》（李继煌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谓《老子》其人其书皆系庄周伪造；《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是国内学人江侠庵就日人关于先秦旧籍考证文字选译纂集而成，大部分选自《支那学》、《艺文》、《支那学文薮》等杂志，多为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武内义雄、本田成之、小川琢治等之作，各篇大体皆颇精粹，“其怀疑之精神，客观之态度，精严之方法，锐敏之眼光，令人读之不得不敬佩；而其蒐讨之勤，征引之博，举证坚实，下断审慎，尤为不可及，确属曾下真实工夫之作。”(35)译文虽多有指摘之处(36)，但其内容大多关于古史问题，亦受国人注意。内藤湖南《易疑》和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为其中两篇，张岱年认为“因为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于是我们中国也开始有人注意它了。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三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十五章等是。这真不能不让我们对此二君加以万分的崇敬和感谢，同时自己觉得愧怍异常。”(37)《当代中国史学》也指出：“日人研究中国古籍的也很多，比较有价值的论文也不少，江侠庵先生选译的《先秦经籍考》（商务出版）虽不够完善，也足供我们参考。”(38)
“尧舜禹抹杀论”之余波——饭岛忠夫和新城新藏有关中国天文学史的论战，很受同时代中国学界的关注，与当时“古史辨”运动兴起紧密关联。“新城与饭岛之辩驳，与吾国前此由顾颉刚发动之古史论战，堪称无独有偶，且就其问题之性质而言，彼此亦极有密切之关系”(39)。相较而言，白鸟氏与林泰辅争论并未引起国人充分注意，二氏相关论文均未译成中文。因争论发生在民国元年前后，而那时中国学界十分沉寂，故国人反响寥寥。当“抹杀论”延续至饭岛、新城二氏，恰逢国内学界发生巨大变化。“五四”之后，胡适大力倡导用欧洲、日本汉学方法整理国故，加之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兴起，日本汉学界的论战始在国内学界得到充分的回应。饭岛和新城论著大多被译成中文(40)，尤为要者，新城新藏研究中国天文学史二十年的结晶《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乃一部皇皇巨著，由沈璿译成中文，中华学艺社1933年出版(41)。此书凡十编：东洋天文学史大纲；周初之年代；中国上古金文中之历日；二十八宿之起原说；春秋长历；由岁星之记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再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汉代所见之诸种历法；战国秦汉之历法；干支五行说与颛顼历；附录饭岛忠夫《中国历法起原考》第1章《中国古代历法概论》。《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在民国古史界具有广泛的影响。饭岛认为中国最古经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国语》、《左传》，皆为公元前300年之后作品，此前之记事，多为传说，不甚可靠。刘朝阳以为这个结论“或可为顾颉刚之一有力帮助”。而新城氏主张却与之相反。新城与饭岛论辩不是纯为解决中国古代天文学上问题，而是为了考究中国古代经籍年代，由此进一步激发了国内学术界疑古派、信古派讨论《左传》、《国语》等古书的真伪问题。饭岛云：“以现今之天文学知识，论究支那古代之天文历法，推定其成立之年代，对于儒教经典完成年代之决定，为一最有力之根据。明了儒教经典之完成年代，则支那古代史之批判之第一步工作斯成就矣。”因此，刘朝阳认为饭岛从天文学角度辨别古书真伪，诚可为中国学者“研究古史之门径”(42)，显然带有方法论性质的典范意义。
《尧典》编成年代考，系关帝尧是否确有其人，所以格外引人重视。林泰辅反驳白鸟氏的力证，即谓《尧典》的天文记录是可信的，此后新城和饭岛争论依然以考订此问题为焦点。1920-30年代，中国学界掀起了“古史辨”运动，考订古书真伪是其主要内容，新城、饭岛二氏论战影响波及中国学界，促成国内学界出现了一股以天文知识考辨古书真伪的研究范式。早在1921年1月，胡适从日人小柳司气太获赠两本《东洋学报》，里面有饭岛氏一文，胡便称许此种方法，谓“此君从历法上考见《左传》为刘歆之伪作，甚有研究之价值。”(43)稍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论鉴别伪书方法，即有鉴别《尧典》一条：
《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44)
这正是林泰辅、新城新藏的观点。梁氏在学界乃执牛耳者，其议论往往被引为经典。例如，顾颉刚与钱玄同讨论古史，谓《尧典》之出世应在《论语》之后，刘掞藜非难其说，即引用此段文字(45)；又，胡堇人亦认为《尧典》非春秋以后伪作，其理由之一，为《尧典》所述天象与春秋时代不同而暗合岁差之原理(46)；吴贯因亦认为《尧典》非伪，发表《驳〈尧典〉四仲中星说及论〈尧典〉与尧舜禅让之非伪》；竺可桢读到发表在《科学》第11卷第6期新城和饭岛二氏译文，且受梁启超的暗示，写了一篇《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47)，经过论证，谓《尧典》四仲中星，盖周初之现象。竺可桢本为科学家，故其说极有说服力，常为顾颉刚等疑古派所引征。此文又转载于《史学与地学》1927年第2期，附录于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陈鹏远的《〈尧典〉历法考》和刘朝阳的《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两文(48)，也是从古代天文角度断《尧典》年代。
此外，“二十八宿之起源”亦为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观点不一，或谓起源于印度，或巴比伦，或中国。到20世纪争论转移至日本，新城认为，二十八宿在周初或其前所设定，而春秋中叶以后自中国传出，经中亚传于印度，更传于波斯、阿拉伯；饭岛则反对此说，以为中国天文学，连二十八宿知识在内，乃起源于西方。国内学者陈廷璠对饭岛《支那古代史论》断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来自西方，不以为然，认为两者皆独立自创，初非有互相之影响(49)；竺可桢发表《二十八宿之起源地与时代》，主张二十八宿非起源于中国；钱宝琮最初接受新城的观点，1929年谓《东洋天文学史大纲》不为因袭的见解所束缚，纯粹立于自由的地位，选取中国古籍中正确的史料，以研究古代天文学发达史，简明审慎，“洵为晚近不可多得之作品”，而批评饭岛以为西汉以前六十干支不始甲子，而始于甲寅，其所述证据甚薄弱，“博学如饭岛氏，何以愚妄至此”(50)。但他后来改变观点，《论二十八宿之来历》一文批评新城氏“纯属臆测之谈”(51)。总之，民国学界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以及从天文学角度考证古书真伪，均明显受到新城、饭岛二氏论战的影响，虽各执一词，难成共识，然于推进古史研究自有其积极意义。
最后，有必要澄清一下顾颉刚与白鸟库吉的关系。学界对此有过争论，大致有两派：
一是否认说，以王汎森、刘起釪、李学勤为代表。王汎森认为白鸟库吉是否影响到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点，是深深令人怀疑的，“一方面是因为顾氏本人并不懂日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他曾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另方面是因为白鸟的说法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引起过热烈的讨论。”(52)刘起釪认为：“顾先生倡其疑古学说时，并不知有白鸟、桥本等之说，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所承受的学术源流实际主要是乾嘉经学，又接受了一点胡适等人介绍的西方学术，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53)对于古史辨派是否受白鸟库吉、马伯乐影响，李学勤说：“因为我有特别的机会把顾先生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顾先生并非是这样的。顾先生日常不太看国外书，他主要是继承了宋清以来的辨伪思潮，与当时新的思想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新的想法的。”(54)
二是肯定说，以胡秋原、廖名春为代表。胡秋原以为钱玄同受了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和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影响，谓尧舜禹皆为神话。在钱的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55)。廖名春对胡秋原说法作进一步论证，推测顾曾接受白鸟氏“抹杀论”。理由有三：(1)钱玄同留学日本，有可能看到白鸟氏文章，并间接影响及顾；(2)顾曾在北大图书馆编书目，馆藏有日文期刊，有可能看到这些文章；(3)王国维与林泰辅有交往，王评顾“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56)。
最近《顾颉刚日记》出版，关于顾颉刚与白鸟库吉关系，有些事实至少可得以澄清。其一，顾不懂日文，不太看外国书。不懂日文并不能排除他有可能获知日本学界消息，更何况他是否完全不懂日文，还是一个疑问。1930年11月19日，顾日记：“予作《太一考》，自谓创见，今日润孙持大正十四年出版之《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来，其中有津田左右吉之《太一》一文，这固余之所欲言者也。虽材料不及余所集之多，而早余五年发现此题，殊为可畏。”(57)又，1946年6月12-15日、26日记看《东洋文化史大系》。此书为1938年出版的多卷日文著作；1930年11月10日顾日记显示，“校夏德《支那古代史》目录，讫”。此书系日译本。而且，1946年6月16日记“看夏德《中国古代史》”(58)。此书系英文原版影印本。夏德《中国古代史》对中国古史系统提出全面质疑，在民国史坛曾产生积极影响，由此不难理解顾氏为何如此重视夏著。因此，顾氏或略懂日文，或不懂日文但亦能看懂大意；他英文程度确实不佳，但也能阅读。至于他不太看外国书，也不符合事实，《顾颉刚日记》已面世，无需举证。总之，以顾氏是否懂外文，与其是否有能力接触域外资源，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其二，顾是否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顾颉刚日记》公开出版之前，“据其女顾潮和熟悉他的李学勤先生所见，无论是哪个年代，他都没有在日记上提到过白鸟库吉”(59)。然而，《顾颉刚日记》却多次出现“白鸟库吉”，这到底是知情人士的疏忽还是有什么隐情，不得而知。除了《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这条证据之外，饶有兴味的是，1939年6月8日顾氏“节抄王古鲁《白鸟库吉及其著作》入笔记”(60)。《白鸟库吉及其著作》是民国时期论述白鸟氏学术最为详尽的一篇文字，其中交代了“抹杀论”争辩始末。顾既然节抄部分内容入笔记，至少说明他仔细阅读过该文，对白鸟氏自然有一个颇全面的了解。顾氏节抄之时，距白鸟氏最初发表“抹杀论”，刚好三十年，因“古史辨”而名满天下的顾氏此时心境不知道是否有遇故知之感。此外，《浪口村随笔》有“梁州名义”一条，引征王古鲁编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中白鸟氏《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一文(61)。燕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办《史学消息》杂志，顾颉刚题词，与之关系密切的冯家昇写的白鸟氏传记发表于此刊，白鸟氏《可汗可敦名号考》译文亦发表于此。凡此直接证据以及旁证，完全可以确定顾颉刚知道且了解白鸟其人。
其三，顾初倡疑古学说或之前，是否知白鸟之说。顾早年日记确实没有显示他知道白鸟氏“抹杀论”，他自述思想历程也从未提及白鸟氏。钱玄同是否受白鸟氏影响，尚有待证明。假设钱氏接受了白鸟氏观点，并告诉顾，还是不能直接证明顾疑古思想与白鸟氏有关。在无确凿证据出现之前，白鸟氏在顾疑古思想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只能存而待证。廖名春先生只是提供了有益的“假设”，希望读者不致误以为真。私见以为，顾氏大体上是从胡适、康有为、中国辨伪传统、戏曲等方面获得灵感，辅之以近代科学的理性思维，形成他的疑古思想。顾氏与白鸟氏虽然都怀疑尧舜禹的真实性，但是他们论证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贺昌群早已揭示两者的差异，“目的则同，方法各异”。中日学者是否可能在各自的学术语境中先后独立提出某种相似的学术观点，窃以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古今中外有不少这样例子，大可不必陷入后出者定受先出者影响的思维定式。就以顾颉刚为例，他作《太一考》，后见到津田左右吉的同类论文，坦诚地说：“虽材料不及余所集之多，而早余五年发现此题，殊为可畏。”难不成顾作《太一考》就受了津田左右吉的影响吗？如果顾氏见到白鸟氏有关“抹杀论”诸篇论文，他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叹。此外，顾氏疑古思想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有一个不断吸收中外各种思想资源加以完善的过程。《顾颉刚日记》显示，顾并不漠视域外学人的成果，相反的，对与之观点相近者尤为留心，如重视夏德《中国古代史》，称许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关注高本汉用文法考辨古书真伪等。因此，把顾颉刚描绘成目光仅限禹内，“不太看国外书”，似扭曲了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学者的形象。
［收稿日期］2010-06-14
注释：
①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青木富太郎：《近五十年来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之研究》，《北华月刊》第1卷第4期，1941年8月。
③详参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
④《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⑤桥川时雄：《章太炎先生谒见纪语》，《制言》半月刊1937年第34期。
⑥《致柳翼谋书》，《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3页。
⑦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见洪北平编：《国学研究法》，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58页。
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8页。
⑩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
(11)桑原骘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现代评论》第2卷第49期，1925年11月。
(12)《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13)吴泽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页。
(14)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页。
(15)莫东寅：《日本之东洋史学》（《日本研究》第1卷第1期，1943年9月）对“尧舜禹抹杀论”也作了类似介绍。
(16)程憬：《古史的研究》，《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1935年第2卷第1期。按，这两段文字实据日本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第27章相关论述。1928年陈啸仙译此章为中文《书经诗经之天文历法》（《科学》第13卷第1期）。
(17)郑师许：《我国民俗学发达史》，《中山文化教育馆馆刊》1936年第3卷第2期。
(18)译文载《大陆》1933年第1卷第10期。
(19)郑师许：《读〈殷墟文字之批判〉》，《大陆》1933年第1卷第10期。
(20)郑永用等：《勤奋治学，教书育人——纪念先父郑师许先生诞辰101周年》，《东莞文史》第29辑，第227页。
(21)李悌君：《关于中国古史问题及其研究法》，《励学》1936年第6期。
(22)《古史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109页。
(23)本文仅论述日本“尧舜禹抹杀论”在华之反响，至于西方汉学界的疑古论对民国古史界的影响，则拟文专论，在此不详述。
(24)加藤繁述，莫东寅译：《白鸟博士之薨去》（原载《史学杂志》1942年第53编第5号），《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2号，1943年1月1日。
(25)《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编译委员会简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报告》1930年第5期。
(26)据《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25年12月出版）卷首“白鸟博士著作年表”略为增益。
(27)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华文大阪每日》1939年第2卷第6期。
(28)皇甫慕恒译：《日本的中国研究》（《兴建》1940年第1、2、3期）；毕殿元译：《近五十年来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之研究》（《北华月刊》1941年第1卷第4、5期，第2卷第1、2期）；唐敬杲译：《六十年来日本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1942年第1卷第1期）。
(29)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0-142页。
(30)《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79页。
(31)除了《塞外史地论文译丛》外，还有《粟特国考》（钱稻孙译，《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1卷第4期）、《东胡民族考》（冯家昇译，《地学杂志》1935年第1、2期，另有方壮猷译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大秦传中所见之汉人思想》（仇在庐译，《禹贡》1935年第3卷第3、5期）、《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可汗可敦名号考》（刘选民译，《史学消息》1937年第1卷第8期）、《佛教东渐考》（《佛学月刊》1943年第3卷第1期）、《东亚史上的印度中国日本之特殊性》（《日本研究》1944年第2卷第5期）、《日本语言系统的特别对数词的研究》（《中国留日同学季刊》1945年第10卷第11期）等。
(32)幻洁：《斥倭人白鸟库吉的谬论》，《九一八周报》第1卷第7期，1932年4月24日。
(33)陈遵妫译，发表于《中国天文学会会务年报》1926年第3期。
(34)《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第2期；钟英译《中国文化之起源》（《真知学报》1943年第1期），系译自《东洋古代史》。
(35)张季同（岱年）：《评〈先秦经籍考〉》，《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88期，1931年8月17日。
(36)慧先：《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底胡译》，《现代》1935年第6卷第2期。
(37)靳德峻（张岱年）：《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辨正及作易年代重考》，《新东方》第1卷第1期，1940年2月。
(38)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39)刘朝阳：《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评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年天文学史专号。
(40)饭岛忠夫的，如《中国天文学之组织及其起原》（原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陈啸仙译，《科学》1926年第11卷第6期）、《中国古代天文学成立之研究》（陈啸仙译，《科学》1926年第11卷第12期）、《书经诗经之天文历法》（陈啸仙译，《科学》1928年第13卷第1期）、《殷虚文字之批判》（郑师许译，《大陸》1933年第1卷第10期）等；新城新藏的，如《东汉以前中国天文学史大纲》（陈啸仙译，《科学》1926年11卷6期）、《中国古代纪年之研究》（陈啸仙译，《科学》1928年13卷2期）、《周初之年代》（戴家祥译，《国学论丛》1929年第1期）、《中国上古天文》（沈璿译，中华学艺社1936年版）等。
(41)《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译文部分最初先连载于《学艺》杂志，如《二十八宿之起原说》（《学艺》1929年第9卷第4、5号），《春秋长历》（《学艺》1929年第9卷第6、7号），《战国秦汉至历法》（《学艺》1929年第9卷第8号，1930年第10卷第2、4期）。
(42)刘朝阳：《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评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年天文学史专号。
(43)《胡适日记全编》（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页。
(4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4页。
(45)《古史辨》第1册中编，第89页。
(46)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见《古史辨》第1册。
(47)吴、竺二氏之文，分别发表于《平潮》1930年第1卷第3、4期，《科学》1926年第11卷第12期。
(48)分别发表于《国学丛刊》1929年第1集，《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
(49)陈廷璠：《巴比伦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之比较研究》，《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12月1日。
(50)钱宝琮：《中国东汉以前时月日纪法之研究》，见《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7、118页。
(51)竺、钱二氏之文，发表于《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4期和1947年第43期。
(52)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53页。
(53)刘起釪：《现代日本的〈尚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2期。
(54)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
(55)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73年版，第84页。
(56)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原道》第4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57)《顾颉刚日记》(2)，第461页。
(58)《顾颉刚日记》(5)，第675、674-679页。
(59)张京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0)《顾颉刚日记》(4)，第238页。
(61)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另一种译文发表于《禹贡》1935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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