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五四”：文化转型与小说的雅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进程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发展的雅化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小说史。只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性质、结构相对稳定，大部分小说在这个结构中文化地位一直低下，所以，小说雅化发展的变化进程较为缓慢。及至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小说界革命”发生以后，伴随着社会文化性质、结构的转变，小说雅化发展的变化才十分引人注目。对20世纪中国小说及其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较为细致的考察。
一
从理论上看，小说的雅化发展与小说现象几方面的变化均有关系。首先与作者、读者的文化层次及小说文体声望的提高相联。当小说作者群体的文化素质相对上升，有可能使他们所创作作品的文化质量也随之相对提高；或者，当存在一批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他们对优秀小说存在某种较为迫切的阅读期待时，这种小说消费的需要有可能通过传播交流圈的作用刺激高雅化品质小说的创作；再者，若小说的文体声望得以提高，那么将会吸引更多文化优秀分子参与小说创作和阅读。由于这批作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文学修养，因而此时小说创作的水平与影响力也逐步提高，逐渐走向高雅化。然而，这些又都与社会文化性质和结构的转变有关。当小说为社会所需要，顺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方向，即迎合了社会的文化期待时，它将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也会相应提高。于是，小说的文体声望及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可能得以提升，从而吸引更多高层次文化人参与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并加快优秀文化类型及其它文学文体对小说的渗透，使小说走向高雅化。以上影响小说雅化发展的各因素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如高层次文化作者与读者参与小说创作和阅读，有利于小说文体声望的提高，反过来，小说文体声望的提高又会吸引更多高层次文化作者与读者来关怀小说。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小说是否顺应社会的文化期待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当社会文化性质发生变化或转型，文化结构处于调整之时，小说常常因在文化结构中地位的提高而发生雅化发展的变迁。
此外，小说传播交流圈对小说雅化发展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为它作为一种流通媒介，直接联系并影响小说生产与小说消费。当一个社会推行文学统制政策时，往往要对这个传播交流圈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很难说能否满足读者的阅读消费需要，但却直接制约着小说创作生产的性质和规模，从而左右着小说的雅俗化发展。而在文学统制政策相对宽松或不存在的社会里，这个传播交流圈则通过报刊杂志的创办发行、印刷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书籍的印行出版、版权制稿酬制的建立与实施、书商书店出版部门及小说的商品化与奖惩制等诸环节影响小说生产与小说消费。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高雅化小说表现出一系列严格筛选的特征：小说图书审查机关、出版商及出版编辑部门对作者所写小说的筛选影响限制着书商书店、批评界的筛选，然后又限制着读者的筛选；通过反馈，读者的筛选又影响限制着书商书店、批评界，乃至出版编辑部门此后对小说的筛选方向。经过重重反复的筛选，最后往往是一批文化素质较高，富有才华的小说家的作品得以在高层次文人圈中流通。当然，小说的传播交流圈最终还是受到社会文明程度与文化结构的根本制约。当社会文明程度与文化飞跃发展时，小说传播交流圈诸环节即随之发生变化，因而会改变原来的传播交流方式和速度，并影响小说发展的雅化进程。
二
从晚清到“五四”是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社会文化与文化的快速转变决定了小说发展雅化变迁进程的快速推进。
梁启超等维新派出于改良群治的目的，发现小说可作为把改良思想灌输入人民大众之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工具，因而发动了一场“小说界革命”。其影响之所以广泛深远，不能不说小说在客观上顺应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期待，因为“通于俗”的小说比古雅的诗文更符合这个文化世俗化移动的潮流。于是，晚清时小说的文化地位发生变化。这倒不是像梁启超等人所说的那样一下子就成为中国文学的最高样式，为“文学之最上乘”。事实上，按梁启超等的认识，小说仅仅是作为“载道”的工具，是为宣传其它文化之用的，仍处于高雅文化附庸的低下地位。晚清小说文化地位客观上有所提高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结构发生了变化。
晚清时中国文化的世俗化发展及西方近代人文主义这种世俗性色彩颇强的外来文化的输入，客观上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结构进行调整。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屈辱事件更使一些优秀知识分子意识到封建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对其中的某些核心部分也开始加以重新思考和评价。因此，某些雅文化的文化中心地位发生了动摇，相反，某些俗文化的地位却有上升的趋势。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至晚清发生了雅与俗、中心与边缘、尊贵与卑贱的某种程度的互为移动。在这个移动过程中，作为“小道的小道”的小说（尤为白话小说）终于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结构最边缘的位置，文化地位有所提高。这使晚清小说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小说的文化权力和意义得以提升。原来处于文化结构边缘时处处受其它雅文化规范的局面开始走向消解，小说部分地开始享有表达其它文化思想的权力，相对来说可以作更为深刻的思考和表现。如晚清时出现的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等，或抨击政界、揭发时弊，或反思社会历史与风俗，改变了传统白话小说一味描写娱乐性世俗文化风貌的创作倾向，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小说发展的前景及小说文体发展的潜力。其次，小说的文体声望得到普遍提高。虽然这与梁启超等人不无夸张的提倡密切相关，但根本原因却是小说文化地位的上升趋势。随之，一大批较高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也纷纷参与小说创作和阅读。晚清小说作者，如梁启超、黄小配、陈天华、林纾、李伯元、吴趼人、曾朴、徐念慈等，或者出国留学过，目睹外国小说与文化发展的真切状况；或者能掌握一门及多门外语，著译兼通；或者虽然政治道德态度保守，但在文化方面却能接受借鉴新思想新思潮。他们的小说被一批相应知识结构的读者推重一时。这批大雅君子甚至硕学鸿儒在小说创作中时不时流露出自己的高雅趣味，引经据曲，谈古论今，或政见，或历史，或科技，有时似乎把小说作为表现自己学识的一块试验地。传统经史之类的高雅文化、西方新式的人文科技思想、民俗民谣中的笑语逸闻及文学中的诗词曲赋等其它文化与文学文体因素均渗透于小说之中，小说由故事曲折的娱乐性、情节化向着叙事、议论、说理及抒情兼而有之的文章化、史传化与教育启蒙化转变。
晚清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小说的传播交流方式。传统白话小说作者总是拟想着自己是在给广大听众讲故事。即使明清时一批雅化程度相当高的作品也还保留着说书人的叙事口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小说艺术的精致化的发展。到了晚清时，小说传播交流圈诸环节日益发达，高雅化文学传播交流的筛选机制也得以建立和完善。当时新闻事业日益发展，印刷技术不断进步，刊登小说的报纸和杂志快速增长，由此形成了一个由读者、书商书店、出版商出版编辑部门到作者层层筛选的交流系统，使一批较为优秀的小说在文人圈中流行传播。部分小说作者沿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小说作品也进一步走向文人化与高雅化。另外，当小说以文字刊登的书面形式大量出现于读者面前时，小说作者拟想自己是在讲故事的传统观念也随之有所改变，为读者阅读而写作的意识增强。相应地，传统白话小说的说书人叙述口吻及情节化叙事方式受到挑战，并开始出现一套比较灵活自由的表现手法，如倒叙、插叙手段，新闻化实录写真，散文化、诗化的结构与抒情方式等，从而促进了小说的雅化发展进程。
但是，晚清文化转型的不彻底性又决定了小说雅化发展进程的矛盾性和有限性。如果说他们曾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小说在文学家族中的重要性，那么，他们却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小说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独立地位和真正价值。传统文化观念及其不同等级的文化结构在他们心目中仍较为牢固。所以，他们仍然承认“道”与“文”的高下贵贱之别，小说创作仍须“文以载道”。这决定了这代作家很少从本体意义的高度看重小说，因而，当时小说的雅化发展未必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只是部分地渗透了政治文化功利性文人的趣味和识见而已。于是，晚清小说的雅化发展进程又呈现出深刻的悖论性特征：高雅化的小说内容及趣味与拟想读者通俗化的阅读习惯、阅读能力之间的矛盾。大部分晚清小说家于这个雅俗化矛盾中苦恼地徘徊着，最终开始走向分化。有些艺术趣味较高的作家偏向了以作者为中心的写作态度，向着雅化方向发展。有些作家受日益活跃的小说市场的刺激，产生了卖文为生的商业意识，偏向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态度，向着俗化之路前行。
及至“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及其等级结构进行了对抗与颠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抨击孔教及封建等级制度提倡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其锋芒直指以旧礼教制度为核心、以文言为基础、以等级尊卑制为结构特征的封建传统文化。在这个传统文化结构逐步走向解体的过程中，“五四”新式知识分子建立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以白话语言为基础、以平等独立为结构特征的新文化传统。恰如传统经史等高雅文化不再占据至尊地位一样，在新文化结构中，白话小说也不再是低下卑贱的“小道的小道”，而是与其它白话文学文体和文类型一样，拥有其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并摆脱了其它文化的规范和束缚，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话语结构和表意方式，文化意义和权力空前增长。因此，白话小说在新式知识分子圈中享有较高的文体声望，并吸引了其中一大批优秀分子参与创作和阅读。经过读者、书店、出版编辑部门的层层筛选，最后形成了以鲁迅为首的第一代现代小说家群体。由于这代作家大都是学贯中西的留学生或高等学府的学子，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素养，又充满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文化个性，所以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与精神内涵显得丰富而深刻，文体形式不拘一格，充满开放与创造的气度。“五四”现代小说是新式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自我情感与思索的严肃性文学。如果说传统白话小说的审美观念以“消闲”为核心，叙事连贯、结构清晰、情节曲折；晚清小说的审美观念以“教化”为核心，小说思想艺术处于新旧雅俗之间；那么，“五四”现代小说则以“反映人生”、“自我表现”的审美观为核心，既不专为“消闲”而讲有趣的故事，也不专为“教化”而迁就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却更倾向于为表达自我而营造的一个具有独立价值和独立美的艺术之宫。“五四”现代小说也运用了更为丰富复杂的艺术表现手法，小说结构日趋复杂，情节相对淡化，叙事方式方法灵活多变，并增添了更多心理化、意绪化与诗化的描写成分，其高雅化特征在中国小说史上实属罕见，它是严格意义上的高雅小说。
三
文化转型推动小说的雅化发展，小说的雅化发展又促进小说艺术的变革。从小说史的角度看，高雅化小说探索小说思想艺术的成果常常为通俗化小说所吸收并逐渐定型和巩固，思想艺术提高了的通俗化小说又刺激推动高雅化小说的再探索，如此互为促进，不断提高小说思想艺术的总体水平。与文言小说由雅入俗的整体发展趋向不同，中国白话小说按照由俗到雅的总体趋向不断发展，思想艺术水平渐次提升。其中，晚清与“五四”时期的小说雅化发展不但提高了中国白话小说的文学与文化地位，使之走向繁荣和成熟；而且也为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
晚清小说的雅化运动波及整个小说界，且并非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化内部结构的调整，它还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晚清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外来文化形态比明末清初时萌芽状态的近代人文观念对传统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变无疑更为有力，这意味着中国小说开始较为自觉地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但是，相对于封建传统文化，当时这种外来文化尚处于弱势地位，且大多数知识分子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对此加以介绍和吸收的，其认识水平主要停留于政治功利性层次，且仍以传统雅文化与文学对小说的渗透为主。就整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等级结构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小说依然没有独立的文化地位和审美价值，仍须“载道”，只不过此时的“道”又加进了一些西洋味而已。
这么说，并非意味着晚清小说的雅化发展对实现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仅只是接受了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事实上，有选择地吸收传统与接受新知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由俗入雅发展的晚清小说大量渗入经史诗词等传统文化与文学因素，拓展了小说艺术的表现空间，同样为小说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只是受当时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及“中体西用”文化观等文化历史条件的制约，晚清小说的接受外来文化与文学方面缺乏正确全面的态度眼光和方法，进而影响了对传统文化与文学结构成分的冲击、转化和选择，以致未能根本突破传统的束缚。所以，中国小说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变只有到“五四”时期才能最终实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意识从政治层次向“人”的层次觉醒的转变，也是文化的全方位觉醒。“五四”新式知识分子更全面地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建立起民主科学等现代文化观念。中国小说至此才彻底摆脱处于传统文化结构边缘的低下地位，获得了新文化结构中的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吸收有关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养分而沿着高雅化方向快速发展。如果说晚清小说的雅化更多地表现为传统雅文化及其审美观念对俗文化及其审美观念的渗透，那么“五四”小说的雅化运动则完全不同。它接受了以西方近现代文化观念为主体的“五四”新文化及其现代审美观念的洗礼，并对传统文化及审美思想进行了有效的转化和选择。由于“五四”现代作家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得到较好的转化，并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其小说创作摆脱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及政治实用性态度，初步达到了中西融合的现代文化美学境界。这也是“五四”小说的雅化发展之所以超越晚清小说的雅化运动而能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原因之一。
四
综前所述，小说的雅化发展决非纯粹是高雅化小说与通俗化小说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整个文化发展变革的结果。它不仅表现为高雅化小说对通俗化小说的渗透和影响，还表现为其它高雅化文化与文学对通俗化小说的渗透和影响。晚清与“五四”小说的两次雅化发展也并不是纯粹小说或文学范围内的变革，不只表现为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或者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洋文学对当时小说的影响和渗透，还表现为除文学之外的有关其它中西文化对当时小说的影响和渗透——这一点有时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在由雅到俗、由尊贵到卑贱、由中心到边缘的传统文化结构中，最中心的雅文化类型如经史等拥有至尊的地位，对边缘文化的压力往往也最大。边缘文化为取得中心文化所允许的生存权利或抬高自己的身价则常常追慕、顺从或模仿中心文化。所以，处于文化结构边缘的俗文化如白话小说在雅化发展过程中往往最先接受处于文化结构最中心的雅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吸收其思想艺术形式的某些成分。晚清小说的雅化发展，主要是中国传统雅文化与文学与西洋近现代文化与文学对当时白话小说渗透的结果。传统雅文化审美传统把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而西方近现代文化审美观念则崇尚小说。两者经过巧妙的组接贯通，使小说成为既是“载道”的工具又是“最上乘的文学”。这就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核心。从当时小说创作思想方面看，晚清小说也有别于传统白话小说浓郁的世俗文化生活风貌，增添了更多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成分，既有新旧杂糅的政治议论，又有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描写分析和批判，所以当时小说类型又以政治谴责小说为主。从小说艺术方面看，晚清小说更多地吸纳了传统雅文化核心——经书史籍的表现方法，即文章化与史传化，当然还渗入一些西方化的个人色彩及传统诗词等的抒情性。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注意到从明末起始中国文学中雅俗文学间的互为渗透现象：“从前在诗歌和散文之间，在道德说教的、上层的‘伟大传统’同较为无拘束的、怪诞的通俗传统之间存在的障碍正在被打破。”〔1〕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十分敏锐的发现， 但他据此认为晚清小说的“突出特征”是“浓厚的主观性、内向性和个人主义色彩”〔2〕却有偏失。事实上，除个别优秀作品之外， 这种特征在整个晚清小说界并不突出；只有在“五四”现代小说中这种特征才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实。诚然，晚清小说确实存在某些主观性与抒情性等因素，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正如前面所述，晚清小说的雅化发展不只接受了传统雅文学（主要是诗歌等文人文学）的渗透，还接受了其它雅文化的渗透，而且后者显得更为突出，传统经史等雅文化核心的表现手法对晚清小说的影响无疑最为显著，所以，晚清小说艺术的“文章化”与“史传化”倾向比以主观性、抒情性等为主要特征的“诗骚化”倾向更为突出。导致普实克这个观点偏失的主要原因与他仅局限于文学范围内考察中国白话小说的雅化发展有关；而从其内在思路来看，却又与他接受施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相关。由于将中国白话小说的雅化发展看作主要是中国文学中雅俗文学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普实克对明末清初、晚清与“五四”时期三次小说雅化的质的区别未予仔细辨析，把《红楼梦》、《官场现形记》和《呐喊》《彷徨》等三个不同小说发展时期的白话小说的主观性抒情性因素看作主要是对传统文人文学的同样借鉴与继承。循此思路，所以容易产生中国小说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是中国内部的力量”〔3〕这种认识， 正如他当时所假设的中国社会变革“即使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也终将达到其目的”〔4〕一样。 虽然普实克这个观点在之后的研究中得到修正补充，但其内在思路——把雅俗文学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中国文学变革的一种重要动力及强调现代小说与传统文人文学比民间说书人文学更为密切的关系等，由于具有某种精彩的创见性而影响广泛，致使人们相对忽视了这个思路的内在缺陷：即忽略了中国文学雅俗化发展过程中除文学之外的其它文化类型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所以，当我们把小说的雅俗化发展看作不仅仅是雅俗文学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整个文化结构调整变革的产物时，那么，从晚清到“五四”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就应视为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促成下，中国文化与文学结构双重调整并使小说发生变化的过程。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由雅到俗、由尊贵到卑贱、由中心到边缘的文化等级结构发生较快的变化，同时，小说由文化结构的边缘逐步走向文化独立，在此过程中吸收有关中西文化的养分诸如哲学、美学、史学、心理学、宗教、科学等而产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小说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同时，小说在中国文学结构中由边缘走向独立，在此过程中吸收有关中国文学（主要是文人文学）养分而发生变化。这两方面几乎同时进行，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注释：
〔1〕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前言》， 载《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3〕〔4〕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载《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