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
◆文/江西省瑞金市总工会
金总苏区执行局的成立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统一和加强党对苏维埃区域的领导，决定在朱毛红军活动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加强对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的领导，也于 1930年底派出蔡树藩、陈佑生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筹建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1931年春，原全国五金职工工会委员长梁广又奉全总委派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二三月间，全总苏区执行局在吉安县富田成立，梁广任主任，陈佑生任组织部长，蔡树藩任社会部长，倪志侠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
位于瑞金叶坪的全总苏区执行局旧址
全总苏区执行局成立后，领导机关驻富田，后移驻兴国，1931年7月迁驻瑞金叶坪村。
失误1：在解题时虽然知道问题1的结论，但是对于梯形却不知道添加辅助线(如图11、12),构造成问题1中的三角形，导致失分.
1932年1月，全总苏区执行局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主任陈寿昌，宣传部长倪志侠，组织部长蔡树藩，秘书长黄子刚，巡视员李文棠，并且设立了女工部、青工部、国家企业部等工作部门。1932年5月创办了全总苏区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同年7月，全总苏区执行局机关从叶坪村迁驻瑞金城东北双清桥头民居刘克勤厅厦。
全总苏区执行局是全国总工会在苏区的派驻机关，是苏区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其职责是把苏区各行各业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开展群众运动，发挥工人阶级的带头领导作用实行工农联盟一致对敌，保卫和扩大苏区。1932年2月，为加强对苏区工会的领导，促进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全总苏区执行局精心组织，在叶坪附近的黄家山召开了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江西职工联合会、江西雇农工会、福建职工联合会、福建雇农工会等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不仅把两省工人运动引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标志着整个中央苏区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
大力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连续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造成苏区工业品奇缺，价格昂贵，而土特产品销不出去，价格猛跌，给苏区广大军民的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因此，发展工业生产直接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革命战争的胜败。为了解决物质需要，保障军需民用，中央苏区的工人阶级，跟广大军民一道，紧密团结在党、苏维埃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周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恢复和发展苏区的经济事业，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苏区工人在一无技术二缺原材料三缺工具模具设备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双手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兵工厂、被服厂、纺织厂等）。工人不论严寒酷署、夜以继日地工作，使枪支弹药、军衣军鞋等军需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兴办各种生产合作社，充分发挥苏区手工业工人的生产优势。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8月前中央苏区只有生产合作社75个，至1934年2月发展到176个。只半年时间生产合作社增长了二至三倍。苏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而且也支援了农业，改善了人民生活。对于打破敌人的军事 “围剿”与经济封锁、保卫红色政权都起了重要作用。
金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开展工运工作往事
1932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率先撤离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原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刘少奇化名唐开元，同时秘密到达瑞金。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也化装秘密来到瑞金。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原在瑞金的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成立新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1934年7月刘少奇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后，朱琪继任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
营业员勉强地笑着，“没事，有点低血糖，头有点晕。小姐喜欢哪套？”总共试穿了四套，颜晓晨最喜欢第三套，而且正好是特价品，打四折，
积极组织工人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指示：“选举大批的工农积极分子，来管理国家工作。依照选举法的规定，引进大批工人干部，加强工人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健全苏维埃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加强各级工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建设，通过会议和训练班等形式，不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积极组织工人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为了适应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需要，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号召各级工会大力培养干部，推荐工人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选送优秀工人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去工作。1933年工会组织输送到县苏维埃的领导干部有192名，为党组织输送工人党员干部295名。至1934年共输送各级党、政、军机关约1万名工人干部。各级领导干部中工人干部占三分之一左右，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起到了柱石作用。
发动组织工人积极参军参战。早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 “围剿”战争时期，赣西南地区的广大工人群众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和县总工会的领导和组织下，成立宣传队，向广大群众宣讲粉碎敌入 “围剿”的意义和作用；成立担架队、运输队赴前线救护伤员和运送军需物资，夜以继日地在兵站料理红军给养和伤兵事宜；工人还积极参加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及时安全地将各种情报送达目的地，并保证红色邮政畅通无阻。1931年9月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广大工人又积极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乘胜向闽、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发动战略进攻，收复了被敌人占领的大部分县城。当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中共中央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先后召开“四一”“五一”两次苏区工人代表大会，决议“创造工人师”动员工人带头参加赤卫军，支援红军。在工会干部和工人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成千上万工人争先恐后报名参军的热烈场面。红五月突击扩大红军运动中，兴国县的赤卫军模范师4000多人带头全体加入红军。在兴国县的影响下，闽赣两省许多县的赤卫军、少先队都热烈响应，整团整营地加入红军。1933年8月，中国红军工人师在瑞金正式成立，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执行保卫红色首都瑞金的光荣任务。1934年2月18日，中央警卫师奉命改编为红二十三师。不久，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组织下，成立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师。农业工人师、店员手艺工人师和苦力运输工人师也相继成立。工人师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战争中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发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的统计，红五月突击扩红运动中，苏区工人表现十分出色，从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的一年中，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总数约11万人，其中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在党的领导和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中央苏区各级工会组织立足实际，结合革命战争和红色政权建设需要，开展了各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2.2 超声综合评分法评分结果 超声综合评分法在轻度、中度、重度患者中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76.74%(33/43)、74.15%(38/51)、64.29%(18/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442，P=0.486)。二维和三维超声检查图像见图1、图2。二维、三维超声综合评分法结果与病理结果对照见表3。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成立后，先后领导召开了全苏区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人代表大会、中国纸业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企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直属于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各自工会组织：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纸业工人工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工会组织都设立了各自的内设工作部门。如：中国农业工人工会内设立了组织部、社会经济部、文化教育部、青工部、女工部；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内设青工部、女工部、纸业部等工作部门。
1932年7月，全总苏区执行局机关从叶坪迁至瑞金城北的双清桥头。
瑞金枣子排村：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内设组织部、福利部、社会经济部、青工部、女工部、国家企业部、文化教育部等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团结和组织苏区工人，积极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巩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贯彻落实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劳动法令，积极参加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改善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1932年冬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斗争。1934年 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先后任红8军团、红5军团中央代表，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逝世。
贯彻落实《苏动法》保护工人利益。工会是广大工人群众为着保护自身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组织。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把进一步健全各级工会组织，贯彻实施《劳动法》以保障工人的利益作为重要工作职责。各级工会组织在贯彻劳动法的过程中作了大量工作。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一致认为“争取劳动法上所规定工人阶级所享受之权利，是目前两省斗争的目标，是两省职工联合会的主要战斗任务”。会后，各产业各地工人都积极制订具体的斗争纲领，不仅提出了具体的经济要求和青工女工的特殊要求，而且还明确提出了政治要求。工会要求将劳动法和斗争纲领作为订立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教育工人要认真履行合同义务，以合同为武器，同各种违法行为作斗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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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要求各级工会要教育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企业民主管理，认真学习生产技术，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企业生产水平，从而促进工人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各级工会在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发动群众集资、商业资本家投资等办法，组织生产合作社，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对生活困难的工人发放临时救济金，使工人在生活上得到了基本保障，因此，工人的生产热情和革命积极性都日益高涨。广大工人深刻地认识到，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是保护工人合法利益的坚固堡垒。
加强文化教育，提高工人队伍的素质。中央苏区地处偏僻山区，工人文化水平低，工人中不识字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必须造就有文化有阶级觉悟的一代新工人。因此，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会的十大任务之一，是工会必须加强工人的文化教育，要求成立工人宣传队和工人俱乐部等。各级工会组织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来教育和训练工人群众，以提高政治素质，使其成为阶级斗争的坚强队伍。
为此，各级工会因陋就简，困地制宜创办工人夜校、识字班、读报组、训练班等，以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据1932年12月统计，在江西苏区开办工人夜校3298所，学员52292人；识字班19812个，学员87916人。工人夜校和识字班这种形式，为工人扫盲提高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各地还办起了大量工人俱乐部，据不完全统计，江西苏区有工人俱乐部712个。工人俱乐部既是工人进行文化娱乐的场所，同时又是文化教育机关，内设读书班、读报组、新剧社等。通过组织工人读书、看报、学习时事政策，使他们的文化政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各级工会普遍开办了工会干部训练班，除学习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外，也学习文化知识。通过学习和训练，工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适应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会工作的需要。
真鲷音响驯化第4天开始对声音产生反应，超过10d放声后几乎全部上浮，在声源区做回旋状群游，并摄饵旺盛；牙鲆放声后全部上浮需要音响驯化20d以上。鲫音响驯化第2天对声音就开始产生反应，5d后几乎全部上浮并向声源聚集，说明骨鳔类比非骨鳔类及无鳔类鱼对声音敏感，由本实验结果可知，对同为骨鳔类鱼类的麦穗鱼进行音响驯化10～15d即可完成。结合投饵对鱼类进行音响驯化，投饵前放声的时间长短对鱼群的聚集效果有很大影响。张国胜等通过结合饵料对鲫进行音响驯化发现，投饵前声音刺激在30～60s间比较适合。由于麦穗鱼与鲫鱼同为淡水骨鳔类，由本实验得知投饵前刺激声选择以60s为佳。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总结苏区工会的成绩与经验时指出：“苏区工人是组织了坚强的阶级工会。这种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题图摄影/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